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记忆｜冯仑：被企业家，被“九二派”（《一边折腾，一边琢磨》连载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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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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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记忆｜冯仑：一边折腾、一边琢磨（连载之一）

西安记忆｜冯仑：学者、对策与幕僚（连载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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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被企业家、被“九二派”

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短暂地在一家民营企业（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打工。

到1991年，我就开始创办了从万通。从那时至今，这家民营企业已经走过了31年。

如果说，我在大学里学习的是计划经济，研究生学习的是计划向市场转型，在体制内工作那几年研究的是改革与社会转型，那么，做生意以来的这31年里，我干的就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事了，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百分之百的市场第一。这31年里，所有人共同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也共同经历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

这31年，我就做了一个行业，房地产。具体做的事，多了。但如果要说对我这一代人而言有标志性的事，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件是比较有时代的典型性的。

首先，是我们办企业的初心，以及价值观。

我们六个人（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刘军、王启富）创办公司的时候，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做体制改革研究的，结果我们要一起来创办一家民营公司。

左起：冯仑、易小迪、王功权、潘石屹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对自己企业的定位，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价值观，有一个很自觉的认识。

我们在1992年9月13号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设立了第一个“反省日”，从那时候开始，每年都在“反省日”反省自己。

我们是从零，甚至可以说是从负数起家的。创办公司的钱，是我们几个人借来的。有人从朋友那借，有人从哥哥那借，就这样，我们凑了3万块钱，然后拿到了公司的牌照，办起了公司。当时我们的平均年龄才二十五六岁，我大一点，32岁，王功权将近30岁，剩下几个都二十多岁。

第一个“反省日”之前，我们就讨论为什么要办这个公司，应该把这个公司办成什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金钱和我们的使命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现在和未来可能面对的是非，以及组织、人事这些事？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讨论了很久。最终，我们明确了我们自己要做什么，我们确立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我们也明确了，要实现这个使命，得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叫“守正出奇”。“守正”就是要合规合法，走正道；“出奇”就是要变通，灵活适应环境变化。而“守正出奇”合起来，就是要我们尽可能地守正，绝大多数时候都不要改变，按照正道去做，偶尔出现一些随机应变的变通，这叫“守正出奇”。

讨论完以后，我们觉得要想这些原则不被改变，就必须把这个事情说给别人听，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想法，于是我们把它写成了一篇文章，“只要发表出来，以后就不能改变了。”这篇文章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有将近8000字，登载在《海南开发报》上。

1992年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过“下海潮”，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下海创业，像我们这样的理论研究者也好，幕僚也好，学者也好，这些身份统统都丢下了，开始做生意。社会上与之相关的讨论也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文章被中国青年报节选了一部分，改了个标题，《青年知识分子的报国道路》，刊发出来。

明确了我们的价值观之后，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前行。这30年里，经历了非常多的事，但主要就是做房地产，项目不停地做。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也是一个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

但是我想，在精神层面上能留下来的东西也许比物质财富要重要得多。就我自己而言，做生意以来，我还是延续着上学时就立下的使命来做两件事情：一个，参与实践变革，一个，思考、观察、记录、表达。通俗点说，就是一边折腾一边琢磨，就这两件事。

与留美同学交流（1993年7月，海口）

在这30年里，有两个流行词汇跟我有些关系。我在实践和思考、表达中，提到的两个词，一个是“原罪”、一个是“野蛮生长”，产生了一些影响，在我使用之后，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

王军曾经跟我开玩笑说，“人一辈子最大的成绩不是赚钱，而是能创造成语。你已经创造了一个，叫野蛮生长。这个词都进中央文件了。所以你可以了，这是你最大的贡献。”

在《野蛮生长》这本书的第一章，我写的就是“原罪”。

为什么要写“原罪”呢？

我写这个词汇所要表达的是，在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由苏联模式转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那就是民营企业的资本是怎么形成，怎么积累的？

今天，形成和积累的过程非常清晰，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然后因为这个想法，或者专利、技术，靠一点仅有的钱就可以开始，因为市场中有大量的天使投资，PE，我可以依靠市场，在明确的规则下融资，用别人的钱，让后使企业不断往前走，不断发展。

