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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研讨会（lunch talk）是光华管理学院教员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讲人把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同事，不仅使听者有所得，促使他们从他人的研究中学东西，鞭策自己更努力；而且对讲者也有益，促使他们听取批评意见，不断完善论文。批评是提升学术水平、活跃学术气氛、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办法。今天的午餐研讨会和以前的不太一样，是因为我想在我们学院诸多“微观”交流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交流一下学院的学术研究问题：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应该怎么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完成我们作为研究型商学院的使命？在这里，我只想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我的好些想法也不是很成熟，只是因为我与商界、学术界以及政府的决策部门接触得多一些，所以有一些个人的切身感受，想跟大家交流。我讲完之后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自由地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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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著《大学的逻辑》（第三版）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一点我们自己和外界都能感受到。我们教员队伍的整体力量和年龄构成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讲，在国内的商学院里面，我们的学术梯队，我们教员的整体素质是最好的。但是也许是我的目标太大的缘故，我个人认为目前的状况还远远不能达到我们应该达到或者是希望达到的水平，所以我自己觉得压力非常大。我出席的各种场合比较多，也经常能感觉到整个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也非常高。坦率地讲，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达到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下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要建成一个leading business school，就是一个主导商学院，是管理教育的领导者。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全国只有六十多所商学院，以后可能会有六百多所商学院，竞争会非常激烈。事实上，商学院之间的竞争已是全球化的竞争。所谓leading business school，就是说至少在全国的商学院里面，我们一定要是最top的，是站在最顶尖上的那个。我们不该是在中间层，更不该在底层。那么站在最顶尖的商学院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除了提供最好的MBA和EMBA项目外，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我们应该扮演一个学术领袖（academic leader）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些重要的学科方面，我们一定要有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些学者在他们同行内要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要被同行广泛地引证和引用，别人想起某个学科时，首先想到的几个人里面一定要有我们的教员。当然具体来讲，你的研究要有许多原创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在增加人类知识的存量，在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你是影响研究者的人，你是影响思想者的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是不能叫做一个academic leader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想一想：要做一个academic
leader，我们肩负的任务是什么？第二，我们应该是一个教员的生产者（faculty producer）。我们是一个中国的商学院，必须承担起为中国其他商学院培养教员、提供师资的责任。大家知道，在美国的所有商学院中或者在美国大学里面，教师队伍（faculty）基本上是最top的那一二十所生产出来的博士。这是我们衡量学院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未来，好比说十年之后，我们的博士毕业生必须成为中国其他商学院新教员的重要来源，这些博士毕业生到他们那里以后也一定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并且我们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应该可以在国外的商学院找到工作，否则我们就不能叫做最优秀的商学院，不能叫Leading business school。这个目标当然是要通过我们好多的项目才能实现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国际PHD项目，以及我们其他的PHD项目。我们是从近几年才转向这个方面的，我们PHD项目的培养目标现在说得很明白，就是培养老师。当然，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讲，他最后去商界或者政界，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这也不是不可以，无非就是种瓜种出豆来了嘛。但是我想我们光华管理学院未来培养的博士生，大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应该是去学术界的。可是统计一下过去我们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博士生，大家数一下，到现在有几个还在做学术呢？所以说我们的目标没有达到，我们对此要有一个深刻的反思。最后一点，我们必须是一个商界思想库（business thinker）。