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2日（农历戊辰年3月13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金刚乡何家村的一个小有产家庭。我的高祖父德肇公在乾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举人，曾祖父向荣公在同治年间中进士，祖父火耕公在光绪年间考中秀才。可算是“三代书香”之家。但他们都未出去做官，而是在家乡开馆授徒，间或行医济众，颇得乡人好评。我外祖父也是书香之家，也曾开馆授徒。我小时候曾在外婆家攻读“四书”两年，为后来攻读国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祖父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清高思想对我影响至深。他的一生中曾有几次外出做官的机会，但都被他谢绝或拒绝了。据我所知，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京师发起“维新变法”运动时，湖南省带头响应，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他的一些同学（同科中秀才者）约他到省城（长沙）办洋务，他婉言谢绝了，回复说“‘维新变法’我赞同，但要我到省城当官不愿意，还是在家乡办学，做点实际工作为好”。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了长沙、浏阳等城市，敌伪政府要我祖父出任县维持会长，被他坚决拒绝，而是跟随地方游击队进山打游击，教导子孙们千万不能当亡国奴，更不能当汉奸。西安事变中，他上书国民党中央，坚决反对何应钦出兵西安；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经常痛骂“蒋该死”。这说明他当时的政治态度。

祖父对“四书五经”非常熟习，经常口中念念有词，背诵如流。我记得他经常念的是下面几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之学也，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可见他是一个正统的孔孟之徒。他也经常吟诗作对，尤喜唐宋诗词，经常吟诵杜甫的“三吏”、“三别”，李白的豪放诗篇，苏轼的“大江东去”等。一生著有《东阁居士集》两卷，现录《六十自寿》七律一首：“平生志事付闲鸥，辜负驹光六十秋。不惯车裘轻俗眼，竟教书卷白吾头。岂真才大难为用，自是性刚未肯柔。策扶治安何处上，悲天空抱杞人忧。”（写于1933年）这首诗充分显示了老人一生的抱负与人格，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的父亲杶台，20岁起经商，后生意亏本，弃商从戎，1938年8月5日在狙击日寇进攻庐山的战役中负伤成残，后退职回老家重操旧业，在一个小市镇上做布匹生意，建国后在公私合营中成为社会主义商业企业，1988年病逝，享年84岁。

我的母亲姓刘，在娘家没有取名，因为她在娘家10多个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四姑娘，嫁到我家后取名刘辉煌，也很少有人这样叫。我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能背诵很多诗，包括一些边塞诗，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上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等。因为我父亲从军常年在外，她吟这些边塞诗是寄托忧思与担心，当时我和两个姐姐都理解不了母亲这种心情，还经常笑她神经不正常，她也只是一笑了之，对我们姐弟宠爱有加。母亲虽然未进过洋学堂，但也是出身书香之家、大家闺秀，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对我还有些溺爱，但对我的学习却管的很严，经常激励我好好读书，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同时也可以光耀门庭，留名后世。这是我当时用功学习的直接动力，也为我后来在学术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我对母亲充满了恩爱和感激之情。但令人遗憾终身的是，当1990年母亲刚满90岁时就不幸去世，据说她临终时还不时的发问：“炼成回来了没有？”最后带着这个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母亲最钟爱的儿子，没能给母亲送终，母子做最后的离别，这是儿子最大的不孝，犯了不可弥补的过失，令人遗憾终身。

我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时期度过的。在5岁以前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到5岁半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何氏族小——菁华小学学习，给我们启蒙的老师叫赖邦隆先生，他对我们班管的很严，一不小心就要挨他的板子，因此，学生都很怕他，但也培养了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精神，我们班同学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受到学校领导的多次表扬。

1937年秋，我考上高小的时候，“七七”事变爆发了，为了防止日本鬼子的空袭，我们高级小学临时搬到山中的一所寺庙里去办学。这个寺叫石霜寺，是唐太宗派裴度监造的，依山势修成三层大殿，两边又修了许多辅殿，大小房屋100多间，上下左右由长廊相连，确实蔚为壮观，雄伟超群。

我们在石霜寺学习了一年半，但同外面的形势并没有脱离，而是与抗日紧密结合。我清楚记得，我们的班主任何惠文老师曾多次出山到县上开会，差不多每次回来都要带回一首抗日歌曲，在全校教唱，其中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都是神枪手”、“游击队员之歌”、“松花江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这些歌曲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后来不少同学走上了抗日前线，为保卫祖国而战，有的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小时候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深山中待了一年半以后，抗日战争局势暂处于相持阶段，我们的学校也搬回了金刚头市镇上面，教学秩序逐步走上了正轨。在学生中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学生自治会，选举产生了主席和副主席，我因为学习成绩优秀当选为主席，同年级的同学陈道斌当选为副主席，我坚决不愿意当主席，怕耽搁学习，怕负责任，哭着要同他交换，他也同意了，但校长何惠文老师不允许，骂我胆小鬼，没出息，说如果你今后有出息，我把眼睛挖出来给狗吃了。校长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刺激，一直鞭策着我勇挑重担，前进！前进！！再前进！！！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我们浏阳的邻县礼陵度过的。由于当时礼陵的经济和文化都比浏阳发达，特别是礼陵湘东中学在湘东地区名气最大，名师最多，条件最好，因此我不辞劳苦，徒步90华里到礼陵县城去赴考，结果考上了，开始了6年漫长的中学生活。

湘东中学坐落在县城的东门内，县城中心是座文庙（即孔子庙），庙前有个大操场，成为我们学生经常运动的地方，县城的东面有渌水流过，中心有个状元洲，风景雅致，是我们学生散步的场所，过了渌水桥，就是礼陵师范学校所在地，与湘东中学同为礼陵两个最高学府，相互之间展开友好的竞赛。

