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新的崛起”与价值重构——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

从诗歌史上来说，首先就是极端意识形态审美被现代性审美批判所冲击了，撬开了一个缝。中国当代诗歌从朦胧诗开始转向修辞的解放，催生了新的文本范式，其中的重要精神内涵是文本的主体性回归。诗人们集体走向了对生命的终极发问，思索个人的命运与现代主义产生的契合。在与虚无主义的纠缠中，象征、隐喻被召唤出来，表达了对荒诞、痛苦、绝望的人性思考。既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再回归搭建了平台，也开始建构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相悖的审美言语方式。按照陈晓明老师的判断，“白洋淀派”演变成为“今天派”，标志着中国新诗正在酝酿着一场深刻的革命。

谢冕先生是引领这场革命的旗手。他胸怀天下情怀的悲愤，疾呼：“坚决扬弃那些将死凝固的诗歌形式，向世界打开大门，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帮助新诗成长。这是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可惜的是，当年的那种气氛在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再出现过。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所以，在1980年5月7日，谢冕先生发出了号召：“接受挑战吧，新诗。”在这个意义上，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的进化开始了，演变成了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历史事件，进入了公众视野。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运动相呼应，从审美解放的角度，共同建构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进步。

“新的崛起”是一次中国当代诗歌的立法行动，标志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审美自律性的形成。它与五四时期新诗的发生一样，都是以“他者”的身份面向当时的西方，在寻找“自我”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