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

　　9月17日，辛庄企业家精神大课堂第五期线上公开课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创业大街成功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朱玲现场为大家就《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进行主题分享。

　　大家好，感谢维迎老师的邀请，很高兴可以在辛庄课堂与现场及线上的企业家学员们共同探讨《农户的社会流动与城乡公共服务》这个课题。在讲之前，我想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由整个团队共同完成，同时也得到了所有接待方、受访农民、妇女、农村迁移工人（大家把他们叫做农民工）、企业家、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引言：社会流动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进

　　开始就要说一说，社会流动的理论政策和实践的演进。我的目的是向读者交代清楚，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它不是空头理论，是从社会现实得来。至少要清楚今天的主题：社会流动到底指什么？

二

村庄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变化

　　现在来讲一下，村庄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变化。在我们调查的11个行政村中，2020-2021年间，村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率最低下探至19.9%。村庄常住人口严重老龄化。2018年，农村60岁以上老人的比重达29.9%，远高于全国水平(七普:18.70%)。在家有老年的住户中，纯老人家庭占 44.4%。常住人口中的成年组别里女多男少，该组(16-60岁)女性约占52.23%。比较好的情形是，我们调查中的陕北的一些农村，有的从甘肃引来了养羊企业，并建造草场和灌溉设施，让村民在家就可以有更多就业机会。

　　如今农村的常住儿童明显在减少，除了计划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外，这是近年来新一代农村迁移工人带孩子进城的一个结果。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做农村调查的时候，像电影中一样后面跟着很多小孩，我提一个问题，一大堆孩子就抢在大人之前回答问题。2009年，我们给社保部做农村社保调查，发现碰到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年轻人没有了，上学小孩不多，抱孩子的人也不多。我曾经在湖北大山里调研时发现，这个村里只有一个小孩，有企业家在这儿花20万建了小学，却没有孩子上学，村里人就用空教室来做直播。虽然没有把建筑浪费，但至少说明原有的用途不再需要。还有一些村的小学变成了养老服务站。村庄人口的变化，决定了公共服务结构和供给的变化。

　　但现在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依然存在短板。农村儿童早期发展中的情感、认知能力刺激依然缺乏，农村老人养老和就医困难依然存在。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农村的五保户、低保户反而没有一般老人困难，因为有民政给他们兜底，可以免费去养老院。基础设施上，排污设施一直是农村改造的痛点。农村的居住特性造成了排污设施需要分散建设，采用和城市一样的设计和用材会非常昂贵，所以这一点还需要政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鼓励企业发明适合农村的设施设备。

　　在农村老年照护服务方面，一些县财政会予以补助。在民政局加以督办的村庄、村两委通常利用闲置的小学校园兴办“幸福院”，或者专为老人供应午餐。例如，陕西省榆阳区的行政村均设有幸福院,每院雇用一位中老年妇女担任保洁员和炊事员。入住老人床位免费，伙食标准为每日5-8元。入住者只需支付每日3-4元的餐费，差额由财政补足。民政局还按照入住人数，每年补助每个幸福院6.5万元左右的运行经费。幸福院入住条件为本村70岁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至于生活不能自理者，唯有中高收入家庭和政府予以财务兜底的五保老人，可以利用养老院和上门护工等社会化照护服务。中低收入农户因支付能力不足而难以利用有偿服务，往往陷入老年照护困境。

　　现有的乡村发展实验表明，投资于村庄儿童和老年服务，既有改善儿童福利和老年福利之效，又能提升当前和未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还可以解除外出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同时也能促进照护产业的发展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老幼照护的收益明显溢出家庭而惠及整个经济与社会。况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大潮冲击下，家庭功能明显弱化，社会与家庭及个人分担育儿和老年照护责任已势在必行。可是它为何至今仍为公共投资的短板呢？

三

村民家庭的代际教育流动和住房投资升级

　　住房不仅是物质投资，也是教育投资。我们在农村调查中发现一个现象，农村的姑娘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房，我当时就问，你们县城没有多少工业，为什么非得在县城买房？她们表示，为了享受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县城的教育水平肯定高于乡镇。由此可见，不仅就业机会和产业发展能吸引人群购房，基础设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务也能吸引人。

　　我们把发达国家那种不设制度藩篱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式的城市化。把中国政府将特定群体和部分农区及居民划归城市的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将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落户城市的方式，视作自主城市化。

　　就像刚才和大家讲的，即使有那么多的制度阻隔，农村的人口还是排除万难，不顾一切进入城市，这是自主城市化，也是我们调查的重点。我们通过研究农村迁移劳动者落户城市的方式，寻找突破城乡壁垒的缺口。看看制度阻隔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可行的政策从哪里入手？我们发现，无论从心理还是文化来看，农村家庭都认为把孩子送到城市落户会有更好的前途。究其根本，还是村子里的就业机会太少。地少人多，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初始条件。中国很长时间都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发展，土地太少，怎么保证收入？经营那么一点儿耕地能使家里的人均收入和城市收入持平吗？不可能！所以农村劳动力进城，本身就是农户增收的决策。

