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名

回顾历史，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一段历史存在特别是精神存在，我们可能会惊异，那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为什么会是那样：突然间大放异彩，满脸阳光，热情洋溢，热烈地拥抱新事物，充满理想主义和创造激情，不断开辟新天地。其实，事物的发展不仅有它自身的逻辑，而且，也有它内在的精神赓续。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一百年间，如果谈新文化的兴起和思想解放，那么，主要的和重要的就是两次，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就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简称“二放”。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80年代的“二放”，其间虽然隔着复杂诡谲的历史烟云，但是仔细检视，某种精神的脉络时强时弱，仍然断续而存，像血脉一样，前后连续，以至生命不灭。把历史再放大了看，“五四”与“二放”其前其后，那束光明的精神血脉仍然不绝如缕，如缕不绝，贯穿了中华民族整个前行的历史。

1962年，那个特别的年代，在西安户县，有一个小人物，突然在那个时代站了出来，放出异声，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历史。即使多少年后，再来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仍然要被那个小人物瘦弱的身躯所发出的强大的声音所震惊，不，准确地说，是惊呆！

这个人叫杨伟名。事情发生在1962年春天。这一年杨伟名三十九岁，是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这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时任咸阳专署专员的王世俊说：“1962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大地上，人们已经历了长达三年的饥饿与严重的物资供应困难。造成这严重的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祸，正是由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急躁盲目，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严重地背离了客观现实，从而酿成了严重经济困难的恶果”（王世俊：《与杨伟名同在》，《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面对如此困境，人们不能不思考。杨伟名和大队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他们不能不相信，但他们就在现场，因此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水丰土厚，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民谣说，“金周至银户县”，说明户县是一个好地方，是关中平原上的白菜心。这一年虽然也有一点旱灾，但灾害程度并不特别严重。七一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和大队会计杨伟名三个领头人，在讨论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不自觉，都想到了当然也是看到了人民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讨论，问题越来越明晰，办法也越来越明确，于是，他们三人形成了若干条关于如何走出困境的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然后呈送上级，作为来自一线的报告和对问题的思考办法，供上级研究参考。

为什么文字稿要由杨伟名来写？因为在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这三个大队干部中，杨伟名虽然职务最低，但他文化水平最高。这个后来被称为《当前形势怀感》或称《一叶知秋》的宏文，仅从题目来看，就颇有文人气息，自然其中也更多地融铸了杨伟名的思想。

杨伟名这个人需要介绍一下。他1923年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后读四书五经，他生性聪慧，学习认真，能背诵古文五十余篇，从而奠定了较为深厚的文字基础。后来因为贫穷辍学，他一边种庄稼一边坚持读书，借来邻居好友的课本自学，有高小、初中和师范的课本，也有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平时爱看书看报，善于动脑子、想问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雷敬轩、王一士：《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1949年2月，杨伟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户县解放后曾任副乡长，当年冬组织调他到咸阳地委干校学习，因妻子阻拦未去，自行回家脱党。1957年重新入党。从合作化时起，他一直担任村会计，后来当选村党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热心会计工作，业务熟悉，工作主动”（中共户县委员会：《中共户县县委的调查和处理情况的报告》，《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户县县委在1962年9月26日的这个“调查和处理情况的报告”中，还提到了杨伟名性格的一个特点，“好学习，爱争辩”。“好学习”当然是肯定的话了，“爱争辩”在当年那个文化环境中，则意味丰富，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强的贬义，但用在这里显然也不是褒奖，总之，说明杨伟名对问题有他自己的理解和见解，并不随波逐流。其实，从这个“爱争辩”的性格中，联系杨伟名一生的行状，我们也可以看出杨伟名有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精神。而这，正是古往今来读书人的一个鲜明特点。

