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日课live”,作者金雁。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泯灭个性和差异是这种体制的应有之义
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
我想大家一定对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的异同很感兴趣。简单地说,苏联并不是在搞一场场政治运动,强迫知识分子在自我贬低、自我揭露中过关,而是根据领导人的好恶经历了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镇压;40年代,由于战争环境,民族危机压倒一切,知识分子的总体信任度有所恢复;50年代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双管齐下;60年代末,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人们私下里已经不相信意识形态的那套说教。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华沙大学库龙、米奇尼克等知识分子的介入,使他们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坚定的信念。而在中国“文革”中的“管制社会”里是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中苏两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不是人性的差异,而是环境决定的。
左派知识分子的命运
父亲在日记中经常提到,“今天刘澜涛给十几级以上干部传达中央精神,我不能参加”,“马文瑞给全校干部作报告,我又被划入另册,心理压力很大”。如果在今人的眼里,谁稀罕去听报告呢,这算什么待遇?我女儿就说,让我去听那些枯燥的报告我才会脑缺氧,才会有心理压力。可是在当时那是一项划分敌我的政治界限,别人都能去听、能谈论的话题,唯独个别人被孤立起来,心中的滋味不是我们在当下的环境中能够体会的。在只有被选择权利而没有选择权利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以至于最后因为想把自己变成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得,而苦恼万分。
悲剧年代的分裂人格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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