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的AB面：隐藏在携程的人口学家

前几天，受友人之邀，我去了一趟混沌学园，参加了梁建章《创新力与人口：我们面临的危机和挑战》这堂课的录制。

这堂长达2小时的课听起来似乎知识点密集，一时让人不好消化，但归根结底就是从人口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增长、创新创业、中美科技竞争等话题，这里面也少不了对5月11日最新发布的“七人普”数据的解读。（不剧透了，感兴趣的快去看）

我们听一堂课或者看一本书，所听、所看的是别人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感觉就像美剧《越狱》里，迈克尔初次来到福克斯河监狱，看到监狱主楼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建筑物内部的结构、管道，因为他长期都从这个视角解构这栋建筑，一般人只是看到表面的外观。

而从人口的视角来看问题，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思维方法，因为在一个国家纷繁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中，人口是最底层的变量，几乎所有行为都是在这个地基上构筑。

日本有个著名的经济机构甚至曾指出，技术变迁、自然资源等变量都带有随机性，唯有人口，是衡量经济变化最长期、稳定的指标。

人口问题，看似离我们很远，但无论是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企业找目标人群、找风口，还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生育、退休、养老等，都被人口所左右。因此，没有人口的视角，分析一些问题时总会有很大缺失。

这次的主讲人是梁建章，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人口专家，对人口话题保持着数十年如一日的热情，之前在媒体做记者需要采访他时，同事都会提醒，就说聊人口问题，他接受采访的几率更高一些。有时候大家甚至忘记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携程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局主席。

在那天的课上，面对着讲起人口问题时充满热情的梁建章，我一直在想，虽然人口问题确实重要，但作为一名相当成功的企业家，他为何“沉迷”于人口这样的庞大话题？

作为人口学家的梁建章

在学术圈，人口学是个冷门专业，而在媒体上，经常抛头露面的人口专家很少，对于很多非学术圈的网友来说，提到人口问题，都会不自觉地想到梁建章，他可以称得上是互联网上最活跃的人口专家。

他有两个微博账号——“携程梁建章”和“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截至目前，作为人口专家的梁建章已有近80万粉丝，在微博发声2283条，最近一次更新就在几天前，有时候一天连更3-4条。

梁建章已研究人口问题长达十多年，在百度上搜“梁建章+人口”会发现，一共有高达756万条相关结果，涵盖微博短评、长文、文字采访、视频访谈、演讲、课程等各种形式，这是任何一个人口专家都不能比拟的。

粗略翻看不同时段他对人口问题的论述，大致可以看出他研究人口问题的脉络。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即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推出前，他主张修改“计划生育”，放开生育。

他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是个流传已久的偏见，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长期下去，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而多生一些小孩，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政府税收和财政、还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正面的。

虽然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没那么新奇，可要放在十年前，计划生育的大环境下，还是很有冲击力的。

“单独二孩”政策实行后，他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全面放开生育。

“与原先那种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相比，放开单独二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放开单独二胎本身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生育率的有限反弹，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其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长期效果极其有限。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终于实施了，但梁建章觉得还不够，他的论述重点 放在了鼓励生育上，主张尽快出台住房、教育等配套措施，让更多人敢生二孩。

“尽管和单独二孩相比，全面二孩是巨大的进步，但仍然远远不够，应该尽快全面开放生育，并在出生人数再次下滑时，应该开始鼓励生育。”

可以看出，他一以贯之的观点就是“中国人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人口数量跟创新能力有着非常强的关联，创新不足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竞争力，这是个亟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所以，网上有人称他为“催生办主任”。

为了传播自己这些有一定警示性的观点，梁建章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与人口相关的话题，在世界人口日、各种人口数据公布时，他的人口观点见诸于各大平台和媒体。

作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和学者，这样不遗余力地传播自己观点，就会产生各种交锋。

他曾因为不认同财经作家叶檀所发表的《反智的人口理论可以休矣》系列文章，而投入那场轰动一时的论战，从资源和环境角度逐一进行反驳。

也曾对经济学家李铁“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面临的是长期过剩，而不是供给不足。人口过多，导致发展面临的短板难以补齐”的观点进行批驳，在很长时间里，双方你来我往，辩论多个回合。

