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时能收复台湾？台湾问题阶段表告诉你

随着俄乌战线的胶着、通货膨胀加剧等等，中期选举即将临近的美国，急需找到一个新的热点，取代一系列挫败给民众带来的失望和失落。

这不，我们的东南沿海又迎来了新的挑衅，6月24日，一架美国P-8A反潜巡逻机公然闯入台湾海峡，这在军事上等于公开叫板“我有权利在这里通过并侦察”。

美国的巡逻机刚走，台湾地区的一架无人机也跟着闯过海峡，趁势叫板。

同一时间，台军方重启封存多年驻台美军基地 首次在“大台北”周边部署“天弓三型”导弹。

加上就在一周前，台湾地区刚试射导弹，“立法院长”游锡堃公开宣称，“台湾云峰导弹已经量产，可以打到北京”，连岛内媒体都一阵哗然。

毫无疑问，这就是里应外合的激，激我们会热血上头动武。

事实上，不仅美国希望台海打起来，我们内部也有很多希望打起来的声音。

现在广大群众在台湾问题上是有很多焦躁情绪的，而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对共和国对外博弈传统，尤其是对台湾问题工作传统缺乏理解。

因此需要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共和国历史上处理台湾问题的不同阶段，读完后，想必你会对“什么时候收台”、“该不该武力收台”有着更直观更现实的认知。

下面，把1949以来的台湾工作分为了十个阶段， 分阶段的主要标准是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之变化。

对台工作能有什么样的目标呢？大家不难想到无非就是这么几个： 

1、实现祖国统一；

2、反对台湾分裂；

3、维护国家安全；

4、和外部大国进行（不以统独为最主要目标的）博弈；

5、从台湾获取经济技术资源。

在每个阶段，都存在一个谁是首要目标的问题。

中央向来是很讲究抓主要矛盾和分析主要矛盾的。因此从首要目标的转化来进行对台工作的分段。

第一阶段，1949-1950年。

这段时间的首要目标就是完成祖国统一，消灭蒋家政权。虽然一开始有金门战役这样的失败，但彼时应该确实是在积极准备渡海作战的。

解放海南也提升了我方信心。即使不是要立刻完成，也是在策划进行军事准备之后一击拿下。

解放海南岛油画作品

另一方面，台湾方面的渗透工作也有相当的基础（当然后来不幸被蒋家政权给清除了）。 

但这个阶段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海空军开始保卫台湾后，就宣告终结了。

第二阶段，1950年开始到朝鲜战争结束。

这个阶段的中国大陆明白自己在可预见将来已经不可能再把祖国统一作为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了， 因为我们和美国海空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那此时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是什么呢？是维护大陆的安全，包括但不限于：

防止老蒋反攻大陆，减轻对岸海空军对我沿海地区的破坏，防备台湾派遣力量到朝鲜半岛与我作战等等。

当然了，在国家安全这个领域，由于朝鲜战争正在进行，台湾方面的压力再大最多也只能算是第二重要的国家安全方向。

第三阶段，从朝鲜战争结束到五十年代后期。

这一阶段对台工作首要目标不明确，但总体上依然偏向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阶段。

台湾对大陆的安全威胁依然有，但程度已经下降，尤其是朝鲜战争的战绩使我国的国防安全自信大幅度提高。

在所有的地缘方向中，或许可以说台海方向是当时安全压力最大的方向，但这总体上已经是建党三十年间安全压力最低的时候。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与美国海空军差距过大的客观条件并没有改变，要把祖国统一作为首要目标确实依然是不现实的，国家的主要任务也已经转向经济社会发展。

同时，蒋家政权客观上也获得了巩固统治的时间，在台湾稳住阵脚了。

在这个阶段中，大陆还做好了一些夯实基础的事情，比如建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鹰厦铁路及首次海陆空协同作战拿下一江山岛。