湘东中学是礼陵县一些大官们捐钱兴办的学校，曾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任董事长，曾任福建省主席的刘建绪任副董事长，他们都曾来湘东中学作过报告。校长张伯兰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直担任湘东中学校长数10年，成为湖南省著名中学校长之一。他的办学特点是：一、千方百计筹集办学资金；二、聘请有名的教师。就在我上高中的3年中，他就先后从省内外聘请了十几位名教师，如从江西萍乡聘来的肖项平老师，从长沙聘来的杨伯峻老师，从北平聘来的宋家修老师，从衡阳聘来的向志民老师，从江西聘来的修古藩老师，从长沙聘来的张锡侯老师，从江浙聘来的王彦如老师，甚至从印尼聘来一名华侨教我们英语。现将我对这些老师印象最深的其人其事介绍如后：

肖项平老师是江西萍乡上栗市人，离我的老家只有十几里路，翻过一座山就到了。据说他在美国留学8年，“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留在家乡做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湘赣边区特委委员，被派往湘东中学开展工作，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教我们高中部各班的英语，对我们要求很严，特别强调口语和写作，记得有一次我写英语作文时，照抄可罗斯福发表的关于“四大自由”那一段，受到肖老师严肃的批评，批示重做。从此，我的英语大有长进，打下比较好的基础，以至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停学英语40年，到1986年赴美国西密西根大学讲学时，很快就能用英语进行教学。

特别是肖老师虽然教的是英语，但时刻不忘宣传党的政策方针，利用当时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有利形势，经常对我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当毛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的公报发表后，他说：“毛主席真伟大，比蒋委员长强得多，中国将来要靠毛主席领导才能真正富强起来。”蒋介石撕毁和平建国协议以后，国统区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也波及到了我们湘东中学。特别是在我们毕业那年国民党制造的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公布后，全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我们班上几位进步同学在肖老师的指导下组织和发起了礼陵县城几个中学联合起来的大游行，抗议国民党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

杨伯峻老师是我国著名的国学家和文学家杨树达老先生的亲侄子，当时教我们高中部的国文，特别是古汉语的教学，这为我后来学习古代经济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杨老师对古文的讲解深入浅出，妙趣横生，令人百听不厌，永不忘怀。特别是他对我们布置的作业要求很严，每篇都仔细批改，最后并附评语。例如，对我写的《国共两党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奋斗——至国共两党的信》一文，杨老师的批阅是“堂堂之鼓，阵阵之旗，理明且顺，辞厉而危”。虽然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根据当时的形势还是言之成理的，虽然文中某些观点杨老师不一定完全同意，但是他从总体上给予了肯定。这件事教育了我，对待学生的文章不能求全责备，不能要求与老师的观点完全一致，只要能“言之成理”就行了。

获第13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这是指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年——从1947年至1951年，也就是我的大学时代。

1947年7月我从湘东中学毕业后，与同班同学数人赴南京、上海考大学。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各高等学校都是自己招生，各自录取，而且考试的时间各不相同，因此考生可以报考几所大学。我当时就在南京、上海两地先后报考了北大、复旦、武汉、英士、朝阳法学院等五所大学，除北大以外均被录取。由于武大离家较近，是当时全国五大名校之一，特别是她的经济系很有名气，毕业后可以到资源委员会去工作，还可能有出国留学的机会，因此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武大经济系，从而开始了我的四年大学生涯。

1947年9月，我身穿粗布学生装，带着上中学时用的人造皮革箱子，进入了环境优美的珞珈山，真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

入校后的第一课，就是听老同学讲“六一惨案”的经过：6月1日凌晨3时，国民党武汉行辕警备司令部派第71旅、82旅，宪兵12团，武汉警察总署，警备司令部稽查一处的军警宪特1000多人，包围了武汉大学学生宿舍，大肆搜捕进步学生，被惊醒的学生奋起营救，与军警对抗，不到半小时，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军警多处开枪射击，当场击死3人，重伤3人，轻伤10人，还带走了20多人。天明后全校师生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学校当局向武汉行辕严正交涉，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同学；武汉地下党市委指示，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决定无限期罢课。武汉行辕主任当时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但直到我们进校时还很少兑现，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们进校后的第一年，虽然学生运动在进一步发展，但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在继续进行着，特别是我们经济系从1945年抗战胜利从四川乐山又迁回武汉后，聘请了刘秉麟、杨端六为代表的一批老经济学家，又从美国哈佛大学聘请了张培刚、刘涤源、谭崇台、吴纪先、朱景尧和李崇淮为代表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以张培刚教授为系主任的教授集团，堪与当时北大经济系的教授阵容媲美。张培刚教授一上任就大胆改革过去的教学内容，并直接用英语给我们讲西方经济学，采用当时比较有名的班亨所著经济学为基本教材，他第一堂课就给我们介绍了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流行的数十本参考书，要我们自己去找来阅读。这一下子把我们镇住了，心想这门课学不下去了，但又是一个主要的基础课不学不行，如何办？我就利用在高中时打下的那点基础，买了一本新的英汉四用字典，在老师讲课前把文法和生字写出来，这样听课时就基本上听懂了，经过1年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原文书，听课也不费力了。时隔40年，在1986年我去美国西密西根大学讲学时，虽然40年很少用英语，但还是能对付过来，这不能不感谢张老师用英语教书带来的好处。