所以，他写的《当前形势怀感》看起来似乎横空出世，其实有杨伟名自身的性格和思想逻辑。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杨伟名并不盲从，而是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从1960年开始，针对当时极其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写了十几篇文章和批评建议，加起来有十几万字（有的文稿已在“文革”中焚毁，《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中除《当前形势怀感》外，另收有九篇针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建议文章）。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建议，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有人概括并评价杨伟名的文章和标题有这么几个特点：“篇篇平实而主题重大；娓娓道来，说理从容自信；常识着眼，比喻生动，而不失深刻；极富预见性、建设性；精神自由，独立思考。”（卢跃刚：《不平常的追悼（代序）》，《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杨伟名在写《当前形势怀感》之前，正在写《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这个时候，正值春荒青黄不接，甘肃、河南、安徽、山东等省饥民大量涌进比较富庶的关中平原包括户县，各地饥情和怨情也跟着涌到杨伟名的面前。此时，杨伟名“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胸膛”，他无法从容不迫而委婉地向上提出意见了，因此，《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只写了“三谈”，他便辍笔，开始了《当前形势怀感》的思考和写作。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十三部分：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烦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十三、后记。

“前言”开宗明义：“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做‘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

杨伟名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近似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他所有的观察、判断和政策选择都基于这一理论。

很多年后，历史学者雷颐评价《当前形势怀感》一文时高度称赞，称“其理论水平之高、对当时形势分析判断之透彻、所开‘处方’之准确，读后令人震惊。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页）。

一个人之进入历史，是因为这个人的作为，当然也是历史的选择，是历史对其进程中那些必不可少的环节的选择。人与历史，历史与人，是一个交织互动的过程。杨伟名的《当前形势怀感》，“一叶知秋”，见证了1960年代初那个或明或暗、复杂多变的历史时刻，那个特异的历史时刻也因为这一篇雄文，显现出了它斑斓多姿以及某些诡异的气象。

杨伟名的命运也因《当前形势怀感》而大起大落，在时代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颇具历史内涵同时也尽显民间知识分子人格光辉的悲剧。

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手稿

中国历史上，自汉朝尊儒始，历代书生都有公车上书的传统（汉制规定，官吏或民众上书言事由公车令接待，称为公车上书），而上书人确也有因此被破格重用者，比如著名的东方朔。重用不重用倒不特别重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于高层来说，广泛吸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来自基层今曰“现场”的情况反映和建议，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出于一个基层干部和党员的责任和义务，杨伟名把《当前形势怀感》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文章发出后，开始的反映是积极的。1962年6月，杨伟名接到了咸阳专署专员王世俊的来信。信中说:“最近又接到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很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多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

6月，西安市长刘庚给省委办公厅转去《当前形势怀感》，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6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初，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你们的来信，我早已收到了，确实因为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但是我以为我还是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了您的来信。我把你们的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乃至中央如实做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同时鼓励他们，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宣教动态》副页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当前形势怀感》。

7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这期间，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刘澜涛读了这篇文章，即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青找杨伟名座谈。随之，杨伟名被聘为咸阳地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通讯员。

1962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一个重要年份。8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中，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毛泽东主席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的希望……毛泽东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雷敬轩、王一士：《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毛泽东主席为《当前形势怀感》做了阶级定性后，形势发生逆转。

8月16日，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当前形势怀感》，送省委常委阅。之后，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专署副专员杭尚増、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受命先后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个署名党员谈话，批评来信中有“错误观点”。

10月11日、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得更加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0月29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从9月初至中共八届十中会会前，户县北街七一大队进驻了一个由省地县社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四级工作组。在连番谈话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三人中最年轻的大队长赵振离，从没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大场面，最早表态认识错误了。支部书记贾生财起初还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来也表示知错认错了。杨伟名没有认错，他反复思考文章的立论和论据，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符号，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最初一次谈话时，他神情自若，而且甚为自信地表示自己的认识没有错。工作组把杨伟名视为重点对象。他们先从全大队23名党员入手，逐个谈话，接着，又在社员群众中进行“调查”，个别谈话，开座谈会，指出搞集体化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全村党员和大多数社员一致表态，要集体化，不要“单干”。杨伟名陷入孤立。最后，经过极为艰难的思考，他写下了一纸检讨书，名曰《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著名作家陈忠实读《一叶知秋》

