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晓鹰：重读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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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制度建设与长期增长

——重读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

脱销多年以致洛阳纸贵的麦迪森先生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即将以精校版的形式再版了，欣喜之余不禁略书几笔谈谈我重读先生著述的感想，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这部集先生一生努力探索长期经济增长规律的收官之作发表于2001年，饶有千禧年承上启下之意。她的问世让那些需要以数据支持自己观点的增长经济学家们第一次有了可以覆盖全世界所有经济体、时间跨度最长且概念一致的人口与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全部数据收入了即将以精校版形式同时再版的、本书的姊妹篇《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中）。二十年来，她不仅成为众多经济、政治和历史学者的案头书，也在一些有关重大经济增长和人类命运的辩题中成为全球各大媒体反复引用的观点和数据来源。然而，媒体炒作的长期增长故事多津津乐道于麦迪森数据所展示的大国之间“霸主”的易位，甚至用所谓“麦迪森趋势”去臆测未来的“新霸主”，忽视了这些历史数据所隐含的长期增长的政治和制度条件。

本书精校再版的过程，也是去年秋季我以“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名称，第一次尝试将麦迪森毕生的研究工作搬上北京大学讲台的过程。其间不时被有关中美经济和政治关系恶化的讨论所影响，促使我反复阅读和思考麦迪森的千年增长叙事中，有关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的讨论，特别是重建地缘政治均衡的努力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交往制度的改善，进而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搁笔之际，正值那个掌握着可以不止一次地毁灭人类核武库的国家，以“保卫祖国”的名义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以血腥、野蛮的丛林法则挑战文明世界。这个冷战后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凸显了重读麦迪森的现实意义。

长期增长中的地缘政治因素

政治地理学中的地缘政治概念主要被用来刻画地理上相邻或相关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虽然很难否定这种关系中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的重要影响，但其基础还是经济利益关系，尤其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问题。然而，我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抽象地谈论“国家利益”，忽视其后面的政治制度和其代表的利益主体。简言之，不同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国家利益”代表的是竞争性地参与经济活动的、体现在企业家身上的个体利益，还是国家统治集团亦或独裁者的利益。给定条件，前者更倾向在一个共同的契约下，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后者则更倾向通过武力较量建立与各方势力相应的利益分割。显然，与后者相比较，前者更有助于促进国际经济和治理制度的建设，从而促进国际市场体系的发展，所以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

纵观人类历史，地缘政治关系在一定的资源、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会处于某种均衡状态。在地缘政治学权威费尔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 1915）看来，这种“均衡”不过是由各个霸权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由此可以这样推演，因为无法克服的地理条件或地理障碍，当其中某个因素的变化打破既有的均衡，使相对经济成本发生变化，而有关各方无法接受因此而导致的经济利益，进而政治权力必须被重新分配时，就会酿成不诉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胁就无法解决的地缘政治危机。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基于“丛林法则”的地缘政治观点，因为它否定了地缘政治关系可以随着人类政治文明进程而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否定了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国际交往的意义，否定了在国际地缘政治争端中存在的正义性。其结果不但纵容了对国际规则阳奉阴违的行为，也让阴谋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大行其道。

通过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全球贸易中跌宕起伏的历史，麦迪森饶有意味地讲述了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促进了有益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建设，成就了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的长期增长的成果。

地缘政治失衡与地理大发现

麦迪森以长期增长的视角讲述的“威尼斯故事”可以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不仅是威尼斯人绝顶的商业精明，更是他们如何以“极高的专业性、实用性和投机性，并完全致力于商业利益”的娴熟的地缘政治手腕，维系了当时东西方贸易世界的地缘政治均衡。这种均衡表面看来意味着威尼斯可以与阿拉伯商人和平地共享东西方贸易的巨额利润，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商业经济可以在西欧乃至北欧的扩大与深化，从而刺激了旨在通过提高效率而增加商业利润的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海技术的改进。然而，由于各方势力没有意识到建立和恪守一个共同贸易规则的重要性，丛林法则下普遍的重商主义行为使维系地缘政治均衡的成本越来越大，表现为各种宗教旗帜下日益频繁的，以掠夺资源、控制商路为目标的残酷战争。