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说商界需要一种理念的指导，需要一种管理思想的指导，我们是这理念和思想的提供者。我们的教授是不是能够让商界的人认为，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提出的理论和观点是不是能够影响他们经营企业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决策过程？他们是不是在引用我们的观点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可能某个企业家由于听了我们某一个教授的观点，使得他做了一个决策，而这个决策对他企业的成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要实现我们的目标，作为一个Leading business school，这是三个重要的衡量指标。而这些指标中，有些可能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比如说最后一点讲的business thinker。如果我们去商界看一下，当商人们和企业家们想到他们的行为会受到哪些教授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学院的教授会占多大的比例。这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论文的问题。接下来我想讲讲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好的方面我们就不讲了，培养人才的方面我也不讲了，今天我更多地是从未来，从怎么建设好我们的学院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些什么问题。总体来看，在我们中国学术界——不说在国际学术界——在中国的商学院里面我们做的还算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仅仅是刚刚起步。有些方面我们也做到了international comparable的地步，我们的研究和国际是接轨的。一些国外的访问学者来，在我们这里待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们的教授，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教授在国际上也不断地发表论文，有些发表在最顶尖的杂志上；还有一些资深的教授，他们研究的成就被国际上的一些杂志引证；或者某些国际上的机构，他们做的一些决策和报告也会引证我们的一些研究成就，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总体来讲，我们毕竟还是刚刚起步。我们在国内商界有些影响力，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我经常去参加中国商界的一些重大活动，大家经常会提到光华管理学院，说明我们的名气也很大。但相对来讲，我们在商界知名度很高的教授还不够多。当然，我们的教授也有不少是商界知道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些在学术上成就卓著的教授在商界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另外，像长江商学院，刚刚起步就推出一些很有影响力的教授，我们应该做得比人家的好得多才是。现在的状况是，真正有影响力的品牌教授数量还比较少。我经常面对一个很大的压力，比如说我们的MBA，我们的EMBA，招生时都需要开推介会，必须有大牌教授参与。大家都能看到，国外的商学院，不管是哈佛还是沃顿，现在都来中国搞推介活动。他们的推介活动，基本上就是院长来，再带一两个品牌教授，然后在报纸上杂志上登一个广告，很容易地就招来几百人听。来听的人其实有许多就是奔着这个教授来的，想要看看这个教授会讲些什么。如果他的题目非常有吸引力，他这个人的名气也很大，那么他就可以吸引来许多人，然后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他们的学院，吸引申请人。国内的中欧和长江商学院也经常在各地举办推介活动。一个成功的推介活动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学术报告，而不能只是慷慨激昂地宣传自己多么了不起。我把它叫做“实力营销”（competence-based marketing），也就是通过教授的风采展示学院的水平。那么我们来想一下，我们的教授有多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用个人的名气来吸引听众呢？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教授，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我自己感到压力大是因为这样的工作现在还只能摊派在少数几位教授身上，搞得他们很累，我自己也经常要亲自出马。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学院有更多的有品牌的教授——比如说30位，我们一年举行十几次、甚至几十次的推介活动，每次出席的是不同的教授但有同样的吸引力，那么我们的影响力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总感觉到，在国内来讲，我们的影响力还是不够，特别是有个人品牌的教授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我们可以看看国内举行的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注意一下人家从我们这里邀请的教授去做presentation 的究竟有多少。现在很多国际机构都在中国举行这样的会议，比如说世界经济论坛中国高峰会，Forbes ，Fortune，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完全是中国的，比如说《中国企业家》杂志、《经济观察报》等都在举行各种各样的论坛。那么，看一看我们的教授接受邀请的有多少，上台的又有多少？我觉得相对来说还不是很多。这其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院里面是不是存在眼高手低的问题呢？一般来说，社会上的许多研究，说实话我们是看不起的，我自己也是看不起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拿出我们自己看得起的而且商界又特别认可的东西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总的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像幼苗一样正在成长，一定会不断有参天大树冒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市场和社会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的。我们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呢？跟他说你等五年等十年？这恐怕是不行的。因为现在中国商界对理论、对管理学大师的需求是特别大的，总会有人填补这个需求。那么这里面会有多少是我们的教授，我们脑袋里要有个数。下面要讲的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搞研究面临好多的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意识到了，我自己是一直有危机感的。
