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讲】脊髓灰质炎：一个世纪的斗争

华山大众传染病学50讲-第三十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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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50年代出身的人群中，身患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的患者相当常见，或许我们认识的亲朋好友中就有几位曾经罹患这种疾病，并留下了一定程度的残疾。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更年轻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已经越来越少见了。你可曾知道人类是通过了怎么样的努力才把它控制并且接近消灭的吗？让我们还是从一个暴发案例开始看起。

2000年 佛得角

2000年8月16日至10月17日期间，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以西10个岛屿群岛的佛得角报告了33起急性瘫痪病例，其中7人死亡（21％）。第一名患者是来自首都普拉亚的2岁儿童; 8月16日发生瘫痪。São Tiago岛报告了22起案件，Sal报告了7起，São Vicente报告了3起，Maio报告了1起。急性瘫痪患者的年龄从3个月到38岁不等。

2000年佛得角的估计人口为437,500人（2000年）。自1995年以来，报告的常规疫苗接种覆盖率每年达到80％。

除了瘫痪，受影响的人还会出现颈部僵硬，流感症状和腹泻。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鉴定的病毒病原体是具有属于小核糖核酸病毒家族的多面体衣壳的正义单链核糖核酸（RNA）病毒。

1. 这次暴发涉及哪种疾病？

2. 识别病原体并描述它通常如何传播。

3. 病毒如何导致瘫痪？

4. 你是否预计在疫情暴发期间有超过33人感染这种病毒？

5. 为了尽量减少死亡人数和疾病病例，你将如何应对疫情？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脊髓灰质炎的暴发案例。如果这个暴发发生在1950年代，那或许流行病的专家并不觉得奇怪，因为脊髓灰质炎在那个年代太普遍了。但是发生在2000年，却已经是非常罕见的公共卫生事件了。那么为什么时代不同，就会如此不同呢？我们就来说说脊髓灰质炎的前世今生。

脊髓灰质炎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是一种非常小的病毒，具有多面体衣壳和单链，正链RNA作为遗传信息。3种脊髓灰质炎病毒血清型简称为1、2和3型。所有这些血清型的病毒均能引起运动神经元病，不过在疫苗接种之前的时代，大多数麻痹型疾病是由脊髓灰质炎病毒1型所致。

脊髓灰质炎病毒是一种非常小的病毒，具有多面体衣壳

脊髓灰质炎病毒通过粪-手-口污染途径传播。在流行期间，病毒也可能通过咽部传播。病毒经口途径进入，感染口、鼻和喉部细胞。90%-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是无症状的，其有7-14日的潜伏期，在此期间病毒在胃肠道的淋巴组织进行初级复制。随着病毒播散至全身网状内皮组织，会发生无症状的首次(轻微)一过性病毒血症。

4%-8%的个体发生第二次病毒血症(严重)，导致“轻型疾病”(顿挫型脊髓灰质炎)的症状，与常见病毒感染相似，症状包括头痛、咽痛、发热、恶心、呕吐、不适和乏力。部分具有严重病毒血症和顿挫型脊髓灰质炎的患者，通常在数日的无症状间期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脑膜炎症状和体征常提示CNS受累，包括颈僵硬、头痛、发热和呕吐。其中一些患者，脊髓灰质炎病毒还会选择性破坏运动神经元，表现为剧烈的背、颈和肌肉疼痛，以及出现运动无力。在所有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中，只有约0.1%发生这种麻痹。

超过95％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无症状。大约4％的人在没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情况下引起发烧和非特异性疾病。不到1％的感染导致瘫痪，其中许多感染完全恢复。

脊髓灰质炎所致的肌无力，可以是一块肌肉或一组肌肉受累，也可以是四肢瘫和呼吸衰竭。肌张力降低几乎总是呈不对称性。近端肌肉受累程度通常大于远端肌肉，且下肢比上肢更常受累。脑脊液检查显示脑脊液细胞增多，最初以多形核白细胞为主，随后转变为以淋巴细胞为主。脑脊液蛋白通常升高。