　　近年来，工资收入在农村家庭收入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刚才我们讲过家庭分工与分离。随着时代的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以“离土又离乡”的方式为主。村民家庭的分工决策也不仅仅以性别和年龄划分，而是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号越来越敏感，无论是性别分工还是代际分工都蕴含着对劳动者机会成本的考虑。

　　家庭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市场参与能力。何者外出务工、何者留守村庄?影响家庭决策的因素固然复杂，但处在首位的决定因素还在于,谁在他乡的工作更稳定且收入更高，谁能更妥帖地承担“老家”的生产和家务劳动。随着城市制造业、服务业和照护行业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青壮已婚女性甚至低龄老年女性外出就业的势头悄然形成,留守丈夫由此应运而生。

　　湖北省宣恩县某山村的一位留守丈夫解释，妻子在外打工一个月的工资有6000元，他在家务农一年的现金收入9000元，况且女人留在村里独当一面也太辛苦。可见如此安排既有市场取向，也包含夫妻之间的相互体谅。

　　为了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同时又保证学龄儿童教育投资，家庭分离不再限于劳动力流出地和流入地两处，而是呈现多点分居状态。有的人家由祖母陪同孙辈去镇上或县城读书，祖父留守村庄，孩子的父母到县域之外谋生。有的则是未婚的姐姐一面到县城做工，一面照顾弟弟上学。更多的情况是,锁闭村中房屋，母亲到县镇陪读，父亲跨省或跨县务工。虽然现在看是对家庭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从情感上、照料上来看，这是一个很悲痛的事。

　　我们注意到，高龄老人会与子代核心家庭分户分居。一方面借助社会保障和力所能及的劳动实现经济独立；另一方面，以代际接力的方式支持后辈向城市迁移。这种情形在山西省右玉县较为常见。八旬老人构成的纯粹老人户一般都享有低保待遇，2019 年每人总共领取低保金4400元。此外，每人每月还领取居民养老金138元。健康良好者既可以从村委会申请环卫公益岗，每月工资500元；也可以去附近的扶贫车间做零工，每日工资100元。逢年过节，镇政府向老人发放粮油。受访者言道：只要生活能自理，日子过得还不错。

　　另外，在村民投资决策中不乏理性取舍。纯老年家庭的决策理性表现为放弃自建新房，将家庭收入支援子女购买基础设施条件更好的商品房。

　　我们做了代际教育程度统计，利用的是全国农村调查系统的数据。我们按照户主出生年份算，50后、60后、70后，把三代人比较，从统计表中会看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增加，最要紧是代际教育流动。他们的孩子从16岁以上算起，每一代人的孩子比自己平均多受三年教育。这是中国普及教育的成绩，也是这些农户进行家庭人力资源投资的行动。

　　回到农村自建房这个事，在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已经有15%左右的农户在城市买房，这跟城市金融向农村人口开放分不开。我们前面讲过，农户社会流动中通过市场实现了什么，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得到了什么支持？我们访问发现，贫困户孩子上本科和大专，都借助了助学贷款。受访者中的一家，有两个女儿，丈夫打工的收入，会首先用于还女儿的助学贷款。我们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专门做过贷款调查，私人贷款还款率比机构和企业贷款还款率高得多。如今的受访农户非常有信用意识，孩子上学贷款一学年8000元，通过对家庭收入合理分配，毕业时就会还清贷款。

四

农村迁移劳动者的发展策略及实践

　　乡村劳动力迁移大潮以改善家庭福利为前提，没有因为政策改变、城市驱赶而减少。2020年，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全国农村迁移劳动者（农民工）的总量仍高达2.86亿人。从全国统计来说，农村迁移工人减少的数量并不多。我们到湖北宣恩做农户调查时，询问新冠疫情的影响。受访者表示，疫情开始的时候，企业一听说是湖北来的就不给工作。他们只好回家，呆两个月又出去，也能找到工作。政府服务的“点对点”复工有帮助，县镇政府为每个外出务工者发放补助400元，并集合大家坐大巴车去广东佛山寻找工作。

　　2008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发布农民工监测报告。我们可以从统计图看到，农民工总数并没有因为三年疫情减少很多。从农户的主动性、进取心来看，没有因疫情和政策而改变。那他们到哪儿就业去了呢？大多去了民营企业。从1997年开始，非城市、非国有部门就业不断壮大。可见，凡是促进和有利于非国有部门、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就是有利于就业、有利于减少贫穷、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均等的政策。

　　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2018年的外出人口中，84.6%属于16-60岁的劳动年龄组（该组别的男性约占外出人口的1/2，女性约占1/3）。这说明，农村迁移人口中虽有老幼，但仍以青壮劳动大军为主。

　　迁移劳动者因就业岗位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同而明显分层。我们访问的技术工种工资一般在每月5700元以上。这里要强调一下，我们访问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从业者。各技术层次的迁移劳动者至少更换过两次工作，足见他们获得现在岗位完全出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匹配。因此，他们对需要更高学历和技术水平的岗位工资差别毫无异议。