但是，我们创业的那个年代没有这个条件。1993年6月份才有《公司法》，在此之前连规范赚钱这件事，规范民营企业的法律都没有，大家怎么去积累呢？

所以，我说的“原罪”，是指在这个阶段，企业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有一些没法越过去的逻辑上的悖论和事实上的制度障碍。

举个例子，我们六个人曾经做了一个集体企业，之后要把这个企业改制为合伙企业。改的时候要办手续，人家就问我们，“你们用过公家的钱没有？”

这个企业早前曾经为了周转，跟一个财务公司借过钱，但是很快就还了。所以我们说，“跟一个公家的企业借过钱，但已经还了。”

人家就说，“既然你们用过公家的钱，那就不能叫私人企业，就不能改成合伙企业。”

我就觉得很没道理。那个时候，只有公家有钱，社会上的人没钱。那我们做企业，向外借钱，不找公家的公司借钱，又能从哪里借呢？不能说我们从公家的企业借过钱，我们的公司就成公家的了吧？

我就跟他们谈，“我们是借钱，不是占用。借了钱，周转了一下，我们就还了。这就相当于我在家里请客吃饭，缺一条板凳，我跟你借了一条板凳。吃完饭，我就把板凳还你了。但这桌子，其它的椅子，包括我这个家，那都是我的。总不能说我跟你借过一次板凳，我这个家都得变成你的吧？”

他们想了想，说也对。

类似这种东西，就形成了“原罪”之一。也就是说，在1993年之前，民营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矛盾的制度安排，产生一些悖论和矛盾，甚至会出现，一个事，这样也对，反过来也对的情况，二律背反。

当时的制度下，所有的都是公家的，没有私人。也没有《公司法》《物权法》，相关的法律都没有。在这种条件下，如果非得要说每笔钱都和公家没关系是不可能的，这就象你是活人但却要求和空气不能有任何关系一样无理。所以，所谓的“原罪”，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矛盾。

还比如说，当时都是没钱才办公司。照理说，做公司总得先有点钱，可是那个时代都是一无所有的，是无产阶级，甚至是负资产的人做公司。都没钱，公司财务报表第一天就资不抵债。然后，非得要按照后来的财务报表规范去检视当初，它可不是就一堆问题，负债率这么高，杠杆这么大。

所以，我当时写《野蛮生长》，第一部分写“原罪”就是讲这个。是制度的障碍造成了民营企业在最初创业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治理上的困境、财务上的困境，以及人的管理上的困境，我把这个叫“原罪”。我更多的是在讲制度（体制）的“原罪”，而不是人（企业家）的“原罪”。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随着这个词被广泛使用，一些人专说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慢慢地，我觉得这个词实际上被“误读”了，因为我在《野蛮生长》中想讨论的，是制度的“原罪”，在那种制度下，就必然带来治理的困境、人的困境、财务的困境，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制度。

果然，1993年国家颁布了《公司法》，直到现在，建立了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环境，在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条件下，自然就没有“原罪”了。改变了制度环境，或者说营商环境，民营企业家自然就能够变成根正苗红的创业者。

这是我当时的提出“原罪”这个概念时真正想表达的，而不是后来传来传去的那个“误读”。

“野蛮生长”其实和这个概念是相关的。因为有这种制度上的“原罪”，就导致了民营企业在早期发展当中在治理上的困难。比如说，有的公司组织背靠体制，政商关系说不清楚；有的公司背靠家族，治理家族化；有的背靠江湖，于是江湖化，等等，此外，不少公司财务杠杆高，政商关系相对复杂，这些都造成了发展当中的多元化、高杠杆、暴利倾向。然后在体制错位、制度转型和要素市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扭曲的现象。

