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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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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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吗？

　　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现实，即在有些国家，作为生产要素组织者的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政府不仅是生产的决策者，而且是“创新”的领导者。我们提出这个问题，还因为流行着这样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由于缺少企业家，不得不由国家来代替企业家执行“组织”和“创新”的职能。

不称职的 “企业家”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无论是对发达国家来说，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推动经济“起飞”和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特别是经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他们开始经济起飞的时候，面临的是强大的、发达的工业国家的竞争，这些工业国家有充裕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能生产成本较低、质量较高的产品。假使没有国家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就难以发展起来。

　　而且，确实，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作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它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遗产。

　　与发达国家比较，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似乎处于劣势，它们的文化传统和制度似乎不太有利于这样一个阶层的出现。当它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开始努力赶超发达国家的时候，它们的企业家资源确实稀少，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又受到法律和制度的阻挠，没有足够的力量筹措巨额的资本和做出重大的创新决策。面对一个后起的国家来说，一个靠企业家自身壮大的累积过程也确实有点远水不解近渴。

　　在这种情况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中，政府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充当企业家的角色：动员储蓄，从事投资，建立一些工业部门，引进先进技术，把农业中的过剩人口转移到工业中来，等等。

　　那么，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呢？事实表明，政府作为“企业家”是很不称职的。

　　政府可以从事投资，而且它在组织要素进行生产方面，比企业家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企业家只能用经济的诱惑，政府却可以用超经济的强制，就提高储蓄率而言，政府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榨油机”，它可以不择手段地运用诸如税收、价格、平调等手段，筹措建设资金。它甚至可以从饥肠辘辘的人口中抢出否则就会被他们消费掉的物品，把消费资料变成生产资料，建立起一座座宏伟的工厂，再让这些饥肠辘辘的人勒紧裤带在这些工厂干活。但政府却很难保证投资的效率，很难使要素的配置合理化。

　　经济增长率= 积累率× 积累效率，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但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等式右边第一项的增加往往被第二项的降低抵消了, 以至于经济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投资的增长速度。

　　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它的创新成果甚至可以使企业家瞠目结舌。但与企业家相比，它的创新成果不仅数量少，而且每项创新耗资巨大，商业效果也不佳。在这一点上，政府倒很类似一个单纯的“发明家”，它常常为创新而创新，一旦这种创新成果记录在案，它就以为大功告成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率是如此之低的原因。

　　由于社会现象本身的复杂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来说很难像物理学家那样做有控制的实验来证实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但经验产生了一些东西，很接近于有控制的实验，从而使我们有理由支持我们的判断。

　　一个值得详细考察的例子是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对比。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最初30 年的经历和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最初30 年的经历，中间相隔80 年，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在我们拿来比较的开始时期，两国的情形很相像。也许，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差别是，1947 年的印度与1868 年的日本相比，企业家资源要丰富得多。但30 年后，其结果却大不相同。20 世纪初的日本，已是一个羽毛丰满的资本主义强国。而1980 年代的印度，仍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次大陆。因为他们走了不同的道路。

　　印度1947 年独立后，在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领导下，决心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建立一个平衡的、自力更生的工业结构。但雄心勃勃的领导不相信企业家的力量。他们认为，企业家既没有资本也没有管理能力进行基础工业和资本货物工业所需要的大量投资；他们还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通常总是反对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增进公众的利益，只有完全归政府所有的企业才是为全社会利益服务的。所以，他们选择了一条政府领导经济的道路。

　　印度政府制定了一个个的5 年计划，详细地规定了投资项目；政府办起了一个个的国营企业，把一些私人企业收归国有，私人办工厂和进行其他投资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政府还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等等。总而言之，在印度的经济建设中，充当主角的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家”。1979 年4 月仅中央公营部门的固定资产总额就为1178.2 亿卢比（账面价值），比同一月的私营部门的固定资产总值（1011.1 亿卢比）多16.1%。1983—1984年，公营部门的产品在全国基础工业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为：煤96.97%，原油100%, 可出售的钢74.5%, 铝27.9%, 铜100%, 铅100%, 锌89.3%, 氮肥47.7%, 磷肥27.3%, 电话100%, 电传打字电报机100%。此外，政府掌握了全部发电量，垄断了航空和铁路、整个人寿保险和一般保险部门以及95% 以上的银行部门。

尼赫鲁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成为历史的必然

　　日本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尽管它和印度有着同样的发展冲动，但它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依赖无数企业家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治政府也曾多方面地干预过，在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政府从来没有打算取代企业家。企业家自己可以干好的事情，政府就无需插手；企业家靠自己的力量办不成的事情，政府就设法帮助他干成；当企业家经营遇到困难时，政府给予补贴，而不是把企业收归国有。明治政府在许多工业中建立了领头工厂，因为像印度的情况一样，政府知道，这些工厂是企业家无力建的。但与印度政府不同的是，明治政府很快就把这些新的工厂卖给了私人企业家或新型股份公司，因为它相信，这些工厂由企业家经营比由政府官员经营更有效。为了提高储蓄率，明治政府不得不建立全国性的税收制度。但它没有把这种预算收入直接变成预算支出、变成政府的固定资产，而是将其存入国家银行，再由银行把这些资金贷给私人企业家，让那些富有创业精神但又无法筹到足够资本的人建立自己的工厂，开办自己的事业。但政府从来没有试图控制投资的总额、投资的方向或是生产的结构，因为那是企业家的事情。

