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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在远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西安，没有任何优势条件的省属院校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出了一大批人才，如魏杰、张维迎、邹东涛、石磊等经济学家，刘世锦、张军扩、王忠民等领导干部，另有多位知名企业家和青年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何炼成的学生。对此，经济学界称之为“西北大学现象”或“何炼成现象”，何炼成自己则用“鸡窝”这句话来自我打趣。何炼成的开门弟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一首歌叫《糊涂的爱》，感叹爱这种东西“说也说不清楚”，在何炼成门下也可以称之为“糊涂的学”，但是有一点不含糊：凡是经过何炼成培养的人，大都成才。60年代初，西北大学的财经学院分离出去，成立了陕西财经学院，只留下何炼成等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并入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政治课。“文革”期间政治课停开，他们被下放到各系当班主任或政治辅导员。
1977年秋，国家恢复高考。在西北大学的几间低矮平房里，何炼成等8位政治经济学教师商议恢复停止招生20年的经济系，最终得到批准，何炼成担任系主任，八个人后来被称为“八大金刚”。但此时招生简章已印发，所以没有考生填报经济系，招生办同意他们从文科考生中挑选。因此，西大经济系77级新生比其他系新生晚入学了一个多月，他们都是何炼成等几人坐在地板上从其他院系放弃的几千份考生档案中一一挑选出来的。这个班高考平均分居全校第一，“老三届”人数最多，“黑五类”出身比例也最高，之前多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等问题被刷下来。魏杰、张维迎、冯仑、刘世锦等都在其中。他们至今记得对何炼成的第一印象：身材不高，白皙稍胖，前额宽阔，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操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穿一身中山装，是当时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对有的新生他还能根据档案照片辨认出来，说得出他们的名字和籍贯。何炼成此时在国内经济学界已有颇高知名度，魏杰代他去参加一个全国性研讨会，签到时主办方不知西北大学，只知何炼成。何炼成60年代曾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新标准，认为知识分子创造了价值，应该划归到“生产劳动者”范畴，引发经济学界大讨论，由此成了“新中派”代表人物。“文革”时，他还一度被扣上“孙冶方在西北地区的代理人”的帽子。在学生们看来，西大经济系是最好的老师上最基础的课，何炼成直到年过八旬还在给本科生上课，主讲政治经济学原理等课程。他讲起课来激情高涨，让人感觉讲课似乎是他天生的喜好。他讲课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让农村学生想起在家乡时用鸡蛋换盐的故事。张维迎上第一堂课就喜欢上了经济学，他想不到世上还有这样的学问。何炼成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从77级开始就将数学列为必修课，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老师授课，这在当时的大学经济系是少有的。他还鼓励学生去听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课，让学生日后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何炼成喜欢组织课堂讨论，每次讨论由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开学后两三周，张维迎第一次主讲，以绵羊与斧头为例讲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得到了何炼成的表扬。讲完每个章节，何炼成还会要求学生写一篇论文，他逐字批改，详尽点评，一夜之间能批完厚厚的一摞。张维迎写过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炼成建议他向报纸投稿，使他这个本来有些自卑的陕北农村学生备受鼓舞。何炼成总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对学生提出的一些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观点，他不仅不会批评，还会加以鼓励，唯一的要求是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能自圆其说。刘世锦回忆，如果学生因“离经叛道”的观点招致外界批评，何炼成会主动承担责任。他带出了一种积极探索出新同时又尊重不同意见的健康学术风气。从全国范围来看，西大经济学研究氛围宽松而严谨，这对西大出成果、出人才至关重要。何炼成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老师，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对他们这一代老师来说，由于历史原因耽搁了近20年，专业基础打得并不十分牢固，再加上对前沿经济理论和实践知之甚少，知识陈旧，亟须更新。而青年学生比他们机遇好，接受新事物快，正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因此必须坚持学术民主，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几次课堂讨论和作业之后，何炼成把魏杰叫到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学过政治经济学。魏杰入学前曾在西安师范专科学校当过8年政治经济学老师，读过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和徐禾主编的《政治学概论》，还在此基础上读过《资本论》。何炼成听后决定，每十天给他布置一道题目，还给他开列参考书，要他写读后感。