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冯仑：学者、对策与幕僚（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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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记忆｜冯仑：一边折腾、一边琢磨（连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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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

1982年2月，我23岁，平生第一次来到北京，开始了研究生生涯。

刚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还觉得挺诧异。

当时文革结束才几年，很多事都刚刚恢复。我参加的是教育部的研究生统考。能被中央党校录取，我感觉到很意外，当然也非常高兴。我们都知道，中央党校很好，也非常重要。

很有意思的是，我当时填报的第一志愿并不是中央党校。第一志愿报的是大连一个大学的管理学院。我本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生就想读一个相关专业，那个管理学院是中国第一批管理学院。填志愿时，老师看我是党员，又年轻，学的还是政治经济学，就问我要不要加报中央党校，于是我就加报了中央党校。

入学之前有面试。我印象中，两位中央党校的老师专门从北京到西北大学，来考察、面试。

在和两位老师交谈的过程中，又把读研究生这件事，从我内心给升华了。

老师们讲了中央党校的历史、性质，然后告诉我，改革开放后，党需要大量的理论人才。所以，中央党校要培养大量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从事理论研究事业。具体到我，进入中央党校之后，学习的专业方向将是科学社会主义。我的使命，第一，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第二，要成为优秀的理论工作的后备干部。这就把我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件事给具体化了，我觉得挺神圣。

1982年2月份的一天，我从西安来到济南，去了趟我姑姑家，然后从济南坐火车来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所以记忆深刻。我记得是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火车就到了北京。出了车站，一个人也不认识，接站的人也还没到，我就想该干点啥，不能闲呆着。

那时候已经有地铁一号线了。我就走到地铁站，买了票，去了趟天安门广场，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毛主席像，特别激动，然后满怀激情地在脑子里酝酿了一首词，准备到学校后把它写下来。记得，当时写的词中，有“有朝身在最高层，不畏浮云遮望眼，遮望眼，无闻便湮……”的句子。

逛了一圈天门广场，我又回到火车站。到接站的地方，看见中央党校的人已经来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特别客气，不仅帮我拿行李，居然还把我带到一辆丰田小轿车上。

之前在西安的时候，我也坐过小轿车，但也就是蹭车坐过几次。这一回，是专门拉我的。我感觉到受宠若惊，心里觉得，“对我这么好，说明我是党的人了。”

一路把我拉到中央党校院里，然后又有人带我到宿舍。不同于我本科时候的八人一间，这里的宿舍一人一间，木地板，非常干净，然后每一层还有活动室。

接着是入学培训，我才知道我们是文革结束中央党校恢复以后招收的第一批理论研究的学生。我们这一批一共二十八个人，分为七八个专业，有共运史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经济学专业等，我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

党校同学（1983）

我们有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是王伟光，生活委员是王梓木，我当时还不到23岁，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小的学生之一，被指定做了党支部青年委员。

就这样，我在中央党校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继续参与社会实践和研究、推动社会变革的工作。

学习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我在北京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我对社会、体制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我的思想观念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有几件事印象深刻。

第一件事，是党性和个性的关系。1982年底，我因为“自由散漫”被处分，差点被开除。

那一年冬天，放假前布置了一些作业，说是开卷考试。就我的理解，开卷考试嘛，那就没什么压力了。想着临近过年了，没等正式放假我就出去玩了。我去了一趟山东淄博蒲家庄，我当时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就想去看一看蒲松龄的故居。我计划着看看蒲松龄故居，了解一下他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写出的《聊斋志异》，然后去济南在姑姑家待几天，之后再回北京。

没想到，到了蒲家庄之后就赶上大雪，我在一个农民家借住了一宿，第二天天气稍好，我又去了张店。刚到张店，山东组织部就派人来找我。

对方告我，“中央党校组织局打电话，让我们把你找到，然后通知你，你犯错了，必须立即返回北京。”

我当时吓坏了，心说，“我没干啥坏事啊，怎么就犯错误了。”

