人口问题，远处的事实

去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第一次让人口这样一个原本只是在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讨论的话题突然出圈了，变成了全社会都关心的问题。只不过大家还会有一些困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

人口问题非常独特，整体性的问题和个体感受刚好相反。个体的感受都喜欢人口少，觉得这样轻松。但是我们一搞商业就喜欢人口多，哪里市场大、哪儿有流量就去哪里。过去中国市场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很重要的一项红利就是巨大的市场。什么是巨大的市场？人人都在说「流量」，「流量」又是什么呢？市场、流量的基础都是人口，如果人口减少了，流量会不会发生变化？而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其实是个比流量本身要大得多的话题。

远处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创业者都有一种能力，就是特别擅长看见机会，优秀的企业都是因为把握了时代的趋势、技术的红利，但这些东西一浪接一浪，让我们目不暇接，近在眼前，比如AI、机器人、自动驾驶、生物基因等等，但是如果真的想做一个伟大而长久的企业，那我们应该有一种意识，去关注一些真正的“大问题”， 关注那些更大、更长的变量。

也许你会说，我挺关心大问题的呀，不管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还是中美关系等等。首先，这些所谓的大问题，都是“当下”的问题，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大问题而是大人物说的话题。

我们很少关心那些「远处的大问题」。

回顾每一个我们心中的创业灯塔，比如马斯克或者宁德时代，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未来”可能的大问题，他们看到了电动车未来的大机会。如果你真要做大事，首先要培养自己对「大」的观念有所改变，从看到眼下的转而去想象未来，如果没有这个「看远」的思维框架或者思维方法的转变，你无法培养自己真正看到大问题、获得大机会的能力。

真正的大问题是用时间为跨度来思考的，要找到未来可能的长变量。比如我理解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里，由远及近来看，最远的就是人口问题，这是个世纪之变；其次是气候问题，是未来五十年的考虑；第三可能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十年的跨度来思考。

已经到来的人口问题

加拿大曾经请麦肯锡协助制定过一项百年国家战略，特别简单，就两条，一条是基础建设，一条是移民政策，把原本每年30万移民增加到60万，这项政策如果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到本世纪末加拿大的人口会达到1.2亿。现在加拿大的人均 GDP大约是4万多美元，如果保持大约2%的年增速，到世纪末可以达到30万美元，经济总量达到近40万亿美元，那就可能成为了下一个超级大国。

人口就像树的生长一样，是一个缓慢的大变量，影响的是未来100年，到了那时回望这一百年，你可能想象不到各个国家和世界走过了怎样一条曲线。

一个普通人可以怎么思考人口问题？

如果人口的老龄化、少子化是必然的，那我们将面临什么？

未来全社会都会进入一种又长寿又高龄化工作的一种常态，我们需要建立好这样一种心态准备。

以后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意味着一个人的就业年龄会往上移，退休年龄会上移到65岁甚至更高。过去互联网公司非常崇拜年轻化，比如宣传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如果是26、27岁，感觉这是一家比较有活力的公司。但是几十年后，不管企业愿不愿意，都得雇佣年龄越来越大的人，只有最顶级的公司才有权力争夺那些最年轻的精英人才，但凡落后一点，连争夺的权力都没有。对于创业者来说，在人力和组织观念上是不是需要什么改变？

如果是我，站在公司的角度，我会有意识地学习如何接受和甚至主动雇佣年纪更大的人，不再一味地追求年轻化，不要招个总监也非要 35 岁以下的，首先你本身对人才的吸引力能不能竞争过别人，其次从承担社会责任的角度你也应该有意识地「适老性雇佣」。

对于个人来说，首先，原本读书、工作、退休享受生活的「三段论」人生不存在了，未来每个人的人生会变成「多段论」，每几年可能就会有一段经历，你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有所创造，再退出，停顿，看看这个世界，随后又重新开启一段新的经历，不断地换轨道、学习、就业，人生再也不是靠一个专业就能走到底了。每个人都要让自己始终保持在创造的状态中，一生或许有七八段经历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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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要接受人生就是起起落落，有可能上一段工作就是高薪，但下一段工作的收入就是没有之前高。

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就不要想说「我的人生就这样了」，而是不断寻求变化，始终追求一种成长感，学习也好，成长也好，变化也好，人主动有意识让自己处在一种生长状态中，不怕不知道，随时可以学习。

当年纪越来越大，可以如何学习重新理解在工作中创造的价值呢？我最近理解到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他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年轻的时候你曾经有过很多创造，动手做了很多事，可能也犯了很多错误。是别人包容了你甚至你或许都不知道。未来你会从创造走向承担责任，有了更多的责任意识，愿意对别人说「你去做吧」，由我来承担后果和风险。

作为一个年纪越来越大或者说成熟的职场人，心态也应该调整，不是说你年纪越大，家庭负担重、对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要求，就要对收入有更高的要求。很多人能上不能下，就特别尴尬。