根据临床表现和脑脊液检查结果，可疑诊为脊髓灰质炎。确诊的金标准是脑脊液中脊髓灰质炎病毒RNA的PCR扩增，也可通过病毒分离确诊，但这种方法的敏感性更低。

从实际的临床角度看，与脊髓灰质炎最相似的疾病是其他肠道病毒感染、西尼罗病毒感染和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其他极少导致急性弛缓性麻痹的病毒包括带状疱疹病毒和狂犬病病毒。白喉和肉毒中毒也可能引起急性弛缓性麻痹。

脊髓灰质炎后综合征(PPS)以新发或进行性肌无力和失能为特征，通常在急性脊髓灰质炎发作后的数十年发生。发病机制的主要理论涉及神经再支配的运动单位的进行性变性，脊髓灰质炎病毒长期存在于神经组织中，以及诱导自身免疫继而造成神经结构破坏。PPS的症状包括进行性肌无力、乏力以及肌肉或关节疼痛。肌肉萎缩、呼吸和吞咽困难、睡眠障碍及寒冷耐受不良较少见。目前尚无有诊断意义的表现来区分PPS患者与有脊髓灰质炎既往史的患者。PPS的诊断基于临床，治疗主要为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

自史前时期就已知小儿麻痹症的影响;埃及的绘画和雕刻描绘了健康的四肢肌肉萎缩的人，以及年轻时带着拐杖走路的孩子。

埃及的绘画和雕刻描绘了健康的四肢肌肉萎缩的人，以及年轻时带着拐杖走路的孩子

也许最早记录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是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据说1773年斯科特发生了“严重的出牙热，剥夺了他右腿的力量”。当时，脊髓灰质炎并不为医学所知。脊髓灰质炎的回顾性诊断被认为是强烈的，因为斯科特后来做了详细的叙述，并且由此产生的右腿跛足对他的生活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名称都描述了脊髓灰质炎的症状。在十九世纪早期，这种疾病被不同地称为：牙齿麻痹，婴儿脊柱麻痹，儿童原发性麻痹，退行性麻痹，前角脊髓炎，清晨麻痹等。

第一个临床描述是由英国医生迈克尔安德伍德在1789年提供的，他将脊髓灰质炎称为“下肢衰弱”。关于脊髓灰质炎的第一份医学报告是由Jakob Heine于1840年提出的;他把这种疾病叫做“下肢瘫痪”。Karl Oskar Medin是1890年第一个凭经验研究脊髓灰质炎流行病的人。这项工作以及Heine先前的分类导致该疾病被称为Heine-Medin疾病。该疾病后来被称为婴儿瘫痪，基于其影响儿童的倾向。

多个脊髓灰质炎病例的第一份报告于1843年发表，描述了路易斯安那州1841年暴发的疫情。该次疫情距离下一次暴发相差了整整50年。1893年在波士顿发生了26起案件。第一次公认的美国脊髓灰质炎流行于次年在佛蒙特州发生，共有132例（18例死亡），其中包括几例成人病例。全国各地开始出现大量不同程度的流行病；到1907年，纽约市报告了大约2,500例脊髓灰质炎病例。

在20世纪之前，6个月大的婴儿很少见到脊髓灰质炎感染，大多数病例发生在6个月至4岁的儿童中。感染脊髓灰质炎的幼儿通常只会出现轻微的症状，但结果他们对这种疾病具有永久免疫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美国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是由环境卫生改善引起的。1900年以前，脊髓灰质炎在美国是地方病。大多数婴儿在6个月龄之前就感染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虽然一些患儿发生了小儿麻痹症，但许多患儿受到母体抗体的保护而存在隐性感染，导致美国儿童中广泛的免疫力。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社区卫生方面正在得到改善，包括改善污水处理和清洁水供应。更好的卫生意味着婴儿和幼儿遭遇脊髓灰质炎免疫力的机会较少。因此，接触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时间推迟到儿童晚期或成年后，因为它更可能采取麻痹形式。同时环境卫生的改善导致更少的婴儿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形成了大量易感个体。当这些个体随后暴露于脊髓灰质炎病毒，且不再受母体抗体保护时，就发生脊髓灰质炎流行。

同样，在进入20世纪后，世界上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脊髓灰质炎是地方病。随着这些国家卫生状况的改善，也开始出现脊髓灰质炎流行。

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开始出现小的局部麻痹性脊髓灰质炎流行病。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疫情暴发达到了大流行的程度。