张老师的教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采取启发式教学，提倡学生独立思考，畅谈自己的观点甚至和自己不同的观点，我记得一次他介绍庞巴维克等人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时，引用了农民如何在1年中支配五袋谷物的例子，来说明“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当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张老师当时并未否定这种观点，认为可以继续讨论，可见他对学生不同意见的理解和尊重。张老师这种民主的教学态度，对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近20多年来我在教学中取得一些成绩，是同实行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分不开的。进入大学二年级时，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学生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严重，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再加上国民党当局在各地制造事端，如“5.21”时间、浙大于子三被暗杀、昆明惨案等；在武大于1948年夏举行“六一”惨案周年祭时，又遭到国民党武汉当局的大肆逮捕，因此在武大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学运高潮，罢课游行不断，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进行。

在这种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我深刻感到有参加革命组织、投身革命运动的必要。于1948年元月初回到湖南，途径礼陵时到母校湘东中学找肖项平老师请教，他大力支持我们的想法，并指示我速回浏阳老家成立地下组织，以便将来迎接解放，成立革命政权。我回到老家后即找我的堂弟何传瑶商量，良人决定找我堂伯父何金台策划（因为他在大革命时代曾参加过共产党，后因到南洋经商脱离了党组织）。堂伯父提出这是一个绝对保密的事，决不能泄露半点风声，否则有生命危险，建议先成立一个民间社团组织，打着文化艺术团体的名义，取名为“德泽励志文艺社”（“德泽”寓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于是，我和堂弟两人采取个别串联的方式，确定了第一批12名社员的名单（包括我、何金台、何传瑶、刘良吉、何宗恢、杨炳煌、何继楼、何继贤、何文祺、邹祖兴、邹祖东、胡征炳）。接着我就回到了武大，同文艺社通信联系，给他们寄一些国内外形势的材料（包括苏联大使馆的新闻资料、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农村工作手册等），结果被国民党湖南特务机关查获，指示浏阳县警方查办，恰好这个案子落到了我们何家在县府工作的堂侄的手中，他秘密通知何传瑶等暂时躲避，县警方派人搜查一无所获，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使我们这个组织没有遭到破坏。到该年底在中共湘赣边区地下党工委特派员肖项平、李传文两位领导主持下，正式成立了浏阳南区党支部，发展党员十余人，积极开展了迎接解放的各项工作，并以德泽励志文艺社的名义，举办农民夜校，出版油印小报和墙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后来协助南下工作团建立了浏阳南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进行了迎解宣慰，筹措军需，支持解放军南下的重任，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地下党支部。

1948年年初我从老家回到武汉大学后，立即投入了武汉地下党所领导的各项学生运动：首先是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是由我们班上的地下党员李靖华同志介绍的，先是他找我到武大图书馆后面的阳台上个别谈话，接着带我到他住的宿舍（大概是宿字斋20几号）进行秘密宣誓，誓词的内容记不清了，不外乎是参加的目的和动机，并表明自己的决心，并在誓词上签了名，最后用火烧了，从此我就成为地下党所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的正式成员，是有领导、有组织的部队的一分子，不能像过去那样凭自己的感情来对待和参加学生运动了。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一些进步文艺团体的活动，是唱歌队的积极分子，组织并领导了“眺望经济学会”学习进步书籍的活动，主要学习了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积极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活动。大力支持崔明三竞选成功，多次参加地下党所领导的罢课、游行、声讨、抗议等活动，最后参加了反对迁校、保校保产、迎接解放等活动。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期，对我们参加地下组织的成员来说，一方面经常面临着国民党的迫害、甚至屠杀，使我们提心吊胆，准备面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有地下党同志的领导和同志们互相关怀和团结，特别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对我们是最大的鼓舞，使我们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去迎接各种考验，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了革命的胜利而英勇牺牲，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看成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大概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所致。

正是在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指引下，学校的教学活动并未完全停止，科研活动也未停顿，只是这些活动与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而已。例如，我们“眺望经济学会”结合“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从延安传过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油印本的学习，大家一致认为，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惟一可行的道路，否定了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特别是通过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的学习，批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理论上认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此外，我当时还研究了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问题，揭露和批判了发行“金元券”和“关金”的反动目的和严重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公开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一篇是《金圆两月》，刊登在1948年初《浏阳报》第一版，一篇是《论金元券改革的作用和后果》刊登在1948年底武汉大刚报理论版。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

进入1949年以后，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革命已处于大转变的关头，可是敌人还在作垂死挣扎，一方面煽动迁校广州，企图挟持一批著名学者南下，另一方面加强了对进步师生的监视和迫害，企图再次派军警包围武大，大肆逮捕进步师生，据在后来缴获的敌特情报，据说列入逮捕名单中的武大师生就达100多人，好在武汉地下党及时采取了有效对策，将一部分经常出头露面的同志隐蔽起来，再加上解放军南下部队采取从武汉南面包围敌军的策略，迫使敌人不得不提前撤退，于5月16日凌晨乘最后一列火车南逃，武汉解放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宣告，使我们这几年来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热泪盈眶，至今不能忘怀。

根据我的长期申请，再加上解放前后我在革命活动中的各种表现，法学院党总支认为我已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吸收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6月12日在经济系党支部大会上全票通过，同时被通过的还有我的老师张培刚教授。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当时担任党总支书记的毛剑光同志和组织委员张慜同志，从此我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到现在已经整整过了半个世纪。

1951年上半年，我们班面临着毕业，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届正式毕业的大学生，因此国家高教部十分重视，并决定实行全国统一分配。在分配前以各大区为单位，将应届毕业生集中到大区所在地进行培训，强调要服从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自己填的志愿时到大西北去，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要张慜同志和我带队去西安，同时分配去西北的共20多人。我们于1951年7月初来到西安，西北局人事部负责同志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并安排在西安当时最好的大金台旅馆住下，接着安排我们参观西安文物古迹，晚上招待我们看秦腔，过了约半个月，我们的分配方案才最后确定，我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1951年7月30日到西北大学报道，从此一呆就是50多年，西安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西北大学成了我的新家。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50年，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高潮迭起的50年，也是大气大幅曲折前进的50年。在这50年中，我做出一些成绩，也存在不少问题；既受过多次表扬，也挨过不少批评甚至批判斗争；经历了各样风风雨雨，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度过了我一生的黄金时代。