一回到党校，辅导员就非常严肃地跟我谈话，说，“在党的队伍里，所有人都要服从纪律，要讲党性。”然后告诉我，“开卷考试的意思不是说你想去哪就去哪，而是要在学校待着，做完之后，才能走。”

我说，“好像也没人跟我这么说，大学里开卷考试也不是这样的。”

辅导员说，“大学是大学，这里是这里。”

就为这事，党支部还专门开会帮教我，帮我加强党性、纪律性。开会时，这一件事又被扩大，要找我犯错的思想根源，把我的读书笔记找出来给大家看。

结果，老师一看笔记，觉得问题大了。因为我在笔记里写了一些质疑。当时我们上课学的一些内容，马克思也好，列宁也好，还有其他伟大人物说的一些话，我都写过一些感想，有些还提出了质疑。

他们就说我思想跑偏了，完全不懂马克思主义，而且认为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方法都不对。正确的态度，首先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学习、吸收，而不是以自己这点简单的生活经验，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就这也说两句，那也点评讨论一下。

开始讨论说要开除我，后来又说补考，如果补考不合格，就把我退回去。

于是我就认认真真地检讨，之后补考，补考合格了，才又把我留下来。

这件事带给我很多的思考。我后来也跟老师讨论过。我有点不服气，因为当时社会上的新的知识、书籍、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我看了很多东西，越看，我就越想不明白一个问题，我向老师们请教，“马克思主义到底是科学还是宗教？”

所有老师都告诉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我说，“宗教里，徒子徒孙不能超过先辈，比如佛教里，佛说的肯定最权威，基督教里，教徒不能超过耶稣，伊斯兰教里，教徒不能超过默罕默德，这都很正常。但科学不是这样，科学是一代比一代强。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为什么我不能够有别的想法，比如我想超过马克思那就是我错了？我有一点想法，你们都批评我，我想超过一下不行吗？”

老师说，“不行。不是说你想超过你就能超过的。你得先学习，学够了以后再说。”

但是我一直坚持我的想法，觉得马克思主义应该在实践中丰富，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发展。这就是对马克思的超过。超过不等于取代，还保持它的基本原理，但是在中国解决现在的问题和将来的问题，这都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不能说我有一个想超过想发展的想法就是个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新阶段。

在我读硕士期间，这件事让我一直很纠结。我时常琢磨“马克思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宗教”。如果是科学，就应该发展，就意味着超过。

此外，当时读书，抄卡片算是做科研的基本功。我已经知道了一些电脑的事情，就说，“这么抄卡片确实很辛苦，另外，马克思这么多书，他说的某句话，卡片一张张地找很费事。如果哪一天人们发明一个工具，想要找马克思说的那句话，用一个办法检索一下，立即都能找到，那么卡片不就没用了？”

当时我确实是为了偷懒，结果又被老师批评，说“马克思的东西怎么能让你这么随便地折腾？”

这个经历又为我带来了一个思考，究竟是应该发展地看马克思主义，还是静止地看？我们是应该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它，还是静止地教条地学习吸收，并且不能改变它？

第二件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源自阅读。

我记得，中央党校有两个很独特的阅览室，我们有一个小本，借阅证，可以去看。

一个叫党刊阅览室，可以看到省军级的文件，以及大量的内参。

当时给我一个印象，《人民日报》是说成绩的，内参都是说社会问题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差。于是我知道了，要想知道社会上的问题、阴暗面，就看内参，要看成就、伟大的方面，就看《人民日报》。