这些现象，在1993年之后，2001年加入WTO之前，比较普遍。我把这一段时期称为“野蛮生长”时期。

我觉得这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独特现象，由“原罪”导致了“野蛮生长”。

今天，我们国家建立了更好的法制化的市场环境。1993年颁布《公司法》至今，跟市场经济有关，跟赚钱有关的法律数以百计，有了这些法律，再加上加入WTO，使得赚钱这件事有了一整套规则。这些规则，大家不仅都知道，而且得遵守。于是，“野蛮生长”没有了，“原罪”也没有了，中国就建立起可以跟国际接轨的，充分竞争的，受法律保护的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在这样环境里才能养出大鱼，才有创新，才有民营企业的“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为我国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就业、90%以上的市场主体数量。）

解决了制度“原罪”，克服了“野蛮生长”，我们的民营经济才能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准。

这是我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一边实践，一边想到的民营企业在特殊的发展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总的来说，和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样，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进入到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中，能够让企业家作为经济的源动力，企业作为主要的发动机，让中国经济越来越好，企业越来越好。

至于说在房地产领域的商业实践，除却那些普通的房地产项目，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值得说一说。

一方面，这三个项目是在行业中较为不一样的项目，另一方面，我也是想通过这些项目，推动一些思考和改变。

第一个，是花了16年时间才完成的项目——纽约世贸中心的中国中心。

911事件之后，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纽约世贸中心重建这个事。我印象中是在2002年1月份，那天还下着雪，我在北大参加一个房地产行业的研讨学习班。

在课堂上，哥伦比亚大学房地产学院的莱文教授给我们讲911之后的重建，还展示了一位法国设计师的世贸中心重建方案。这个方案非常棒，七栋建筑和不远处的自由女神像遥相呼应，就像是自由女神像旋转着的裙摆，依次展开。

莱文教授不仅讲到建筑设计，也讲到重建过程中的财务等问题。他的讲座激发了我想参与世贸重建的念头。我就问教授，“我有没有机会参与？”

教授说，“我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去纽约，我可以帮你介绍相关的负责人，你跟他们谈。”

纽约世贸中心（新旧对比）

就这样，2002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我去了纽约，见到了纽约合作组织的人，然后在纽约合作组织的安排下，和世贸当时的业主方讨论参与重建的可能性。

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曲折，终于在2018年，在重建的世贸中心最高的一号楼（自由塔）上，建成了中国中心（现在叫SkyClub，中文名是云端俱乐部）。

我们知道，911之后，中美合作反恐，两国关系有一段蜜月期。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另一方面，美国方面也希望用世贸中心的重建，来宣誓对抗恐怖主义的决心。如何对抗恐怖主义呢？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的精神。所以，他们把重建的世贸中心最高楼，命名为“自由塔”，还为之发了“自由债券”，“自由塔”的高度也定为1776英尺，象征美国建国的1776年。所以，当时的世贸中心重建，不仅是重建这些建筑，还表达美国人对抗恐怖主义，以及不屈、自由的精神。

我们的计划就是在“自由塔”的顶层建设一个“中国中心”。

因为上述的背景，这个项目显得非常独特，且有意义。在谈判期间，商务部的领导与美方的官员也谈到了这个项目，商务部领导指出，这个项目的意义之一，就是体现了两国共同反对恐怖主义的努力。所以项目签约的时候，吴仪副总理还见证了签约仪式。

从2002年启动到2018年运营，这个项目用了16年时间，这是我做过的最小的一个项目，花的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也是难度最大、挑战最多的一个项目。

这16年中，中美关系起起起起伏伏，我们的企业也经历了起伏，出现了很多变化。但是，通过这个项目，我观察到，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信用与契约非常重要，是市场经济中交易的基矗。

我们中国人做生意的习惯，上来就谈价钱。但是，在谈这个项目的时候，开始没人跟我们谈价钱，先谈的是技术：要在500米高的地方做一个超级俱乐部，建一个交流的平台，提供会议、餐饮、健身等设施，在技术上行不行？

技术谈完了，开始谈法律。法律上的问题也都搞明白了，才开始谈商务，这时候才开始谈钱。他们说，商务上的事，你我之间是可以妥协的，但是技术和法律上的事情，是不能妥协的，技术和法律，才能最终保障交易的可实施性。