1916年6月17日星期六，纽约布鲁克林正式宣布存在流行性脊髓灰质炎感染。那一年，美国脊髓灰质炎死亡人数超过27,000例，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仅在纽约就有2000多人死亡。已确认脊髓灰质炎病例的个人的姓名和地址每天在报刊上公布，他们的房屋被标识为标语，他们的家人被隔离。1916年的暴发流行引起了广泛的恐慌，数千人逃离附近的山区度假胜地；电影院关闭，会议取消，公众聚会几乎不存在，儿童被警告不要从饮水机喝水，并告诉避免游乐园，游泳池和海滩。

从1916年起，每年夏天至少在该国的一个地区出现脊髓灰质炎疫情，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1949年的流行病中，美国发生了2,720例死亡，报告了42,173例，加拿大和英国也受到影响。在儿童中，1000例患者中有1例发生脊髓灰质炎麻痹，而成人则在75例患者中发生瘫痪。

到1950年，美国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的高峰年龄发病率从婴儿转变为5至9岁的儿童，此时瘫痪的风险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例是在15岁以上的人中报告的。因此，脊髓灰质炎感染引起的瘫痪和死亡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加。

在美国，1952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成为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疫情。在当年报告的57,628例病例中，有3,145例死亡，21,269例轻度至致残性瘫痪。如此严重的疫情切切实实增加了大众对疾病的担忧，并将公众意识集中在如何预防该种疾病。

在此期间，广泛使用手术治疗，如神经移植，肌腱延长，肌腱转移，肢体延长和缩短。患有残余麻痹的患者使用牙箍进行治疗，并教导在卡钳，拐杖和轮椅的帮助下补偿失去的功能。使用诸如刚性支架和身体模型之类的装置，由于使用者的有限运动而倾向于引起肌肉萎缩，也被吹捧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按摩和被动运动也被用于治疗脊髓灰质炎受害者。

在脊髓灰质炎疫苗开发之前，医生们试图用紫外线治疗患者，而紫外线已知会在实验室中使病毒失活

大多数这些治疗方法被证明具有很小的治疗价值，但是在这几十年中确实出现了几种治疗脊髓灰质炎的有效支持措施，包括铁肺，抗脊髓灰质炎抗体血清和伊丽莎白肯尼姐妹开发的治疗方案。

1950年，匹兹堡大学的William Hammon从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的血液中分离出含有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的血清。Hammon认为，血清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的传播并降低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

在1951年9月至1952年7月期间，有近55,000名儿童参与了抗脊髓灰质炎血清的临床试验。试验结果很有希望;血清显示约80％有效预防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的发展，并且如果在严格控制的情况下给予保护，则持续5周。此外，血清还可降低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

大规模使用抗体血清预防和治疗脊髓灰质炎有许多缺点，但包括观察到血清提供的免疫力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抗体提供的保护作用不完全，重新注射在每次疫情暴发期间都需要，并且管理的最佳时间范围是未知的。抗体血清被广泛使用，但获得血清是一个昂贵且耗时的过程，医学界的焦点很快转向开发脊髓灰质炎疫苗。

1935年，纽约大学的研究助理Maurice Brodie试图生产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这种疫苗是通过猴子脊髓破碎的病毒获得的，并通过甲醛灭活。Brodie首先在自己和他的几个助手身上测试了这种疫苗。然后他给三千名儿童喂疫苗。许多人出现了过敏反应，但没有一个孩子对脊髓灰质炎产生免疫力。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期，由波士顿儿童医院的John Enders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成功地在人体组织中培养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一重大突破最终促成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Enders和他的同事托马斯·韦勒和弗雷德里克·罗宾斯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奖。

Enders在1954年获得诺贝尔奖，并在1961年获得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称号

世界各地使用两种疫苗来对抗脊髓灰质炎，分别是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第一种是由Jonas Salk开发的，于1952年首次测试，并于1955年4月12日由Salk向世界宣布。Salk疫苗或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IPV）由注射剂量的灭活脊髓灰质炎病毒组成。1954年，疫苗接受了预防脊髓灰质炎的能力测试；涉及Salk疫苗的临床试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医学实验。在获得许可后，立即启动了疫苗接种运动，到1957年，在March of Dimes推动的大规模免疫接种后，美国每年的脊髓灰质炎病例数量从近58,000例的高峰减少到5,600例。