1951年7月30日，我背着一个小背包，提着一口破旧的人造革箱子，只身来到了西北大学。一进西北大学北门，面对这种荒凉简陋的校区发呆了。低矮的平房（当时没有一座楼房），灰不溜秋的墙砖房瓦，最大的一座房屋就是大礼堂（据说还是东北大学迁来西安时盖的，张学良将军任校长，在这里作过报告，现作为文物古迹保护）。我们年轻助教的住房就在大礼堂西边的几排平房中，每房住两个人，没有公共厕所，晚上起夜要走很长一段路去方便，当时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个用手压的抽水井，几十个人共用这口井，每天早晚都要排队打水。再往南走，就是教授和校领导们住的房子，也都是旧的砖瓦平房，只是间数较多，房子较大而已。办公的地方也不像样，校长办公室就在大礼堂东边的两间厢房中，我们经济系的办公室是在一间破旧的房子里，化学系的实验室也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当时我心想，这哪里像个大学，连我们湖南一个中学都不如，同我的母校武汉大学一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从而动摇了我扎根西北的信心和决心。

好在当时中央派来的侯外庐校长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我们这些青年助教非常关心和爱护，经常督促我们刻苦学习，争取早日成才，挑起建设新西北大学的任务。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安心在西北地区工作，西北现在虽然很落后，但将来一定会好起来，我们能参加大西北的建设，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特别是他告诫我们，做学问就必须下苦功夫，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要有“做学问就像吃生猪肉”的精神，才能学有所成。正是在侯校长的感召下，我逐渐安下心来，逐步适应了这里的人文地理环境，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首先，我被分配到西北大学财经学院担任助教工作，报到后袁若愚老院长要我把新留下的十位助教组织起来，先搞好学院的教学准备工作，我具体负责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准备工作；由于我是当时学院唯一的年轻共产党员，西北大学党总支又交给我在学校发展党员的工作。在这双重任务的压力下，我只有加强与青年助教同志的联系，经常召开助教会讨论有关教学和国内外大事，俨然成了一个“助教头”，我同他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为后来开展教学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半年左右的准备，我们这批助教大多数走上了教学第一线，而且教学效果一般良好；同时，在校党总支的具体指导下，在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为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使它成为50年代西北大学一个光辉的亮点，培养了数千名财经工作干部，活跃在全国各地财经战线，不少同学成为优秀人才，有的同学成为经济专家和党政领导。

正当我们投入紧张的教学工作的时候，党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并号召高等学校的师生下乡参加，西北大学党总支积极组织了这一工作，发动师生报名，组成数十人的土改工作团，赴汉中地区参加土改。大概是1952年10月初，我们土改工作团一行数十人，分乘2辆大篷汽车从宝鸡出发，途经秦岭入口处参观了张良庙，这是后人为纪念这位西汉开国谋士而建立的，充分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参观毕乘车在秦岭山上简易公路上继续南行，沿途秋光明媚，鸟语花香，令人陶醉。当汽车行至“马道村”时，溪水上涨把小桥冲坏了，人和车被阻，只有在这里一家小饭店住下，男女挤在三间小屋中和衣而眠，第二天清早起来，太阳出来了，到外面散步时见到小溪边上有块小石碑，上书：“萧何月下追韩信处”，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古迹，这两位英豪留下的佳迹，给后人留下了多少激励，多少启迪。早饭后乘车继续南行，出褒斜道口时，但见汉代以来开凿的“古栈道”依稀可见，有一段还在继续使用，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汉中王刘邦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和诸葛亮“六处祁山”的良策。车出秦岭南口时，韩中盆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到汉中专区招待所住下，在这里要集训一周。

在汉中行署集中培训以后，土改工作队分赴汉中地区各县，我被分到城固工作组，这是西北大学在抗日战争时避难的地方，西汉时期出了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张骞，他是汉代通西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我们瞻仰了他的坟墓，行了三鞠躬礼以示景仰。到县上后又呆了3天，听了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情况介绍，又具体的分为几个小分队，分赴原公区各乡工作，我被分到垣山乡小分队并任队长，次日即去赴任，在这里度过了不平凡的4个多月，经历了土改的全过程，其情景至今令人难忘。

通过土改，我在后来的总结中提出了三个理论和政策问题：第一个是如何确定地主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住的那个村上普遍比较贫穷，是个半山区，土地少而贫瘠，基本上都是贫下中农，只有一户地主，又是开明地主，没有斗争对象，掀不起高潮，受到县领导的批评，于是召开村贫农协会讨论，提出要补划一户地主，多数人推出刘明才。