除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在网上掀起阵阵波澜，他还用拍纪录片、写书的方式对人口问题发声。

2011年，梁建章自费拍了一部介绍中国人口问题的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吗？科学探讨中国人口问题》，里面充满了数字、图表和逻辑分析，普通人不太容易看懂。

这部片子现在在网上基本找不到了，梁在片子里警告，如此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人口结构在今后30年内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而在豆瓣上，梁建章写过的书有6本，除了出版于2000年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写的是关于网络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之外，其他都是关于人口的。

在这之中，也有《永生之后》这样的人口科幻小说，这本书写的是公元2120年，地球上多达81亿的28岁以上适龄人口全部服用了“延生药”，服药之后，身体每过100天所经历的衰老程度，仅仅相当于原先的1天。也就是说，若人类原先的寿命是100岁，那么服药之后，理论上可以达到10000岁。

所以到2220年，地球人口突破了250亿，部分人口专家预计总数将在200年内突破1000亿，但地球资源远远无法满足那么多人。因此，全球决策委员会决定：在生育权和“延生药”之间，人类只能二选一。

于是，“生替法”出台，繁衍后代的父母将被停止发放“延生药”，他们的寿命则缩短至长命纪元前的水平。于是，全球逐渐分化成了“长生区”与“生死区”。

“延生药”的问世代表着生物医疗技术实现了飞跃，但却对人类的活法提出了挑战——由于生命期限被延长百倍，人们对任何事都失去了紧迫感，认为可以在未来的岁月中慢慢处理，这就带来了创新停滞，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有风险的科学研究，如基因科学、核能技术、太空探索、人工智能等。

在故事的结尾，主角带上了“延生药”前往别的星球探索移民计划。

这其实是在隐喻，人口老化之后，创新就会停滞，繁衍和代际更替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实际上生育跟长生并不矛盾，只要有足够的太空空间和技术”，主角最后带了延生药到其他星球，这也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征服宇宙。

尽管自嘲文字上的确比较简洁和稚嫩“是一个理工男出身的经济学家写出的另类小说”，但梁建章认为，这个故事的警示不仅针对中国人，同时也给全人类提出了新问题：

人类社会在发展到衣食无忧的阶段以后，有两个可能发展的方向，一是追求时间的延伸，二是追求空间的延伸。时间的延伸，是指通过长生不老或者人脑上传等技术，最终人类不会死亡，也不需要繁衍，但文明的发展也就停滞了。另一种方向就是空间的延伸，继续保持繁衍、旅行和探索的热情。这部小说的主要矛盾，也是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斗争。

悲观地说，现在人类发展趋势很可能被锁死在时间延伸的道路上，因为时间延伸的科技要比空间延伸的科技更容易实现。

为了让普通人也能对人口问题感兴趣，连文学艺术都用上了。

看了一系列梁建章在人口问题上的研究和探索，本身的观点我不敢评判，但真的感叹，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发声”上，没人比他更有热情了。

为什么“沉迷”研究人口问题？

梁建章跟人口问题结缘始于2007年，此前一年，携程净营收达7.8亿元，占OTA（在线旅游公司）一半多的市场份额，而排名第二的艺龙仅占18%，另一个劲敌去哪儿刚获得投资，正摸索着如何安身立命。

携程当时是业内当之无愧的老大，梁建章认为，只要携程在规模和流程体系领先了，在这基础上持续精耕细作，别人很难与之竞争。

于是，他把携程交给了范敏，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就读经济学博士，研究人口、创业，以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等领域。

如果说是数学领域的背景是他选择经济学作为深造路径的主要原因，那么此前创办携程网的经历让他尤为关注其中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细分领域。