然而，交易永远是人类最好的导师。当时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无外乎是奥斯曼帝国的崛起最终阻断了西方商人的东方财路。但这不仅没有断送全球贸易，反而刺激葡萄牙人找到了绕过好望角通往东方市场的新航道，由此开启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航海时代，导致了于随后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不可或缺的地理大发现。最终还是市场——活跃的航海家、商人和企业家体现了市场的灵魂，无情地抛弃了傲慢的、自以为可以永远雄踞地理霸权的奥斯曼人，扩展了人类的资源边界，创造了一个新的、更大范围的全球贸易。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

克服地缘政治成本

事实上，新航道和新大陆的发现并没有直接克服因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而是通过扩大资源空间改变了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间接地化解了危机。然而，对新资源的竞争意味着地缘政治均衡必然还会被打破，更大的危机还会出现。通向亚洲的新航道被发现后，捷足先登的是荷兰。荷兰以当时最高效率的专业化生产管理和金融市场组织崛起，精明地抓住地理大发现的契机控制了亚洲贸易。麦迪森的计量结果支持了曾经让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都惊叹不已的“荷兰经济奇迹”：在从17世纪开始的约200多年的时间里，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欧洲最快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欧洲最高的。但历史又以新面孔重复，荷兰的崛起先后严重地挑战了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利益，打破了地缘政治均衡。尽管它不得不维持一个在规模上远超过英国和西班牙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最终还是成为重商主义丛林法则下的失败者。

如果深读且思考下去，就会悟到麦迪森以其特有的计量和逻辑笔触勾勒的长期增长对我们的启发：市场内涵的自然演化的力量让人类学习的是如何竞争性和平共处，而不是险恶丛林中永远的敌意对峙和血腥厮杀。增长产生于文明而不是野蛮。荷兰故事之后，他用了更多的篇幅展示了，19世纪大英帝国的崛起是与其通过一系列的法案主动放弃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战略，在主要贸易国家之间推行自由贸易制度的努力同步的。以令人信服的增长计量结果，麦迪森强调这个变化是推动全球人均收入摆脱长期停滞的首要条件，并且据此挑战了在发展阶段划分理论中忽视市场机制中自然演化的力量，过分强调标志式历史事件的流行观点。他将1820年定义为“资本主义时期”的起点，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因18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革命”而突然诞生的库兹涅茨假说，也拒绝了长期统治经济史学界所谓“英国例外”的教条。他进而将1870-1913年这个期间定义为第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区别1820-1870年间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由贸易刺激了史无前例的、全球竞争性的资源流动，使工业技术得以从英格兰向欧洲和新世界迅速扩散，导致了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技术进步。

战后地缘政治危机与

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期”

人类的制度学习从来离不开生命的教训，前进一步往往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强国之间不会轻易地在地缘政治问题上妥协，共同规则的建立需要政治家、工商领袖和知识界的思想成熟和目标上的共识，还需要国际关系上的智慧，这都需要假以时间。工业化时代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说明了地缘政治危机仍需武力解决。虽然两次大战之间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鼓励了大量东西方知识分子左转，倾向国家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麦迪森以购买力平价方法对全球增长表现的计量显示，战后全球经济增长受益于奉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高度集中的、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与前者相比，后者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因此理应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个实证发现也许是对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所弘扬的、私有财产制度下以法治规范的自由市场竞争制度的最有说服力的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致命的弱点是不存在市场上通过无数企业家的竞争中产生的，可以持续地改善效率、追求创意和创新，从而推动技术进步的机制。

在人类的第二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即麦迪森定义的战后1950-1973年期间的自由资本主义“黄金期”，全球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近5%，人均GDP达到近3%，迄今仍是史无前例的记录。麦迪森认为在战后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导致“冷战”的东西方严重分裂反而加强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调和，促使各国放弃以邻为壑的政策，接受自由贸易制度。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在西欧亟需时提供了巨额的援助，迅速地推动了战后西欧的经济恢复。与此同时，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各种国际组织纷纷建立，继续推动始于19世纪后半期的国际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随着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缩小，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市场规模迅速地扩大了，这不但深化了市场竞争，也鼓励了技术创新。不过，麦迪森也特别注意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和就业政策对于稳定这个“黄金期”增长的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为政府干预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打下了伏笔。

