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维迎（辛庄课堂学术总导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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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群，是人类经数万年演化而形成的重要特性，它是基因的，也是文化的。对个体而言，它是生存策略；对群体而言，它是解决合作和协调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合群也带来负面后果。出于社会压力，人们会言不由衷，行不守信，经常说自己私下不相信的话，做自己私下不认同的事。结果是，一些坏的规范能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流行起来，甚至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比如，近代之前欧洲贵族间盛行的决斗，就是一个恶习。出于所谓的“尊严”，一点鸡毛蒜皮的争执就可以让当事人把生命赌上，不挑战没面子，不应战也没有面子。还有宋代之后中国妇女的缠脚，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有好处，但流行一千年。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就被父母摧残得死去活来，只是因为所有的父母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女儿长大就找不到婆家，所以摧残也是爱的表现。再比如，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爱国=反犹，所以几乎所有德国人都成了反犹主义者，因为没有人敢不爱国，结果导致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赫尔曼•戈林，这位希特勒的干将，本来并不是一个强烈的反犹主义者，私下甚至对犹太人有点同情，他的副手米尔奇还有一个犹太人父亲，但为了表现出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忠诚，他支持1935年制定的纽伦堡排犹法，提出一系列迫害犹太人的举措，还于1941年直接下达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命令。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经验和实验研究证明，当人们担心自己可能被指控具有某种不可接受特质时，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具有完全相反的特质。这就是“真诚幻觉”（illusion of sincerity）。比如，一个胆小的人害怕被人说自己胆小，会故意做危险的事情；一个性格冷漠的人有时会表现得过分热情。这被弗洛伊德称为“反应形成”（reaction formation），其实是一种自卫方式。让我举几个实验研究的例子。

在莫罗可夫（P. Morokeff，1985）做的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首先对62名女性实验参与人做了“性罪感”（sex guilt）评估，然后让她们看一些色情作品。可以推断，性罪感高的人会认为色情作品是不可接受的。与此相一致，她们确实报告说，她们在观看色情作品过程中的性冲动比较低。但生理学测量指标显示，她们的性冲动实际上比那些性罪感低的女性还要高。生理反应和自我报告之间的矛盾表明，这些性罪感高的女性主观上否认她们的生理冲动，目的是显示自己的性罪感确实高。

亚当斯、赖特和罗尔（Adams，Wright and Lohr，1996）对男性做了一次类似的实验。研究人员首先对64位实验对象做了“同性恋憎恶度”（homophobia）评估，其中35位憎恶同性恋，29位认可同性恋。然后，研究人员让每个实验参与人观看了一段同性恋性爱的录像带。观看录像带之后，憎恶同性恋的男性报告他们在观看过程中的性冲动水平很低。但生理学测量指标显示，他们的性反应甚至高于其他参与人（即认可同性恋的人）。因此，自己报告的主观反应与他们的身体反应正好相反：最受同性恋刺激的男性正是那些对同性恋持负面态度的男性。

做政治上正确的事是人们通常的行为规范。达顿和里克的一项实验发现（Dutton and Lake，1973），如果白人实验参与者在参加测评后被告知他们有种族歧视倾向（实际上没有），在随后扮演模拟法庭陪审团成员时，他们给黑人定的罪比给白种人要轻得多；如果走出大门遇到乞丐搭讪（其实是实验的一部分，但实验参与人不知道），他们对黑人乞丐比对白人乞丐也更慷慨。他们这样做，就是想避免被人说他们是种族主义者。

仅仅自己遵从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指责、甚至严惩那些违反者。这是因为，人们还在意一个人出于什么原因遵从规范。真信徒对冒名者有着强烈的藐视，因为后者遵从只是出于功利的考虑，不够真诚。出于错误的原因遵从还不如压根就不遵从。为了不被暴露成“伪君子”，假信徒必须充当“执法者”，通过惩罚不遵从者，以显示自己的真诚。这也是“真诚幻觉”。比如，刚加入邪教或黑社会组织的人一定要表现得更为疯狂。借用“皇帝新衣”的寓言，为了不让自己在众人面前显得“愚蠢”，每个大臣不仅要自己假装看见了皇帝穿着漂亮的新衣，而且必须斥责、甚至殴打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的小男孩。