何炼成对他的每一篇读后感都会仔细批阅，当面讨论，把他引入研究前沿。魏杰的文字功底和逻辑思维就这样被一手训练出来，很多人说他的行文和讲话有“何式风格”。这样的训练持续了一年多后，何炼成鼓励魏杰报考1979年秋季招生的研究生。这一年的报名条件中有一条弹性规定：具备大学本科同等学力即可报考。魏杰顺利通过考试，提前结束本科学业，和其他四人一起成了何炼成的研究生“开门弟子”。西北大学77级物理系半导体专业的张宝通也在这五人之中。他的考研申请最初被经济系拒绝，他找到何炼成争取，何炼成顺手出了两道题让他当场作答，他由此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几位毕业生的硕士论文题目都相当“冒险”。魏杰的论文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方向是强化市场的作用。当时国家还实行计划经济，论文答辩时受到“这是不是在否定计划经济”的质疑，何炼成却坚定地支持他。魏杰说，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的研究方向是符合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的。魏杰认为，这一届毕业生的扎实功底和前瞻性研究让西北大学经济系真正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这是“西北学派”的初始形成期。正是这样的训练，让“西北学派”的学子们始终能踩在时代的点上，站在理论的前沿。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何炼成担任院长。1986年，石磊考上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师从何炼成。石磊发现，这个不热闹的地方很容易让人沉下心来钻研学问，且不拘一格，学风活跃。师生们争论成风，有时端着饭碗从食堂一路讨论到宿舍。西大经管学院有一个传统：各专业学生和各种进修班都要上《资本论》专题课。何炼成主讲的《资本论与当代市场经济》是西大经管学院在全国独树一帜的特色课。对很多学生来说，这是让他们最害怕也最有收获的一门课。
第一次是80年代初。第一届5名研究生中，两位对学《资本论》不感兴趣，认为这是100多年前写的，是一些“教条”，教学方式又是“教条主义”，学起来没兴趣，因此经常逃课，甚至拒绝参加考试。何炼成找他们谈心，指出这种认识的错误，同时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增加小组讨论和座谈，鼓励师生开展学术争鸣。经过这些工作，两人的认识都有了改变。张宝通回忆，这样的沟通方式使研究生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第二次是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大量引进，师生都感到新鲜，学习劲头特别大，而觉得《资本论》是“老一套”。对此，系里加强了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开设了西方经济学原理、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课程，也没有放松对《资本论》的教学，而且通过与西方经济学的对比，还加深了对《资本论》的理解。第三次大讨论发生在世纪之交，讨论焦点是《资本论》是否“过时”了。何炼成说，我们的回答是“没有过时”，因为这是对客观规律的总结。过去一般认为《资本论》是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对立的，这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但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经济政治的主流，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席卷全球，在这种情况下，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逐渐接近、交叉甚至趋同的趋势，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1992年，十四大召开前，何炼成参加了十四大报告有关问题讨论。1993年，他又参加了国家教委主持的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会议。这些，都触发了他的思考。他认为，一些理论框框应该突破，也已经在突破。如当时不敢提“资本”，其实资本和资金并没有什么区别，“把猫叫个咪，是一个东西”。他还提出，以雇工8人作为划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数量界限是硬套《资本论》中的论述，但《资本论》是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历史背景的。他建议不要划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政策对待上一视同仁，可笼统称为“民营经济”。他说，开设《资本论》课程这几十年，其关键词是“革故鼎新”。以前讲《资本论》，无形中把它单纯当做政治课来讲授，忽略了它作为经济学论著的价值。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教学应突出其专业性和科学性，使学生感到这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而自然产生学习兴趣。1991年，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成功申请博士学位授予点。魏杰认为，这是“西北学派”最终形成的时期。