另一个叫反动期刊阅览室，用来存放港澳台地区，以及英美等国外的期刊。这个阅览室一般的大学里肯定是没有的，但中央党校有。

我很好奇。英文的期刊有好些我看不太懂，但是港澳台出的繁体字期刊我看得懂，我就看这些。

我开始明白，对世界的看法如何才能越来越接近于全面，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判断。世界的真实面貌，不完全来自单一的描述，而是由许多不同角度的描述共同构成的。而不同的角度，往往来自于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世界观，是非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对喷。同一件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对这些，我现在都非常理解，但我都不参与讨论。因为都对，也都不对。就看你站在哪儿。所以，你也别想说服我，我也不想说服你。你真牛逼你就把他干掉，不牛逼你就听他说，大家互相讨论，让不同的意见在一个规则上形成一个意见市场和一套意见交流的方法。也换句话说，牵扯到意识形态，千万不要想说服别人。倾听和承认差别就可以。这也是我在读硕士期间收获的一个对世界的认识。

第三件事也很有意思，与“对和错”有关。

我的导师，一开始是范若愚。范若愚在五十年代当过周恩来总理的理论秘书，也参与了“九评”的写作，之后还担任过《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但在文革期间，被关了8年。被关期间，因为长期不说话，声带出现了萎缩。于是，文革结束之后，他说话的声音都不大。在监狱期间，他因为担心声带萎缩，还曾朗诵报纸，这才勉强维持。因为他的经历，我才知道，人长期不说话，声带是会萎缩的。

我读书期间，见范老师的次数比较少。我要写论文，准备选题的时候，跑去问他该怎么写。

范老师说，“你写什么，我也指导不了你，因为社会一直在变化，另外我也没有精力来看你具体怎么写。我就告诉你一件事，什么叫好文章。很简单，好文章就是一部分人说好，一部分人说坏；今天有人说好，明天有人说坏的文章。”

我问，“这怎么理解？”

范老师说，“一篇文章写出来，如果百分之百的人都说好，那说明说你无非是重复了一个常识，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如果所有的人都说坏，那说明你太违反常识了。所以，对一个事情的看法，既包含了常识，又不同于常识，才会出现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坏；这部分人说好，那部分人说坏。这样的文章才能够提供新的东西，激发大家去思考。另外，一篇文章，如果今天大家都说好，明天又都说坏，这篇文章就有价值。传世的文章都是被人反复蹂躏，今天说好，明天说坏，后天又说好。一直都被说好的，不行；一直都被说坏的，也不行。就得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不断地来回变。如果你能写一篇这样的文章，那就可以传世，而且有价值。”

范老师的话让我获益匪浅，一直到今天，我都视之为写文章的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我后来也按照这个标准来写硕士论文。我写的论文题目是《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也就是讨论在经济方面，国家，其实就是政府，该管什么，怎么管。我当时的结论是“管微观经济的外部的条件”。当然，我要通论文章论证这个观点。

我写论文期间，范老师因为身体不太好，我的导师又换成了社科院政治所的负责人。

论文答辩时，人民大学一个老师认为我用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来写国家的政治职能，不能通过。结果我的论文居然答辩没通过，我又去改，把这位老师指出的部分全撤出来，重写。于是，比别人晚了三四个月之后又进行第二次答辩。

我们那批研究生，第二次答辩的只有我。除了我，大家都是一次答辩就通过了。

我就是按范老师说的好文章标准来写的，结果差点没通过。但是我认为，范老师说的是对的。因为我有这样一个经历，而且我的那篇文章的确提供了一些思考的价值，所以我的毕业论文是我们班最先登载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毕业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至今也是最有权威性的杂志。

我那时候25岁，按我老师的要求和标准，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思考，最后得到了权威杂志的认可。我记忆中，除了我的毕业论文，王梓木的论文后来也刊登到《中国社会科学》上。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范老师。我每次写文章，总会想起范老师说的标准。当然，从那时候到今天，我写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几本书，可能没有或者很少能达到这个标准，但范老师的这个标准，我一直视为要求和鼓励。

我在中央党校读书那几年，社会上探讨得最活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出文革，然后进入到现代社会，从而让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更加具有公平正义。

那个时候，社会上的活动也很多。我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了很多活动。

当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杂志叫《青年论坛》，是武汉大学经济系的几个人于1984年参与创办的。创刊那一期刊登了胡德平的文章，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青年论坛》一直是所有向往改革的年轻人的一个思想阵地。