这也是他一段难得的宁静时光，没有人找他谈投资，谈合作，谈如何赚更多的钱。他只需要上课、做研究、陪家人就可以了。

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有一次他被一连串数据震惊：

一方面，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生育率居全世界末尾的中国仍然执行着计划生育。

而斯坦福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口结构老化后，其创业和创新活力会随之衰退。

为了进一步研究，他对美国、日本多家企业进行调研，发现美国70%—80%的公司都是在最近二三十年内由年轻的企业家创办；

而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步入老龄化的国家，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企业员工多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为主，也正是从这时起，日本经济增长低迷，很多企业逐渐被美国的新兴公司颠覆。

对比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进行大量数据分析后，他认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出现类似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也是从那之后，梁建章开始频繁就国内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问题发声，然后慢慢“走偏了”，成了一名人口学家。

所以，作为企业家的梁建章，为何迷上了人口这样的庞大话题？

研究人口跟经营携程相关吗？准确来说，肯定是相关的，人口影响的是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但为此就投身于人口问题研究领域，说不过去。

而且，旅游业可能是受老龄化影响最小的行业之一，老年人除非年龄已经很大或者身体不好，如果身体好，很多老人都有旺盛的旅游需求，旅游是个老少通吃的行业。

如果看看梁建章过往的经历，其实就很容易理解他的这个选择。

1969年生于上海的梁建章，有这么几个很鲜明的性格特点：温和、腼腆、智商高。

他从小就是上海滩著名的“大头神童”。幼年求学时，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智力水平。

初中时期，正值中小学计算机教育刚刚普及，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计算机技术，为了解决一些在他看来很高深的问题，就自学起了高等数学，由此，他的数学和计算机水平突飞猛进。

13岁时，他突发奇想，想让计算机写诗。众所周知，计算机语言是理性的0、1代码，而诗却是感性的、具有技巧规律的一种文体。因而，这似乎是一个看似矛盾的命题。

但这并没有难倒他，他设计了一个电脑写诗程序。凭借这个，还拿到了全国第一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金奖，成为名噪一时的“电脑小诗人”。

这在当时还启发了一个人，在看了《少儿计算机世界》报纸中这个上海著名“天才儿童”用编程写诗的故事后，当时比梁建章小一岁的周鸿祎也模仿着编了个可以写七绝七律的电脑程序，从此与计算机结下不解之缘。

智商高的人总是不太按部就班，小学时他就不怎么听课，初中自学了高等数学和物理学之后，15岁的他直接跳过了高中，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本科少年班。一年以后，他又考入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1989年，当日后一起创立携程的季琦从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时，刚满20岁的梁建章已经在佐治亚理工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准备攻读博士。

但他发现最先进的东西不在学校，而在企业，于是进入了甲骨文公司的研发部门工作。

2003年,斯坦福研究中心副总裁格兰·瑞斯曾说:“现在中国的创业氛围一点儿也不比美国硅谷差。”这一点,梁建章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发现。

有一次梁建章回国探亲,国内火热的创业气氛和隐藏的巨大商机让他震惊，他觉得,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发展机会还是在国内,所以决定转型。

结束探亲回到美国后,梁建章立马申请转换到客户服务部工作,他要寻找能够回到国的机会,而在研发中心,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出现的。

这在当时是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因为甲骨文的研发部门算是核心部门，而如果一个技术人员主动离开研发部门,转到客服,那只意味着这个技术人员已经完了,只是在“体面退场”而已。

但梁建章有自己的“预谋”，不但顺利回到中国担任中国区咨询总监，还借机观察、学习了很多优秀企业，比如亚马逊，它的交互性、便捷性和客户导向呈现出的体贴服务，再比如沃尔玛，用信息系统把全球的分店都联系起来了，这些经验之后都被携程借鉴，梁建章也理解了IT与管理之间的关系。

一旦一个智商高的人拥有了“技术思维+管理思维”，也就意味着，他要干一番大事了。

1999年，在上海的鹭鹭餐厅，“有四个不满现状还有点莽撞的年轻人，被趋势所刺激，还带些理想主义”，他们正在盘算着一个宏伟的计划——创办中国第一家在线旅游服务公司，以“鼠标+水泥”（利用互联网帮助传统行业突破时间与空间屏障，提升传统行业的效益）的方式开始提供机票、酒店、旅游度假、商旅产品预订。

