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旺：八年沧桑一世情

李旺辛庄课堂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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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音频来自于吴堡县广播电视台FM91.5

《铜吴堡美文》栏目

原题：《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和我爱人李合信1972年2月到吴堡，1980年调到咸阳。在吴堡工作生活了8年，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李旺老师和李合信老师合照

我们是西北农业大学69级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1970年分配到兰州军区宁夏吴忠农场劳动锻炼，1972年再分配到吴堡工作。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家庭中，曾祖父李桐轩是西安易俗社的创始人，祖父李约祉是个爱国学者、教育家，叔祖父李仪祉是我国近代水利事业的创始人，舅爷张季鸾是我国著名报人、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我的父亲李赋丰是榆林地区水利局的总工程师，他的兄弟姐妹也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教授。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吴堡的。

报界宗师——张季鸾

当时从榆林到吴堡有多半天的路程，汽车一直在一条峡谷中颠簸，让人有些透不过气，直到下午，突然眼前一亮，前面出现一片开阔地，一条大河出现在眼前，泥浪滚滚，我们来到了黄河边。这个地方叫宋家川，是吴堡县政府所在地，川道狭长，多数人住在山上。一条公路贯穿东西，河的对面是山西省。当晚，我们住在县革委会的一孔窑洞中，合信打回来晚饭，往桌子上一放说：“来，吃！”我一看，大粗瓷老碗中整了半碗红色的高粱面节，上面盖了些酸菜熬土豆，心里不由一沉，今后就要吃这种饭了！第二天，我们去报到，合信定下到县体委工作，我被分到了吴堡县宋家川中学当老师。

黄河流过吴堡县

宋中在宋家川东尽头的山上，下面就是黄河，我站在学校往下看，发现一条大桥联通两岸，有人告诉我，大桥是两年前刚建成的，对岸是山西的军渡。一句话提醒了我，1952年省水利厅派我父亲到榆林时，不就是从这儿过的黄河吗？马上就有了一种亲切感。想想过了桥，坐半天的汽车到介休，就可以坐上火车回西安了，觉得倒也不错。

学校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必须自己在老百姓家租窑洞住。有人告诉我们，学校旁边隔道山梁有个叫迎喜的人，家穷，有个空洞子，没钱安门窗，如果出钱安上门窗就可以租住。我们出了120元，租期5年。窑洞很简陋，土墙土炕，还有一个石面的连炕灶，但因一切都是新的，还算干净清爽，我们就这样安顿下来了。一住下来我们就面对两个难题：吃水要到山下黄河滩机井中去挑，做饭要拉风箱烧火。这时，合信就尽显英雄本色。我曾和他一起去挑水，认为小时候在家也挑过水，不难，谁知挑上水一走山路就不行了，回家的路有两条，一条弯弯曲曲要不停地换肩，另一条左边崖壁右边深沟，小路只有三四十公分宽，不可能停下来休息，我真是干不了。烧火更是他的长项，他从小就帮母亲烧火，知道怎么省柴火烧得又旺，因为有了他，我才顺利地度过了最初的难关。

一开始学校给我安排音乐和农业基础知识课，还负责学校的文艺队，我干得还不错，不久省群众艺术馆在榆林办音乐培训班，就派我去参加。去了才知道是培训作曲写歌的，我哪会作曲呀，为了完成任务，我就在去开会的路上哼歌，按照头天晚上想好的主题、旋律一边走一边哼，到了班上就把它写下来。我写了两首歌，一首《我爱我的小扁担》，一首《运动员之歌》，都是和我这段时间的感受有关。《小扁担》的歌词我还记得几句：“小小扁担悠悠闪，悠悠闪，山间行行小飞燕，小飞燕，担水浇树树苗绿，送肥上山壮农田……”我们学校后面的山那时候叫反修高地，是干部劳动改造的地方，每周我们都要往山上送一次粪，因为不会换肩，我总是担上茅粪就往前赶，找到一块平地放下担子歇一歇，等别人赶上来，我就担上又跑，所以特别羡慕那些会挑担子的学生，她们一闪一闪，左肩换右肩，走几步，右肩又换左肩，肩上换，脚不停，优哉游哉，真是比舞台步都要好看。这首歌受到辅导老师的大力赞扬，把它作为教材讲给大家听，力证一个道理：“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者的真实感受。”还把这两首歌收入歌本。

