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由史》古希腊篇——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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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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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古希腊历史,都无法避免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作为当时文化最繁荣,商业最发达,思想最先进,哲学和科技都遥遥领先的古希腊人,事实上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
这是古希腊人陷入频繁的内战,以及不断遭遇强邻入侵的原因。
然而,一旦古希腊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他文化势必趋向单一,思想不再活跃,科技和哲学的发展都将面临衰竭。
这个类似于文明进步悖论的东西,就像造物者给人类设计的一个考验。事实上后面继承古希腊文明的欧洲大陆,也没能逃脱这个进步悖论,后期陷入频繁的,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如果不是因为发现的新大陆,很可能已经被全面法西斯化。
而当时的古希腊系统,其实无形之中正在探索一种解决机制,便是前文提到的“提洛同盟”。领头羊雅典以一种类似“联邦”的形式,将碎片化的希腊世界整合到一起,一度将希腊文明推向巅峰。如果马其顿王朝不算纯正的希腊文明,那么提洛同盟时期的希腊,就是最鼎盛的希腊。
而且,雅典人在思想上也出现质的
飞
跃,产生了“泛希腊主义”。于希腊世界而言,
其意义堪比二战后的全球主义,算是
为希腊人的多民族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遗憾的是,这个同盟始终无法同化希腊最强的陆军势力斯巴达,而后者组建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更是成为系统内的反向势力,从而将鼎盛的希腊文明卷入旷日持久的恶性内战,并直至衰退。
事实上,雅典原本是可以化解这场危机的,如果在墨伽拉禁令上通融一下,那么斯巴达也就有了台阶可下。同时科林斯孤掌难鸣,伯罗奔尼撒集团内部的反雅典势力从而瓦解。
然后斯巴达争取了墨伽拉的利益,却冷落了科林斯,这势必成为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撕裂口,很可能将后面的“科林斯战争”推前。毕竟斯巴达联盟也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组织,它能维持的时间,取决于斯巴达实力的强度。
而斯巴达自身机制僵化,且过于反动,几无变革的可能性。雅典要做的只是耐心等待,一旦斯巴达衰落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那么整个半岛同盟随时都有可能瓦解。
底比斯原本就属于中希腊,是典型的墙头草,波斯来了做波斯的仆军;斯巴达要打雅典就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后面又反过来联合雅典打斯巴达。科林斯也是不断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的野心家,另外还有一个阿尔戈斯,苦斯巴达久矣。
但遗憾的是雅典还是选择了战争。没错,从斯巴达的表现来看,确实更像是雅典选择了战争。尽管伯里克利表面上义正词严,死咬没有违反合约,不接受未经仲裁的单方面意志,但如果他真的惧怕战争,那肯定是另一副说词了。所以,真正的原因,在于雅典人并不惧怕战争。按修昔底德的说法,斯巴达人对日渐强大的雅典感到恐惧,因此战争在所难免。言下之意,雅典人也不打算安抚斯巴达人的恐惧,而是选择一较高下。或者,试图就此正式接管希腊。
这应该代表大多数雅典人的观点,他们也确实处于历史最佳状态,具备了在整个环爱琴海执法的能力。而且经济欣欣向荣,每年财政收入约1000塔兰特白银,而且国库内又有6000塔的盈余。反观斯巴达,穷兵黩武的农业国,财政捉襟见肘,真打起来只会雪上加霜。伯里克利这样安抚国内反战的声音,他也许是对的,但战争永远不是马戏团里的野兽。