韦勒、库瓦巴拉和梅西（Willer，Kuwabara and Macy，2009）的三个实验证明，在公开场合，人们确实会充当“坏”规范的“执法者”，以显示自己的真诚。在一个品酒实验中，实验参与人被告知他将参加一个六人组成的品酒小组，每个人坐在计算机前，品尝三种不同的酒，然后将自己的评分输入计算机，每个人的评分其他人都可以看到，因而是公开信息。标注A、B、C的三杯酒其实来自同一瓶酒，只是C杯加了点醋，A和B完全相同。实验参与人被告知按顺序打分，自己排在第五位，前四位给出分数后他再打分，第六位最后打分。其实其他五位都是实验人员用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参与人”，但真正的参与人不知道。前四位虚拟“参与人”给A杯酒的打分分别为5、5、4、5，远远高于给B杯的评分（分别为1、2、1、1），尽管这两杯酒实际上完全相同；对B杯的打分甚至低于C杯（分别是2、2、2、2），尽管C杯是加了醋的。在实验参与人打分后，第六位虚拟“参与人”给A和B杯打了相同最高分，即5分，给C杯是2分。在对三杯酒评分后，每个参与人被要求对小组的其他人的品味做出“同行互评”。实验共有52个实际参与人（因而假定有52个品酒小组），其中一半被告知他们对其他人的评价是保密的，另一半人被告知他们对其他人的评价是公开的。

实验结果是：第一，对完全相同的两杯酒A和B，实验参与人对A的平均评价显著高于B（A平均得分4.39， B平均得分3.96），其中27人（52.9%）给B评分低于A（其中3人（5.9%）给B的评分甚至低于C）；13人（25.5%）给A和B的评分相同；11人（21.6%）评价B好于A。第二，在同行互评时，当评价信息是公开的时候，参与人倾向于给“主流”意见（即前四位虚拟“参与人”）打高分；但评价不公开时，参与人对非主流观点（即说真话的第六位虚拟“参与人 ”）的评价更高。

上述发现意味着，第一，大部分人是跟随“主流”的（即前四位虚拟“参与人”认为A杯好于B杯），即便他们私下并不认同“主流”；第二，人们在公开场合会惩罚“离经叛道者”（即说真话的第六位虚拟“参与人”），尽管他们私下更认同他的观点。

另一项有关“论文评价”的实验给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这项实验中，76个实验参与人被要求读一篇论文，然后给出自己的评分。这篇论文其实是胡编乱造的，但参与人被告知是哈佛大学一位著名教授写的。16位评分不被公开的参与人给论文打了低分，但60位评分将公开的打了高分，因为各自小组的四位虚拟“参与人”给论文打了高分。在同行互评中，随大流的参与人对“主流意见”（前四位虚拟“参与人”）的评分高于非“主流”（第六位），而少数坚持独立判断的参与人对非“主流”（第六位）评价更高。特别地，互评信息被告知不公开的30位参与人的评价中，说实话的虚拟“参与人”（第六位虚拟参与人）平均得分和“主流”（前四位虚拟参与人）的平均得分基本相同；而在互评信息将被公开的另外30位参与人的评价中，“主流”意见的平均得分远高于非“主流”得分。这就像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或者害怕别人说自己肤浅，一方面对“著名学者”的论著肉麻地吹捧，另一方面贬低其他不以为然者。大部分人认为好的作品未必是真的好作品。

“真诚幻觉”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在“民族主义”变成民粹的时候，有什么比将其言论与自己不同的人说成“卖国贼”更能显示自己的“爱国”情怀呢？至于他们自己是否真的爱国，就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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