此人原是勤劳起家，解放前夕买了20几亩坡地，每年收租20几石，有时也放点债，利息较高，惹怒了一些借债人，有人想划他为地主以逃脱债务。我们工作组经过研究，认为该户划为地主比较勤勉，划为小地主出租比较合适，如果硬要划为地主，刘明才也不应划为分子，因为他本人还参加主要农活。但是，我们这个意见没有被县领导小组批准，仍然将其定为恶霸地主，进行残酷斗争，差一点酿成人命。第二个是富农家庭和富农分子的定性问题。根据当时划分成分的政策，对那些自家占有土地，也有人参加主要农业劳动，但要雇工进行剥削，其剥削量超过25%—30%的家庭，应当划为富农成分，其家庭的主要成员，如不参加农业主要劳动，应当划为富农成分。但是我那个村上划的杨姓富农，家庭成分定为富农没问题，但将其家从事主要劳动的家长定为分子不妥，因为他是劳动分子而不是剥削分子。当时县领导小组的答复是富农分子也可以是劳动分子，不属于剥削阶级。但是后来在合作化和人民合作化运动中却把富农分子列入五类分子中，即不仅是剥削阶级而且是敌我矛盾，这又如何向群众交代呢？第三个是剥削率的计算问题，我在当时给县上写的土改总结中提出汉中地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率一般为50%，即农民耕种地主的土地，每亩打2石粮要交1石地租，即地主和农民各占收成一半。土改结束回校后，我把土改总结交侯外庐校长审阅，他指出这种算法不对，应当是按照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率公式来计算，剥削率应当是100%，并要我认真学习《资本论》第一卷。这对我的教育极大。

1953年年初土改结束返校后，不久即接到参加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两年的通知，这是当时西北局为了培训西北地区高校马列主义教师而举办的，第一期共招收40多人，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分别由张宣、茹季扎、郭琦三位教师讲授，这是三位老干部，也是从延安来的教育家，他们的讲授受到学员们的欢迎，使我们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启蒙教育，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经过一年半的学习，我被批准参加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理论班的考试，出了100道题，考了一整天，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于1953年国庆后第一次进京入学。当时的校址就在颐和园对面的几栋两层楼的房子内，条件比较简陋，但政治待遇和教学要求很高，学员一般是县团以上的干部，教师主要是苏联专家。给我们班教政治经济学的是苏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佐托夫教授，他给我们讲授《资本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一些简单的图表来表达一些深奥的道理，使我受益终身，我在后来《资本论》教学中经常引用，收到良好的效果。再加上当时担任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郭大力先生给我们作了几次关于如何学习《资本论》的学术报告，提纲挈领地把《资本论》的全部内容串起来，为我们学习《资本论》提供了一把钥匙，据此我们用1年时间通读了《资本论》三卷，为后来从事《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马列学院培训部近3年的学习，我们于1956年年初结业返校。当时西北大学党总支已提升为党委，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朱婴同志担任党委书记，我被选为党委委员，朱老要我当宣传部长，我坚决谢绝，重回我的教学岗位——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并于4月提升为讲师，工资晋升3级，达到94.5元，这在当时已是较高的工资，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

1956年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也制定了向科学进军的计划，主要是如何根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来进行教学科研工作，重点研究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问题。我个人也制定了一个科研计划，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问题，受到了侯校长的鼓励和支持。我决定从近代开始，先研究孙中山和谭嗣同的经济思想，先后写成了《试论孙中山的社会经济思想》和《谭嗣同经济思想概论》两文，钱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上，后文发表在西北大学建校45周年校庆文集上，可以说这是我的两篇处女作，达到了当时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接着于1959年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试论孟子、墨经中的价格观》一文，对胡寄窗、张鱼等老专家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已具有了价值观念，有人甚至认为明代的邱浚已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对此我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国古代思想家只有价格观而无价值观，更谈不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我的观点得到了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多数人赞同。

正当全国“向科学进军”的高潮刚刚兴起，一场出人意料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先是从胡风集团开始，把胡风当作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抓了起来，集团涉及到数十名文化界名人，实际上这是反右派斗争的前奏，接着就深入到全体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中。先以帮助党整风的名义，号召知识界大鸣大放、畅所欲言，一次“引蛇出洞”，然后群起而歼之，掀起了所谓“反右运动”。

西北大学党委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在西北大学掀起了反右斗争的高潮，经济系首先成为斗争的焦点，先后揪出了刘不同等老牌“右派分子”，又在学生中揪出了一批新“右派分子”。历史系学生霍力攻以“共产党有无建设社会主义的诚意？”为题在“自由论坛”上公开发表，受到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一些老师的批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与之商榷。但是隔了两个月，这些上台批判“右派”的教师本身也成了“右派”，我也被划为中右分子，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可见反右斗争扩大化不得人心，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更令人痛心的是，当时党中央未觉察到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而是将这种“左”的错误更加深入和扩大，发起了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学校也被卷入了这些狂热的浪潮，党委提出“一风吹五浪”的错误口号，大刮“共产风”，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如什么“千篇文章百本书”、“炼钢上万吨”、“母鸡一天下24个蛋”等，作为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当时也被这种狂潮冲晕了头脑，跟着吹牛皮为这种狂热行为找理论根据，说明了我们并未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当时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作了一个“跃进规划”，现在翻出来一看，很多指标到现在还没有达到，甚至永远也达不到（如“建成世界一流教研室”等）。虽然我在大荔县参加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对当时那股“共产风”也有所觉察，如以村为单位办大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七包”，拉电灯夜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也曾提出怀疑，但被当时县领导视为右倾，回校后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受到牵连，以致在当时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重点批判。

在这种运动不断的形势下，关起门来搞科学研究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按原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计划根本行不通了，于是转而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问题。恰好在“大跃进”中提出了价值规律和按劳动分配问题。孙冶方在1959年《经济研究》中发表了《论价值》的长文，提出要区分两种价值规律：一是价值如何决定的规律，这是社会分工条件下永远起作用的规律，即如何进行等价交换的规律。这又涉及到按劳分配与价值规律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必然会出现多劳和少劳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否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围绕以上问题，在全国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于1959年在上海召开了全国性的第一次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讨论会，西北五省（区）也在西安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我也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文，基本上同意孙冶方的观点，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批评了把价值规律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对立起来的观点，否定了把按劳分配规律当作资本主义东西加以批判的谬论。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了3年经济大倒退，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进行总结，提出了“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农业、工业、教育等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大跃进”中许多不切实际的措施和指标，但是并未从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算“左”的思潮，以致到六七十年代造成“左”倾思潮的复辟和大泛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首先是从农村的“四清”运动开始的。所谓“四清”运动，就是清算人民公社中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这本来主要是经济问题和干部中的思想作风问题，但后来被提到政治问题上来，涉及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把斗争的重点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至爆发“文化大革命”，最后集中指向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从而造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冤假错案。