按照正常人的博弈思维，那这个时候大陆和台湾之间差不多就可以大体消停了，可能最多围绕着沿海航线航空线的争夺而发生一些摩擦，或者围绕一些岛屿发生一些小战斗。

这些行为也的确有，但是大陆领导人创造性地想出了一个新的选项，将对台工作带入下一阶段。

第四阶段，1958年开始。

以炮击金门为主要标志性事件，对台工作形成新的明确的首要目标：利用台湾问题和美苏做低烈度博弈。

这里面的分析很多人都比较清楚了。虽然在台海地区军事上美强中弱，但从美国全球战略看，台湾是一块次要方向的突出部。

于是，一方面可以利用台湾不断主动制造军事压力牵制美国（比如以此种手段来政治声援中东），另一方面利用美国对华情报工作极为困难的特点通过炮击金门来使美苏之间产生猜疑（比如说美国经常怀疑炮击金门是苏联背后指使或者至少默许的）。

炮击金门岛

注意：博弈的主要目标并非是处理统独问题，而是确保中国在没有朝鲜战争这样的军事大舞台且经济份额太低的情况下，依然保有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棋手之政治地位，以及尽量阻挠苏联与美国以中国为代价搞缓和。

当然了，实现这个目标不仅仅靠对台工作，对台工作只是服务于这个大目标的一个部分。

第五阶段，至迟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

这个阶段，台湾问题又有变化，总的说来台湾重要性明显下降。

本来从五十年代末的形势看，台湾问题可以成为中国与美国下大棋的头号棋子。但没想到五十年代初，随着美国取代法国进入越南并且介入程度大大加深，越南一举挤掉台湾成为了中美博弈的头号棋子。 

另一方面，美国逐渐适应了炮击金门这个游戏的节奏，台湾的博弈重要性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随着大陆军力的增长特别是防空能力增强，台湾对大陆沿海和领空的威胁也下降了，有了核武器之后台湾反攻的风险更是基本上没有了。

而统一依然遥不可及。

总之，这个阶段台湾又变得不太重要了，也说不清楚是不是存在一个绝对核心的首要目标，再加上彼时我们内部的混乱对决策层精力的拖累，对台工作实际是在维持现状。

这里谈谈棋子的选择问题，中国与美国搞地缘博弈的三个棋子：朝鲜，台湾，越南。

朝鲜方向一度是最激烈的，但停战后这个方向已经死棋了：谁也没有意志再开战火，毕竟停战前的极限测试已经测出了双方防守工事和能力的强大性， 再开战很容易搞成绞肉机。

中国不喜欢这种静态战略对峙，这是美苏擅长的或者说适应的，他们在欧洲方向反正早就已经是这样了。静态战略对峙时间长了就容易使现有秩序固化，这不符合中国的抱负也不符合中央要把握斗争宏观主动权的传统。

中国一度基本退出朝鲜半岛大棋局（以志愿军全部撤出为标志），或许也有这方面考虑。

台湾方向在金门炮战后至少一段时间内，美苏是被中国带起了节奏， 很符合我党的把握主动权的斗争哲学，不过有一个缺点：烈度偏低。

中国在台湾方向的博弈能让美国烦躁，但不能给美国放血。要放血，还得看越南。

越南方向上博弈对中国消耗也不小，但在当时对中国而言，这是兼顾中国国力，中国所承受风险和美国受损度这三个要素的最好选择了。

深陷越南战争的美军

越南的情况应该并非是50年代中前期就给美国设局的结果，而是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展开政治想象力所推动的。

当然前提是之前有烧冷灶布闲子的觉悟，仔细想想这样的冷灶闲子还有一些（比如非洲）。

第六阶段，自七十年代初开始。

随着中美苏大三角关系调整特别是美国寻求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台湾的重要性又急剧上升。

中美博弈的头号棋子原本是越南，但到了这个阶段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从越南体面退出而中国也有意不在此大力为难美国，所以台湾的排位就上前了。

而中国利用美国政治上比中国更加焦躁的特点，在中美走近的过程中，把台湾作为美国向中国做重大政治让步的最重要环节。

我要提醒大家，在剥去道义外衣赤裸裸观察进退的视角下，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1972上海公报，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公报或者平等的条约——

美国在台湾方面是做了重大的实质性政治让步的。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

上海公报里说，美方声明：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最终从台湾撤走其全部军队和军事设施。

与此同时，中国没有对美国做任何对等政治让步， 因为台湾问题声明是上海公报里唯二的干货 （另一个干货是完全平等的中美，承认制度不同但互相尊重主权倡导和平解决问题，从而强烈暗示了建交可能）。