吴堡人过年过节都要搞一些文艺活动，他们有自己的艺术形式：扭秧歌、跳二人台、过年还要转九曲。二人台是一对男女跳的舞蹈，和东北二人转不同的是没有唱词，纯粹是舞蹈，随着不断变化的鼓点，两人拿着扇子或造型，或起舞，还能表现出一定的情节，健康优美，学校的女教师尚思珍跳的二人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转九曲是从古代战场阵型转化来的，春节在黄河滩用高粱杆彩灯布下九曲阵，从阵口进入，随着人流转呀转，也不知怎么的就转出来了，神秘而热闹。陕北人个个都会扭秧歌，只要唢呐一吹，锣鼓响起，前面有个伞头一带，跟着就能扭起来。我认为形式太单调了，学校宣传队打破常规，做了些花篮拿着，变化出很多队形，加入很多新的动作，走出去让当地人大开了眼界。不过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关公面前耍大刀的劲，不好意思了。当时很多领导同事对我很支持，宋均太老师还亲自做出很多漂亮的花篮，真是谢谢他了。

音乐和农业基础课是副科，我总有点不满足，学校有位化学老师是关中人，想调走，学校不放，他就动员我教化学接他的班，我仗着在大学学的基础课大多是化学，就勇敢地答应了。理论课我一点都不怯活，讲得清楚明白，可是一上实验课就坏了，仪器不配套，我又想给学生做，结果产生的气体把玻璃瓶打向天空，落下来又摔得粉碎，学生们一阵惊呼，我也吓坏了。校长宋炳希建议我教语文，从此后我就成了语文老师了。

我这个外行想当个合格的语文老师也不容易，蒋维礼、戴文敏、张培兰等老师给了我很大帮助，我自己也真是下足了功夫，成天抱一本字典，从字的笔画、笔顺研究起，钻研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跑图书室寻找资料，给学生布置作文时自己写“下水作文”。我的文章很快传扬出去，不时有人要去转抄，我们的教务主任李务滋也说可以积累下来出个散文集，可后来我发现转抄我的文章的人是为了自己应付考试，再加上我也害怕文字狱，就停手了。假期教师集训时，我在老教师的指导下，给全县语文教师上示范课，仗着普通话说得好，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这时我才发现我很喜欢这个职业，也天生是个当语文教师的料，那时怎么没报考师范大学呢！这段经历，为我以后成为一名高三语文把关教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校际交流的过程中，我才发现，那年代吴堡真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学校、医院、农技站、兽医站等稍有技术含量的单位，大概有一半职工是外地来的大学生，中间不乏名校生。教物理的马志伟老师，北京人，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分配到这里。又教语文又教英语的蒋维礼老师，上海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选择分到北京，想在首都大干一场，谁知一年后部里精简机构，他被下放到西安无线电学校，反右时因为话太多，被下放到吴堡劳动改造。和他有同样遭遇的叶奕铸老师，上海外语学院毕业，同样下放到西安无线电学校，又同样下放到吴堡劳动改造。叶老师说他哥哥解放时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因为这个他特别小心谨慎，反右时因为他不发言，政治上不积极，所以也被下放了。教语文的艾绍武老师，东北师大毕业，被贬到吴堡后，他爱人也从北京调到了吴堡……

当年宋家川中学部分男老师合影（后排左三马志伟）

有一天，马志伟老师给我看了一张照片，上面的女子非常美丽，是他的表妹。他说这个表妹不是他姨亲生的，是一个著名演员的私生女，他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来他分到吴堡回不去，俩人都很晚才分别成家。等再见面时，他已成了大腹便便、白发苍苍的老头了，这也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

艾绍武老师是个典型的文人，爱看书，还有个记笔记、写批语的习惯，比如，人家写“毛主席万岁”，他就在旁边写“万岁不可能，百岁还可以。”他还写：“到了太原，就到了苦难的边沿，到了吴堡，就到了苦难的深渊。”“学生吃的是猪狗食。”现在想起来，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可是当时不得了，他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他在监狱里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改造。有一次放风的时候，他拿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看累了，把语录本放在大腿边，哨兵呵斥他，说他对毛主席不敬，他想解释，结果被上了背铐，整整一夜。他曾经拿出一件东西给我看，是一块白布，上面用红线绣的毛主席的老三篇，字迹十分清秀。他说，老婆给他送棉衣时，秘密藏了一根针，他从床单上拆下线，偷偷绣成的。我很同情他，帮着把他调到咸阳。

1972年年底，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工作忙，合信经常带球队出去打球，有时还得下乡，后来他被调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一周最多只能回来两次，我只好请人帮忙看孩子，这样，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当地人。