在农村进行社教运动的同时，在城市也开展了所谓社教运动，矛头主要是针对文化、教育、理论等领域的知识分子，文化界批判所谓文艺黑线，教育界批判所谓教育黑线，理论界则大批所谓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于196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理论工作会议，在会议开幕时毛主席接见了全体代表，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这次接见，我们西北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拍了三位同志参加（我、李振民、周祖达），受到极大的鼓舞，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但是，会议开始后风向逐渐变了，变成了一次批判大会，由康生、陈伯达亲自主持，批判了杨献珍的哲学观点（合而为一论），批判了孙冶方的价值论和利润中心论，并结合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等。会议结束后各省市宣传部如法炮制，召开了类似的批判大会，并结合各地的典型人物和观点进行批判。陕西省跟得最紧，在省委宣传部长刘端棻的主持下，由宣传处长左嘉犹、科研处长陈立人、高教局长李绵具体安排，将全省高校所有政治理论课教师集中到省委宣传部大楼整风两个多月，重点批判了西安交大凌雨轩的“个人崇拜观”、西安机械学院中共党史教师徐干的“反对巅峰论”，特别是重点批判了我的“白专道路”、“三和观点”、“生产劳动论”和“劳动价值论”。这里只谈我的批判问题。所谓“白专道路”，是指我热衷搞科研，一心想成名作家，不积极参加反右派斗争，不愿意当宣传部长等。我承认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不承认这是“白专道路”。所谓“三和观点”，是指我曾经写文章宣传过苏共20大的“三和”观点，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我认为，和平共处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亚洲万隆会议制定的“五项原则”第一条就是和平共处，这没有什么错误；和平竞赛应当成为当时国际关系的主流，应当结束当时两大体系军备竞赛的危险局势，这也没有什么错误；至于“和平过渡”，我认为当时我党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内部文件谈得很清楚：我们并不是绝对反对和平过渡，而是指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不应当过分强调，否则就可能麻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斗志，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问题，除了批判我引用的孙冶方的两种价值理论外，重点批判了我在20世纪60年代所提出两种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观。当时我正系统地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后改译为《剩余价值理论》），发现其中对生产劳动的论述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简单劳动过程来考察，即主要从物质生产过程来考察，只有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生产出某种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另一种是从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目的来考察，凡是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根据第二中含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仅生产物质产品用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且生产某种劳务用来满足人们对劳务的需要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特别生产某种精神需要的精神劳动也是生产劳动。据此，我提出从事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在这些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是生产劳动者。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当时把知识分子都说成是资产阶级分子的错误观点，理直气壮地提出科教文卫部门的知识分子是复杂的脑力劳动着，他（她）们的劳动也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是自己养活自己，他（她）们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是不同劳动产品相互交换的关系。这种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下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受到批评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但没有想到这场批判来得这么快，公开发表不到一年就挨上了，其批判之猛，上纲上线之高，最后处理之严，却是我没有想到的。最后结论定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暂时脱离马列主义教研室（实际是取消政治课教师资格），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参加社教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4年年底，我跟随西北大学社教工作队参加我省第一期社教，我被分配到长安县大峪公社龙渠村社教工作组，负责整理资料工作，第一次具体接触到农村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其面积之广、涉及问题之多、贪污数量之大超过我在城固土改时地富和保甲长对农民的剥削掠夺数量，可见问题之严重，说明党中央发动“四清”运动很有必要。但是，接着发表的农村社教《23条》表明，当时中央领导对社教要解决的矛盾性质存在着分歧，毛主席强调要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而刘主席强调要解决农村“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从而把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暴露在世人面前，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在农村社教（23条）的指导下，我继续参加第二期高陵社教和第三期咸阳社教，直到“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社教工作团解散，各自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

我从咸阳社教工作团回到西北大学后，学校已经在上面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开始了“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清理五类分子（地富反会坏右），接着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帽子对我当时都不合适，因此运动还冲击不到我的身上。但当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后，全国各个大学就被搞乱了，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 ，抓“牛鬼蛇神”成风。西北大学造反派也如法炮制，我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揪出来的，给我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有一顶“孙冶方在西北的代理人”的特殊帽子。以至在1978的兰州会议上向孙老谈及此事时，孙冶方感到很吃惊，说想不到他的问题起牵连了这么多人挨批斗，他向我表示歉意。这位革命老前辈的广阔胸怀，令我终身不能忘怀，他在“文革”中受了7年牢狱之苦，不但革命意志更加坚定，而且能为党分忧，安慰我们这些“文革”挨批者，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从此我不但进一步学习孙老的价值理论，而且学习他的治学方法，学习他的高尚人格。

从1967年年初我被西北大学造反派揪出来，到第二年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为止，我曾被小组会批判过十几次，在校部分会上批斗过两次，在全校批斗大会上陪斗过一次。批来批去还是1964年理论工作会议上批我的那几个问题，开始时参加批判的人还比较多，由于多是一些理论观点问题，一般人不感兴趣，再加上我的辩解，批判者说服不了我，因此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当造反派热衷于打派仗以后，也就顾不上我们这些“死老虎”了，从此我们成了“逍遥派”，每天看看大字报，回家看看小说，黄金时代就这样白白地消逝了。