这个就是中国基于实力地位与美国谈判占到了上风。只不过这个实力主要不是中国的依然远弱于美国的硬实力，而是中国的博弈实力。

台湾作为大陆的长期棋子，此时终于到了贡献果实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长期的战略定力加有所作为使得美国最终退让，在广大东亚东南亚“美国盟友”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得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大威立起来了。

同时，上海公报也是美国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人做了深刻的思想工作，基本上废掉了“中华民国人”的精神意志底牌。

1997年发行的上海公报25周年纪念邮票

从基辛格来华到中美建交大概有近八年时间。 这八年内处理台湾工作的首要目标事实上都是以台湾作为和美国谈判的棋子。

使用该棋子不是为了解决统独问题（主席本人也大气地讲统一问题可以等很久之类的话），而是为了在大国关系调整中获得尽量高的政治地位。

此轮博弈阶段性地完成于1979中美建交公报，最终，美国承认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七阶段，从1979年开始。

1979年初发生了几件大事：对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正式提出（告台湾同胞书），中美建交，领导人访美，中国对越开战。还要加上不久前宣布改革开放。

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就不再是国家安全或者对美国搞博弈，而是获取台湾极为宝贵的经济，技术，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投资。

中国要对外开放，不仅需要改变自己的体制，还要学习外国的玩法并和外国进行接轨，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有经验的人带一带。 

在带一带大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最突出的就是香港人、台湾人和新加坡人，尤其是港台人。

再加上彼时台湾也开始逐渐发财了，大陆预期其在输入资本方面也会有相当的助力。

所以这段时间内，虽然在口号上提了和平统一，但实现统一并不是首要目标（领导人也不会幼稚到认为短期就能政治统一），经济才是首要目标。

台商上世纪80年代末在福建开的先施百货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长期看占据大义名分，而短期看与这个首要目标配合的缓兵之计，统一问题实际上是留给后代解决的。 

网上盛传的“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的说法，甚至可以谈“改国号，不驻军”之类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得到官方验证。但就算是真的，本质上也是缓兵之计。

如果台湾来谈，则很可能是被大陆拖成一场（可能不少于一代人时间的）马拉松谈判以避免政治让步过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搞经济接轨。

大陆在力量对比不太有利且政治分歧太大的情况下，很有定力搞这种马拉松谈判，大家不妨想想中美从50年代的日内瓦接触（度过朝鲜战争时代最激烈斗争阶段）到1979政治建交；再想想中苏从60年代末急刹车（周恩来柯西金会面）度过最激烈斗争阶段再到1989戈尔巴乔夫访华——

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最终都对弱得多的中国让步，台湾一个小岛，又何德何能能撑下这场马拉松呢？

但是，如果台湾不来谈，政治压力就主要在台湾一边，因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正统”这个政治神话在这个阶段已经受到根本性的打击。 

从长期看，只要两岸军事压力持续缓解并且80年代那种中美政治关系长期维持，再加上本土派势必崛起的背景，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叙事崩盘后很容易陷入内外交困政治局面。

而另一方面由于其掌控经济接轨的通道以及历史上的国共合作经验，很难想象国民党可以长期坚持不对大陆搞缓和以及从大陆获得政治力量。

也就是说，在大棋局中，中共不需要寻求国民党政治支持以稳固在大陆的执政， 但国民党必然有很大的获得大陆政治支持的需求，这一点不是蒋经国本人拖延一下就能改变的。

视察农业工作中的晚年蒋经国

虽然后来国际局势剧变打破了80年代我方的各种规划，但对两岸政治势力的需求性的判断依然是对的，后来（21世纪前十几年）国民党也的确走到了这条路上。

此外，对台缓和对于开展对美外交，巩固对苏包围圈以及政治解决香港问题也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八阶段，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

对台工作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存在着首要目标不明确的问题。这一阶段终结于1996年台海危机。

