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毕业30周年聚会通知”，我激动不已，因为这之于身处穷乡僻壤的我来说，无疑是十载难逢的良机。筹备组倡导每位同学都写一点缅怀往事的文字，斟酌再三，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弥足珍藏的东西，便想及一些沉重的往事。尽管与“聚会”二字不怎合拍，但也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便不顾别人的惊异与责问，执意述诸笔端了。

又过了大约一周，我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眼眶中溢满了泪水

1980年代的西北大学图书馆

接到通知书后，我喜忧参半，颇为纠结：不去上吧，太可惜了；而去上吧，家中妻小谁来养活？因为当时政策规定，工龄满五年者方可带工资；而我当时任公办教师的时间只有三年零九个月。因为求学心切，斟酌再三后，我还是决定去上，于是便忙着交手续、办户迁。

4月15日，我告别父母，告别妻子和一双女儿，告别每月38元工资，到西北大学报到。

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闲暇时候，老想家中的事：老婆娃娃吃上吃不上，孩子有无换季的衣服，家里三口人没灾没难吧……有时上课也分心走神。

四年里，我常想一件事儿：可别在这四年里自己死了——没来上学死了，妻小还可领遗属补助，这期间死了……

与妻子和儿女合影（1982年）

盼星星，盼月亮，1982年元月，四年学业终于期满，我能毕业工作了。

以现在人的观点看，当时的分配方案是挺好的，绝大部分指标都是面向党政部门的。而我由于秉性直爽，不善应酬，加之上学前当过几年教师，比较喜欢这个较少考虑人际关系的工作，便选择了西北农学院古农史研究室。

孰料去了一看，方方面面都令我望而生叹。首先是“三人一舍”的住宿——那时，我的大女儿已上初中，我准备带她在身边上学，这怎么能行；其二，小孩在农学院附中上学得是城市户口，而那时，我的妻小都是农村户口；就连买蜂窝煤，也得凭城市户口……这怎是我呆的地儿呢？!

于是，我未报到，在学院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西大，去高教局要求改派别处。

此间，我和延安大学中文系已经联系好了，那里要我，而且是欢迎我去——我是陕北人，在那儿工作会相对安心些，跳槽的可能性会小些。

遗憾的是，当时有一条“杀鸡给猴看”的“两不准”规定：凡派往大学不去的，不准再进大学；派往大城市不去的，不准再进大城市。高教局一位姓张的处长认定这个理，怎么恳求，都不让我去延大。最后，因为我是榆林地区人，便把我放逐到榆林。 

我也承认，“杀一儆百”作为一种管理手段，虽系“不是好法，舍此无法”的无奈之举，任何行业都在使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只是对于“鸡”而言，则难免有些残忍了。

西农返回西安，延大去不成后，我就和榆林地区教育局联系，讲了我的情况，询问能否把我分到榆林师专（师专当时人事归属地管理），对方一位姓李的副局长慷慨回答：你是分往大学的，回来后去师专没问题。但回来后，却把我塞到一所极少有外出学习交流机会的“小中专”——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

“小中专”落户后，我“气定思气”，写了一首泄怨的《无题》：

我想，在大学里，我的学业成绩应该不是最差的，但目前的境况呢？论职称，高级讲师（副高）已经顶天了；论职务，在副科级的台阶上，原地踏步了十六年……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我还是个唢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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