涉及Salk疫苗的临床试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医学实验

在Salk取得成功八年后，Albert Sabin使用活的但弱化的（减毒）病毒开发了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OPV）。萨宾疫苗的人体试验于1957年开始，并于1962年获得许可。随着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第二波大规模免疫接种导致病例数量进一步下降：到1961年，仅记录了161例病例。美国。美国脊髓灰质炎病毒传播引起的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的最后一例是在1979年，当时在中西部的几个州发生了阿米什人的暴发。

随着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第二波大规模免疫接种导致病例数量进一步下降

OPV包含一种减毒（毒力减弱的）疫苗病毒，在体内引起免疫反应 OPV 最常见的是做成糖丸剂型（就是我们常说的糖丸），超过1岁的孩子服用很方便，婴幼儿则碾碎后喂服；还有一种液体滴剂，使用起来更简单，只需滴入口中即可完成接种。儿童口服 OPV 接种后，这种毒力減弱的疫苗病毒在有限的时间内在肠道复制，通过抗体的积累而产生免疫力。

OPV具有以下优点：接种3剂后，大于 95%的受种者能产生免疫力；可感染受种者，对未接种者产生保护；可产生咽部黏膜和肠道黏膜免疫，接种后接触本土脊灰野病毒（Wild Poliovirus, WPV）可减少、甚至消除粪便排毒，降低传播机会；价格低廉，接种方法简单。

总体上来说，接种OPV很安全，在罕见情況下会导致疫苗相关麻痹型脊髓灰质炎（VAPP) 发生，但其概率极低。1990-1999年, 美国VAPP发生率 约为1例/290万剂，首剂接种OPV 后VAPP 的发生率约为 1/90 万受种者，第 1 剂 OPV 的受种者及其接触者发生VAPP的危险性比第2、3剂的受种者及其接触者高 6.6 倍。

接种IPV后可产生理想的免疫反应，并有持久的免疫力，也可有效地用于控制和消灭脊灰，其优点是不会产生 VAPP 病例。一般推荐优先使用于免疫功能缺陷者及其家庭成员，也可用于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者。

IPV 缺点是价格昂贵（IPV生产成本是OPV的百倍以上），免疫力维持时间较短；虽可诱导咽部黏膜和肠道黏膜免疫，但 IPV 诱导的肠道黏膜免疫水平低于 OPV，也无接触免疫。接种后发生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轻微的局部红斑（0.5%~1%）、硬结（3%~11%）和触痛（14%~29%）。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脊髓灰质炎流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就有疫情定期出现的记录。控制这一可怕疾病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卫生工作重点之一。到1963年，每年冬季的大规模免疫接种活动已开始使用口服脊灰疫苗（OPV）。1978年，口服脊灰疫苗被纳入新建立的扩大免疫规划中。随着在全国接种活动和常规免疫接种服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疫苗，脊髓灰质炎病例数大幅度减少。1994年9月分离的病毒是最后一例本土脊灰野病毒（WPV）。2000年，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

1978年，口服脊灰疫苗被纳入中国新建立的扩大免疫规划中

在全球消灭脊灰之前，日益增加的国际、国内人员流动让中国面临着脊灰野病毒输入的风险。中国与仍有脊灰流行的三个国家中的两个接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意味着中国在维持无脊灰状态工作中要特别保持警惕。2011年7月至10月期间，中国经历了一次由巴基斯坦输入的 I型脊灰野病毒引起的疫情。此次疫情累及10名幼儿和11名成人，导致2人死亡。此次疫情最后一例脊灰病例的发病日期为2011年10月9日。

顾方舟是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对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的研究长达42年，是中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被称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顾方舟从事“脊灰”减毒活疫苗研究，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制定了“脊灰”活疫苗的试制与安全性标准。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脊灰活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指导了中国后来20多年数十亿份疫苗的生产与鉴定。 

顾方舟率先在中国建立了“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世界各国根据国情等，制定脊灰免疫接种政策，采取相应的接种方案。我国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了IPV-OPV序贯接种方案，而保证其顺利实施对于我们的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即先接种1~2剂IPV，再接种≥2剂OPV的序贯接种方案。这一较为经济的方法可在≥90%的受种者中诱导出保护性免疫力。国内外多项研究及文献报道显示:IPV-OPV序贯接种后，脊髓灰质炎中和抗体比单独接种3剂IPV或3例OPV高；序贯程序中，接种1或2剂IPV后抗体保护率达到较高水平，有利于减少疫苗相关麻痹病例。