“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巨大的，教训是惨痛的，应当如何加以总结，使这样的灾难今后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经过近20多年来思考，结合自己在“文革”中的思想变化，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供参考：

第一，“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同我国科技落后、生产力很低的状态相联系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中国的封建社会经历了三千多年，长期的封建制度十分牢固，皇帝虽然被打倒了，但是封建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官本位和等级制度严重存在，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初步实行的法制被“文革”破坏的荡然无存；

第三，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汪洋大海国家，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具有广泛的和深刻的阶级基础，这也就是为什么“文革”中“四人帮”搞的那一套极左思潮迷惑了绝大部分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重要原因；

第四，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摇摆不定，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谈得很好。但反右派斗争一来出现了反复，“文革”中则把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帽子，当作无产阶级的异势力来对待，“文革”中受害最深的就是知识分子，甚至影响到知识分子家庭的三代人，这是我国近半个世纪内科技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

第五，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封闭状态，诸侯经济，各自为政，闭关自守，互不往来，这是“文革”是年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第六，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教条主义严重，错误地把斯大林主义当作正统的马列主义，把国有制当作最优越的制度，把平均主义分配当作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在工作中光反右不反“左”，认为“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在干部（包括知识分子）中形成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这是“文革”中许多人跟随“文革”大潮随波逐流的主要原因，我个人在“文革”中也存在这样的教训，这是值得自己进一步深刻反省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开始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强调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的讲话，为我国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我国的科学研究迎来了万紫千红的春天。当时，我虽然已进入“知天命”之年，黄金时已经过去，但仍能搭上这班改革开放的列车，做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过贡献。

首先，我组织原马列主义教研室的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恢复了20年停止招生的经济学专业，七七级招收49人，七八级招收50人，其中半数以上属于“老三届”学生，他（她）们经历了“文革”的动乱，饱尝了失学的痛苦，因此当踏进大学之门后，都是如饥似渴的刻苦学习，毕业以后基本上个个成才，一部分人还脱颖而出成为全国知名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如魏杰、张维迎、刘世锦）等，还有少数成为著名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他（她）们为西北大学争得了名誉，为经济管理学院树立了品牌，使学院成立15年后跻身全国经济学科的前10名，被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现在，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已具有硕、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国经济学基地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等，成为“中国经济学会”5个常务理事单位之一。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也是我的科研成果丰收的年代，先后出版专著12本，主编教材和丛书30多本，发表经济论文共500多篇，获国家图书奖3次（参编书），部省级奖20多项。在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国有制改革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与西部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创造性观点，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重视。

在生产劳动论方面，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的3篇文章的基础上，继续发表了3篇，逐步完善和发展了过去的观点，为国家采用三次产业划分和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特殊含义》（载《社会主义国民收入若干理论问题》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1984年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86年我将近20年来对生产劳动问题研究整理成（生产劳动理论与实践）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获西北西南地区优秀图书奖，1900年获陕西省社科优秀成一等奖。

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我在20世纪50年代末学习孙冶方的价值理论基础上，批判了当时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和平均主义分配论；到70年代末，我提出了价值决定的新观念，肯定了恩格斯关于“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定义的正确性，比较深入地论证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参见《论价值决定》一文，载《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和《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80年代初，我结合《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写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伟大变革》一文，作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后载《社会科学编辑》1988年第3期增刊，该文1985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劳动与劳动价值的讨论中，我已先后发表论文5篇，表达了我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在《也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中（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我既不同意苏星的“窄派”观点（参见苏星《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也不完全同意谷书堂的“宽派”观点（参见《新劳动价值论一无论》一文）我的观点是比“窄派”要宽，比“宽派”要窄。在21世纪的第一年，我也先后发表了三篇新论：《劳动、价值、分配“三论”新解》（载《当代经济科学》2001年第6期），《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载《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2001年第4期）。在这三篇论文中，比较全面地表明了我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认识，获得了我国经济界多数同志们的认同。我所主编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书，由李铁映作序，由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是6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的两种含义，把教科文的劳动列入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范围；二是80年代中期，对第三产业的劳动作了深入的探索，提出第三产业中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并创造价值；三是最近两年来，参加全国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的讨论，提出要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8条基本原理，同时要从8个方面进行发展。

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方面，我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先后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三篇论文：⑴《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制度》一文（载《经济研究》1978年第6期），着重批判了“四人帮”否定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混为一谈的谬论，区分了商品经济共性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性的辩证统一关系；⑵《再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文（载《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具体分析了商品经济的一般特性（与自然经济相对而言），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对而言），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其他两个基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按劳分配）；⑶《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一文（载《经济研究》1988年第12期，进一步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特殊属性的复杂性，既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也有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甚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还会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包括内资和外资），为此就必须强调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问题，也就是说既不能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秩序办事，也不能按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秩序办事，而应当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原则，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商品经济原则办事，其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我在北京参加党的十四大文献的讨论时，完全同意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这次讨论使整个80年代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姓资姓社”之争划上了一个句号，为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当时，我主编了《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一书，获陕西省1995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结构及其调整问题，这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所重点研究的课题，也是参与我国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也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我在1987年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极端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国有制的比重太大，集体所有制比重太小，私有制比重微乎其微（当时仅占百分之几），外资企业只是极个别的，这根本不符合我国当时生产力总体落后和多元化状况，是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客观经济规律的。因此，我提出“以国有制为主导（好比飞机头），以集体公有制为主体（好比飞机身），以私有制为两翼的“飞机模式”，并具体化为：“公有制占30﹪，集体所有制占40﹪，私有制占30﹪”的“三四三模式”。此论一出，众议哗然，一片反对声，一位老前辈很关心地对我说：“小何同志，你过去的发言很稳重，今天怎么胡说开了。”我当时回答说：“谢谢您老的关心，但是我没有胡说，而是经过一些调查研究，思考了3年才提出来的。”恰好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国社科院的宋养琰教授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引了许多具体数字加以说明，这更坚定了我坚持“飞机模式”的信心，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深化，我进一步研究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股份制问题，并参加调查了西安市的20几家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制后的成绩，写成了《关于社会主义股份制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一文（后载《当代经济科学》1989第5期，提交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又受到大会执行主席的批评，当时我饿第一位博士生左中海非常生气，准备站起来批驳，我当时加以制止了。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我集中研究了当时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状况，写成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思考》一文（载《当代经济研究》1995年第5期），我重申了我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飞机模式”，并强调了实现这一模式的关键是实现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其具体内容有：一是大力压缩国有企业的比重，国有企业一律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的改革；二是大力发展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个体私营企业；三是对国有大企业的经营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建立新的现代企业制度，其中关键是明确企业的产权，真正实现政企分开；四是到一定时候将国有制形式改变为人们所有制形式，与政府机关完全脱钩，改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属的人民资产管理委员会管理。此文一发表，因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者很多，反对者不少，个别人甚至采取“文革”中大批判的形势，极尽歪曲和诬蔑之能事，为此我不得不发表《再论国有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答“评非国有化论”》一文予以驳斥（载《当代经济科学》1996年第6期），后又发表《正确认识和对待国有制与私有制》一文补充说明（载同上杂志1998年第6期）。