在底比斯抢攻之后,斯巴达就号令各盟邦提供三分之二的兵力,合计6万余人,比打波斯那场还要多得多,浩浩荡荡向雅典逼近。雅典的总兵力应该只有对方的一半,三万左右。但需注意的是,这是雅典自己的军队,并不包括盟邦,所以确实有强硬的理由。而且他们还有城墙,完全可以让斯巴达强大的陆军无用武之地。而雅典的海军,目前在地中海还难有敌手,只要守住长城,那么庞大的舰队就可以让伯罗奔尼撒的沿海地区品尝痛苦的滋味。
想必模拟战争早在伯里克利脑海中演练过千百遍,而一开始也的确如他所愿。斯巴达大军对城墙一筹莫展,在缺乏有效技术的前提下,攻城的成本太大。他们只好选择摧毁雅典人在郊区的资产,一边挑衅讥讽,一边毁坏农田和果园,试图让对方断粮。但是雅典海运强大,只要守住城墙,然后通过比雷埃夫斯港源源不断地送进来就行。于是斯巴达人又远征色雷斯,那里有雅典从乌克兰那边获得粮食等补给的重要航道,结果被卡住了。同时,他们也不断攻击雅典的同盟国,试图瓦解提洛同盟。
而雅典这边,尽量避开与斯巴达在陆地上的交锋,强大的海上力量则频频攻击斯巴达集团的沿海地区,向对方施加痛苦。确实一切都如伯里克利预想的那样,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由于郊外的雅典人全部转移到了城里,使得城区公共系统人满为患,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居然爆发了瘟疫。
更要命的是死亡率竟高达25%,一时间,雅典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垂死挣扎的病人。尸体堆积如山来不及掩埋,整个城市恶臭熏天,俨然一副末日失序的景象,而且外头还在烽火连天。
这对雅典而言无疑是个天大的玩笑,据史料记载,这轮瘟疫共导致了4000多名重装步兵的死亡,而且连伯里克利也病亡,下去见梭伦去了。如此,雅典的优势顷刻间损失殆尽,就连迷信都落了下风,认为这是上天对雅典的惩罚。
很快,以尼西阿斯为首的主和派开始抬头,想要和谈了。但是和谈意味着让步,事实上就是雅典输了。所以另一些渴望建功立业的年轻人坚持主战,当然这也早已是一条公认的创业好路子,最终鹰派人物克里昂通过煽动民粹登场。
公元前425年,运气似乎又回到了雅典这边。在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岸之后,雅典海军在皮洛斯一带大败斯巴达人,并虏获了对方120名贵族。慌乱之下,斯巴达大军立马班师回朝,呼吁停战,并质押了60艘战船,要求雅典人厚待俘虏,主要指伙食这块。可见,斯巴达的财政有多紧张,需要拿战舰出去抵押,而抵押的目的,居然是怕“上等人”吃得不好,贫瘠的精神世界也可见一斑。
至此,雅典获得了战局的主导权。可惜,后伯里克利时代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撕裂成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最大挑战。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缺乏一个能整合各种声音,并作出理性,正确,且能够一锤定音的人物。尼西阿斯代表的是贵族阶层的利益,他们求和心切,但对长远的根源问题束手无策。而鹰派的克里昂执迷一劳永逸的决战,却低估了现实的困难。
恰好那会斯巴达也出了位鹰派的将军伯拉西达,于是战局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双方主战派的对决。最终,克里昂在收复色雷斯殖民地的远征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以杀敌7人折损600的成绩,并且战死。意外的收获是,伯拉西达是那七分之一。
就这样,双方鹰派主将的战死,为两大阵营的和谈开辟了条件。由于战争几乎波及整个希腊世界,不单单只有斯巴达和雅典两个阵营精疲力尽,一些希腊城邦内部的矛盾也普遍激化,出现了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整个希腊世界都陷入癫狂之中,急需休养生息。于是,双方的鸽派开始频频接触,商讨和平协议。
斯巴达的意愿要强烈得多,因为120个贵族被扣作人质,皮洛斯还被雅典人建立了要塞据点,加上战争已局部引爆黑劳士这个火药桶,以及再次锐减的公民数量,让斯巴达人无心恋战。此时的雅典,寡头派重新占领了主导权,然而精英阶层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睿智和远见,用一纸合约将所有优势拱手相让。
由于促成这份合约的主要人物是尼西阿斯,因此也叫《尼西阿斯合约》。主要内容为,双方归还战俘,以及所侵占的领地,并规定日后的争执通过宣誓或法律解决,有效期为50年。相当于回到了交战之初的状态,看似迎来了和平,实质问题却一个也没有解决。但对雅典来说,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人质,相比那一份空洞的合约,120个斯巴达上等人显然要有约束力得多。