1988年启动了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行动(GPEI)，合作伙伴由5个组织主导：WHO、美国CD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扶轮国际基金会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GPEI部署了4项策略：常规婴儿免疫接种、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开展强化免疫活动、监测急性弛缓性麻痹(AFP)和扫荡免疫运动。

从1988年GPEI成立到2016年，全球脊髓灰质炎的年发病率已下降了99.9%以上(从>350,000例降至37例)。有3个国家尚未消灭脊髓灰质炎：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超过20个国家曾因人群免疫力低下而从脊灰流行地区再次引入该病。

GPEI“最后阶段”的策略呼吁：终止野生型脊髓灰质炎病毒循环及2型脊髓灰质炎疫苗衍生病毒循环(cVDPV)，在2016年4月之后的过渡时期以双价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bOPV)替代三价OPV(tOPV)，将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IPV)用于儿童期常规免疫接种，并在WHO证实完全消灭所有类型的脊髓灰质炎后最终停用全部OPV。

20世纪50年代的大多数医院在没有机械辅助的情况下无法呼吸的患者获得铁肺的机会有限。旨在帮助最严重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呼吸中心，最初由丹麦麻醉师易卜生于1952年在哥本哈根布拉格达医院成立，是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先驱。（一年后，易卜生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ICU。）

这种铁肺是由路易斯安那州卡温顿的巴顿赫伯特家族捐赠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他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03年去世时使用过该装置。

用于治疗脊髓灰质炎受害者的第一种铁肺是由Philip Drinker，Louis Agassiz Shaw和哈佛大学的James Wilson发明的，并于1928年10月12日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进行了测试。最初的Drinker铁肺由连接到两个真空吸尘器的电动机提供动力，并通过改变机器内部的压力来工作。当压力降低时，胸腔扩张，试图填充该部分真空。当压力升高时，胸腔收缩。这种扩张和收缩模仿正常呼吸的生理学。

由于胸部肌肉瘫痪，许多脊髓灰质炎患者无法自行呼吸。铁肺 - 一个调节气压的简单，气密的腔室 - 让患者呼吸，直到瘫痪过去

随后使用直接连接到机器上的波纹管改进了铁肺的设计，John Haven Emerson改进了设计，使生产成本更低。Emerson铁肺生产至1970年。使用其他呼吸辅助设备，如Bragg-Paul Pulsator，以及呼吸困难较轻的患者的“摇床”。

在美国脊髓灰质炎流行高峰期间，一些医院病房甚至还有多个孩子住的大型房间铁肺

在脊髓灰质炎流行期间，铁肺挽救了数千人的生命，但机器庞大，笨重且非常昂贵：在20世纪30年代，铁肺成本约为1,500美元。运行机器的成本也令人望而却步，因为患者被困在金属腔室中数月，数年甚至终身：即使使用铁肺，延髓脊髓灰质炎患者的死亡率也超过90％。

在疫情高峰期，一排排铁肺呼吸机充满了病房

这些缺点导致了更现代的正压呼吸机的发展以及通过气管造口术使用正压通气。正压通气机将延髓患者的死亡率从90％降低至20％。在1952年的哥本哈根流行病中，由于大量脊髓灰质炎患者和可用的呼吸机数量较少，大量患者由医学生和其他任何人手工进行通气。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1千万到2千万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1977年，美国有254,000人因脊髓灰质炎而瘫痪。根据医生和当地脊髓灰质炎支持小组的统计，德国有大约40,000名不同程度瘫痪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日本有3万人，法国有24,000人，澳大利亚有16,000人，加拿大有12,000人，英国有12,000人。许多着名人士在脊髓灰质炎中幸存下来，并常常将与脊髓灰质炎相关的长期不动和残余麻痹视为其生活和职业的推动力。

这种疾病的后果使脊髓灰质炎的受害者终身受到影响，留下了轮椅，拐杖，腿托，呼吸装置和四肢变形的生动形象。然而，小儿麻痹症不仅改变了幸存者的生活，而且还影响了深刻的文化变革：基层筹款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将彻底改变医疗慈善事业，康复治疗的兴起，以及通过社会和公民权利运动残疾人，脊髓灰质炎幸存者帮助刺激了现代残疾人权利运动。

