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经观书评 ,作者罗小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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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林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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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8月1日,22岁的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生林毓生,在他的老师殷海光先生的鼓励与指导下,将《罗素自选集》的“导言”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当时的《自由中国》杂志上。这是林毓生生平第一次发表东西,也是第一次领到稿费。当时,殷海光先生正在翻译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章节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林毓生读后,决定用自己的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买一本《通往奴役之路》英文原版。哈耶克、殷海光、林毓生,中国人所熟悉的三大自由主义思想家的交汇与承继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问
在您看来五四运动与法国的启蒙运动有可比性吗?
答:表面上看,十八世纪以反基督教为其主要诉求之一的法国启蒙运动,可以与五四反传统思潮相比,但实际上,法国启蒙运动虽然对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批判,虽然极为激烈,它却对西方古代的传统,包括希腊罗马的法律、文学、哲学及人文精神,不但不反抗,而且还大是提倡。因此,法国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的批判从未溢出它自己的范围——并未发展成为一个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从这点说,法国启蒙运动与五四文化运动是根本不同的。
问
不过,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们似乎并没有全盘性否定传统?
答:五四人物与传统的关系非常复杂。比如胡适在其学术著作中,对孔子、朱熹都保持着相当的敬意;鲁迅则对法家一些成分说过一些正面的话,对儒家道德传统中一些德行的正面意义表示过理解与同情。在个人生活层面上,鲁迅和胡适都基本符合儒家的道德传统的。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物与中国传统成分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包含不少自觉的与不完全自觉的正面关系。另外,他们攻击中国传统的材料显示着他们的火力,是集中在传统的儒教或思想与文化传统及其有关的制度智商,仅从这个方面看,很难说成他们是在攻击中国传统的所有成分,当然也就不能说成他们的反传统活动是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注意,我所说的五四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乃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而不是整体的反传统主义。
问
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五四文化领导人物没有反对传统的全部或是整体,但他们有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倾向?
答:是。虽然他们意识中对于一些传统成分表示肯定或是同情,但并未阻止五四反传统的激进化。在五四激烈反传统运动达到最激进的时候,其领导人物们所使用攻击中国传统的语言是毫无保留的,对中国传统复杂、丰富的内容,不做分析,其攻击的对象直指中国传统的整体。例如,鲁迅认为,中国历史乃是“吃人”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只有两期:一是想做奴隶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当时在激烈反传统运动的知识分子中间,十分流行胡适倍极推崇的吴稚晖说的一句话:线装书均应丢到茅厕去!在这个脉络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他们意识中的矛盾加以认识,因为这个矛盾相当明显。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他们在与传统成分保持不少正面关系的情况下,居然主张中国传统应该全部打到?
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现象:与传统保持联系却又主张把中国传统全部打到?
答:主要原因是在五四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中国出现了对于传统整体主义的(totalistic)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拒斥。这个激烈到无以复加的攻势中国传统整体的态度,正科称其为整体注意的反传统主义( 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或以更口语化的汉语表达,可称其为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在这个层次上,它有它的“理据”,这些理据构成了一个自足系统,可以在自己的轨道上发酵、发展。在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者们的意识中的其他层次上,他们与中国传统许多成分均有正面的关系,以至于显然与主张对中国传统进行整体性的攻击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矛盾。然而,他们把这个矛盾推到意识中极为偏远的角落,在这个意识形态运动的白热阶段,其参与者无法顾及这个矛盾了。
《中国意识的危机》
问
为什么全盘化的反传统主义会如此封闭,以至于不顾及意识中的矛盾?
答:这就需要对ideology的性质说明一下我在这里使用的是根据社会学家西尔斯( Edward Shils)与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对其精审的界定。我综合一下用在这里,认为意识形态有两个特征:1 它根据自己的前提在其内部发展出来一套自圆其说的“系统性”论述;2 论述的“系统性”,则依靠着对于可能对它挑战的“事”与“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种封闭性的程度,决定意识形态的强度与它所要应对的危机的严重性的程度往往成正比:危机愈严重,愈需要意识形态的系统化来对付。为了要维持其“系统性”于不坠,意识形态便愈需要对其可能的挑战采取封闭的态度。极端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帝国主义、与极端的种族主义可以达到完全自我封闭的程度。五四式整体主义的反传统主义,在其最高激烈的时候,达到了类似的强度。不过,在其高潮过去之后的时空中,其封闭性与强势则有所缓和。
问
五四时期为何会出现封闭性如此之强的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
答: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只能大致谈谈三点原因。
问
五四时期出现的激烈整体主义反传统主义思潮,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五四全盘化反传统思潮的风行与持续,实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激进主义的重要心理与逻辑背景因素之一。当许多五四激化反传统人士决定要把传统全部打到并发起一个全盘化或是整体主义的反传统运动的时候,面对未来,他们的思想出现了意识形态的真空(vacuum)。虽然面对过去,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强势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坚持的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是负面的,无法提供正面的政治性行动方案。民族主义只能提供政治性行动的意愿,它本身无法知道如何行动。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渐进改革的诉求,预设着最低限度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秩序。这些先决条件在当时都不存在;所以在客观上,变得不甚相干。至于科学主义,它本身也无法提供之政治性行动方案。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问
在中国,说起自由主义,必称胡适。您对胡适似乎颇多批评,您如何看待胡适思想?