也许，经历了“三年困难”，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对此前狂热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都有自己的感受包括反思，所以，处理杨伟名等三人的最后结论，县委、地委和省委的监委意见一致，认为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已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党内不给纪律处分”。

此后，支部书记贾生财调离七一大队，到竹器社任厂长；原大队长赵振离接任支部书记；杨伟名依旧做原来的文书、会计等工作。

但是，杨伟名从此再未写过一篇文章，尽管他仍然保持着读书看报的爱好，却不写文章了。他平静地生活着。早年，他娶有一妻，不幸于1953年病亡，给他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刘淑贞，起初生活中也有一些矛盾，经此事变，刘淑贞性情也大变，变得温和柔顺，孩子们也变得更为懂事。沉默中的杨伟名，这时才似乎感到了家庭的宁静和温馨。前妻生的一双女儿长到十岁时，照了一张全家照，他赋诗一首：“一胎两女喜孪生，不幸离母襁褓中。居鳏孤楚难抚养，乳娘分忧感衷情。流水光阴匆匆过，双双各长十齿龄。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敛露笑容。”诗中的“乳娘”指的是后妻。这首诗写的平静，似有陶渊明诗的淡泊宁静，也透露了他当时的处境和某种心绪。“居鳏孤楚”，幸有“乳娘分忧”，“流水光阴匆匆过”，到了“今朝”，“愁絮收敛露笑容”。

有一年，杨伟名和队干部没收了一户社员的边角地，那位社员堵到他家门前破口大骂。杨妻忍不住来了火气，杨伟名却不急不躁，先是劝压下妻子的火气，然后别出心裁地泡了一壶茶水，端出门放到骂人者面前，意思是你尽管骂吧，骂得口干舌燥了，喝口茶再接着骂……

相对平静地过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僻居乡村的杨伟名，因为一桩意料之外的事件被卷了进去，进而结束了他的生命。

“文革”开始后，贾生财和赵振离成为“走资派”，被批斗被夺权。杨伟名因为《一叶知秋》被造反派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以后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他家的大门两边，被贴了白纸对联：单干单干，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祖宗。杨伟名与“地富反坏右”排为一列，被游街，被批斗，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灾难羞辱面前，杨伟名却颇有定力，过春节时，他把造反派贴在他家大门两边的白纸对联撕掉，用水清洗干净后，然后用红纸写下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换上。不仅如此，他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也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南边是毛泽东的七律《送瘟神》，北边是他写的七绝一首：“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涛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

从左至右为杨伟名、贾生财、赵振离

1967年10月的一个傍晚，杨伟名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不速之客，是杨伟名的一个知音，不速之客的思想和行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堪称空谷足音。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知音，或者说是为了知音，杨伟名走向了他生命的绝路。这确实也是那个年代，一个惊天动地同时也感天动地的人间戏剧。当然，这个剧最终只能以悲剧作为结束。两个人，两个素昧平生的人，因为思想，因为对问题的认识，也因为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像两颗星，在茫茫的黑夜里，碰到了一起，然后燃烧，然后毁灭。