一个挑战来自现在的互联网（internet）和学术市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academic
market）。互联网意味着知识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同时也意味着知识的寿命是越来越短了。举例来说，过去你有一个好的想法，一个好的idea，你可以编写成一个讲稿到处讲，讲一年半载甚至三年五年可能都没有问题，因为每次来听你演讲的也就几十个人，全中国有那么多的大学，那么多的人，你可以讲好多场，听众不大可能重复。现在就很难了。就说我自己，感觉到压力特别大。中国有许多大的场合或者学术论坛都邀请我演讲，其中有几个是我一定要支持的，包括“中国企业家论坛”，每年在亚布力举行一次例会，因为我是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都得参加，每次都会有一个主题发言，而且这个主题发言还必须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讲过的，一定要是在那里首次讲的。还有《中国企业家》杂志主办的“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经济观察报》的论坛，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做主题发言。我还经常接到好多其他论坛的演讲邀请，这让我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新思想，当你讲了第一次之后，全部的内容网上就都有了，你下次还能再讲这个题目吗？当然不能讲了。你必须有新东西出来，但是问题是谁能总是有那么多的新东西呢？所以我一般不得已就拒绝接受人家的邀请。由此我感到知识的更新太重要了，谁都不能有了一个观点，就一直吃这个老本。这个老本吃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它传播得太快了。当然，internet也有它的好处，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研究时获取资料和信息要比以前容易多了，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资料大部分都很容易从网上得到。我们现在的教授都很少去图书馆了，为什么？因为所有你要的paper 和information都能从网上download下来。你研究什么问题，网上检索一下，几百篇上千篇的相关文章都是可以得到的（available）。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也正因为它们太容易得到了，任何一个思想也就传播得非常快，因此你的思想很容易就变陈旧了。打个比方，原来大家都是唱地方戏，每一个地方戏都有自己的花旦啊名角啊什么的。现在不行了，连京剧都很少有人唱了，单单做一个地方戏的名角已经不行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全球化以后，中国和外国的区别不大了，我们现在要站在全国的舞台上甚至站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去表演。这个时候，对我们每一个教授来讲，压力是越来越大了。过去，好多人不懂英文，获得信息就非常难。如果你英文好，再有出国的机会，先看了一本书，你把这本书的思想理解消化之后，就可以说出一点东西来，写文章出书，就算个学者了。简单地说，这是靠垄断信息做学问，当学者。可是现在有了互联网和计算机，出书的速度大大提高了，中文版和外文版几乎是同时上市，人们都能自己看这本书了，你不可能再靠垄断信息做学问了。读者进步的速度也很快，现在商界的人读书很多，市场上那么多书可供他们选择，社会上有那么多论坛他们可以参加，新思想的传播速度太快了。有些教授过去给企业界做报告，尽管讲的不过是教科书上的一些东西，但大家听着很新颖，对他的评价还不错，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与时俱进，而整个商界都在与时俱进。你三年前跟商界津津乐道的东西，现在你还敢说吗？可能不敢说了，因为人家和你一样明白。所以我认为这个挑战非常大。那么你怎么才能够继续领先呢？只有变得非常innovative，变得更productive，我们的教授才有生存的余地，才有存在的价值。![]()
我们学校也有了新的竞争者。现在大量的commercial consulting company，也就是我们讲的咨询公司，都在做研究，比如说关于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等等，他们都做了一些非常深入的研究。有些咨询公司，像麦肯锡这样的公司，研究水平很高。像光辉国际，它在人力资源管理和领导力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调查，而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做的。这就是说，传统上属于我们教授的地盘现在竟然被别人侵占了。而且人家由于拥有第一手的资料，拥有庞大的数据库，对现实问题更敏感，有时候说出的一些观点或理论比我们还make sense。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面临这种挑战，有一些学院，包括国外的学院，就不断地跟商界抢地盘。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在这个知识的价值链条（value chain）里upstream，也就是往上游走，开发我们新的核心竞争力，让咨询公司变成我们的客户，而不是跟他们抢地盘。非要往中游、往下游挤，我们肯定是挤不过他们的。我们的教授在具体商业事务中，尤其是咨询性的工作中，是不占什么优势的。比如说设计一个薪酬方案或是一个公司治理结构，我们是肯定比不过他们的。所以虽然我是研究公司治理的，但是我在学校管产业时也都是请专门的咨询公司来给我设计方案。那么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呢？我们只有往更高处走，提出更高的理论思想。也就是说，你能够出思想，而他没有办法出思想。你这个思想有可能就会对咨询公司有很大的启发，这个时候他就会承认你的价值。否则你在同一个平台上和他竞争，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我们的EMBA、EDP的培训也是这样。现在许多公司都在搞培训，在搞corporate university，像爱立信、摩托罗拉都在做这些东西，市场上营利性的各种培训公司很多，专业培训师很多。那么，我们的价值又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的价值肯定不在于跟他们去竞争。也就是说，他能做的事情，我们最好是撤退。