“新自由秩序”下

攀升的地缘政治成本

发生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终止了这个“黄金期”。这是继战后东西方分裂后又一场新的以能源为焦点的地缘政治危机，它与1979年发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一起，使美国及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陷入了持续的需求低迷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困境，严重地挑战了流行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教条。19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政策体现了减少干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复归的努力，但却付出了政府预算赤字持续上升的代价，实际上与哈耶克主张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大相径庭。这是一个让人们再次怀疑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时期。可能使一些读者不解的是，麦迪森为什么将1973-1998年这个时期统称为“新自由秩序时期”（1998年是其战后始于195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库的最后一年），并没有试图将其中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石油危机、里根经济政策，以及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时期区分开来。在我看来，这不但反映了他基于增长核算视角的谨慎，更体现了他一向主张的，把透明且容易质疑的定量观察置于定性推论之前，以使后者在逻辑上更加严谨的原则。

的确，从人均GDP增长上看，麦迪森并没有很强的理由将这几个时期细分，因为它们的增长速度都在1%至2%之间，平均仅为1.3%，还不及“黄金期”的一半。可以说“新自由秩序”并没有带来新的增长动力，持续上升的地缘政治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麦迪森也看到，尽管在这短短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因石油价格上涨、拉美债务危机、日本资产价格暴跌、苏东社会主义集团崩溃、新兴经济体的出现等等造成了跌宕起伏的地缘政治变化，国际贸易体系仍然是稳健的，这对于维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进而保持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的压力，以致赢得“冷战”至关重要。所以，相对解体后的苏东集团各国能否克服衰退，改革中的中国能否治愈国有部门低效率的痼疾，麦迪森更关心的是美国所引领的迅速的信息与通讯技术（ICT）进步能否产生巨大的外溢效果，推动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进而通过自由贸易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影响，再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事实上，这样的外溢效果是中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工厂”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全球化与新地缘政治失衡

真希望上苍再多给麦迪森20年时间，以先生在长期增长问题上的潜心研究，特别是对其中自由市场力量的感悟，我想他一定会对“冷战”结束后，几乎与ICT革命同步的、史无前例的全球化产生的新地缘政治问题提出独到和睿智的见解。苏东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崩溃，否定了以残酷的、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建立一个“公平且富裕社会”的政治理想和经济实践，也弥合了因这种实践导致的地缘政治对立和市场分裂，创造了有利于全球化的政治条件。根据麦迪森以1990年价格计算的购买力平价结果，尽管刚刚遭受了资产价格暴跌，日本1992年的GDP总量首次超过苏东集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时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GDP总量已约相当于苏东集团的七倍，主导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方向。此后，制造业在一个日益整合的世界市场中，通过重构全球价值链，在改变国际劳动分工的同时，也改变了主要经济体在地缘政治版图中的位置。

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地缘政治危机并行，全球化30年后今天的世界是否面对新的地缘政治失衡，是另一个挑战性的题目。理解这个问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总结开始：自19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由两个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引擎所推动，一个是ICT技术进步，另一个就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两者相辅相成：于前者，可以称为“技术引擎”，更重要的不是ICT加快了制造业各个领域的技术成熟和扩散，而是以摩尔速度甚至超摩尔速度进步的芯片技术与摩尔定律假定不变但事实上迅速下降的芯片价格（进而以ICT技术为操作和运转核心的机械设备价格）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市场不确定性，强化了市场竞争。投资者希望在难以预测的、更便宜且更有效率的技术出现之前实现现有投资的利润最大化，因而需要更快且更自由的全球资源流动，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获得最低成本的要素组合；于后者，可以叫做“制度引擎”，作为一个基于以往各个国际贸易协定和经验，在日益健全的国际法治体系下发展起来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可以满足前者必要的市场条件。但是，这个简单的总结，特别是其中对“制度引擎”的总结，忽视了中国的影响。