关于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的研究规划只是开了个头，不久就被运动不断中止了，直到80年代初我又重操旧业，在整理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关于价值学说发展史的同时，首次整理和研究了中国古今代思想家关于价格和价值观的问题，先后发表了十篇专论，后作为“附录”收集在我主编的《价值学说史》一书中（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本比较系统全面的价值学说史，受到好评和重视，1985年获陕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80年代末期，我在《价值学说史》的基础上，与王一成、韦苇进一步研究了我国古近代思想家在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财政信贷、分配和消费等方面的管理思想，写成了《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这一专著，正如中国经济学说史专家赵靖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本书是国内外头一部以《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命名的著作。本书在范围方面，从古代一直写到近代，而且在全书的十大问题中，每一问题都纵横贯数千年的历史，它已经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了。”本书1993年获国家教委系统优秀图书奖，1995年获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论著二等奖。20世纪末，我与王一成、韦苇两位教授又合著了《中国历代经济管理与发展思想新论》一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作为经济类研究生的教材，本课题的研究基本告一段落。

最后，关于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期。1984年我第一次见到张培刚教授在40年代初歇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色中文译本（1984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出版），1986年我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时，到经济学部了解到张培刚教授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况以及对该博士论文的评价，才知道张培刚教授被尊为国际发展经济的奠基人，《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被视为奠基之作。1989年我先后拜读了张培刚教授新发表的两篇论文：《发展经济学往何处去——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论》（载《经济研究》1989年第6期）和《关于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问题》（载《经济学家》1989年第6期）。这对我的启发很大，开始考虑到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学”作为我们经济管理学院的重点学科。1992年9月，张培刚教授主编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出版，我即组织我院部分中青年教师编写《中国发展经济学》一书，1995年被列入国家教委“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编写计划，于1998年完成定稿，1999年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特约出版，2001年获陕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2年该书改编为《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特约出版。这本书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发展思想和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参考西方发展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提出的一门新学科，其主要创新之处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问题，将其概括为“八化”：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知识化；“八大关系”：所有制结构、三次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国际经济、金融创新、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政府法制和文化等。

在研究中国发展经济学的过程中，经常涉及到西北和西部经发展问题，因为发展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西北和西部地区是发展中大国的发展中大区，中国发展经济学主要应当研究西北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早在80年代中期我就呼吁《建立西部学派，振兴西部经济》（载1986.5.12《经济日报》西部版）。1992年我提出东西部经济如何对接的问题（参见《对接·联姻·发展》一文，载《著名经济学家谈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1992出版）。1996年我发表《缩小东西部差距，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文（载《东部与中西部——开放比较谈》，新华产办社1996出版）。1997年我主编了《历史与希望》这一专著，论述西北地区开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由马洪主任和程安东省长作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98年我主编了《西北区域市场经济体制研究》与《“两个决定”与陕西经济发展》两本著作。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后，我提出了《西部开发的八条建议》（载1999.1.3《中国改革报》）。2000年，我提出《西部大开发四十条》（首载《西北大学报》2000年第4期，《经济学动态》2001年第1期转载）。并强调提出：《西部大开发：八大战略思路》（载《开放导报》2000年第11期）、《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支持》（载《陕西经济研究》2000年第1期）。并主编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策·论证》一书，参加了在四川成都召开的2000西部论坛第一届国际研讨会，在2001年西安召开的第二次论坛会上，我发表了《西部地区投资软环境与制度创新》（载《西北大学报》2002年第1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前，正在研究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写成《西部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将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以上就是我近40年来的研究轨迹，从生产劳动论——劳动价值论——市场经济论——所有制结构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中国发展经济学——西部大开发。这些成果的代表作，已登在《何炼成选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出版）、《何炼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社会主义劳动新论》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两书已有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等五本专著中。

夕阳无限好，晚霞映满天。我今年七十有三，已进入夕阳之年代。俗话说，过了七十三，再奔八十四。根据我当前的身体状况，自信活到八十四不成问题。我现在还有多种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除担任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和陕西省西部发展研究院院长之外，还在国内20多所大学和日本、美国、德国4所大学分别担任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我认为，只有不断深入实际，积极开展学术活动，才能逐步加深对经济学原理的创新认识。在未来的10年中，我争取再取得新成绩，已无愧于我们这一伟大时代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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