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公元前415年,也就是合约后六年,西西里岛的两个城邦发生冲突,其中之一的塞杰斯塔远渡重洋前来向雅典求助,并伪装成土豪,许诺将以重金酬谢,就跟此前的下埃及人一样。
作为一个商业立国的城邦,金钱的诱惑是难以抵挡的。当时贵族阶层代表尼西阿斯主张保守策略,认为雅典应该继续休养生息,保守派在需要保守的时刻总是显得尤为睿智。但是人往往会犯同一个错误,国家也是如此,雅典人最终还是答应了。
左苏格拉底,中亚西比德
恰好那会雅典出现了一位相当耀眼的政治新秀,便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伯里克利收养的名门之后亚西比德。因此,他也理所当然被视为雅典民主派的领军人物。
但事实上亚西比德并没有明确的价值坐标,他只是一个离经叛道的花花公子,喜欢成为公众焦点,但却只对自己负责。可以总结为智商高超,情商很低,长相出众,却又无道德操守的一个人。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半程,基本围绕着他展开。也正是他的一番慷慨陈词,说服了公民大会对西西里远征的支持。
然而当雅典军队到达西西里之后,亚西比德自己却因涉嫌“亵渎神明”而被要求回去接受审问。因为出征之前雅典街头的赫尔墨斯神像遭到大肆破坏,一向放荡不羁的他成了主要嫌疑人。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迫使亚西比德逃亡斯巴达,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战事的走向。
这个案件本身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一桩悬案,没人知道真相,个人认为被栽赃陷害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宗教案件的审判权在战神山议事会的手上,也就是贵族寡头的秘密武器。
事实上在《尼西阿斯合约》之后,雅典的寡头势力已经抬头,他们惧怕像伯里克利式的民主派政治强人再次出现,所以试图阻止亚西比德出征,又建立战功回来。只是没料到,这厮竟然直接叛逃到了敌国,而且妖魔化雅典此番出征的目的,鼓动斯巴达介入西西里局势,并同时出兵阿提卡半岛。
正当雅典初战小胜,开始围堵西西里霸主叙拉古的时候,伯罗奔尼撒的援军到了。虽然只有两艘船的人马,而且斯巴达仅来了一名将军,但是这位将军就地召集并训练出了一支2000人的军队,大大提升了叙拉古人的士气,很快突破了雅典的包围圈,并大败对手。还杀死了另一名雅典大将拉马科斯。
原本雅典人派出了三名将军,亚西比德有智谋,尼西阿斯谨慎,拉马科斯则勇猛。三个将军三种品质,相互配合协作,确保万无一失。结果擅谋略者因官司而叛逃,勇猛者已经作战身亡,只剩下尼西阿斯这一个本就对战争持反对意见,又无军事才干的迂腐老头。眼看败局已定,尼西阿斯开始派人向雅典求助。他的本意是想撤军的,但又觉得这样说太过窝囊,于是在信里说要么班师回朝,要么就派更多的援军过来。
哪知雅典为确保胜局,果真派出了更为强大的援军。不料因为不谙地形等多种因素,再次败给了叙拉古和伯罗奔尼撒联军。而且叙拉古海军对战舰的船头进行了加固,弥补了船技的不足,竟也打败了雅典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雅典海陆两军双双受挫,唯剩逃跑这一条路。
哪知撤退的当晚,恰巧出现了月食这一天相。尼西阿斯根据迷信推测,这个需要再等3个9天才能撤离。可能他自己还心存侥幸,认为还有转机,结果被敌军顺利完成包抄围堵。海上有结成连环,架设弩炮的叙拉古战船,路上有斯巴达人领导的强悍陆军,已然插翅难逃。最终剩余的上百艘战舰,以及4万名雅典同盟军,在几乎一边倒的颓势下尽数战死,或被俘,被羞辱致死。尼西阿斯投降后试图用巨金买命,但被叙拉古人无情处决。
西西里远征几乎是雅典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挫败,消息传回国内后,引起了极大的震惊。并产生了极大的连锁反应,一些试图脱离雅典控制的提洛同盟成员国,纷纷宣布叛变。但是雅典人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立马动用了国库1000塔兰特,加班加点恢复海上势力。