因为这个经验，我们知道了，商业活动的基础实际上是技术和法务。之后我在很多地产项目的谈判中，也特别坚持技术、法务、商务这样一个顺序。技术不行就不谈了，法务上不行也不谈，商务上不行，那还可以再谈。

第二，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合格交易对手的概念，也体会到合格交易对手有多么重要。

在和我们开始谈技术之前，有一个环节，他们要验证我是不是合格交易对手。举个例子来说，我要做中国中心，他们就提出，既然你有信心把中国企业带过来，那么，你应该是认识很多著名的中国企业家的。于是，就列举了很多有名的中国企业家，问我认不认识。我说认识。

随后，他们就列了一个名单，“我们来中国，到时候你约一下他们，我们想见一见。”后来柳传志、马蔚华、宁高宁、张朝阳等许多企业家都当面向他们表示坚决支持我和“中国中心”。

随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访问沃顿商学院（2011年）

于是，我就组织了几次见面会，大家见面了。之后他们又说，“这些都是讲中文的企业家。你能不能再约一批可以讲英文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又列了一个名单。我又组织了一次活动，请来了名单上这些留过学、能讲英语的企业家。

他们见了之后，认为我算是合格了。然后他们又提出来，认识很多中国企业家还不够，还要考察我的信用，问我能不能找一个能证明我信用的外国企业家。

刚好此前我们跟怡和集团旗下的香港置地合作做了一个项目。我说，可以找香港置地、怡和来了解。我和怡和董事长凯瑟克先生有过多次交谈，互相都很熟悉。

怡和方面告诉美方：一、冯先生对中国的事知道的特别多。不仅如此，巴勒斯坦、以色列、朝鲜，等等，也知道很多，不仅知道，似乎还不外行。第二，别的不知道，但冯先生和香港置地合作的这个项目上，信用很好。

此后，美方就开始接纳我，视我为合格交易对手。

对方如此精挑细选，我们当然也不能让人家失望。这个项目就做得很认真。这其实就像是相亲，往往是你渣我也渣，你认真遇到的人也会认真。所以，最后我们用了16年时间，即使到现在也没赚钱，我们把这个项目做成了。

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一些生意出了问题，本质上都是交易对手出了问题，比如交易对手的履约能力不够，诚信度不够，专业度不够，或者临时出现了意外的变故，公司破产或者是面临其它诉讼，等等。而比较顺利的项目，往往都是找对了合格交易对手。

第三，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对企业命运的影响是巨大的。

刚开始时，在纽约“自由塔”上面做中国中心是一个特别好的项目，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加分项目，它体现了中美的经济合作，而且也预示着中国经济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是世界经济中巨大的增长点和世界经济的主流。

我记得在这个项目确定之后的一次会议上，纽约市长做了一个发言。

他说，纽约这个地方很神奇，只要建哪个国家的中心，接下来，哪个国家就会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他举例说，最早，有一栋三四层的小楼叫英国中心，之后，英国经济如日中天。后来有了德国中心，德国经济又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引擎。再之后，英国中心附近的洛克菲勒中心改名为日本中心，日本经济又变得很牛。可见，纽约一直见证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他说，现在你们在这里建中国中心，我们相信中国经济也会继续腾飞。

随后，中美关系慢慢地没那么好了。大概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有一些声音说，这个项目得改名，不要叫中国中心。后来，就改成了云端俱乐部。

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方面的意识形态化，另一方面，美国人自己的精神也变了。这个楼也不叫“自由塔”了，叫世贸一号楼。这个项目建起来时，虽然高度保持不变，但建筑方案改了，名字也变了，“自由”不提了，“自由债券”也没有了，然后中国中心也没有了，现在变成了纯商业项目。

尤其是到了特朗普上台之后，两国经贸关系持续恶化，再加上近几年的疫情，云端俱乐部自2018年开业之后，就没有好好经营过。这件事情也湮没在纽约无数的新闻里头，被人淡忘了。

而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最近中概股又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云端俱乐部潜在的客户也没有了，这个空间设立时的定位和当下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错位，应该说，在商业上不太会有盈利的机会。

