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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论证基于两个事实。（一）由于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知识的演进性质，没有人（或任何一群人）能够掌握资源有效配置所需的全部信息或知识。承认我们头脑的这种有限性，当我们组织一个分工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知识的分立，即每个分工中的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知识同时不知道别人（做为整体）知道的大部分知识。（二）人类天生是不平等的。正是由于这一事实，自由才成为必要。如果所有人生下来就是一样的，人性当然也就相同而且偏好大致一样。那么中央计划就成为可行的了。不过，所有个体一模一样的种群由于不能在各个方向上进行探索，其适应大自然千变万化的能力必定是有限的。这样的种群或许早已经在自然演化中消失了。哈耶克早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就说过，自由对人类之所以必要（不仅仅是某些人说的“奢侈品”），根本在于大自然的不确定性，在于人类必须在各个方向上不断实验新的生活方式，才可能应付未来的未知的灾难和挑战。这一命题，自然演化史上无数灭绝了的物种已经提供了严酷的证明。人类演进到今天，其无数个体的天赋不可能是平等的，也不应当是平等的。卢梭所谓“人生而平等……”只是一种道德乌托邦。哈耶克称之为“虚幻而误导的响亮口号。”
基于第一个基本事实，既然我们不知道如何最有效地集中利用稀缺资源，我们就只能调动所有个体的积极性，让他们尽量有效率地利用这些资源。而衡量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的唯一的也是能使人类在长期演化中继续生存下去的准则就是人类的继续生存和繁荣。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已经论证过的，那个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类在未来的不确定世界中继续生存和繁荣的制度应当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方向上进行创新（哈耶克心目中的“伟大社会”）。这就是自由的基本涵义。不确定性告诉我们的唯一知识是：成功的机会（即成功应付未来灾难的机会）可能从任何方向降临。因此伟大社会的机制应当给予所有的个体充分的自由去支配资源。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给所有的人以自由（尽管自由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也值得追求），而在于每当机会降临时，总必然是少数人看到这些机会并且准备好了去抓住机会（或成功应付灾难的能力）。自由的真正意义在于让这“匿名的少数人（"the unknown few"）得到成功的机会。“匿名”，因为不确定性使我们无法知道谁将会是这些幸运的人。“少数”，因为在所有方向上进行着的生存实验中，只有少数几个方向可能成功，而大多数方向上的个体将依靠模仿这少数成功的个体才得以生存。当下一次灾难降临时，又是少数人的实验显示出成功并被多数人模仿。人类的生存和繁荣就是这样一个少数人创新和多数人模仿成功者的过程。自由社会的真义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是这成功的少数之一，每个人都将不得不肩负拯救人类的使命。 基于第二个基本事实，既然人们天赋不平等，那么让所有人平等地享有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几乎必然地意味着人们创新的结果和创新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哈耶克认为：要求经济平等的自由主义者们几乎必然地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相冲突。而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从逻辑上就不能同意所谓“经济平等”。当我们允许政府把个人收入重新做平等分配时，我们扼杀的不仅是人的天赋才能的发挥和个人自由，更主要的是我们扼杀了我们种族生存的机会。必须看到，我们社会繁荣的唯一可能就在于让尽量多的个体在尽量多的方向上寻找发展的机会，于是必然地，合乎逻辑地，在不同方向上积累了不同经验和知识的人们，他们的机会和由创新得到的收入就不会是平等的。自由社会里人人平等的涵义是：每一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成为那“匿名的少数”的权利。 综上所述，自由社会必定要求所有的人在所有方向上创新的自由权利。在哈耶克看来，这种自由权利只能通过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机制”得到保障。法律必须是抽象的，超越个人关系的，从而“匿名的少数人”的自由权利才可能被保证。法律的抽象性表现在它的“非人性”上，为了达到这种“非人性”，必须建立某种事先同意的，每个公民都知道和理解的程序。公民的“知”的权利（“the right to know”）和公民“被告知”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informed"），这是法律的抽象性的保证。因为如果“程序”没有足够的“透明度”，那么在每个具体案例中由谁来解释法律程序就变得至关重要，而且解释人的个人偏好就开始取代法律的抽象性而成为具体的，人性的，不公平的程序，“匿名的少数人”就会变成“少数人的特权”。哈耶克声称真正自由主义仅仅要求“一切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这一个条件。其它类型的平等则不是与此冲突就是误解了自由的真义。但是，我们从西方社会发展史可以看到，法治的建立几乎可以说是与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同时实现的。