在斯巴达那边,亚西比德不单获得了国王阿基斯的青睐,竟然还爬上了王后的床笫。又因一场不合时宜的地震,将国王的绿帽子给震了出来。不过斯巴达可能延续了一些母系社会的文化,所以在这方面相对较为宽容,但是亚西比德开始坐立不安,于是借口挑唆小亚细亚反雅典,离开了斯巴达。并以此为跳板,勾搭上了波斯。他献计,不应该让斯巴达一家独大,而是应该让两个阵营彼此斗争,相互抵消。这一理念与波斯的如意算盘不谋而合,他也因此得到了波斯总督的赏识。
接着亚西比德开始悄悄联络雅典的寡头阵营,声称只要改变政体,就可以得到波斯的支持。雅典的寡头贵族早已经跃跃欲试,于是开始展开宣传攻势,把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归咎于民主的缺陷,宣称寡头体制更适合当下的战时环境,结果真的推翻了雅典的民主政体。
但是雅典的水手和海军不认可这一政变,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盘,于是海外的舰队纷纷起义。这时,亚西比德又摇身一变,说要代表他们捍卫民主,结果再次被推选为将军。而且率领海军连续两次在海上大败斯巴达的舰队,还收回了在色雷斯的失地。雅典人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崛起的曙光,加上寡头政府很快垮台,于是这个曾经的叛徒,又成了耀眼的英雄凯旋归来。
但是崛起的雅典让波斯惧怕,促使他重新与斯巴达联合。公元前408年,斯巴达出了一个善谋略的海军统帅叫吕山德,并得到波斯小亚细亚总督居鲁士的赏识,开始大力发展海军。两年后,他乘着亚西比德不在军中,发动突击,小胜了雅典海军。导致亚西比德因渎职罪被迫离开雅典,后再次投靠波斯。但这一回,由于斯巴达忌惮亚氏必成祸害,遂鼓动波斯除掉了他。
次年,吕山德在羊河之役中略施小计,故意四次不应战,结果第五次雅典人放松了警惕,船员尽数上岸休整。随后被全速杀来的斯巴达海军打了个猝不及防,180艘战舰损失殆尽。终于,雅典人再也回天乏术,于前404年向斯巴达投降,正式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役。
战后,科林斯和底比斯极力主张摧毁雅典文明,但斯巴达也忌惮这两个睡在上铺的兄弟会失控,所以留着雅典去制衡他们。于是仅仅解散了提洛同盟,并在雅典扶持了一个三十寡头共治的体制,史称三十僭主。期间实施恐怖统治几乎清洗了四分之一的雅典人,但时隔八个月之后,雅典人再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推翻三十暴君重新建立起了民主体制。
而获胜的斯巴达,看似又成为了希腊世界唯一的霸主。然而没多久,科林斯便倒戈,联合底比斯,雅典和阿尔戈斯等,爆发了反对斯巴达霸权的“科林斯战争”。后面它更是直接惨败于崛起的底比斯,致整个伯罗奔尼撒联盟分崩离析。左右挑拨,反复离间的波斯看似成了最大的赢家,岂料北方的马其顿捷足先登,迅速占领希腊,笑到了最后。
再回顾这场战争,它不仅是希腊文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现代文明向欧洲西移,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假使雅典联盟战胜了斯巴达,那么希腊世界很可能会出现以联邦形式统一的文明体,地中海也有可能成为现代文明演化的中心,并对外持续输出影响。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它往往只留下教训,尤其将希腊当成一个独立世界看待的时候。一个落后的,反动的农耕文明,扼杀了另一个朝气蓬勃的工商业文明;一个对人类进步毫无贡献的社会,淘汰了一个在科技,哲学和艺术方面蒸蒸日上的社会;一个代表少数寡头利益的系统,摧毁了另一个代表广大公民利益的系统。最终,也都毁掉了彼此。
对此,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将无可避免地演变成冲突。从历史来看,它似乎是国际关系的铁律,未来这个陷阱势必依然奏效,或者已然正在捕捉人类。
而逃出这个陷阱,恐怕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智慧,更需要一种温良恭俭的谦卑,需要具备以文明和野蛮为尺绳来度量自己的自知之明。雅典人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对文明成就沾沾自喜,而斯巴达人则需思考自己是否偏离了人类。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考验的并非人类的科学技术或军事实力,而是文明的程度。
下一章:古希腊篇——无脚鸟大帝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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