我们得往上游走。假如你和他接触的信息来源是一样的话，你肯定要败下阵来，你做不过他。所以说我们要往上游走，我们要更深入一点，跟他们拉开差距。我想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来自其他商学院的挑战，这个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大家都知道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自豪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faculty，只是一个teaching school，或者说就是一个broker(经纪人)，找来一些教授，招来一些学生，然后搅和在一起就行了。但是现在你不可以这么说了。为什么？因为“中欧”在过去的三年里引进了一批全职教授，你就不能再说人家只是一个broker了。中欧原来是行商，现在已经是坐商了。还有像长江商学院，它是一开始就招了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教授，而且它在好多方面比我们要aggressive，所以能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让商界人都知道它的存在。最近它又在机场路上打出了大广告，只要一去机场就能看到。当然这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但是确确实实的是，你可以发现，在一些大的场合总是有一些演讲人被介绍说是长江商学院的教授。我一直相信，办大学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几十年的积累是不行的，这和搞企业不一样。搞企业，三年时间可以摧毁一个老企业；但是你再有钱办大学，三十年你都不能摧垮一个老牌的大学。说实话，这也正是我们必须选择在老牌大学里做新事的原因所在。如果大学是一个企业的话，我个人认为就没有必要非得待在老地方，咱们干脆在别处弄一块，另起炉灶，那不是更好？但是问题是大学不是这样，因为大学要成长起来非常难。难在哪里呢？大学我们叫做associated goods，也就是说学生（“客户”）对大学的需求，不仅仅取决于它的价格和质量，更取决于quality of other
customers，即取决于其他客户的质量，而其他的客户是不断地积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北大，拥有我们一百多年以来积累的“客户”，这些客户的质量高，新的客户就更愿意来北大上学。你新办一所大学，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这个大学以后一定很好，所有的教授也都认为这个大学以后一定会很好，那么大家当然都会愿意来这所学校，来共同打造一个品牌。但是这里有一个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就是集体行动的问题。如果我去了，别的优秀人才不去，以后这个学校不怎么样，那么我读完这个文凭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为了保险一点我还是去北大或是去清华。这给我们传统的名牌大学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一旦做起来了，那么垮掉也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带来了惰性，我们这样的大学变革的压力是相对不够的，因为老本太大了。你看中国原来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像“一汽”、“二汽”，原来那么强大，现在都被人给肢解了。李书福生产汽车，从零开始，也就做起来了。但是办新大学就非常难。李嘉诚在汕头大学做了十几年了，仍然起不来。长江商学院的发展是很快的，但是由于我刚才讲的这个因素，它也不容易，而且很不容易。比如同样是招生，我们的选择比它大，招的学生一定比他们的学生质量要高。这是由我们过去的品牌决定的。但是，我们始终不要以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这些新的商学院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我们还面临国外的商学院的挑战。国内的学生往外走，外国的商学院又不断进来，别人动我们的奶酪，我们却动不了别人的奶酪，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面对这种状况，国内有些商学院搞起了OEM战略，打人家的牌子，为别人做代工，而且同时跟好几家合作。这和“一汽”、“二汽”完全是一样的模式，就是既跟大众合作，又和通用合作，还跟丰田合作，谁给他投资，他就挂谁的牌子。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的一点是：我们跟国外商学院的合作，必须是equal based，就是一定是平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做好自己的品牌，绝不给别人当代工。在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感受。我在1999年和2000年跑了美国、英国等多家商学院，寻求合作的机会，后来我就跑得少了。为什么呢？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实力，我们的师资力量不强，人家是看不上你的，合作是不可能平等的。而且一旦把你看低了，那么你要想再让人家改变对你的看法是非常难的。与其如此，倒不如我们先铆足劲把自己打造好，到时候你来了我们可以抵挡，你要与我合作我还不一定愿意。那样感觉马上就不一样了。我们积累了几年，现在我想已经到了收获的时期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前几年MIT的Sloan管理学院和国内的好几个商学院合作，他们现在很想把这个合作推向深入。深入意味着什么呢？就是研究方面的合作，就是教授与教授的合作。但是他们发现他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不行，做不了研究。所以他们要来找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和我们做这方面的合作，这是因为我们有了一批人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吹牛了，当年是我求着你，现在是你来找我们，谈判地位大不相同。前几天（二月二十几号），哈佛商学院的两位副院长也来找我们，讨论合作的问题，与我们十几位年轻教员谈了，感觉很好，印象很深。可见，当我们具备了相当的实力之后，我们对外国优秀商学院的吸引力就大了。如果他们要在中国找优秀的合作伙伴，就得找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持equal based，绝对是要平等的合作。我们不能变成中国的汽车工业，打别人的牌子，然后我给你干活。我们要塑造的一定是我们光华自己的品牌。下面，我讲一下研究工作中我们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这些想法应该说都不是很成熟，我只是点到为止。如果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的话，我希望大家再发表一些意见。