来人叫刘景华，西安冶金学院“六六届”毕业生，当年25岁，陕西丹凤人。其时，他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简称“统指”）下属的“刘澜涛专案调查团”的负责人。刘澜涛当时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文革”开始，则成了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且有“叛徒”嫌疑，刘景华负责调查整理刘澜涛的材料。刘景华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转引自陈忠实：《不能忘却的追忆》，陈忠实《生命对我足够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刘景华组建起十二人的调查团，到西安南郊长安县细柳公社姜仁村开始调查。姜仁村是1964年“四清运动”时刘澜涛选择的“蹲点村”，1967年9月，刘澜涛被“军管会”拘押，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调查。在姜仁村，刘景华翻阅了大量揭露刘澜涛的材料，尽管他是无条件执行上边交给的任务，但他总是有自己的头脑的，他对材料有自己的常识认知和逻辑判断，他先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怀疑却无法找人交流，就又继续翻阅刘澜涛的其他材料，结果发现了刘澜涛包庇户县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的材料。刘景华得知刘澜涛不仅没有处分杨伟名，而且指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亲自到户县和有关人土谈话，不仅把杨伟名的《怀感》刊登在《西北建设》杂志上，还破例聘请杨伟名为该杂志的农民通讯员。刘景华当即找到《怀感》阅读。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不读则已，一读，他深深地被杨伟名《怀感》的立论和论据所折服，所感动。刘景华自述读后感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转引自陈忠实：《不能忘却的追忆》，陈忠实《生命对我足够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7页）一个农民，竟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竟然有如此不凡的手笔，他“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

1967年10月的那个黄昏，刘景华只身来到户县。下了火车，刘景华寻到县城西北隅杨伟名家，叩开门，先自报家门：“我叫刘景华，西安冶院学生。”杨伟名警惕地问：“你找我是……”刘景华从黄挎包里取出一份红卫兵小报，上边印着《怀感》全文，也印着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另一版是批判刘澜涛包庇《怀感》与杨伟名的文章。刘景华说：“我想找你谈谈。”杨伟名把刘景华请进了屋里。

一灯如豆，杨伟名与刘景华，一个乡间的农民知识分子，一个大学生，在那个夜里，因为谈得投机，所以一见如故，有资料说是两人“促膝相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陈忠实和杨伟名儿子合影

作家陈忠实曾为杨伟名的思想和事迹所深深震动，亦为刘景华其人其事所感动，生前念兹在兹，先后多次走访户县，从知情人那里了解杨伟名，后又远走广州寻访劫后仍存的刘景华。“原想写块稍大的东西，却终未成事”，但“这两位陕西乡党的伟迹一直搁在心底，竟成一种纠结”，后来“做退一步想，把就我所知的事迹记述下来”（陈忠实：《不能忘却的追忆》，陈忠实《生命对我足够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据陈忠实记述，刘景华只身到户县，与杨伟名一共见过两次，一次是“促膝相谈”， 一次是“长谈”。具体谈了些什么，未见资料记载。笔者见到另一则记述，似乎是事后采访刘景华的记录：“刘景华说，那个冬日的夜晚，我们的促膝长谈，使我受到了不少教益。我发现，我们国家的机器运转失灵了，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名演员，全国像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舞台，正在演着一幕又一幕的闹剧、悲剧。我们这一代人被愚弄了，野心家正愚弄着我们这帮青年，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觉悟，甚至正在为他们的阴谋得逞而卖着命，我们党的领导权，正被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们把持着。从我们的谈话里，我看到广大党员中，我们的人民中，有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大多数人ー旦觉醒，也绝不会跟着盲从，他们的阴谋或迟或早会被揭穿的。”（仝德谱：《历史的误伤——一位农民党员的非凡遭遇》，《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无疑，杨刘两人的谈话，由于都能面对真正的现实，面对真的问题，而且两人都有自己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思考，“英雄所见略同”，也就都有了互相感动和互相点燃的效果。

见面之后，刘景华和杨伟名还有多次通信交流。两人的通信后来在灾变中被焚毁。据陈忠实记录，“仅我能看到的资料”，“杨伟名此时已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学习《毛选》的口号‘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教条主义，说‘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这是杨伟名和刘景华交谈和信件的只言片语，总算留下了一些见出杨伟名的思想锋芒的珍贵文字”（陈忠实：《不能忘却的追忆》，陈忠实《生命对我足够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

