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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的创始人斯蒂文·乔布斯和斯蒂文·沃茨尼亚克 现代经济史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绝不仅仅意味着人均产量的增加，更主要的是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新产品的不断涌现，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市场的不断扩展。确实，把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区别开来的，正是这种种不断的“更新换代”。尽管它们无法像产量的增长那样用一条坐标曲线表示，也无法将其纳入一个方程组，但如果没有这种种的“更新换代”，经济活动就只能处于“总收入等于总支出”的“循环流转”中（熊彼特语），产量曲线也许不过是平行于横坐标轴的一条水平线而已。无论用“技术革命”来描述现代社会的进步，还是用“产业突变”来概括现代经济的发展，抑或是用“浪潮冲击”来勾画人类的历史，它们反映的是这样一个共同而基本的事实：经济增长的本质在于创新。创新，是一种“内在要素”，经济发展就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系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熊彼特语）。
那么，是谁促成这种变动呢？是企业家。企业家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者，把他与历史上其他组织者区分开来的，正是这种不断创新的职能。历史上的组织者，不论是酋长、国王，还是将军、教皇，他们的职能不过在于维持现存的秩序，或瓜分已有的财富。尽管作为单个的人，他们当中也不乏创新分子。企业家与他们不同，他的使命就在于主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他是“破坏者”，他的目的在于摧毁“今天”，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明天”。 企业家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以“创新者”的面目出现。他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工厂制度代替庄园组织，用经济契约代替人身依附。他开辟了一个个“新大陆”，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原材料从事生产，再把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那里的居民。自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的200 多年里，企业家队伍的成分变了，素质变了，但作为创新的本质没有变。任何一位企业家的创业史，无不是一部创新史。 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是其组织职能的自然延伸。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the 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 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以下5 个方面：
这5 种创新活动可以归结为3 类：技术创新（1—2 项）；市场创新（3—4 项），管理创新（5 项）。其中管理创新又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创新（如分权式的事业部管理）和管理方法创新（如目标管理）。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通常又被称为企业创新，因为它们往往都引起企业组织形态的变化。美国学者彼得· 基伯尔在《企业家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列举了企业家任务的13 个方面，其中有4 项涉及生产中的技术创新，3 项涉及购销活动中的市场创新，3 项涉及人事、财务及生产管理上的创新，其他几项是识别机会、获得资源和处理公共事务。
弗雷德里克·图德 (1783 – 1864)把冰变成商品，也是一种创新。
应该指出的是，熊彼特把企业家当作一种超越市场结构的主体，把没有企业家时的市场理解为一个均衡体系，进而把企业家创新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均衡”的活动，这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观点。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一节中所指出的，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不均衡体系，正是这种不均衡内在地蕴藏了企业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创新与其说是“创造性的破坏均衡”，不如说是创造性地发现和消除不均衡，创新过程也就是市场的均衡化过程。 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事例来说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但若要将企业家哪怕是重大的创新成果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也收藏不下。从蒸汽机的发明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从工厂制度的建立到现代跨国公司的出现；从环球贸易的开始到现代一体化国际市场的形成……哪一件能离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老亨利· 福特生产出著名的A 型汽车和T 型汽车无疑是一种创新，但他为使工人成为他的产品的消费者而发给工人高额工资的政策，不也是一种创新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赊购制度、超级市场、快餐店，等等，同样是一种创新。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也是一种创新。在现代，企业家的创新产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用“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而广告本身也是企业家创新的产物。 对一个企业来说，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都是不可缺少的，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创新都可能成为另一个方面创新的诱发因素（如新产品的出现往往伴随销售方式的变革）。但这3 类创新在不同企业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相对重要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随着企业规模由小到大，创新的重点就由技术转向管理（大企业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随着产业的成熟（市场饱和），市场创新就更显重要。企业家必须时刻抓住创新的重点所在。 企业家并不一定是技术专家，他甚至可能对专业技术知识一窍不通。但为什么把技术创新说成是企业家的职能呢？ 首先应该把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与科学家的发现和技术专家的发明区别开来。科学家的发现是揭示出物质世界运动的客观规律，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技术专家的发明是创造出一种不曾有过的新工艺或新产品；而企业家的技术创新则在于将这种新工艺或新产品引入生产。科学家追求的是新颖，他们常常满足于认识世界，把自己的理论变成美妙的“公式”，写进书本，公布于众；技术专家追求的是尖端，他们常常醉心于寻找一些精巧的解决办法，在实验室制造出样品，申请专利；企业家则讲求实用，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知识物质化，把实验室的样品变成市场的“商品”满足社会需要，并赚取利润。科学技术由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正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来完成的。 人们通常把对科学技术进步做出贡献的荣誉光环戴在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上，而企业家则被描绘为利用别人的发明而发财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很不公平的。