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书单30 | 汇率、经济增长与大国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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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国内对于美、英、日等国家的研究已相当充分。相较而言，或许是由于语言的问题，国内关于德国的专著比较少（奥匈帝国史好像不少），尤其是关于战后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笔者曾写过一篇德国和欧元区专题（融合与分化：德国双循环与欧元区再融合），文献稀缺就是个不小的麻烦。幸好周弘、朱宁和彼得·荣根[德]三位教授引进了这套“德国之谜”译丛，《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是其中一本。个人阅读的一个浅显体会是，我们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道路与“德国模式”的交集大于与“美国模式”的交集，甚至大于与“日本模式”的交集。

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体制改革是战后德国经济起飞的根基，被认为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实践。秩序自由主义就是基于规则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也可以称之为宪政经济秩序，宪法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该理念由艾哈德（L. Erhard）领导的第一届联邦德国政府在1948年提出，其核心要义是竞争机制、企业家精神和市场自由化，重中之重是价格体系。除此之外，还包括稳定货币、开放市场、保护私有产权、合同自由、个人承担责任和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等原则。

马克汇率的稳定是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内容。将德国马克与日元的经验对比来看更有益。

联邦德国和日本都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参与方，但与日本不同的是，联邦德国从一开始就不愿承担任何责任，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主要是由美国财政赤字导致的，且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双边失衡。

德国和日本在看待本币升值问题上立场是不同的。德国央行认为，马克升值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所以担心的是美国提高利率（黑泽尔，2017，p.275）。日本却希望日元走弱，以助力出口。

正因为立场的不同，在如何用国内的政策缓冲汇率升值的压力时，联邦德国和日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德国采取的是相对谨慎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而日本则更加激进——降低利率以缓解日元升值压力，扩张财政以对冲外需收缩。当然，这也是华盛顿的诉求。整个80年代，联邦德国住房价格指数基本呈现出水平状态，而日本则不然，地价和房价都在极端的时间内翻倍，并最终导致泡沫在1990年破灭，以及之后“失去的十年”。

推荐语：当前由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美国向全世界投资，美元流向世界各地，其他国家通过向美国出口，积累了大量美元，再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保值，维持本国汇率稳定，美元又回流到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得以持续。保罗·沃尔克被公认为是以上“美元大循环”的开创者，他在尼克松时期作为财政部副部长，终结了布雷森顿森林体系，是当今全球浮动汇率制的主要构建者；他在卡特和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联储主席，成功控制了由石油危机引发的通胀，为90年代后以美元为核心的经济“大缓和”奠定了基础。行天丰雄作为广场协议签署时的日本大藏省副相，亲历了80年代美日博弈。

本书为两位作者对七八十年代重要经济事件及政策制定的回顾，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崩溃、拉美债务危机、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控制高通胀等。布雷森顿森林体系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导致美元不断流出至海外，美国出现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美元币值的稳定，要求美国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以上特里芬悖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现今浮动汇率制下，持续贸易逆差和巨额债务赤字依然是影响美元币值的长期不稳定因素。

上世纪美国与日本、德国的经贸博弈，也为当前中美博弈提供了历史参考。同样是贸易顺差的出口大国，同样面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全球贸易保护升温的背景，不同之处在于日德在与美国谈判时所处的被动地位，在保汇率和国内资产价格面临冲突时，“以我为主”的经贸和货币政策，使我国有更多空间维持国内市场稳定。同样，80年代几次石油危机引发的高通胀，也和当前疫情引发供给短缺、货币政策滞后、通胀居高不下一脉相承。两位重要亲历者的反思，对理解当前全球化困境、中美关系及人民币的未来、抗击通胀的政策选择，都有极大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