陈东升当时已经从武大毕业，在北京工作，于是担任了《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和组稿人。我当时也积极地参加到《青年论坛》组织的一些研讨和写稿活动中。我记得有一次，陈东升召集我们在人民大学开会，然后讨论怎么写稿。之后我也写了一些和改革有关的文章。但是这个杂志存在的时间很短，没几年就结束了。

1984年还有一件挺重要的事，这年9月份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也就是莫干山会议，当时张维迎投稿了，我也投稿了。但是我的稿子没被选中，所以我就没去。没有被选中，可能是学术的原因，我当时的兴趣不完全是经济，读研之后，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维迎的稿子被选中了，参会时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建议，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接下来，1985年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中青年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这次会议我去了。我们一个小组讨论的人有吴稼祥、郭树清等。大家在会议中提交的论文后来还集结成了一本书，叫《腾飞的构想》。

党校读书期间与张维迎合影

另外，在那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关于改革的研究小组，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张维迎跟他们有一些合作，一起写文章。发展组当时非常活跃，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参与他们的活动。

我参加的发展组的活动，有两次，我印象特别深。

一次是在人民大学听王小强讲农村问题。他是延安知青，当时三十多岁，我那一年二十四五岁。我记得听讲座时，屋子里挤满了人。他有很多传奇的经历，我们都很尊敬他。很巧的是，后来我在体改所的时候，他是我们的领导，副所长。但是听讲座这次，我们还互相不认识。

另外一次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在陶然亭体育场搞活动。我从中央党校出门，换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到几十公里外的陶然亭体育场，坐在会场最后听他们讲。我记得当时发展组去了很多人，他们出去调研之后，回来讲改革的问题。

总之，在读研究生这段时间，我开始了解到改革的进程。因为身在北京，觉得离很多事都特别近。党中央在推动改革，比如，连续多年发布关于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1984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同时，也有一大批热血的青年研究者在参与、推动改革。他们构建了一个非常自由、轻松和广泛探讨的空间。我身处其间，感觉自己每天都能听到社会变革的脚步声，自己的思想空间、对世界的看法被拓展得很宽。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迅速了解到社会、体制未来的方向。

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我看到了更大、更广阔的世界，我的世界观也得到了重塑。我今天看世界的一些立尝观点和方法，也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的。

三

对策与幕僚

1984年12月，我从中央党校硕士毕业，毕业之后留校任教，研究和讲授国外社会主义。

中央党校可能有这样一个传统，毕业后不久，理论部第一批学员，两个班次，一共不到六十人，集体来到怀仁堂，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接见。总书记很有激情地跟我们讲怎么做理论工作，要求我们实事求是。最后还提出了一个要求：没有工农兵经历，也没有实践经验的，一定要到一线去锻炼。

中央党校研究生与胡耀邦合影（1984）

于是，到了1985年10月，我来到武汉，在武汉搪瓷厂担任党办主任和厂办主任，之后又到市政府经委，任综合处副处长。

在武汉工作了一年半。这期间，我一边接受锻炼，一边思考、写作。

在搪瓷厂工作期间，因为担任党办主任、厂办主任，跟书记和厂长的接触都很多，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工厂里的“党政关系”。厂党委书记是一位女同志，她讲话很厉害，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能概括出一二三四五点出来，分析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我后来发现，很多基层的领导干部都有这个本事。

而厂长是一名工程师，他跟我说，“书记讲话都太高了，我够不到，我就是干具体的事。”

我就知道了，书记和厂长其实是两种思维。书记长期扎根在党务系统，讲的是方向、原则，关注点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正确。而厂长讲的是技术、管理、生产指标，关注的是可操作、可执行、可量化、有结果。