第一，处理好严谨性（rigorous）和实用性（relevant）的关系。我们在座的教员都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都是追求rigorous的，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做得严谨，符合规范。但是我想仅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所研究的东西还必须relevant，也就是说，是与真实世界有关的、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花了大量的时间，用了许多的技术手段，结果找出来的是一个非常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是没有多少人感兴趣的问题。这不是像我们这样的商学院的教授应该做的事情。像我们这样的商学院，所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有很重要意义的问题。在国外也是这样，处于最顶端的那些商学院研究什么问题呢？研究的一定是更广泛的，更有影响力的，更general 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关注现实的管理问题，知道什么是大问题，什么是小问题，什么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什么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当然，有意义的问题还必须用严谨的、规范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要有分析框架，有理论，有数据，有实证。我们的教授和教员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两个东西，rigorous和relevant缺一不可，仅仅满足一个方面的要求是不行的。国内有些大学的教授做研究，研究的问题倒是很relevant，很重要，但是他们缺乏科学方法的训练，做不到rigorous，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深度，形不成知识的积累，形不成管理思想。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教授大都经过非常科班的训练，懂得研究规范，掌握了先进的分析方法，所以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我们的教授写的文章一般都符合rigorous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年轻教员读书的时间多，参与现实的时间少，短处就是relevant，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不是relevant。第二，处理好国际影响力（international impact）和国内影响力（domestic impact）两者之间的平衡。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要和国际接轨，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地位。为此，我们必须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得到国际学术同行的认同。但是我们同时也不能忘了，我们是中国的一个商学院，中国是我们研究的基地，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发挥作用的舞台，我们在中国的impact有多大是衡量我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我们的脉搏必须随中国现实而跳动，我们必须想中国企业界之所想，做中国企业界之所需。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一些教授在国际上或者同行之间的知名度可能比在国内同等范围内还要高些，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要考虑以后怎么能把在国际上的影响同时也转变成国内的影响。你在国际顶尖级刊物上发表文章，很好，但国内企业界人士不知道你，讨论一些重要问题的时候没有你的声音，或者你说的话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这是不行的。当然，要在国际上和国内同时产生影响力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不同，我们的体制也与人家不同，中国企业面临的问题未必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中国问题变成世界问题，让世界管理学界关注中国问题，研究中国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事业才凸显伟大。如果我们只是按照国外学术界的喜好做研究，而没有改变他们偏好的雄心壮志，我们是不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第三，处理好学术声誉（academic reputation）和社会影响力（social influence）
的关系。我历来不主张教授整天在社会上抢占“商机”，依靠新闻媒体来制造社会影响力。学者首先必须把自己的academic reputation建立好，也就是说，你只有在同行内得到大家的认可，得到公认才行。这是学术界行规，大家必须遵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比如有些教授，不做严谨科学的研究，整天在外边跑，社会上名气很大，但是在行内大家都不认。这不是我们需要的教授。我们的教授一定要首先得到学界同行的认可，有一个很好的学术声望。我们搞会计的，一定要在会计学界有个好的名声；我们搞营销的，一定要在营销学界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就商学院的教授而言，仅仅在学术圈有名气是不够的，怎么把你的academic reputation转化为 social influence 这一点很重要。其实，好多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都有潜力变得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你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一个paper，这个paper里面有一个很好的idea，为什么不把这个idea变成商界甚至普通大众都能理解的语言，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popular的地方或杂志上发表呢？