刘景华和杨伟名在两次见面交谈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其时，红卫兵造反组织正式给刘澜涛形成“叛徒、走资派”的结论时，不仅专案组和造反头目意见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有了明确的表态，但刘景华竟然发言说“刘澜涛不是叛徒”。刘澜涛被定性为叛徒的材料上报中央，刘景华被严重警告。刘景华不服气，又到户县和杨伟名交谈倾诉。英雄相惜，英雄也互相鼓舞。也许是思想互相点燃、人格互相激发的结果，刘景华与杨伟名见面后，回去竟写了十余张反对和否定“文革”的大字报，张贴到了西安的钟楼。西安钟楼是西安的中心，是那个时代各方关注的聚焦点，因此也是各种信息的汇聚地和信息传播力最强的地方。刘景华的大字报立即引发惊天动地的反响，同时很快也被揭走。接着，刘景华被逮捕，被判处死刑。但不知因为何故，却没有立即执行。刘景华被囚整整八年，直到粉碎“四人帮”，才获释平反。此是后话。

刘景华被捕后，在抄家时，发现了他和杨伟名的通信。造反派“跟踪追击”，又揪出了“早就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伟名”。造反派给杨伟名定的新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刘景华的黑后台”，而且是“杨刘反革命集团”。霎时间，乌云翻滚，户县县城到处贴满了揭露“杨刘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杨伟名《当前形势怀感》又一次被翻印，广为散发，成了红卫兵批判杨刘反革命集团的重型炮弹。

杨伟名被批斗，也被“武斗”。陈忠实记述：“批斗地点选定在城关公社院内，造反派质问并声讨他和刘景华的‘反革命言论’，却不准许他回答，更不允许他申辩，干脆不容他开口。红卫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扇他耳光，用拳头捶打他，用脚踢他，从背后踢到他膝盖弯里，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杨伟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斗现场，只好让女儿杨新慧去。杨新慧不敢到批斗现场，偷偷躲在后窗，看到这样一幕：杨伟名膝盖跪着的竟是铡草的铡墩（底座），而且垫着烧焦的煤渣。女儿看到乱拳乱脚乱打乱踢的景象，吓得逃走了。这样的批斗连续两场，时在1968年5月5日和5月6日。和批斗中被打罚跪等身体所受的折磨摧残相比，更致命的是杨伟名在造反派的叫嚣声中得知，刘景华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陈忠实：《不能忘却的追忆》，陈忠实《生命对我足够深情》，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杨伟名和妻子当晚双双自杀。时在1968年5月6日夜。

作家陈忠实记述：

陈忠实为杨伟名文存题字

笔者注意到，1962年10月18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向省委做的《对户县三个党员“当前形势怀感”的初步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对杨伟名的身份有一个界定，说“杨伟名虽然长期没有脱离农村生产，但由于他的中农出身，又有一定文化程度，带有旧知识分子的特点”（《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带有旧知识分子的特点”确实一语中的，也颇能解释杨伟名这个人的精神特点和价值指向。“旧知识分子”过去称“读书人”，今称知识分子。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现代叫法）也罢，读书人（传统称呼）也罢，他们尽管身处时代不同，性格各异，但能称得上知识分子或读书人的，都有一个共同的也是基本的操守和精神特点，那就是人格独立，是社会的良心，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这种操守和精神是代代承续的，所以也有“读书种子”一说。种子承载着一个物种最根本的生命特质。有什么种子，就开什么花，结什么果。

杨伟名，无疑是一颗“读书种子”。刘景华，也是“读书种子”。

这个世界上，亿万年来，曾有多少生命存在过？有多少物种曾经灿烂地活过，后来又消亡了？以致，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在高山，在海底，还是在黑暗的地心，连种子也没有了一颗。彻底地消亡了。

