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尊心(self-esteem)。常言说的“无功不受禄”，就是自尊心的表现。在生存竞争中，没有自尊心的人，难以生存并繁殖后代。自尊心使得一个人自强、自立、自律，受人尊重，因而获得更多与他人合作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尊心是一种演化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

但自尊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之一是，自尊心使得人们常常拒绝接受批评，尤其是公开的指责和来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批评。自尊心越强的人，越容易被批评冒犯。他们习惯于把他人的批评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不敬、能力的贬低、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损害。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常常会对批评者发起“复仇”行动。在做出反击的时候，他们很少进行理性计算。出于自尊，他们宁可“鸡蛋碰石头”，“胳膊拧大腿”。中世纪欧洲贵族间盛行的“决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自尊走到极端就是自恋(narcissism)和偏执(paranoid)。自恋者和偏执狂不仅不接受批评，拒绝认错，而且会用新的、更大的错误掩盖旧的、相对小的错误，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结果是，错上加错，欲罢不能，灾难不断，直到没有机会再犯更大的错误为止。

对芸芸众生而言，自恋和偏执损害的只是自己的财富、事业、生活，最多是个体的身家性命，因为他们可用的资源有限。麻烦在于，由于政治游戏更青睐自恋狂，位高权重的人往往有远高于常人的自恋倾向和偏执倾向。他们呼风唤雨，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甚至拥有生杀大权。他们的自恋和偏执，他们的错上加错，常常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生灵涂炭。

德军在波兰进行的闪电战

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的自恋狂，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自恋狂。他从来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包括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的批评。在入侵波兰的三天前，即1939年8月29日，他的副手赫尔曼·戈林仍然在寻求避免跟英国人的冲突，建议他没有必要“赌上一切”。希特勒回答说：“在我的整个生命中，我总是把所有筹码放在桌上。”入侵波兰挑起世界大战，出乎希特勒的预料，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但他没有设法改正这个错误，而是走向一个更大的错误——征服法国。占领法国后，希特勒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战争，想诱使英国签订停战协议。丘吉尔不买账，希特勒又发起“不列颠之战”。不列颠之战未能让英国屈服，他又走向一个最大的错误——发起闪电战，计划用三个月时间拿下苏联。他认为，只要拿下苏联，英国人就会乖乖投降，美国就没有可能参战，他之前的所有决策就都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可惜，他没能如愿，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他的“滑铁卢”。

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认为是二战史最关键、也最惨烈的战役，双方死伤人数超过160万。希特勒命令德军不惜一切代价占领斯大林格勒，与其说是为了达到军事目的，不如说是为了希特勒本人的心理满足，因为，这毕竟是一座以“斯大林”命名的城市。对斯大林来说，保卫斯大林格勒，也关乎自己的尊严和荣耀，所以他命令红军“绝不后退一步”，违者杀无赦。在德军第6集团被苏联红军包围后，希特勒仍然固执己见地命令保卢斯将军坚守阵地，不得突围，结果全军覆没，战争局势彻底逆转。

斯大林格勒战役

复仇意味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复仇就是捍卫自尊，是所有文化中都存在的、受到赞许的社会规范。复仇作为一种威慑，使对方认识到损人利己的策略最终得不偿失，不如主动合作好。从这个意义上讲，复仇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但复仇也有消极的一面：容易导致冲突升级，两败俱伤。一个小小的、甚至无意的冒犯，常常引发灾难性后果。复仇之所以升级，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之间存在着信息偏差(information bias)和道德尺度偏差(moralization gap)。信息偏差是指，双方对伤害行为的动机、伤害程度和潜在后果有不同的感知。道德尺度偏差是指，双方对公平、正义、合理有不同的标准；并且，人们倾向于原谅自己，苛求别人。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指出，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交战双方很像坐在汽车后座向父母告状的兄弟俩：“他先打了我！” “他出手比我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的复仇所致。德国人认为《凡尔赛条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等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非常不公平。这为希特勒挑起二战提供了道德基础。而《凡尔赛条约》本身严厉的惩罚性，可以说是法国人复仇的产物。法国人复的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仇。

《凡尔赛条约》签署场景

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复仇是基于理性计算，但大部分复仇的情绪性大于理性。人们愿意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就是因为“尊严”比“利润”更令人着迷。

不列颠之战的初期，英国皇家空军以少战多，表现卓越。但由于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飞机和飞行员大量减少，如果纳粹德国继续轰炸军用机场，皇家空军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但一架迷失方向的德国轰炸机误将一枚炸弹投到伦敦市区，触发了一个复仇链，反倒救了英国。这是开战以来第一次非军事目标遭到攻击，为了报复，丘吉尔第二天就派81架飞机空袭了柏林。空袭本身造成的损失并不大，但引起柏林市民的恐慌，对希特勒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空军元帅戈林曾向希特勒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一架敌机能侵入德国领空。柏林遭到空袭，让希特勒恼羞成怒，遂决定把轰炸重点转向伦敦等城市。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它为濒于崩溃的英国皇家空军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在整修了机场、添置了更多飞机和培训了更多飞行员后，皇家空军得以打破纳粹德国的空中优势，希特勒不得不暂时放弃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把目光转向东方的苏联。

现在人们经常用“修昔底德陷阱”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年），用修昔底德本人的话说就是：“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但其实，如果你仔细读一读修昔底德的书，你会发现，这场决定古希腊命运的战争并没有什么必然性，战争的后果更是战争的参与方都没有预料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复仇”导致的；或者用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的说法，是“想象力的失败”(failure of imagination)。

当时在大致位于现在阿尔巴尼亚的地方有一个叫“伊庇丹努”的希腊城邦，这个城邦是科西拉（又译科西亚）的殖民地，而科西拉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伊庇丹努内部民主派和贵族派发生了冲突，民主派把贵族派赶出城邦，贵族派就联合附近的未开化部落发起对城邦的进攻。民主派请求科西拉人帮忙抵制进攻，但科西拉人置之不理，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无奈之下，伊庇丹努民主派就向科林斯求救，科林斯人答应了。科林斯之所以愿意出手相救，是因为他们对科西拉人有怨恨，想乘机报复一下科西拉。如唐纳德·卡根所言，这就类似女儿家发生纠纷，求助母亲，母亲不管，外婆插手了。

科林斯之所以怨恨科西拉人，是“因为科西拉人对科林斯没有表示一个殖民地对母国应有的尊敬。科西拉人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在公共节日赛会时，没有给予科林斯人以特权和荣誉：在祭神的时候，也没有给予科林斯人应有的便利。”（《伯罗奔尼撒战争》第24页）。科林斯介入后，科西拉人不干了，因为这等于科林斯人干涉自己的家事了。科西拉人知道自己打不过科林斯人，就想方设法把雅典人拖下水；科林斯知道一旦雅典人站在科西拉一边，自己就没有胜算的可能，就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斯巴达参战。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希腊的命运由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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