英国贵族在国王法庭面前的平等关系是经过平民的长期争取才逐渐“下放”和演变成普通人在普通法（common law）体系中的平等关系的（注[1]）。美国黑人的权利不是一直到六十年代还没有实现吗？好的制度，和物种一样，是一定要通过竞争来证明和实现自身的。这样，人类生存和繁荣依赖于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又依赖于法治或超越个人关系和任何小集团利益的抽象秩序的建立。而上述西方社会法治发展的历史说明，这种抽象秩序的建立最终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基础。 在哈耶克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的程度是由具体社会的道德境界和正义观念决定的。如前述洛克的思想，正义的核心是分立的财产权利。在洛克的社会，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尚且不大，所以洛克用以界定产权的准则是“劳动”——每个人财产权利的边界由他加在自然界的劳动决定。在这一点上，洛克的产权理论与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评并不矛盾。但是当活劳动不断物化和积累，财富分布开始严重不平均时，洛克保护私有产权的理论就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发生冲突了。在洛克及一些现代哲学家如哈佛教授诺兹克（Robert Nozick）看来，凡是以正当方式获得的财产不论在个人手中积累多少，都是正当的，不应被社会剥夺的（注[2]）。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手段（已经物化了的劳动）的公有化是阻止劳动（活劳动）异化的唯一途径。但是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回到他的（从未见面的）老师黑格尔的自由理论，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由比马克思更接近洛克所理解的自由。在黑格尔看来，主体自由是具体的，历史的，阶段性的。只有当主体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不自由）时，主体才觉悟到自由的意义并且去争取这种自由。而在主体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例如黑格尔所谓的“斯多葛主义”阶段，主体认为他的内心是自由的，但是他不能够意识到他的自由是内向的，阿Q式的，没有摆脱奴隶形态的自由。又例如在“怀疑主义”阶段，主体意识到了自由，但他的自由是怀疑一切的自由，但这是一种无根的状态，精神完全无从依靠，一切观念包括主体自身都受到怀疑。当主体意识到这一点时，痛苦会驱使他寻求更高阶段的（宗教的）自由并且发现更高阶段的不自由（宗教的苦涩）。现代哲学家如麦肯塔尔（Alasdair Macintyre）推论说，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每个具体社会以及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有自己意识到的自由和属於自己的“不自由”，我们不能强求人们在精神发展上的一律（注[3]）。如前述，在洛克看来，人的意志是永远不自由的，他受到的痛苦激动着他的意志。一个人在没有摆脱最大的痛苦之前，他的意志必定驱使他寻求摆脱这一痛苦，而不会首先去寻求摆脱其他方面的较次要的痛苦（注[4]）。在这一点上，洛克，黑格尔，和哈耶克都认为自由观念是演进的。在《自由宪章》总标题下，哈耶克援引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的话：“我们探索的不是完美，那是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的；我们寻找人类宪章，那个带给我们最小或最可原谅的害处的制度。” ![]()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第一章里把真正个人主义的“自由”同五种其他意义上的自由概念相区分。其一是把消极自由同上面说过的基督教哲学所讨论的“意志自由”相区分。其二是把指涉社会关系的自由同“人-自然”关系中人的自由相区分。其三是把消极自由同杜威与康芒斯等人把自由理解为“能力（power）”的看法相区分。其四是把个人自由同以整体人群为对象的政治自由相区分。其五是把消极自由同由可支配资源决定的经济自由相区分。 “自由意志”的说法在哲学史上是引起混乱的主要概念之一。意志自由指涉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此在世界的约束下实现自己的意志。如上述，一个人的意志能否实现，在吠陀学派和苏格拉底看来依赖于这个人对世界的认识的真确性。哈耶克认为，一个人对可供选择的手段的了解固然非常重要，但关于选择的知识本身毕竟不同于选择的自由。自由意志，如上述休谟的看法，是一个误导的概念。但是选择的自由，在哈耶克看来，是有丰富现实内容的概念。哈耶克认为根据“意志”是否自由而决定个人的道德义务，这是荒唐的。道德义务或责任感的唯一意义是，如果没有这种道德义务那么人们的行为将会很不一样。一个医生尽可以申辩说病人的死亡是由于意外事故，不是他的责任。但是只有让他背负对病人生命的重大责任，他才会时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意外因素而更加小心谨慎。哈耶克言外之意是，法学家们争论不休的意志自由问题其实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错置了的问题（注[5]）。 政治自由指涉一群人做为整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整体的“意志”。固然，我们可以把个人自由的概念推广到人群自由，即一群人不受外来强权干涉的自决状态。但是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往往使人们倾向于放弃个人自由转而接受一个强权政府。