石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西北学派”的特点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但不拘一格。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高校门派分明，事实上分歧很大。西北大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和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发展经济学，是何炼成为“西北学派”选定的主攻方向。2001年，高帆从西北大学经济学专业六年制本硕连读班毕业，考入何炼成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他说，何炼成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是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以阐释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为指向，这是何炼成对发展经济学的本土化创新。其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是其研究重点。何炼成注意到，在改革初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经济政策制定系统和执行系统合一的特征。当时中央政府并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方案，因而鼓励各地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探索，这使得中央各项较为原则的改革指令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被“创新”或者说“走样”，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诸侯经济”的发展势头。承认这种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局面：各地政府营造的“小环境”氛围对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红灯亮了绕着走、绿灯亮了赶快走”的地区往往民营经济繁荣，而反复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统一认识”的地区则往往发展缓慢，这与发达国家主要由于经济、文化原因造成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何炼成看来，当时的陕西就属于反复争论达十年的地区，因而造成经济的滞后，使得1993年前后陕西农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各省区中处于倒数第二三位。他认为，首先应该将国有制企业的比重降到30％左右，将集体企业的比重提升到40％以上，适当将私有制企业的比重增加到接近30％。他将这种所有制结构称为“飞机模式”，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主导（机头），集体所有制为主体（机身），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为补充（机翼）。2001年，西北大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其前身是成立于1986年的西北大学经济研究所，何炼成是首任所长。他的得意门生魏杰、张曙光、刘世锦、邹东涛等都先后担任过所长或兼职研究员。年过七旬后，何炼成每天很重要的工作还是批改作业。他每天浏览学界动态，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每年出一本书，经常外出参加研讨会。73岁时他根据身体状况判断自己活到84岁不成问题，因此做了未来十年的规划。为了巩固学科，他直到晚年还亲自带队为申请教育部文科重点基地而奔走。那时石磊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也在牵头这项申请，在柜台交材料时与他相遇。石磊非常惊讶，因为很少有老一辈专家亲自在一线做这样的具体工作。现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全校规模最大的学院，也是全国经济学基地和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何炼成说，作为导师总是希望把优秀毕业生留在自己身边，让学院越办越好，为此他们甚至采取过各种“卡”的办法，但留住人留不住心，多数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走了，这一度让他很伤感，觉得过去的心血白费了。但后来他发现，出去的学生成长成才很快，这些人不但没有忘记母校，而且对导师的感情有增无减，对母校也从各方面给予帮助。这使他们认识到，及时把学生推向社会才是最好的，就是要让学生踩在自己肩上，攀登经济学高峰。学生们都说，何炼成是一个“明白人”。刘世锦说，把优秀学生送出去是一件痛苦的抉择，但何老师总能看得远一些，真正视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为己任。魏杰说，何炼成晚年依旧很有信念，甚至有一种童真。他有时会给魏杰写信，对魏杰的最新研究以及全国经济学研究动向提出自己的看法，魏杰觉得何老师的有些想法比他自己还要前卫。2020年，何炼成92岁，与魏杰作了最后一次长谈。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理论解释上还做得远远不够，没有从理论上说清楚是什么在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要继续做深入研究，这样世界才会了解和承认“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问鼎诺奖。如果不能把中国经济增长要素真正总结好，“把坟头哭错了”，经济发展就有可能发生反复。对于何炼成的这一未了心愿，魏杰认为有朝一日终会实现，只是实现者不一定是当红经济学家，而可能是低调踏实做研究的人物。近年，何炼成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张维迎前两次去看他，他还能说出张维迎的名字，最近一次去探望，他却只是握着张维迎的手微笑，似乎想不起他是谁。他去世后，张维迎写了一曲《信天游》：“羊羔羔吃奶双腿腿跪，成为你的学生我好陶醉。黄河里无路水推舟，启蒙路上你领着我大步走。一层层石头一层层沙，坚实的基础你打下。壶口里行船浪花大，有你的保护我何惧怕！……何老师，您慢慢走，慢慢走，再听我一曲信天游！一曲信天游！”（张维迎：我的何老师（演唱版+朗诵版）点击蓝色字体阅读原文）发于2022.7.25总第1053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记者：宋春丹（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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