虽然在我们统计里面这样的文章不算成果，你不能在提职称的时候拿这个出来应付，但是这对你自己的价值还是很大的，因为它让社会上的人士知道有你这个教授，你这个教授提出了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观点。而且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具有这个影响力之后，你再去搞调研找资料就容易多了。如果别人不知道你，谁愿意接待你，谁愿意跟你谈话？你在社会上有了名望之后，就有可能做到这一步：你去访问一个企业，这个企业的老总和负责人很高兴接待你；甚至，你打个电话过去那个老总就愿意来你的办公室。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很容易的，但是你应该有这个目标。他知道你有名气，认可你了，跟你交谈就会感到非常荣幸和骄傲，那他就愿意来你的办公室。所以，在做好研究的同时，适当地制造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是值得的。第四，在基于文献的问题（paper-derived issue）和基于现实的问题（reality-based
issue）之间的平衡问题。学术界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是基于文献资料的研究，就是说，你读了别人的一篇paper，然后在这篇paper里面再发现问题，再生产新的paper。尽管对学术的发展而言，这样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是不够的。作为商学院的教授，我们应该更多地研究一下现实中提出的、大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然后把它做成模型，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从现实到理论，而不是从paper到paper。如果仅仅从paper中发现问题，比如说发现别人的paper里面的证明有问题，或者说某个假设有问题，自己给出一个新的证明，或者改变这个假设，然后导出一个新的结果，意义不是很大，至少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现实有很好的敏感性，抓住现实当中非常重要的管理问题，所有人都关注的问题，然后找资料，去研究它们。当然，paper-derived issue和reality-based issue并不一定是对立的，研究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可以很好地结合的，我强调这一点是希望我们的教授千万不要只迷恋于从文献中找题目。![]()
第五，关于单一学科（single discipline） 和多学科（multi-disciplines）的关系。我们每一个教员都是在某一个领域受过很深的专业训练的，但是深了以后，也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会对其他的学科产生一种排斥性，唯我独尊。但是，现代学科的发展，真正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贡献，经常都是multi-disciplines的研究成果。这正是我们光华管理学院的优势，一个商学院包含着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营销、管理、会计、金融等多个学科背景的人。那么，怎么打破专业壁垒，发挥好我们这个多学科的优势，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据学会计学的人告诉说，在中国会计学的博士生写博士论文，引证最多的是我的文章，虽然我不是搞会计的。为什么呢？可能我的一些思想对于他们有启发。另外，金融和会计是连着的，金融和经济学也是连着的。比如你现在研究公司财务（corporate finance）的话，如果不了解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y
organization）方面的理论进展，你要提出比较新的有价值的东西是非常难的。而金融这一块又和我们的商务统计（business statistics）连在一起，也与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连在一起。而人力资源管理不仅需要心理学，而且需要经济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也是如此。现在搞管理科学的人，不懂点经济学，不懂点市场营销，不懂点人力资源管理，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比如供应链（Supply chain） 的研究，就涉及多个学科，绝非一个技术问题。我随便举这些例子，实际上我们的学科是一个连续的分布，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某个领域里，认为自己的边界就到这里了。学术研究其实是没有边界的，管理学问题尤其如此。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利用多学科的优势，我们就可能互相启发，做出更有价值的东西来。所以我一直建议我们学院的老师们要经常在一起交流。现在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就是这个lunch talk，各种专业的教员都参加，大家可以很好地交流。只有通过交流才能认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的协同效应（synergy） 和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第六，与上述相关的是，要处理好个人生产（individual production）和团队合作（teamwork）的关系。传统上，学者是自由职业者，每个人都独立地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所以学者们都比较个人主义，交流多，但合作少。但现代科学的发展，要求学者之间从事团队化生产，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出大成果。我们看到，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方面，合作的文章是越来越多了，单一作者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学者之间要合作，每个人都必须有一定的团队精神，不能太个人主义，不能太锱铢必较。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不仅要鼓励同一学科内部的合作，而且要鼓励跨学科的合作，这是我们的优势，发挥好这个就事半功倍。我们的激励制度——特别是职称晋升制度，要鼓励大家合作；我们的教员之间，必须形成很好的合作文化，很好的团队精神。合作的前提是教员之间要具有充分的学术交流和社会交往，只有这样，相互之间才能理解，才能欣赏，才能有默契。所以我们的教员不能自个闷着头，既不来办公室，也不参加学术活动。我们是一个团队，不是单个人的简单加总。我们还要鼓励我们的教员与外边的合作，特别是与国外教授的合作，学院要为这种跨校、跨国的合作创造条件。比如说，访问学者的安排要逐步向这个方向倾斜。
