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为什么书生总会败下阵来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