所以他们两有时也会有一些冲突，也有一些矛盾。那时候我每天写日记，也把这个过程中的观察、体会记录了下来，后来还写了一些文章。

当时，中宣部长提出了“三宽政策”（对于与原来想法不太一样的观点可以宽容一些，对待想法不一样的同志可以宽厚一点，对待整个文化环境可以搞宽松一点），大家的思想进一步活跃，我在也武汉参与了宣传部门组织的一些调研活动和会议。

1986年下半年，中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组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厂桥），下面有12个专题组。我从武汉结束锻炼以后，就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下边的专题组。虽然关系还在中央党校，但不在党校教书了，借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这个系统，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

这期间，我主要的工作是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也参与筹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杂志，还参与编辑、出版了政治体制改革系列丛书及资料。其中包括钱穆的《历代政治得失》，在此之前，钱穆的书没有在大陆正式出版过。也包括一些国外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书籍。我认为，这套丛书系统地提供了一批关于国家治理制度设计的基础书籍。

当时，还成立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我们也都参加了。还成立了一个叫青年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我是常务副会长。

总之，我们非常积极、专注地投身到研究当中。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体制设计、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人的解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设计一个体制，建立一个国家治理，目的是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全面发展、文明进步与国家现代化。

我研究的主要课题是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研究的，不是研究意识形态的内容，是研究党怎么样领导和管理意识形态工作，以及意识形态和国民价值观、传统文化，以及人的道德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工作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去了中宣部，因为我一直研究这个事。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是最窄的，是政党的理论体系。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叫意识形态。思想就宽了，道德更宽，文化比道德更宽。我们当时的研究就是怎么样把意识形态和这些东西分开。比如说，文化里有大众文化，烧香拜佛跳大绳，这都是大众文化，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消灭掉，和意识形态进行统一，划等号？

我们也研究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相关领域，研究了台湾的党外运动，从自由中国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党外运动，以及取消报禁党禁的过程中，政党意识形态和舆论、大众文化、国民价值观的关系变化。

国民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也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新加坡的官员，上任时宣誓，是对国家宣誓，要体现国民价值观，不是对着人民行动党宣誓，所以国家的价值观大于意识形态。而道德和文化又大于国家价值观，更宽泛。

意识形态对其他方面的影响是间接的，渗透的，但不是直接取代的。比如，用意识形态取代婚丧嫁娶的习俗，取代很多原来应该保持的文化特征、伦理习惯，往往是行不通的。

总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我们研究小组出版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书，我自己也写了一些文章和书，然后在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决策的时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研讨小组持续的时间不长，1987年十三大之后，小组就散了，然后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我没有留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我去了中宣部。

到中宣部之后，我继续从事之前的研究，也参与一些相关的会议，以及文件的起草。

在中宣部之后，我又去了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研究对象已经从经济扩大到经济以外的领域，所以成立了比较体制研究室。我是比较室的副主任。张维迎当时是体制改革研究所宏观室的。于是我俩成了同事。

在体改所，我继续体制比较研究，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变迁，以及不同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

举个例子，有一种体制叫攫取型的体制，还有一种是包容性的体制。哪个体制对经济发展更有利呢？这就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内容。

我们要研究最适合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或者说体制。是包容性的，攫取性的，或者是还有其他的，比如社会主义，我们究竟要走哪一种模式？

社会主义模式下，除了中国模式，当时有苏联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另外，东南亚、非洲、拉美也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模式我们也要研究。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参加了一些丛书的编写工作。

有一段时间里，有编丛书热。那时候课题小组特别多，丛书特别多。

其中，“走向未来”是影响力最大的一套丛书，主编是金观涛，顾问包括杜润生等，这套丛书影响了很多人。

这套书基本上由两大部分构成，其一为译作，其二为国内学者的学术作品。我们从文革走出来，要走向未来。怎么走？这套书在科技、制度、文化、观念等领域提供了来自全世界的不同参照。换言之，走向未来是目标，那么，这些都是走向未来的非常广阔的可能性与路径。在我的记忆中，这套书让我一下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可能性，以及理性的选择其实是存在的。