仅仅四年时间，携程就成为中国最大的OTA,而且在在纳斯达克上市，股价从18美元发行价涨到37.35美元。

梁建章与饱有激情的季琦、善于经营的范敏、精于投资的沈南鹏，一夜之间成了亿万富翁，成了纵横商界的“携程四君子”。

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建章其实一直被能引起自我好奇心、富有挑战性的事情所牵引，从来都“不走寻常路”。

所以当携程没有对手后，不愿意做没有挑战性工作的他转而被人口这样足够宏大、极具挑战性的话题吸引。

这其实跟41岁的黄峥退休去搞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马斯克打算将人类送上火星，贝索斯痴迷太空旅行等有些相似。

而且，搞学术研究显然比经营企业更纯粹、更值得花10年甚至几十年来做，企业一旦选择好了赛道，在这上面成长起来，很难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全球达到百年寿命的企业寥寥无几，几十年寿命的也很少，学术研究是完全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就像梁建章曾经给留学生人生忠告:

确实,我走的弯路比较少。我一直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计划,其实只要看得比较远,就会发现这条路适不适合你。

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和计划,要明白5年或10年之后自己要做什么,一旦选择好了目标,就不要为了一时的短期的利益来偏离原来的目标。不要太在意失败,也不要老去想过去的事情。

一手搞研究，一手抓经营

事实证明，研究人口确实很有挑战性，不仅像经营企业那样要面对风险，预测未来，找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来做，或选择少有人走的路来走，而且还要有更多质疑精神、自信心、抗打击能力。

在发现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后，梁建章通过上述的那部纪录片表达了自己观点，开始呼吁大众关注人口政策。

但对执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生育”提出质疑显然需要勇气。梁建章有一次在接受吴晓波采访时谈到，实际上2010年在非常小的学术圈子里，已经在讨论这个话题，但没人敢第一个碰这事情。

2012年，他与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合著《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继续提出了一个当时舆论环境下颇为“惊世骇俗”的观点：

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只有尽快放开生育政策，中国的发展才能持续。

据说当时，这本书因内容“敏感”，联系了好几家出版社都遭到拒绝，几经波折才得以出版。

这本书出来后，在当时遭到了很多声讨，甚至被许多人抨击为“伪科学”。但梁建章没有因此止步，也是在这一年,他与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等五人发起，15位国内法学、人口学学者联名签署的修法建议书，正式寄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

4个月后,梁建章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联合发起一份题为《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紧急呼吁》的建议函。

建议函指出，“有人担心，一旦放开，农村的年轻人会生3个小孩。很多研究表明,他们的生育欲望也不会超过2个小孩。所以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放开后生育率过高,真正要担心的是放开后,生育率还远远达不到更替水平。

这个预测在后来得到了证实。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实施，原本预计启动后每年会增加200万左右出生人口，但2014年的全国出生人口仅微升47万。

梁建章认为，联合建议函的最大贡献，在于让主流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引起社会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梁在人口方面不断掀起一丝丝波澜时，他也在携程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2012年前后的携程出现了危机，使他不得不重回商业领域。

12年是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极为迅猛的一年，当年的手机网民数量就达到了4.2亿，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时长、流量会比PC有10倍以上的增长。马化腾预测，“智能手机是人类器官的延伸”。

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大后趋于保守的携程在与很多同类公司的竞争中显得创新不足，既没有及时参与到移动化浪潮中，也没有跟进到价格战，给去哪儿网的崛起和老牌OTA（在线旅游公司）艺龙的重振提供了机会，不断蚕食携程的份额。

梁建章回归后，果断干练地进行了变革，首先治理携程的“大公司病”，将携程“拆散”划分若干大事业部，再向下分拆若干事业部和更小的创业单位。大事业部像是独立运作的公司，而事业部和创业单位主要进行内部创业，并设立了估值、期权等激励机制。

同时，裁撤了整个线下销售部门，把重心转移到移动领域。携程还抛弃了财务导向的惯性思维，拿出10亿美元与艺龙、去哪儿网等对手打价格战，一时让OTA领域硝烟弥漫。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经过了长达3年的混战，携程比之前携程更强大。2016年，营收同比增长76%，创阶段性新高。