想到这里，不由让人黯然神伤，痛彻肺腑。

风，你能否告诉我？你在地球上吹拂了亿万年，你曾裹挟过它们生命的种子，漫天飞舞，让它们在这无边的世界上，随处生根，发芽，长大，成熟，然后又繁育子孙，世世代代地灿烂。你是曾经有的物种的见证。你能否告诉我，曾有哪些神奇的物种，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所没有的；它们的神奇，是我们永远也无法想象的。

它们还有没有遗落的种子？其物已亡，种子还有。亿万年来，只是沉睡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底，长眠在人迹罕至的角落。可是终有一天，它们还会绝地再生。

广播里有一个美妙的动物叫声的节目，说是最近十几年来，中国长江的白鳍豚，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还有非洲西部的黑犀牛等，由于自然特别是人类的原因，已经灭绝，在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人们现在听到的，只是人模仿它们鸣叫的声音。

每次听到这里，我都黯然神伤，痛彻肺腑。

据说，自然界的物种，正在以每小时三个物种灭绝的速度消亡。

人呢，特别是人的精神呢？人的物质生活似乎比过去好了，人的平均寿命似乎也比过去长了，可是，从古至今，有多少人的精神消亡了？那些精神的物种，我们今天还能看见吗？尤其重要的是，那些精神的种子，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还能找见吗？

比如“读书种子”。

当年，燕王朱棣发动所谓的“靖难之役”，其实是篡位之战，那个高参道衍和尚姚广孝，曾请求朱棣，称看重气节的方孝孺不会轻易归顺，希望手下留情，不要加害，否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列传》记载：“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明白作为士林领袖的方孝孺的分量和影响力，故当初是应允的，“成祖颔之”。

但是，朱棣最后还是杀了这个“读书种子”。为什么？因为这个“读书种子”不听话，换句话，不为我用。杀了，用的是“磔”刑。“磔”是一种极刑，先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张志新也是被割断了喉咙。

方孝孺接下来被恼恨不已的朱棣残暴地诛其十族。既有亲属一网打尽之后，朱棣意犹未平，旷古未闻地“将其朋友代为一族诛之”，凑成了“十族”。李贽《续藏书》说方孝孺十族一共被杀了八百七十三人；此外，更有千余人被发配、充军。

有人说方孝孺“迂”或“愚”，我却觉得，放在那个时代，放在那个环境，方孝孺坚持了一个“读书种子”的良心。他宁死不屈所捍卫的，是正统，是礼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和社会应有的正义。什么是“读书种子”？这就是，这才是。

什么是种子？种子就是一个已死的生命转世的可能，就是希望和未来。

什么是“读书种子”？“读书种子”就是人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肉体死了，但灵魂不死，精神不灭，就是种子。精神还可以转世，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方孝孺死了，死得悲惨而壮烈。一个活着的“读书种子”绝矣，但那一颗精神的种子却没有死。此后的历史，尽管是沉重的历史，也不能够忘记他。历史——他的时代的敌人，清代文人记下了他的言与行，载入正史。这个言和行，体现了“读书”的精神，也记下了“读书种子”之为“读书种子”的精神，这就留下了一颗不死的精神的种子。

何谓方孝孺精神的种子？朱棣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只此一段，只此一点，不从，不屈，难道不就是精神的种子吗？

精神不死，精神的种子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精神的种子没有了，这个世界就只会留下一种声音。金蟾蜍没有了，就只剩下黑蟾蜍的叫声。

有了种子，即使这个世界暂时是一片荒凉，但它总有一天会绿起来的。种子不绝，非洲西部的黑犀牛总有一天还会从水中跃起。

种子是昨天，也是明天；是孤独，也是旗帜；是号召，也是希望。

因此，从大历史的眼光看，1962年的杨伟名和他的《怀感》，虽然只是一点星火，在阔大的夜的天幕上，其光可能显得极其微弱，但它却是一个昭示某种精神不灭的存在。因为它的光的存在，又照亮了另外一个光的存在，那就是刘景华这个光的存在。无数的光点串连起来，我们才能看清历史的天幕有多么浩瀚，看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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