总之，这个项目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几个变化阶段，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影响很挑战的项目，但是时间跨度太长，又经历了中美关系的变化，所以盈利性上就不太好。

第二个很特别的项目，是我们在台北做的万通台北2011。我做生意之前，因为研究意识形态，也研究了不少台湾的事。后来我在社科院法学所读博士，为了写博士论文（《两岸统一后的国家结构形式研究》），又研究了一些台湾的事，所以，一直以来，我对台湾都特别的关注，也去过很多趟台湾。

这样的话，在马英九第一个任期期间，因双方都坚持“九二共识”，两岸关系非常好，在经贸方面也互惠互利。在此背景下，我们就决定去台北做这个项目。

万通台北2011

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两个挑战。

第一，1949年之后，大陆企业家在台湾开发房地产项目，这是第一个。可以说，这个项目是空前的，到目前为止，它也是绝后的。大陆开发商在台湾，而且是在台北阳明山上盖房子，这是很多年来的第一次，充满了挑战。

第二，台湾的制度环境与大陆不同，我不熟悉，也面临着挑战。既担心过程中出现诸多变化，又害怕在商业上有风险。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和准备。

2012年，台湾有一次地区领导人选举。我们项目是在2011年签约的，签约之后，我们担心2012选举之后我们面临的环境会发生变化，就去拜访两党的政治人物。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了台中，在一个朋友的安排下，来到一个中学看艺术展，看展的过程中，“偶遇”了一个参加完其它活动之后也来此看展的绿营政治人物，然后进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会面。当然，这次会面是提前安排好的。

会面时谈到我们的项目，我也提出了我的担忧：万一选举之后，发生了政党换位，我们这个项目会不会受到影响？

对方就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项目签约了没有；第二，你的钱打过来没有？”

我说：“项目已经签约了，但是钱还没有打过来，即将要打了。”

他说：“法治社会，法律就会保护一切既得利益。什么叫既得利益？签了约的利益叫既得利益，否则叫预期利益。”

我问：“我的钱还没进来，叫不叫既得利益，法律保护不保护？”

他说：“只要你签了约了，就保护，因为你已经有权益了。”

他让我放心，说不管是谁在执政，对我们这个项目都不会阻挠。他甚至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就会对你这项目不好？”

随后，我又到台北约见了国民党的一位副主席，问了同样的问题。

结果他回答说，“国民党执政还是不执政，对你这个项目都没有影响，因为我们管不了这个项目。既然是你投资的，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管谁在台上，他想给你捣乱他也捣不了。将来万一碰到问题了，你就找律师。”

我得到了这两个回答以后，就下定决心，后来就把钱打过去了，开始做这个项目。

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了，两岸之间，市场企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差别。

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我们在刚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一个手续的审批，距离截止时间还剩不到一个星期，我有点着急，就打电话给台湾的合作方：“你再不搞定就来不及了，赶紧找人。”

对方说：“冯先生不用着急，没事。”

我以为真就没事，可是过了3天，还没有搞定，只剩2天时间了。按我们的经验，2天时间，能找到领导就不错了。领导都很忙的，2天哪能搞得定。我就急了。他说：“冯先生你真不用操心，有关方面必须得办，他不办我就开记者会骂他。”

结果第二天早上审批就出来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你敢这样？”

他说：“我们这是合法生意，有关部门要敢侵害我的权利，我就告他，他要赔偿的，他不作为导致的损失是要赔偿的。”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我才知道，原来有关部门不给你办事，你是可以骂的。

后来我又去了很多趟台湾，有了更多的体会，我就总结出台湾做生意的环境，叫：党无宁日，官不聊生，民有其乐。

虽然他们选来选去，吵来吵去，但是我们做生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不用那么操心。这个项目一直发展，最后还算成功，无论是销售，还是管理、服务，应该都算是我经历过的房地产项目当中，品质相当好的一个项目。