然而，企业经营是个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携程也并没有因此一路顺畅地走下去——靠着移动互联网起家，从“千团大战”中杀出来的美团，其酒旅业务突飞猛进，背靠阿里的飞猪则稳扎稳打，制约了携程的进一步扩张，让携程在2017年营收增速跌了41%。

此后，每逢携程遇到危机，梁建章都不得不上演“归隐和出山”的戏码，力挽狂澜后，又退回象牙塔继续搞人口研究。

最近一次是在去年，疫情粗暴地按下了OTA行业的暂停键，超4亿人改变了旅行计划，旅游行业超过1000万的从业者损失惨重，作为行业龙头的携程“受伤”最深。

梁建章只得再次回来，推出“同袍”计划，投入10亿元复苏基金、推进“旅游复兴V计划”、亲自上阵大玩直播和cos......

这样看来，对于他来说，人口研究和携程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哪里有挑战，他就往哪去。

鼓励生育，迫在眉睫

到了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梁建章和其他很多人口专家多年的呼吁有了一个结果。

但他认为后面的挑战还是很大，在近几年更加频繁的讨论人口断崖式下跌、生育意愿低迷、配套政策措施欠缺、城市规划需要前瞻性等危机和建议。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和政策调整，人口问题已经渐渐被大家重视和了解，能多生的早就生了或者正在生的路上，而不能生的，就是因为“养不起”而不敢生。

刚刚结束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总和生育率是1.3，就是平均一位女性一生只生1.3个孩子。

而如果一个国家要保持人口总量不变（即世代更替水平）需要多少？需要达到2.1。1.3和2.1，差别非常大，而且今天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1.38）都要低，算是全球最低生育率之一。

更严重的是，1.3还不是底，因为1.3里面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补生，就是二孩放开以后有些人补生二孩，这部分是一个短期效应，大概有0.2个孩子，如果把这部分去掉的话，那就是1.1的生育率，相当于每代人减半。

梁建章显然也认识到了当前鼓励生育的关键不在于呼吁，而在于投入真金白银，他在近期甚至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性的观点：

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当然这种奖励可以是现金、所得税和社保减免,房价补贴等多种形式。

给出这样的观点，背后有他的一套逻辑，他认为，当前养育小孩的成本太高，包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教育成本等，比如住房，就是影响北上广深等超级城市生育率的最大因素。

最新的房价收入比统计表明，中国一线城市确实是世界最高水平。深圳比首尔的房价收入比都要高，达到40，就是40年收入不吃不喝买一个房子。上海、北京也高，中国的二线城市现在也逐步跟上，前二十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都在十几二十左右。

而欧洲的平均水平是10，美国除了个别地区，普遍的房价收入比只有4—5，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生育率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更高。

有研究认为，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会下降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会下降2.4%—8.8%，初次生育年龄会推迟0.14—0.26年。

所以，要想鼓励生育，确实需要非常大的投入力度，给5万、10万是杯水车薪，起不到任何效果，至少是几十万的数量级才行。

具体的形式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减税、减免社保或者补贴，比如多一个小孩需要额外的20平米，就可能就减掉或者免掉，现在大城市房价的一大半其实都是土地价格，是地方政府收的税费，这部分税费如果免或者减，房价就会便宜很多。

再加上教育、医疗、生活等各项成本，鼓励生一个孩子需要多少钱呢？

如果对一些国家的生育率跟他们补贴家庭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进行相关性分析会发现，大致就是每提高0.1个孩子，需要额外1%的GDP的用于家庭福利。

按照以上分析，如果中国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如果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提高到更替水平2.1，则需要花费GDP的10%。

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0万亿元，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的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

他认为，这不仅是合理和公平的，而且是负担得起的，至少现在是负担得起的。长期来看，对孩子补贴的本质，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

梁建章是从一个人口专家的角度给出的思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但如何鼓励生育，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短期内就有非常明确的方法，只能顺着这个方向慢慢摸索，从而形成一套良性制度。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曾说，生育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为，而是一套制度，生育也不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还是整个社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