我的房东迎喜是个铁匠，他的父亲就住在街里，家境还可以，但是迎喜很穷，有人说，他是红军离开时留下来的小孩，不是亲生。我问过他，他说，没有人找过他，他父亲也从来不提，他也不好问。他的爱人润兰也是老红军的后代，她父亲没文化，解放后回家当了农民，所以润兰是农村户口，根据当时的政策，她的三个孩子也是农村户口，这就意味着她家四口人，三口都没有供应粮，常常为吃粮发愁。给我看孩子的张老汉，也是个离休老红军，据说是个可以到县委拍桌子瞪眼睛的人物。

我有一段时间请了一位老太太住在我家帮我看孩子，有一天来了一位看望她的老汉，那老汉坐在炕上就说个不停。说在延安时，他是毛主席警卫连的战士，毛主席在礼堂看戏，他们就骑着马在周围巡逻，毛主席看戏后，娶了个老婆叫江青。他说，大家都知道红军从什么地方到延安，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走的，就是从咱吴堡过的黄河，毛主席过河前在哪块石头上坐着抽烟，在哪块石头后面尿了一泡，他都知道。他说解放前吴堡老乡家都有几大瓮存粮，两三年没收成都不害怕，战争年代，大家把粮食都捐出去了，他们的头头对毛主席说：“主席呀，我们陕北人把自己肚子里的一点粮食抠出来捐给咱的军队咧！”从此以后，当地人总是为吃粮发愁，幸亏他们有土豆、红枣、黑豆或黄豆砸成的钱钱，才能维持起码的营养。

我们在吴堡的那几年，是吴堡生活最苦的时候，很多人家里不够吃，城镇供应粮，干部60%的杂粮，居民80%的杂粮。学校没有洗手间，师生共用一个露天厕所，孩子们的大便净是不能消化的高粱壳。灶上开饭大多是一个用玉米面拍成的三角形椎体，叫玉䄻秫“圪梁”，再抓一把盐放在上面，就是一顿饭。合信下乡去进行路线教育，农民家吃的一种叫“糠炒面”的东西更是难以下咽。那时候的县革委会领导“左”得厉害，搞什么“学习大寨先进县”，全县干部每天在反修高地上挑灯夜战，挖山填沟整平地。

这些不说，最要命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城里连个卖菜的都没有。我给孩子买不到鸡蛋，只好去了山西军渡，谁知刚买好，一群人便围了上来要没收，我急了，直喊：“不是买的，是朋友送的。”我在军渡哪有什么朋友呀，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学校的王象贤老师拨开人群走了进来说：“不让拿就算了，给我！”说着，接过鸡蛋就消失了，我还站在原地发呆。两天后，王老师又趁夜晚过河给我取回了鸡蛋，这件事让我感恩一辈子。

90岁的王象贤老师独守吴堡千年石城

其实，在吴堡令我感动的人和事还有很有很多。有一次我和一些学生帮生产队收割庄稼回来，当我背着谷捆沿着窄窄的山路从很远的地方熬回来时，感到的不只是劳累，还有恐惧，因为我背后的谷捆不时地碰到崖壁上，我总觉得要被掀下悬崖了。这时，一个小姑娘匆匆赶来接下我的谷捆，她是完成自己的任务后，又专门赶回来接我的，她不是我教的学生，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但她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在迎喜家住了五年后，租期到了，我找宋炳希校长，希望学校领导帮我解决困难。学校有一个后背坍塌的窑洞，我看上了它。校长派了几个工人堵上了那个窟窿，还动员一些学生帮我铲掉了原来的墙皮，说这原来是学生的宿舍，怕墙里有壁虱、臭虫之类的东西。窑洞里尘土飞扬，可是学生干得热火朝天，吴堡的学生很朴实，干活也很卖力利索，半天就给我收拾得利利索索，工人还给我在窑洞里砌了个灶台，这样我们便就又有了一个家，在里面住了三年。在那特殊的年代，学校领导能打破常规让我住在学校里，真是让我感激不尽。后来孩子大了，没有幼儿园，在校园里乱跑，我给校长建议开办一个幼儿班。校长很快腾出孔窑洞，聘请了一位幼儿老师，办起幼儿班，为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想起这些事，都觉得很温暖。

我一进校就和李务滋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得到她很多帮助，她和她的爱人宋炳希为吴堡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大贡献，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几十年过去了，我梦中仍然经常在吴堡的山路上爬行，迎喜给我的擦洋芋的擦子，袁桂生给我的菜刀，现在我还用着，学生来看我时，我总要问问吴堡的变化及我认识的人的近况，那里是我风华正茂时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人善良、热情、友好，给困境之中的我很多温暖。

从电视网络上看到吴堡的新面貌，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吴堡日日强盛，吴堡人民天天幸福。

来源：《铜吴堡》杂志

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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