不错，企业家的技术创新离不开科学家的发现和技术专家的发明，一种新的科学理论的出现，一种新的发明的产生，也许是某个聪明人凭灵感而做出的，但这种新理论和新发明要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则离不开企业家。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绝大多数的发现和发明都是在企业家“需求”的召唤下出现的。詹姆斯·瓦特 (1736 –1819)（左）发明了新的蒸汽机， 马修·博尔顿 (1728 – 1809)（右）让蒸汽机变成工业革命的动力。 发明家是伟大的，他们头脑聪明，智慧超人，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且对新事物有一种狂热的追求，能够别出心裁地闹出新玩意儿。他们是技术革新的闯将，但他们往往缺乏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难以为自己找到发明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太习惯于“推销”自己的发明。在他们成功的背后，需要有一位“倡导者”的资助，一位“教父”的勉励，一位“导师”的引路，而充当“倡导者”“教父”和“导师”的正是企业家。 在技术创新中，企业家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们能认识发明的价值，并有胆识有能力将这种发明投入生产。如果没有他们，这种发明也许永远只是一个“会跳舞的机器”，发明家的聪明才智也只能在自得其乐中耗费殆尽。如果不是阿克赖特将水力纺纱机投入使用，谁能知道历史上还曾有个名叫海斯的发明家生活过？尽管阿克赖特曾受到海斯的起诉，被指控为“剽窃者”。无线电波的科学理论是由麦克斯韦尔提出的，赫兹在实验室发现了它们，然而只是马可尼和萨尔诺夫这两位企业家才使它们在商业上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发明三极管的德福雷斯也想把他的发明应用于商业，然而，他几次都把本钱赔光，次次使他的投资者感到失望。 当然，这里绝不是贬低发明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事实上，没有发明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技术创新。企业家的作用与其说是创造出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不如说是创造出能创造这种新产品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发明家本身。 如果没有企业家，发明家恐怕不到现在的万分之一。企业家创造的是一种不断激发人们创新、且能使任何有价值的创新不被埋没的制度。企业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各种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吸引在自己周围，给予他们物质的和精神的刺激，鼓励他们异想天开，别出心裁地去发现、去发明。他们懂得，企业要取得成功，没有一批革新闯将是不行的。所以，他们总是设法创造一种外部环境，以利于革新者的成长。他们不仅不处罚犯错误的革新者，甚至鼓励犯错误的革新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创新中犯错误是生活中的正常事情，成功常常是通过所犯错误来总结经验而得到的。事实上，在整个项目完成之前，有时很难确定什么是错误。因为起初可能认为是错误的方法，而后来却认为是最好的方法。美国学者托马斯· 彼得斯和小罗伯特· 沃特曼在其合著的《成功之路》一书中这样写道：出色的公司最令我们印象深刻之处，就是他们对革新闯将们支持体制的完整。事实上，出色公司的结构安排就是从创造革新闯将出发的。尤其是它们的体制故意设计得有些“漏洞”，使那些到处去物色东西的革新闯将得以有空子可钻，得到所需要的资源，把事情办成。那些从革新闯将处受益最多的公司里，总有全面的、充足的支持体制，这才使得他们的革新闯将如雨后春笋、蓬勃生长。
当然，对企业家与发明家的关系也不应做机械的理解。历史上，由发明家转变为企业家的也不乏其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学者企业家化已成为新兴产业中的一种趋势，这一点在电子计算机工业中尤其明显。例如，创立和经营王安实验室的王安博士本身就是一位发明家，他以发明磁芯贮存器而著名；创办和经营著名的“苹果”公司的沃兹尼亚克和乔布斯也是兼有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的。但即使这样，也不应把发明家和企业家混为一谈。王安也好，沃兹尼亚克也好，如果他们仅仅是天才的发明家，而不具备企业家的胆识和才干，也许他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将自己的想法变成“样品”而已。发明家能把“样品”变成“商品”，那只是因为他作为企业家的结果，而不是作为发明家的结果。
还应该指出，对企业家来说，第一次将一种新的发明投入生产是一种创新，同样，在生产中进行巧妙的“模仿”也是一种创新，如果这种新技术还有广泛的市场前景的话。事实上，一种新技术的推广普及总是通过无数企业家的“模仿”而完成的。发明只是撒下一粒种子，企业家的责任在于将这粒种子埋入土壤，让它生根、开花、结果。当然，企业家的“模仿”，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它本身就意味着对“样品”的改造。因为每一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是不可能完全相同的，即使生产同样的产品，使用同样的技术，企业家也要根据本企业所处的内外部条件加以适当地改进。更何况，任何新技术总是有不完善之处的。事实上，日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正表现在他们高超的“模仿”艺术上，他们能将一切先进的技术拿来，通过消化、吸收、改造，创造出自己的新产品。当然，一个企业家，如果仅仅满足于“模仿”，那他的职业生涯也将是不会持久的。 技术创新与资本形成是密不可分的。技术要变成生产力，首先要变成物质形态的资本。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从组织人员从事研究，到实验室设计出样品，然后把样品投入生产，都是离不开一定的资本作为基础的。没有一定量的资本，企业家甚至无法招募到发明家，更不用说组织生产了。同样，资本的形成无疑也在刺激着技术进步。那么，对企业家来说，从事创新和筹措资本何者更为重要呢？ 1960 年代末期，发展经济学家哈根就这个问题与100 多位美国企业家进行了交谈。这100 多位企业家一致认为，他们公司的资本形成水平是由他们扩展的需要、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发明决定的。如果他们认为某一项新技术是值得投入生产的，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公司的“现金流水”里得到所需要的资本，或者从金融市场上搞到资本。如果没有新产品或新技术投入生产，他们是不会进行投资的，因为这意味着“浪费”。简单地说，在他们看来，资本形成是由创新活动决定的，创新流引起资本流，而不是相反。（参阅谭崇台：《发展经济学》, 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12 章。）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资本，不过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来“把生产指向新方向，把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之间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贬低资本形成在企业家创新中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资本总是创新的一个制约因素。一个企业家失败了，既可能导源于创新能力的不足，也可能导源于没有足够的资本可供使用，在经济“起飞”阶段尤其如此。一个企业家的创业史，既是一部创新史，也是一部资本积累史。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经济中，一个企业家要获得成功，也许他的相当部分精力都要耗费在筹措资金上。发明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1910-1989）做企业失败了，不是因为缺少资本。
本文选自张维迎、盛斌《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章第三节，原标题“作为创新者的企业家”。本书第一版由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最新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公司201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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