因为反对外界强权的最有效手段往往就是强权本身。哈耶克认为这是民族主义运动最危险的方面。政治自由论者往往以“善”代替“自由”。哈耶克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同时又是痛苦的。自由选择往往要求我们承担选择的一切后果，责任，错误，悲剧，以及种种人生的不确定性。哈耶克说：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注[6]）。于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自由就是目的，善，或道德，它不应当被任何政治目的所取代。那些同意放弃个人自由转而追求政治自由的民族，最终会由于缺失了个人自由而失去其它所有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总好像一把双刃剑，在建立了强大国家的同时损害了个人自由。 经济自由论者声称如果没有财富，个人自由是不会带来个人幸福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说法无可非议。但是正如哈耶克指出的，一个对国王俯首听命的大臣可以拥有比一个牧羊人多得多的财富，却不能说是自由的。追求经济自由的人如果情愿放弃个人自由以换取丰腴资源或财富，那是很危险的。自由，一旦放弃就很难赎回。经济自由论者的危害在于他们强调平均财富以达到全体人民经济上的自由。然而他们的社会改革会使本来涌流着物质财富的所有源泉最终枯竭。为什么先进国家里的贫民仍然比落后国家里的贫民富裕得多？为什么从前一般民众无法想象的奢侈品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所有人的生活必须品？为什么一旦中央计划者取消了所谓奢侈品的生产，技术进步就开始停顿以致计划者不得不靠模仿外国资本主义市场上的商品来推动技术更新？哈耶克写道：“我们只须记住，一个社会对最上层的进步的阻挠马上会变成对所有社会层次的进步的阻挠”（注[7]）。 最后，积极自由的态度把自由等同于“能力（power）”。如果说其它意义上的自由在哈耶克看来还是可以容忍的话，那么以追求个人的最大能力来代替个人自由在哈耶克看来是最不可容忍的错误。其一，能力绝不代表自由。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可说是集中了达到危险程度的能力，但他的君主一句话可以迫使他改变他使用能力的方向和他的全部计划。其二，追求实现自身意志的“能力”的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必定要求对他人行动的支配权。而且他们往往声称他们的意志代表着全体人的意志（卢梭的一般意志），从而合法地剥夺一切个人自由。这就是哈耶克毕生与之抗争的法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虽然，如他自己承认的，法国的自由主义传统，至少在他发表<自由宪章>的时代（本世纪六十年代），是越来越强大了而且正在世界上普遍地取代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例如各国的“福利国家”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等）。不过在九十年代，积极的自由主义对真正个人自由的这种威胁正在受到广泛的批评。历史正在对哈耶克孤独的呐喊作出回应。 注[1].参见Arthur R. Hogue, ,Liberty Press,1966.
注[2].参见诺兹克的名著， 。他的著名理论是"entitlement theory"，即凡是正当途径获得的就不应当再被剥夺。这就引起经济学家例如森（A.Sen）的反对，后者认为穷人有洛克所说的对自己生命的权利，其自然延伸就应当有“不挨饿的权利”。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我们应当认为穷人在饥荒时期抢掠富人的粮仓是符合正义原则的。
注[3].参见Alasdair Macintyre, . McMillan 1966.页199-206.
注[4].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上卷第21章.
注[5].参见F.A.Haye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章五：“责任与自由。”
注[6].参见F.A.Haye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章四：“自由，理性，与传统。”
注[7].参见F.A.Haye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章三：“关于进步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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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发院教授、瑞意高等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汪丁丁教授于1990年获得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学系。同时兼任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财新传媒学术顾问。最近十年的研究及授课领域：行为经济学（仿真、脑科学、社会网络）、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政治哲学、制度经济学）、经济学思想史（经济学方法与思想史方法之间的冲突与互补关系）；跨学科课程研究与教学方法、脑科学与儿童早期教育、网络空间经济学（与互联网实验室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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