第七，处理好学术研究（research）和商业咨询（consulting）的关系。光华管理学院这几年相对来讲，是不太主张教员做太多的consulting的。我现在也仍然主张这样。大家一定要记住，consulting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提升你的研究，而不是为了赚钱。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也允许并鼓励教员做一定的consulting工作，因为它可以帮助你获得第一手的感觉，了解现实的管理问题，这样无论对你做研究还是教课都是有好处的。比如说，如果你要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如果你跟正在走向国际化的企业做一个consulting项目，他就会问你好多的问题，你就可以发现有些什么理论可以指导他，或者说你本来没有方案，也许你就可以提出一些新的idea，所以说我们现在要考虑适当地做一些consulting。包括在公司里面，兼职做一个独立董事，或者当个顾问，甚至做一个具体的项目，这些都是可以的，应当受到鼓励。我的期望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搞一个最好的结合，不要像有些商学院的老师，整天都在做consulting，学术研究都荒废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做consulting的目的是解剖麻雀，你解剖了之后，弄清楚这个原理了，对于你的学术研究、对于你的教学就有好处，那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要迷失方向，解剖着解剖着就忘了本意了，整天都在杀麻雀赚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仍然要限制教员做咨询的时间，在企业服务的时间。我们学院已经有这些规定了，希望大家能自觉遵守。另外我还想到，我们每一个教员是不是都能盯着一两个企业，或者一个行业。也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企业、这个行业搞得滚瓜烂熟，包括它的整个成长的历史。中国企业很多，每个企业的成长都包含了我们应该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浙江有一个叫“纳爱斯”的企业，就是生产雕牌洗衣粉的那个。我上次去杭州见到纳爱斯的老总，他是浙江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一。和他交谈，我就感到他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他的雕牌洗衣粉占到了中国洗衣粉市场的40%。那么，像这样的民营企业都是怎么做起来的呢？他们面对的可是像宝洁公司这样的国际竞争对手啊！你能不能发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公司，然后就盯着这些公司，不一定非要针对这些个别公司本身写出什么paper 来，但是这些公司可以给你很多business sense。你和企业老总的关系最好是这样的：时间长了，你对他的企业经营能够说出一些有价值的话来，他对你就会非常的热情，有问题就愿意向你讨教。你也不要指望从这里面赚什么钱，关键是这样的交往对你的研究和教学有好处。他只要给你时间，愿意跟你谈话，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我想这对你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那么另外你也可以专门进一个行业，比如专门研究汽车行业。我认为我们光华的教授可能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工作。这些对我们学院的其他工作也是有帮助的。我们EDP中心签了那么多单子去给那些大的企业做培训，比如松下的培训，TCL的培训，三星的培训。如果我们做好这些培训，你在给这些公司讲课的时候，要是对他的公司没有足够的了解的话，讲课效果就会差得多。但是如果你花一点时间了解这个公司，而且利用这个机会，他也愿意给你提供数据和提供管理方面的材料，这就对你下一步的研究非常好，而且你的教学也变得很有乐趣。我在这里提醒一下，EDP以后就要注意这个安排，哪怕多花一些钱也行。我们签的这些大的单子里面有一部分经费就是专门用于研究的。我们可以向教授支付所有的研究费用，但是你必须完成好这个任务。不能是我给你这个钱，你来讲课，仍然是放一放PowerPoint，讲完拉倒。这是不行的。一定要把他们公司的东西实实在在地结合进你的讲课内容中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在商界的影响就会完全不一样，人家来到这里以后，学到的不仅仅是从市场上买到的书上就可以学到的东西，而且还一定有他在书里面在其他杂志里面学不到的。如果我们跟这样的大公司做得越来越多，那我们在商界的地位也就树立起来了。第八，与此相关，我们还必须处理好学科领域与产业研究的关系。我们的系是按照学科领域划分的，比如说会计研究、金融、人力资源、市场营销、战略等等。那我们还缺乏什么呢？我们缺乏的可能是industry expert，就是产业方面的一些专家，而这一点恰恰可能对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我现在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如果这个研究是我们学院的教授做出来的，就值得大大的表扬。但是这个研究是哪里做出来的呢？是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一个研究是在上一期的《管理世界》（2003年第12期）上刊登出来的，是关于中国VCD和DVD发展的一个研究。它是一个案例，但是非常有理论，我认为这是我读到的关于中国某一个产业发展的研究中最好的一个案例，它涉及许多战略问题，许多技术进步问题，还有许多政府政策的问题。VCD市场是中国开创的，原来是没有这个市场的，是中国人开创了这个市场，然后引起了国外的注意。现在发展到了DVD，但是外国人来和我们要什么知识产权的收费。那么，当时最先做这个行业的中国企业为什么没有申请专利呢？因为它认为专利在中国没有用，所以就干脆不申请了。所以“万燕”就变成了 VCD产业的先烈。另外，为什么像“新科”这样的后来者最后是最有竞争力的呢？因为它们有长期的技术积累。它们不像“爱多”这样的公司，完全是靠营销起家。如果你没有长期积累的核心能力与核心技术，别人很容易就把你打垮了。所以这个研究，不仅对企业如何在产业中做领军人物有启发，而且对国家制定相关的政策非常有启发。最近，路风教授又做了一篇关于中国汽车业的报告，是受中国科技部委托做的。这个报告已经在中国的整个汽车行业和政府的决策制定层面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简单地说，它首先证明了过去25年里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为什么是失败的，为什么我们原来的汽车厂都变成了给别人挂车牌的加工厂，然后还证明了几家新兴的民族汽车企业为什么成长得如此艰难。