　　总而言之，与印度不同，在1868 年后的日本经济“起飞”中，尽管政府的作用是有关键意义的，但站在舞台中央的则是“企业家”。

缺乏企业家的事实被夸大了

　　印度和日本的对比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最有利于经济成长的政府是“帮助”企业家的政府，而不是“代替”企业家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为企业家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与企业家建立一种友好的伙伴关系，尽量减少企业家的投资风险，提供更多的利润刺激，帮助企业家筹措资金，开拓市场，同时在企业家力所不及的地方填补空缺，而不是自己充当“企业家”，组织生产，进行投资。简单地说，政府的职能在于“资助”企业家，而不是“充当”企业家。即使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不得不办工厂，但一旦企业家学会了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政府就应当让位于企业家。日本政府把自己的工作限于“帮助”企业家，当企业家的“参谋”，所以它取得了成功。相反，印度政府越俎代庖，直接充当“企业家”，所以尽管它的目标令人敬服，但它的成绩却令人沮丧。

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缺少企业家这个事实被理论家和政府官员夸大了。理论家夸大这个事实往往是由于良好的愿望，而政府官员夸大这个事实却或多或少包含一些利己主义的目标。

　　企业家作为一个集团，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不可否认，有些国家的文化传统比另一些国家的文化传统更有利于企业家的成长。但我们还找不到一种绝对不能产生企业家的社会。何况，文化传统是可以不断改变的，企业家本身就是改变文化传统的最重要力量。

　　人们往往把缺乏企业家资源作为强调政府“出马”的理由。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资源之所以稀少，并不是由于这个国家的传统不允许产生企业家，而是因为政府的管制铲除了企业家的生存条件。假使日本明治政府采取与印度尼赫鲁政府一样的政策，日本的企业家队伍就难以形成。同样，假使印度尼赫鲁政府采取日本明治政府一样的政策，印度的企业家就会把事情办得更好。

　　实际上，在许多非洲国家，在马来西亚、斐济群岛、巴拿马，以及香港地区，甚至新近在英国，印度人都是成功的企业家，有时候，还成为企业的台柱子。他们常常是发动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即使在印度国内，只要是能避开政府控制铁手的地方，企业家干得也很成功。

塔塔集团创始人——詹姆谢特吉·塔塔

　　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国家，已经兴起的企业家被扼杀，潜在的企业家更无法产生。这样，稀少引起管制，管制导致更加稀少，稀少再使管制进一步加强，形成恶性循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首先需要政府做出开明的姿态。只要政府愿意把自己由“主角”变为“配角”，企业家阶层就会兴起，而且这个时期也不会很长。

政府为什么替代不了企业家？

　　那么，为什么政府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企业家”呢？难道政府不是一个杰出的组织者吗？难道当代许多尖端的科技成果，特别是宇航技术不是政府领导干出来的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回答。

　　首先，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内在的创新机制和组织机制没有了。经济活动，是一种成本与收益相比较的选择活动。企业家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建立一种生产函数，仅就此而言，政府无疑可以当“企业家”。但要使生产要素达到最优的配置，需要进行选择。企业家根据“利润”来选择。他按成本最低的标准选择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事最有利可图的生产，在他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就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满足了社会需要。对利润的追求和迫于竞争的压力，企业家就不得不进行有商业价值的创新。

　　但政府却不同。政府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实际上，政府也常常这样来标榜自己。但不以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也就失去了选择标准，资源的使用效率就无法提高。利润标准当然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在目前，对绝大多数经济活动来说，利润是唯一比较好的选择标准。不讲成本，不计盈利，绝对不会有效率。工厂盖起来了，但它却常常是浪费资源的表现，而不是追求卓越的象征。政府也可以“创新”，但由于政府的创新不是出于盈利的目的，就很难保证这种创新具有商业价值，或者说，从经济的角度讲，这种创新是否值得进行。而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并不是技术上的“尖端”创新，而是经济上的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

　　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竞争机制也没有了。政府是绝对的“垄断者”，它不仅拥有经济的力量，而且拥有超经济的力量，它不会担心自己的破产，因为没有人使它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样，对政府来说，创新简直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事情。难怪在政府充当“企业家”的情况下，技术进步的步伐是如此之慢，创新的成果是如此之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政府常常标榜自己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组织生产的，但需求与供给脱节最严重的国家，恰恰正是政府充当“企业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消费者买不到自己称心的商品，不得不进行强制替代，不得不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老古董”的包围之中。

　　其次，政府的组织结构是以等级制为基础建立的，信息以纵向流动为主，任何一种投资和创新决策都要经过层层审批的官僚主义程序，最终做出决策的官员与现实生活相隔甚远，从而很难保证决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决策失误也不能及时更正。相反，在企业家组织经济的情况下，市场是一个网络结构，信息以横向流动为主，决策权高度分散，无数企业家根据市场信息彼此独立地做出成千上万个投资决策和创新决策，这样的决策能较好地反映现实经济情况，有极大的灵活性。即使决策发生错误，也会及时得到纠正。一旦做出决策，企业家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尽量短的时间实施决策。时间确实是很宝贵的，因为失掉的每一天都增加成本，并且增加竞争产品和对手进入市场的危险。而对政府来说，这种危险是根本不存在的。

　　再次，作为政府化身的官员一般难以具备企业家应有的素质。他们把办企业只当做履行公事而不是一种个人的事业；他们不承担经营风险，对信息反应迟钝；崇尚权威的倾向使他们习惯于唯命是从，政府组织本身的等级制也使他们缺乏足够的自主权独立地处理企业事务。因此，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企业家那种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精于计算，随机应变的素质。让这样一些人办企业，不要说从事创新活动，就是循规蹈矩地从事经营也勉为其难。作为“官员”，也许他们是称职的，忠心耿耿的，但作为“企业家”，他们却是蹩脚的，不称职的。

　　企业家的职能是不可取代的。企业家阶层是不可消灭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本文选自张维迎、盛斌《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第二章第五节，原标题“政府与企业家”，小标题为新加。本书第一版由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最新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公司2014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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