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吴天明

对逝者的追思与怀念，我更信任的是心，而不太相信口舌和文字。口舌之余可以搅拌谎言，默写的文字容易装饰作假。心则不会，也无须。心语是无声的，只说给自己。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几乎没有写过追思、怀念一类的文字，给我逝去的亲人和朋友。

我经历过路遥的追思和怀念。对他的追思和怀念就多有说谎和装饰作假的文字。路遥是我敬重的作家，也是对我有过兄长一样关怀的朋友。对他以及和他有关的人事，我是知道一些的。他为人行事的个性、所处的位置、以及现实的情势，是很容易招嫉遭恨的。事实上，在他活着的时候，对他的嫉与恨，多有事在，大有人在，甚至在睡梦里也要切齿的。嫉与恨，我并不轻薄，人性的弱点而已。要轻薄的是因嫉因恨而在背后口出恶言，在暗处施行伤害。路遥逝后，那些在追思怀念中说谎作假的文字，正是这样的他的朋友或同道们以笔墨写出并公诸于世的。对于这样的文字我不但要给以轻薄，还要轻蔑的。我以为，嫉者恨者也可以写追思和怀念的文字，如实写出曾经的嫉与恨，写出嫉与恨的缘由，甚至干脆连曾有的恶言和伤害也一并写出。这样的追思和怀念不仅真实，也可以明辨是非，既尊重死者也不失自尊。而说谎和作假，即使是满篇颂词，也是对逝者的又一次加害，对自己，则是又一次沦陷。

至于那些借逝者之名，趁追思之机，写文章以抹靓自己的作为，则是可怜虫的作为，很常见的。

就因为那些说谎和作假的文字给我的恶感，我只参加了路遥的追悼会，却没有参与到追思和怀念的行列，既不以口舌，也不以文字。倒是他逝世一年后，我在一篇题为《我不打算戒烟了》的短文中，表达了我对他的敬重与怀念。此时，对他的追思热潮已经冷却，很让我有些逝者如斯活者如斯的感慨。

可见，对逝者的追思和怀念，其意义更多的不在逝者，而是活人的需要。这需要因人而异，有精神的，有情感的，有心理的，也有现实和功利的。也正是这因人而异的复杂的需要，对逝者的追思和怀念也是一个检视，检视也会逝去但还未逝去的活人，有没有良知，有没有感情，有没有记忆，有没有让遗忘弄丢自己。笼统一点说，就是有没有人味。

如此，对逝者的追思，怀念，写文章又有了它的必要。而且，这必要还有其严正和庄重的一面。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几经踌躇，我终于答应了张晴真诚地邀约，要写一点文字，加入到追思和怀念吴天明的行列里来了。

我是在写了两部电影剧本之后调到西安电影制片厂的。那是有些特别的1989年。两部电影都已建组，后来的结果是，一个剧组被迫解散，一个侥幸存活，终于投拍。拍摄出来的那一部，就是《双旗镇刀客》。

《双旗镇刀客》

（1991年杨争光编剧、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

我进西影，厂长吴天明是否知情，是否主持了和我有关的两部电影的决策，我不清楚。那时候，他已出国，应该在六月之前。我进厂是十一月，正赶上为《双旗镇刀客》采外景，厂里厂外早有他已不能回国的传言。转过年，电影拍成了，吴天明已被免职，漂泊海外。

《双旗镇刀客》的导演何平，同时也是剧本创作的参与者，他和整个团队没有辜负吴天明担任厂长时的西安电影制片厂对这部电影的期待。我至今都认为，《双旗镇刀客》是吴天明时代的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最后一部真正具有中国西部电影品质的中国电影。

调西影厂之前，我曾见过吴天明，却没有实质性的交往。调入西影厂之后多年，干脆就没见过他，只听说他在美国以出租电影录像带谋生。就是说，吴天明在我的心目中，更多的是一个传说。还有，我看过他的《人生》和《老井》。要说对他有所认知，是得之于传说和他的作品，而不是交往和交情。

吴天明回国之后不久，曾找过我，是想有一次合作。我很高兴他对我的信任和看重，且有些感动。很可惜，想有的这一次合作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在我。后来，又有几次合作的机会，也是他找的我，依然没有成为事实，原因依然在我。不说过程和内情，不是因为要回避和遮掩什么，而是没有必要。