当然这不是一个严格的academic paper，写作风格也很有激情，但是这篇文章对政策的impact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的教授们，需要对一个企业或者对某一个行业，至少要有一些熟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整合知识，对政策发挥影响力。第九，如何处理好论文（paper）和书（book）的关系。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书的影响力比论文要大。但是对我们做学问的人来说，我们更重视paper，只有paper才代表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果你的paper里面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人家的东西，那么你这个paper是不可能发表的。但是写书的话，就可以把不同人的观点都汇集在一起，而且书也不是那么需要很严格的学术评审的。但是，书在中国的影响力确实是非常大的，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原来我写的一些paper，并不想把它们放在一起出书，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过去写的东西，已经在杂志上发表了，没有必要再以书的形式出版一遍。后来有个出版社找我，非要我做这个事情，我只好按照他们的意图把论文汇集起来出版了。书出版之后，影响力一下子加大了，一卖就是几万。仔细想想，书是节约信息搜寻成本的重要方法，因为如果你大量的信息分散在各处，那么别人获得信息的成本就会比较高，而书更容易放到他的书柜上，放在他的桌子上，然后去看。我们年轻的教员，我想你们还是应该集中做一些好的paper，先做最难的，最hard、最challenge的东西，那么慢慢地你就可以积累着也写几本书。反过来，我们一些老的、资深的教授，我想就要适当地多写一些书，包括教科书，以此来提高你的影响力。第十，关于规则接受者（rule-taker）和规则制定者（rule-maker）的关系。在中国管理学教育中，我们是做一个规则的追随者还是做一个规则的制定者？我想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应该是一个rule maker，是制定规则的人。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果我们走得太远，跟别人太不compatible了，也是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评价体系有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不服气，不理他们那一套，走自己的路。但是虽然我们这样说，我们还是要适当地考虑一下怎么来求得行动上的平衡。我的一个想法是，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进入主流体系去修改规则。原来我们的想法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干好了以后你一定会跟着我来。上次我跟研究生院的副院长谈到当前的学科评价不科学，学科排名没有反映我们的实力，他说，你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为什么你们不能积极参与进来呢？人家每次都要征求意见，你认为评价体系不合理，那你就应该提出修改意见，说不定人家就采纳了，那不就对你有好处了吗？我认为他说得非常对，我想我们现在仍然是做一个rule-maker，但是有一些规则，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下，一些国内的评审我们还是要重视的。但是我们follow的目的是要不断地修改它。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系都应该想办法慢慢地渗透进自己领域的评价部门。过去我们很难渗透，许多学科都是人大、清华在把持，现在则慢慢地开始diversify了。比如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过去是搞工科出身的人，也就是说，搞management science的人在把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它划分成了三部分，management
science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宏观管理和工商管理两个部分。那么我们至少在两个领域（宏观管理和工商管理部门）应该起大的作用，积极参与他们的工作（包括参与匿名评审和专家委员会的工作）。——当然我们三个领域都有，只是管理科学领域我们过去有劣势，因为我们不是工科起家的。我们光华管理学院已有三位教授获得国家青年杰出基金。过去我在管理科学做了两届评委，现在是工商管理组的副组长。我们不能只抱怨，我们必须参与进去！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跳的时候还有可能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然后我们两边才能汇合起来。有人钻“狗洞”有人跳墙，这样到最后我们才可能占领这个阵地。我们在这些方面要有一定的意识，在学术评价规则上一定要先把国内的这一套学习一下，积极参与进去。比如说，花点时间当专家评审，因为你评了以后，将来人家才认可你，以后有什么事情才会找你。如果你老不让人家劳驾，老不给人家服务，人家什么时候会想着你让你做评委呢？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当我们有了一个好的思想，我们怎么才能把这个好的思想宣传出去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只是有好的思想，没有好的宣传办法，那么别人也很难知道你，你就很难有社会影响力。比如说拍电影，人们都知道冯小刚，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他的电影的名字都起得怪怪的，大家一看就记住了，像《不见不散》，像《甲方乙方》，等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营销策略，你不要看不起。我们商学院的教授应该学会用最有效的方法传播知识，宣传自己的思想。我自己的经验是，用通俗的故事讲深刻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用大家都懂的语言把一个别人都不懂的东西说清楚，比如说用比喻把它描绘出来。但是这个比喻一定要深刻，一定要具有独创性，一定要有情调。哗众取宠是没有生命力的！（本文根据作者于2004年3月3日在光华管理学院午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选自作者《大学的逻辑》（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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