1921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从腰部向下完全和永久性地瘫痪。虽然瘫痪（无论是脊髓灰质炎，当时确诊，还是格林 - 巴利综合症）当时都无法治愈，但罗斯福曾策划过政治生活，但拒绝接受他的疾病的局限性。

绝大多数脊髓灰质炎受害者是儿童，但也可能袭击成年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21年在39岁时感染小儿麻痹症

他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包括佐治亚州Warm Springs的水疗。1938年，罗斯福帮助建立了婴儿瘫痪国家基金会（现称为March of Dimes），为麻痹性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康复筹集资金，并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开发提供资金。

March of Dimes寻求数百万人的小额捐款

 March of Dimes改变了它筹集资金的方式。March of Dimes并没有从少数富有的人那里寻求大笔捐款，而是寻求数百万人的小额捐款。它非常成功的筹款活动收集了数亿美元 - 超过当时所有美国慈善机构的总和（红十字会除外）。到1955年，March of Dimes投资了2550万美元用于研究; 为Jonas Salk和Albert Sabin的疫苗开发提供资金; 1954年至1955年的疫苗现场试验，为数千名儿童提供免费疫苗。

瘫痪肌肉的早期管理实践强调需要休息受影响的肌肉，并建议夹板的应用可以防止肌肉，肌腱，韧带或皮肤收紧，从而阻止正常运动。许多瘫痪的脊髓灰质炎患者一次躺在石膏身体模型中数月。这种长时间的铸造经常导致受影响和未受影响的肌肉萎缩。

1940年，来自昆士兰州的澳大利亚丛林护士伊丽莎白肯尼姐妹抵达北美，并对这种治疗方法提出了挑战。在1928年至1940年间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治疗小儿麻痹症病例时，肯尼开发了一种物理疗法，而不是固定受折磨的肢体，旨在通过使用热的湿润包来缓解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疼痛和痉挛，以缓解肌肉痉挛和早期活动和运动，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未受影响的肌肉纤维的强度，并促进神经塑料招募尚未被病毒杀死的剩余神经细胞。肯尼姐妹后来在明尼苏达定居，在那里她建立了肯尼姐妹康复研究所，开始了世界范围的运动，倡导她的治疗体系。慢慢地，肯尼的想法获得了接受，到20世纪中叶已成为治疗麻痹性脊髓灰质炎的标志。与抗痉挛药物联合使用可减少肌肉收缩，Kenny的疗法仍用于治疗麻痹性脊髓灰质炎。

由于数千名患有不同程度瘫痪的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离开了康复医院并回家，上学和工作，许多人因为在社区中缺乏可及性和歧视而感到沮丧。在二十世纪初期，在家中或公共场所使用轮椅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前景，因为没有公共交通系统容纳轮椅，而大多数公共建筑，包括学校，都是残疾人无法进入的。许多因脊髓灰质炎而残疾的儿童被迫出席“残疾儿童”的单独机构，或者不得不上下楼梯。

许多感染脊髓灰质炎的人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有些人暂时瘫痪;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永久的

由于脊髓灰质炎瘫痪的人群的成熟，他们开始要求有权参与社会主流。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经常处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残疾人权利运动的最前沿，并推动立法，如1973年的康复法案，保护合格的个人免受基于残疾的歧视，以及美国残疾人法案1990年由脊髓灰质炎幸存者领导的其他政治运动包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独立生活和环球设计运动。

此外，脊髓灰质炎流行病的发生导致了一些公共卫生创新。其中最普遍的是美国和其他地方“不随地吐痰”条例的泛滥。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20世纪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反而导致了脊髓灰质炎在全球的流行增加，但通过疫苗的普及，全球的流行得以控制。目前全球的目标是消灭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OPV曾经在历史上发挥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其及其罕见的不良反应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被灭活疫苗IPV所替代。由于脊髓灰质炎的全世界的巨大影响，催生了重症监护医学的发展，呼吸机的发明。脊髓灰质炎后遗症的巨大人群又催生了全世界对残疾人权利的保护、康复医学的发展和慈善事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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