第三个，是立体城市。立体城市应该说是我特别想做成，但是没有做成功的一个房地产计划。

我们知道，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其实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摊大饼模式造成了能源、交通，以及土地资源的浪费。另外，产业在空间布局上过于分散，土地的密集度不够，会造成通勤的时间很长，城市的效率就比较低。不仅产业不聚集，城市里的人也都很疲惫。

于是，我们借鉴国外，尤其是亚洲一些人口密度特别高的城市的建设模式，提出了“立体城市”的想法，类似的概念，日本叫做紧缩式城市，也有的研究者称之为叫垂直城市，实际上就是在城市的规划上，允许一平方公里土地上规划400万到500平方米的建筑，同时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3万到5万人。

我们国家现在的规划，一平方公里土地可以有的建设面积大概在100万到200万平方米之间，人口有1万人。

地球上最极端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南非的贫民窟，一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多可以有100万人。芝加哥有一个地区，一平方公里土地上建了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地球上出现过这样的高密度建筑。当然，这样的高密度未必合理，贫民窟的很多方面都不合理。

我们当时就在规划上研究城市发展，希望在中国建设出一种高密度、集约式的城市空间布局，做到产城一体、节能环保，让产业、生活、教育等等都集中在一个“立体城市”中，同时在空间布局和社区管理方面都有一些特别的模式，实现居民上班基本上走路10分钟就能解决。

但是，这个计划应该说是一个没有成功的计划，或者说到目前为止还推动不了的计划。

与马云、郭广昌等在一起

为什么这个计划推动不了？当然有相当多的原因。既与我们的制度环境、土地规划、制度和政策有关，也和我们企业的财务能力等能力的限制有关。

比如从规划上来说，首先，用地有70年、50年、40年的区别；其次，住宅用地，是200亩，200亩地供地，一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要一次规划一次建，建设的顺序和规划的审批就会有非常多的障碍，几乎不可能完成。

如果要勉强做，做半道上就卡住了。比如我们在成都、西安的相关项目，都是在半道上卡住了，不得不退回到传统的房地产上来做。

日本一直在做这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的试验，比如柏叶新城，就是一个低碳节能的新城模式，它由一个企业主导，银行贷款几十年，慢慢来做。丰田汽车也做了一个新城，一次性买了一千多亩地，然后慢慢做。

所以说，制度是创新关键，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创新。创新，除了满足客户更多的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实际上也有通过创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获取超额利润的冲动。如果这个冲动没有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房价都是一个价，政府要批，大家在住房上的创新冲动就很校做企业的肯定就只会降低成本，然后提供基本的服务就可以了。

我最近有一个观察，总结出了四句话，叫“立场即真相，认知即能力，自由即创造，批判即进步”，其中创新、创造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了，限制特别多，创造力就会受限。

一个住宅产品的创新都很困难，更别说“立体城市”了。

在观察城市的发展模式过程中，我也真切地感觉到，制度环境对于创新的重要性，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

当然，自由并不是说不按规则办。只是，如果规则定得十分严厉，每一个事，政府都进行了决策，那么企业家就没多少决策空间了，这时候，就可以称为“创新的不自由”。

举个例子，我们的土地使用，国家的规定，当然是70年。但是从规划上来说，一个楼只能有一种产权，比如说我建一栋楼，500米，是写字楼，这栋楼里就都是写字楼，能不能有其它业态？我们知道，在迪拜就有这样的例子，一个楼里，既有写字楼，又有住宅，好几种业态都可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创新需要有更自由的空间，自由即创造。

自1991年至今，我始终在这个行业中坚持。但这三件事，让我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转型、发展，对企业家创造，以及复杂的外部环境，比如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对商业的影响，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们也认识到，做商业决策时应该怎样避开制度成本，或者说摩擦性的成本，尽量去做那些制度成本非常低、风险可预见、市场化程度高、具有合格交易对手的项目。同时，按照技术、法律、商务这样的一个谈判的逻辑来选择项目发展业务，就能够在竞争当中足够安全，也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性发挥得更好。

人生就是这样。我做了三十多年的房地产，未来，人们生活还在不断的改善，城市还在发展，我相信这个事业也能够继续前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