答:一般说来,胡适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因素。有时,他全面谴责中国传统,但却主张要逐渐地、“有机式地同化”西方文化。1929年他以提倡全盘西化而著称。胡适在晚年则是一个文化上的民族主义者,宣称他的文化学说的目的是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活力”,但他并为对此提出任何理智论证。胡适一生对很多问题的观点变化无常;但他关于中国传统和“西化”思想的混乱,却并非由于这个缘故。他后半生仍然顽固地坚持他在五四时期有关中国传统和西化的每个主要观点,这倒确是他的思想特征。
问
您说:鲁迅精神上的极度矛盾,反映的正是现代中国精神中最深刻的危机。鲁迅精神上的矛盾与胡适的矛盾有什么不同?
答: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为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若是分析鲁迅的多层次意识性质就会发现:在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同献身于理性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紧张的思想冲突。鲁迅反对一切空谈理论以及他意识中的复制紧张性质(这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脉搏,并且是20世纪中国文化空前危机的象征),表明了在“简单的一般化”这种陈腐思想泛滥的时代,他具有思想和道德上的气度和胸怀。然而他不能超越这种冲突——本来可以换个另外的说法来改变对中国传统的解释,或者最低限度他可以名言质问,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是否妥当——不能超越这种冲突的原因是由于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占支配地位。但为什么它会占支配对位呢?归根结蒂,在他所主张的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现实所产生的压力使这种影响形成了他的整体观思想模式——他不可能寻求一个可行的、多元论的解决他思想冲突的方法。尽管他热切希望自己和别人都能从传统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但传统的思想模式仍然束缚着他,因而在他的思想中不可能产生可供选择的分析范畴,所以他的意识的危机仍然没有解决。
《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
问
您形容您的老师哈耶克为“知识的贵族”,对他的“人格素质大为赞赏”,您可否仔细谈谈您对哈耶克先生的印象?
答:从表面上看,正如殷海光先生所说,海氏是一位“言行有度、自律有节、和肃穆庄严的伟大学人”。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数十年来毅然与西方学术界主张运用政治力量建构社会平等的主流针锋相对,甘于寂寞,坦然忍受批评与讽刺,但对批评与讽刺他的人却从无怨恨之情,一生勤奋地工作,诚谨地待人,在深化与广化他追求得到的知识(或曰真理)之外,却又虚怀若谷,永远保持知性的好奇心,乐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启发(如五十年代后期,他的思想颇受博兰尼(Mihcoel Polaniy)底知识论的影响,便是显例)——这一切与其说是来自他的道德修养,不如说是深受他底知性的洞见以及追求这些洞见的知性过程的影响所致。他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有关社会、经济、与政治运作与演变的系统性见解,其正确性一再在经验中得到证实,虽然作为康德传统里的人,他从未觉得观念均需溯源于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知识的观点出发,他唯一能做的是(这里并不产生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的间题):坚持这些见解并继续发掘它们的系统性涵义,尤其是当他发现他底见解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社,他自然更觉要坚持下去。另外,他深切明了他的见解非个人所独创——即使他底最原创的发现也间接地与他底所学有关,与奥国学派经济学与苏格兰启蒙传统有关。面对过去,他有所归属;面对未来,他有深切的关怀;面对当下,他有做不完必须坚持做下去的工作。至于他底研究成果,是否被了解,甚至被曲解,是否变得流行,都是不相干的事。面对别人对他的误解与恶意批评,他也只能看作那是别人在知识上的盲点,所以无从产生怨恨之情。
问
您曾经说,您的思想取向受殷海光先生影响一生未变,您是如何看待殷海光先生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答:先师殷海光先生在五十岁(1969)的盛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以臻成熟的阶段。这是他晚年一再提到,甚感遗憾的一点。不过,他的著作中的许多见解, 到今天仍然是颠扑不破的。例如,他所坚持的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人权、 个人 的尊严)为前提的,所以,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消解个人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殷先生的个人主义与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中所说的安那其主义不同。殷先生的个人主义,当然反对任何强制性和随意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与安那其个人主义,虽然殊途,但是同归。但在其它许多关键的地方, 则是相驳的。
《林毓生、殷海光书信录》
从学院的观点看,殷先生的著作之中是有欠妥当的、收到当时不完整的资讯限制的以及相当形式化的地方。然而,殷先生一生思想探索的意义,并不在于学院层次上的理论细节。他以真诚的声明投入思索的工作,起道德资源与道德想象力不断促使他认真地吸取失误的教训,并力求自我改进,最后终于从浪漫的激越落定到以自由主义大方向、大原则为根基的启蒙工作,并以他那震撼人心的道德热情来推动这一启蒙工作。如他在逝世之前二十六天(1969年8月21日)以口述方式完成的《<海光文选>自序》中所说: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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