在WTO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能够在一个由中央集权政府保障的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提供大量守纪律、易训练的劳动力条件，赢得了国际投资者，从而得以迅速地加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了世界贸易史无前例的扩张。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地方政府之间旨在促进投资和出口的、竞争性压低要素成本的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国际的视角，这种模式可能符合以中国为生产基地的跨国公司的利益，但却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挑战WTO自由贸易原则的“现代重商主义”行为。依靠如今可以与美国一比高低的经济体量，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确拥有比以往更强的谈判筹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竞争者们力图扭转因此产生的市场、资源和技术等方面地缘政治失衡的决心正在发生作用。能否立足共同规则的基础，包括在共同意愿下修改规则，是对中国决策者政治智慧的考验。

敬畏市场，避免“致命的自负”

正是因为全人类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资源边界，所以在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中，各国之间相对利益的变化意味着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理想的地缘政治均衡。傲慢的国家主义者们并不明白主导全球化的根本因素不是技术而是市场，更不明白决定市场成长的不是哪个国家的力量，而是自由竞争推动的自然演化的力量。概念上，无论是一国之内还是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从接受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国家利益至上那一点开始，市场机制就受到了限制，因为市场的灵魂是竞争而不是合作与服从。否定了这一点也就否定了经济活动最终的效率目的，进而也就否定了技术创新的源动力。一个国家不能在原创性的技术上胜出，并不是因为没有“举国体制”，也不是什么错失了“弯道超车”的机会，而是因为以国家利益至上的名义压抑了市场自身的创新机制。近年出现的一种所谓“政府创造市场”的荒谬观点，不过是国家主义者们理论上的浅薄和对历史的无知——如果不是刻意杜撰历史的话，这也是哈耶克所一再鞭挞的“致命的自负”。以扼杀市场机制的方法创造市场规模是自欺欺人的游戏。如本文一开始所述，这种“国家利益”实际上代表了其背后的统治集团利益。世界贸易制度的作用就是要维护一个公平的、以法治下的规则为基础、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市场交易的制度，而不应该成为奉行“丛林法则”、以国家名义满足统治集团利益的“利益交易所”。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提出“敬畏市场”，不是发现了什么理论的“新大陆”，而是旨在阐明一个人类历史发展已经证明的经济与政治文明演化互相契合的逻辑。这与麦迪森先生所潜心演绎的地缘政治、制度建设和经济增长的经验逻辑是一致的。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个睿智的启发就是自由贸易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否定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弘扬一种增长目的与生命目的相一致的经济哲学观点。生命的本质就是自由竞争，竞争带来增长、推动演化、造就文明。我们应该承认且尊重这个生命的本质，放弃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信仰上的乌托邦。

2021年初冬，初稿于北京大学燕东园寓所

2022年初春，终稿于东京西国分寺寓所

伍晓鹰

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曾任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及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 TCB）高级学术顾问和TCB中国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增长、生产率及相关宏观经济测算，经济周期波动，以及以生产法PPP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比较。是国际范围参与关于中国增长和生产率表现争论的主要学者。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库的工作。开创了并继续发展《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库》和《中国经济分行业生产率数据库》。在宏观经济测算和国际比较领域与已故增长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以及其创立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增长与发展中心有着紧密的工作关系，也是第一个将麦迪森有关世界经济长期增长和PPP国际比较研究系统地翻译和介绍给中国的学者，主持翻译了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现在参与TCB维护和发展麦迪森全球经济数据库（TED）工作中的中国部分工作，也担任国际麦迪森项目委员会委员。主要论文发表在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Applied Economic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等等国际经济学期刊。早年曾在南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1988-93 年作为联合国DTCD 项目学者在新西兰Waikato 大学进行MPhil 及PhD 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主修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随后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经济系任博士后研究员。在1996-97年期间任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东亚分析中心任高级经济学家。离开澳大利亚后先后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主持全球以哈佛大学为核心的KLEMS增长和生产率项目的中国部分，现担任亚洲KLEMS学会的第五届主席。曾经长期担任《收入与财富评论》等国际期刊的编辑委员会委员，也曾经被选为第28 届国际收入与财富学会理事会特别理事，2007年被世界银行的国际比较项目(ICP)的《国际比较项目季刊》邀请进入编辑委员会。曾经或仍然担任一些国际、国家机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研究项目的咨询专家，包括中国国家统计局、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阿根廷国家与社会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CB）及TCB中国中心、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CPU）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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