我认识很多最早一波外企的高管，一到中年之后特别恐惧，不敢出去也不敢折腾，但过去几年不断有外企离开中国，这些人温水煮青蛙，能力没有锻炼出来，公司都没有了，一夜之间失业，更没有勇气和能力去接受新的挑战。到了互联网这一波又是如此，甚至职场中还存在中老年歧视，过了35岁基本上就不敢跳槽、不敢找工作。

在香港、日本看到做服务行业的很多都是老人，原本我们想的都是老了之后颐养天年、享受生活，但未来老龄化之后谁去干这些工作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去干。不要总想着我怎么混成这样了，老了还要干这些工作，而是可以把它理解成丰富多彩的人生的一部分。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生活的手段，改变那种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工作那种心态。

回到开头说的，不管你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普通人，当你思考了人口问题，就会开始建立这样一个新的认知框架，如果你还有更深度的思考，观念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并有意识地做出提前性动作。

关于人口问题，他们怎么看？

上面这些思考主要来源于去年五月在前沿社组织的「前沿思考论坛」上，我与人口问题专家大前研一和梁建章的对话。我以为人口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弄了半天是一个中国问题。

分享几个他们发言中的观点：

梁建章：

1.少子化现在还不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只是日本等东亚国家和中国的问题。全球人口的生育率还是在2以上，而且人口会一直增长到100亿左右。

2.中国少子化程度是世界上最严峻的，甚至比日本还要严峻。中国目前出生率是1.3，意味着每个妇女只生1.3个孩子，低于日本的1.36。影响中国生育率的几个社会因素首先跟日本一样，不结婚，找不到合适的伴侣；高房价、高教育负担，家长鸡娃的压力全世界最高。这两项都比日本更严重；女性生育友好程度低，比如母婴设施。

综合来看，如果没有大的改变，未来中国生育率长期低于日本是大概率事件。

3.中国的上升潜力还很大，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滞后于实际的创新能力。正常生育率情况下，未来中国可能超过美国，但如果每一代人生育率减半的话，中美的竞争格局可能会发生逆转。

4.如果参照丹麦花了GDP的3%~4%用于鼓励生育的数据。中国要花GDP 2%的钱才能追上日本，5%才能追上欧洲，追上美国或者更高水平可能需要花费GDP的10%。

5.不能因为低生育率是一个慢性病，20年后才会影响我们，就不去解决它。

6.日本为什么没有拿出更多的钱鼓励生育或者吸引移民？因为老龄化之后老人是既得利益者，也掌握投票权，他们想得没有那么长远，当要平衡社会应该花更多钱给老人养老还是花更多钱让年轻人生孩子的时候，很难把资源倾斜于去解决生孩子的问题。

7.生育本身是生物性的，但是现在人们虽然喜欢小孩，但女性个人发展和个人娱乐也越来越有吸引力，个人发展跟抚养小孩有一定的竞争性。要把抚养小孩这件事变得没有痛感，有各种支持和福利才有可能维持种族繁衍。需要国家「管」起来。

8.生育率低的问题对整体宏观经济影响不大，20年后可能对婴幼儿产业、教育产业有一点影响，但对老年产业来说是很好的。

9.创新是年轻人的天下。

10.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实际上加速了创新变成经济中最重要的要素的历史过程。任何日常或者有规则的工作几乎都能被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替代，唯一不可替代的是创新或者说高级的创新，真正创造性的工作还是要人来做。

11.创新人才加上一些法律、财务等的专业人才大约占到人口比例的 10%~20%，这部分人的收入会越来越高，另外从事那些逐步会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作的人的收入会越来越低，呈两极分化。世界上将有几个地方有集聚效应，把人才、资金、创新吸引过去，最后看谁能吸引更多人才，生更多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说人口这么重要。

大前研一：

 1.2010年~2030年，日本人口60岁、70岁的人口特别多，到了2050年，80岁的人会特别多。这样的人口结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年轻人，但老年人特别多。这些老年人会告诉年轻人该干什么，告诉年轻人该如何生活，会制订很多规则，对年轻人进行管束。所以这样的人口结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足够多的工作人口，第二个是太多人讲很多的规则、习俗，使得社会停滞不前，这个问题比人口结构上的问题更为严重。

（我曾经跟日本最大的出租车公司谈过合作，他们说司机的平均年龄是60 岁，我当时很吃惊，后来理解了，因为这家公司成立于日本经济刚刚腾飞的上世纪 60年代，那时候出租车司机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第一批万元户，是姑娘们最想嫁的人。40年过去了，他们一点没变，还在这儿做出租车司机，从小伙子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作者注）

2.日本女性在择偶时，希望配偶的收入比她高一些，这就意味着收入在底部1/3的男性没有人要，收入在上层1/3的女性也可能找不到对应的男性去结婚。

3.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社会需求的影响：缺少照顾老人的人，没有足够的学生导致教师过剩，全国有13%的闲置住房，老人的储蓄很多达到18万亿；比较富裕的父母和比较贫穷的子女住在一起。整个社会很稳定、很安静。

4.丹麦的成功案例：把老师的角色从原来的「教」变成了「引导」，引导学生自己找到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领导力。过去几年，因为教育上的变化，丹麦的人均GDP翻了一番甚至两倍，而日本的人均GDP在过去30年几乎是没有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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