也就是因为这几次没有成为事实的合作，我对传说中的吴天明和通过作品认知的吴天明有了生动而又实在的质感。

我和张子良曾陪他去看过贾平凹。

有朋友想见他，我约他到西安一家名为“乾州食府”的小饭馆吃过一次饭，有过顺畅而又舒展的闲聊。我是乾县人，“乾州食府”是我的乡党开的。

陕西师范大学因我而成立“中国西部电影电视研究中心”时，我请他和赵季平做研究中心的顾问。不管是因为情感还是因为礼貌，他和赵季平的爽快与慷慨都让我感动。研究中心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有骄人的作为，我很愧疚，总认为对他们的爽快和慷慨是一次滥用。

1997年，吴天明的《非常爱情》获“华表奖”。我是那一届的评委，给他投票，我是怀有真诚的敬重的。

他执导的《变脸》，还有后来的《百鸟朝凤》，我都没看过。

黄建新为吴天明颁发导演终身成就奖

听到他获电影终身成就奖的消息时，我很欣慰。中国电影界的良知还没有泯灭。

然后，就是他的逝去。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我托西影厂的朋友代我送了一个花圈——给逝者送花圈，在我也是很不积极的。花圈也应该是真情的表达。仅出于礼貌，我宁可作罢。

这就是我和吴天明的交往和交情，很少，也说不上“深”，却并不影响和减轻我对他的敬重。对一个人的敬重，并不完全由实际交往的多少和世俗意义的深浅决定。

我在西影厂整整十年，领略并享受过西安电影制片厂因吴天明而遗存的风骨、情怀和富有人性的电影创作传统，是迟到的受益者。

我固执地认为，吴天明的《人生》和《老井》是无法让人忘怀的中国电影经典。它们不仅蕴含着吴天明的电影情怀，也实现了吴天明的电影美学和价值立场。

对于《人生》和《老井》，我还要说的是，这两部电影，都是在他做厂长，一言九鼎的那一段时间里拍摄的，却不是强塞的私货。他不会因为自私而玷污自己的精神和人格，不会因强塞私货而让自己蒙羞。

一位古时的读书人在陕西关中发出过这样的声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吴天明之于电影，就有着这样的使命感，这样的情怀、豪迈、精诚和胆识。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使命感，这样的情怀、豪迈、精诚和胆识，也注定了他不仅属于自己的电影，更属于中国电影。同样是在陕西关中，吴天明用电影把这样的使命、情怀、豪迈、精诚和胆识变成了现实，引领了一个时代的电影风尚，把中国电影批量式地推出了国门，让世界领略了中国电影和电影人的才华与风采，并起用和造就了一大批电影精英。把已经扎根和漂在北京的西影人整合起来，可以组建一打一流的中国电影创作团队。

吴天明指导的电影《人生》《老井》

在中国想做成事情，尤其是拍电影，有情怀容易，有胆识难。有胆识是要付出代价的。吴天明因此而伤痕累累，身心俱疲，但他做到了。没做到的，也尽力了。为了西影厂拍摄的电影，他无数次像一只愤怒的母鸡，像护法的罗汉一样，面对过严酷的电影审查。曾经的亲历者应该有记忆的。当西影厂的人称吴天明“吴头儿”的时候，是能听出温热的眼泪的。

就中国电影的整体来说，吴天明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也许还是唯一的。

吴天明的电影时代已先吴天明而成为历史。

现在，斯人也已逝矣。

对历史的追索，对逝者的追思，能否唤醒记忆？

吴天明时代的电影触碰的是人心，现在的电影触碰的是眼球。如果这样的判断大致没错的话，对吴天明的追思，同时也就是对一个时代的电影的追思——我们可以思一思，在迎合时代与时俱进的同时，怎么能让我们的电影从观众的眼球往下一点，重归人心，是否也可以是一种开辟心路的探索呢？

杨争光，深圳市第四届政协委员。一级作家，影视编剧。1957年生于陕西省乾县，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诗歌、小说、影视剧写作。著有《土声》《南鸟》《老旦是一棵树》等小说，担任电影《双旗镇刀客》编剧，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编剧之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总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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