　　在我们访问的企业中发现，年纪越轻的劳动群体学历越高，学历越高的迁移工人则技术层次和工薪水平也越高。他们通过市场寻找工作以后，对自己现在的状态很满意，并依然在继续学习。对于收入支配，我们发现年纪越大的迁移劳动者，向农村留守家庭汇款越多，用收入带动家庭脱贫并逐渐提高经济地位。通过劳动力流动，改换自己的位置，这是一种人力资源投资。

　　越年轻的员工越注重在企业提供的技能培训之余，投资自身的继续教育。从受访者与随迁家庭的人均消费数据看，娱乐和成人教育加起来仅占每月支出总额的2%。实际上，制造企业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对继续教育的投资远高干平均值。例如，一位1989年出生的理化试验员,拥有计算机信息管理大专文凭。公司资助其考取了现岗所需的4个资格证，他自己还以每年3600元的学费，攻读成人本科工程管理专业。还有一位1996年出生的女性文员，专门选择一所名校的成人本科行政管理专业就读，总计缴纳学费1.5万元。他们明确表示，试图通过提高学历增加个人的发展机会。

　　他们很聪明，懂得利用市场利用机会为自己投资，还会用现代技术与农村家庭联络感情。大部分会利用微信视频，有的会在家乡小院安装摄像头，随时可用智能手机观察家中老小的生活，既节约了回乡时间与资金，又稳定了亲情关系。

　　刚才我们说过，稳定的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结构的社会，那就是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以全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75%作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下限（参见 李培林，2017：《中国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劳动经济研究》第5期） ，2020年的最低门槛为20655元（ 32189元*0.75），即人均月收入 1721.25元。在本课题组的迁移劳动者调查中，大约4/5的受访者及随迁家庭跨越了这一门槛。其中，单独外出者在就业城市的月均工资收入为5812元（最低3100 元，最高12000元）；多人外出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为3295元（最低840元，最高 8000 元）。非正规就业者一般达不到本课题受访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据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李实团队的收入分配调查，并以中位数收入的67%和 200%为下限和上限，2007年中等收入群体占调查人口的40.0%。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为46.8%（2018年样本：城镇11506户，36259人；农村9239户， 35007人）。我们访问的是正规企业的正规就业者，我所说的正规企业包括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者有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

　　关于投资住房，跟2006年我们调查的时候相比，发现2020年在城里面买房的比重增加，约占受访者的1/4。我们访问的城市有南通和昆山，在南通和昆山买房的有很多，但在重庆、武汉买房的较少，这是由于房价影响。买房者几乎都有银行贷款，也有私人借款。一个2000年毕业的大学生对我说，父母为了他能学好英语，借钱在县城买了房，父母都在县城打工，帮助他在县城上学，他三年以内就赶上学校同年级的英语水平。除去教育投资，一部分购房者是因为子女结婚，老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暖住房等原因。

　　这里面注意到，年轻的受访者们遇到的普遍问题为子女进幼儿园和就学问题。城市中性价比高的幼儿园非常难进，需要拿房产证或居住证和积分排队，对于到城市较晚的年轻人，很难排上。如果公立幼儿园因为有城市政府在土地各种基础设施方面的优惠，以一个较低的价格接纳农村迁移儿童，会解决他们很大的教育困扰。这一代年轻务工者为了不重复父辈的命运，家庭不得不分离。但家庭分离给儿童的成长、给老人照顾造成的损失却很难补偿。

　　2006年，我们跟社保部合作，做过农民工社会保障试点调查。从医疗保险开始到养老保险，一直跟踪做调查。数据显示，农村迁移工人的保险参与率是大踏步进步了。但我们要关心的远不止如此，我们要看到，在他们受到危机威胁的时候，可以从社会保险得到多少帮助。我们在武汉调查时得知，好多地方曾因为疫情封控停产，但真正拿到失业保险金的只有一个受访者。在陕北一个城市调查的时候得知，当地煤矿的农民工全部参加失业保险，但发放失业保险金的时候，地方政府规定，农村户籍的参保者领取的金额为城市户籍的1/2。在昆山，给予救助的前提条件是有本地户籍。外地户籍人员只能通过转换工作和花取积蓄的办法度过危机。这些情况都说明，这些扭曲的制度需要去改善！

五

政策性的讨论与结论

　　上述国际经验的借鉴意义在于，采用城乡融合的制度框架推进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基于中国当前国情，勾连多轨制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组成城乡融合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瞄准脆弱群体的社会福利，便可作为连结多轨制社会保障的“粘合剂”。仅就老幼照护不足的难题而言，实行普惠型的老年和幼儿照护补贴，即为其中一个切入点。为此而采取的公共财政支出，属于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收入再分配,完全可以参照城乡居民非缴费型养老金的筹资方式设计。与此相对应，还须在政策环境上消除对民营照护机构的所有制歧视以便激励服务供给。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均须对所有企业和劳动者一视同仁， 继续推行激励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政策，否则任何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都有可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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