哲学所的王润生也组织了一些人，比如石小敏、杨利川、张维迎、我，我们一群人也出了一套丛书，叫“传统与变革”，出了十几本。影响力没有“走向未来”大。

《传统与变革》丛书部分书目

我们认为，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在传统和变革之间不断地选择。变革太猛了，传统会把你拉回来，拉回来以后就不前进了，于是你又想要变革，抛弃传统。

当时还有一套书非常棒，商务印书馆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翻译的全部是国外经典著作，好几百本。

那几年，至少出了十几种这样的丛书。每一套丛书背后，都有一批像我们这样的热心研究者、参与者。我们这些研究者又通过出版丛书的方式在一代人当中去拓展，告诉大家世界是怎么样的，现实是怎么样的，未来应该怎么样，可能怎么样。

整个八十年代，编丛书的模式，基本上都是，一套丛书，背后是一个课题组，一个编委会。其中，有一些课题组，比如农村发展组，最后就机构化，演变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

可以说，那时候，所有积极投身改革研究和推动改革的年轻人都参加了不同的课题组、编委会，最后有的进到了机构，比如我到了体改所，周其仁、林毅夫等都去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也有一批研究经济改革的活跃分子去了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批人去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

在这期间，我参加了不同的课题组，除了意识形态的研究以外，还参加了“传统与变革”的课题组，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小组。

作为一个改革的推动者，我觉得通过研究，通过参与这些课题，出版、演讲、学习探讨和写文章，是适合自己的推动改革的一个方式。本以为，这项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

我当时的领导给我做个一个规划了，说，“你要按照这个方式继续工作，有一个可能性，你可以一直可以做下去。怎么做呢？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

也就是要求我们做研究，不能像大学教授那样去研究纯学术的理论。要针对当下的问题，给政府出主意，也就是要出对策。对策被采纳以后，就可能写成文件，变成政策。要有这样的思路，研究方向应该沿着这个逻辑走。

领导说，“做到了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你的身份就会变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

既然已经写对策了，就成不了学者了，变成了幕僚。如果对策被采纳，变成政策，还能帮助执行，就会从幕僚变成官僚。这个路径，是那个时候，包括我在内的这一类的参与改革的年轻人最好的发展路径。

但在这个过程中被意外的事情打断了。

意外的事情，一个是1989年4月召开的改革会议，一个是之后6月份发生的变化。

1988年12月，改革开放十周年。当时几个课题组碰到一起开会，大家有一些想法，于是准备再做一次大型的讨论会，即改革10周年中青年理论研讨会。我是组委会副主任，负责筹款和组织会务。我同时又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宣传部长，所以承担的具体事务比较多。

在改革研究和改革实践的氛围都比较宽松的氛围中，与会者众多，聚集了很多人，影响力也比较大。

会议结束不久，胡耀邦去世。随后，6月份，我就结束了刚才讲的“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这样一个发展路径，最后走上了做生意的人生道路。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由体制内转向做生意的过程中，1990年春节的时候，我和张维迎，我们两家在一起过了个春节。

那时候都没钱，我们在维迎家里用电饭煲简单地煮了点东西吃。那是我记忆中过得最清冷的一个春节。那时候我一下子没了工作，也没了收入，太太的工资五十来块钱。当时维迎的工资也是几十块钱，他太太刚工作，工资也不高。我们都没有回家，于是两个小家庭，四个人凑在一起过了个年。

我们都很茫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规划下一步。我们开始做新的人生选择题。我后来就做了生意，维迎出国读书，继续经济学研究。

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交流，他就说当时他的想法是，“反正这个车在拐弯，一种选择是我就随着车拐弯，车怎么拐我怎么走。还有一种是我先下车，就在这待着，车拐来拐去，又回来时我再上车继续走。我干脆就选择在这待着，反正总是会需要经济学研究的，现在不需要以后还得需要，等到将来需要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我再上车跟着走就行。”

果然，他在牛津拿到博士以后，回来继续做研究，成为了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还参与创办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