这个时期内，一方面经济上的接轨依然在发生， 但另外一方面国际上的大气候和岛内小气候都发生了巨变，这使中国对外工作（不仅仅限于对台工作）短时间内出现了大困难。

具体到台湾问题，李登辉这一系强势崛起并大为改变民意，还有力操弄美国势力在台海挑事，恐怕是超出了北京的预期的。

再加上北京在其他对外方向上有太多优先级远高于两岸关系的重大调整任务，因此这段时间内确实是在对台工作上陷入了被动，连应该最稳的对港工作都出现了很多不利。

美国方面很可能也难以掌握台湾岛内形势的快速变化，而且和中国一样，美国也有太多优先级高得多的其他方向上工作。

综合起来看，中美都有比较强的维持台海现状的意愿。但是，李登辉另有想法。

蒋经国和李登辉

从历史上看，两个大国做巨大调整的时期，交锋边缘处的暂时不被大国重点关注的小政权会有释放出超过自身硬实力之博弈能量的机会。

这段时间是台湾战略主动性最高的时期，李登辉基本上已经有了做棋手之势了。

岛内独势力令人猝不及防的崛起，1995-1996挑动中美对抗，这些都是李登辉主动调动民粹和大国政治力量的厉害表现。 

最终，李登辉成功迫使中美两个大国都不得不把政治焦点又放到台湾身上。

第九阶段，从1995-1996台海危机开始，对台首要工作目标就清晰了：防止台独势力搞分裂。

注意，这是反分裂第一次成为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

还要注意，反分裂和促统一是相差非常大的两个目标，工作思路极为不同的。当时中国只能顾得上反分裂，而反分裂又一定程度上和国家安全挂上了钩， 因为存在着美国军事介入的风险。

1995-1996年我国处理台海危机的方式是示强性示弱。即从最宏观的尺度上讲，这是一种示弱：对美国的示弱。 

示弱中传递的信息是：我知道美国你比我强，我认了你在东亚的高于我的安全主导权。

但是示弱的方式是以示强而进行的，这个示强一部分是对台湾一部分也是对美国。

简要的信息就是：虽然美国的强势我承认，但是把我逼急了也说不好我会干出什么双输或者三输的事情来。 

这个示强性示弱总体上达到了目标，即台湾安全局势在克林顿任期没有进一步恶化，而同时美国也没有因此而大大加强对中国的防备，反倒是在经济开放领域对中国越来越宽松。 

这里操作的空间是极小极难的，但中国领导人做到了。

1996年后大陆博弈成功的一个标志就是1999年台海局势的相对轻松。

1999年李登辉首次提出两国论，这件事在政治上远比1995-1996李登辉的行为恶劣得多（相比之下后者导火索是访美而已），但远没有造成1996那么大的压力。

美国也基本没有接招，反倒是同年中国入世谈判取得关键突破（美国政治上不放行是不可能做到的）。

1999年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时机很可能和5月中国大使馆被美国轰炸有关，他可能觉得自己又嗅到机会了。

但如上所述这次没有搅起大事，再加上他快要下台了，台湾的战略主动权开始被大国收回。

自此，李登辉的在大国交锋边缘作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棋手之梦要破灭了（正式完全破灭还有待陈水扁的失败）。

在此之后，随着陈水扁上台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初期取得军事神话，局势又一次恶化——

这就是陈水扁时代著名的正名制宪，入联公投，两颗子弹，背弃“四不一没有”承诺，终止国统纲领等等问题背后的关键所在。

而其中任何一条，拿出来都远超近几年蔡英文的所谓“挑衅”（相比之下蔡英文可以说是个超级乖乖女了）。

这一次，中国采取的是经典的弱势威慑策略。

简单的说，就是对强者美国在分身乏术之际施加超预期的威胁，以迫使美国反过头去压自己的小弟。 

中国的标志性措施，是身份特殊人士的“西安以东”发言，以及通过反分裂法。

这次弱势威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标志是2006年陈水扁弊案在任期内爆发并且2008年下台后受到残酷政治清算。美国可以保他，但最终选择了不保，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了。

弊案爆发，被戴上手铐的陈水扁

这一次中国压制台独，是军事和政治双压制。

军事方面就不说了，西安以东的核表态都出来了。政治方面就是台独倾向的政治人物惊心了，对美国人寒心了。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推动台独到了一定程度，那么陈水扁的下场可能就在向他们招手。而与此同时，“台独大业”可能依然很遥远。 

对这件事情的这种解读是台湾的公开性政治中忌讳的，但明眼人应该能够看得出来。

多年后回看发现，其实至此中国反分裂的历史任务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就能以低成本维持这一胜利成果。

第十阶段，2008年以后。

这个阶段，中国对台工作的首要目标再次发生了改变：又变为与美国下大棋博弈了。

当然了，过渡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超过十年的精神紧张地反台独转回用台湾下大棋，很多人的思想不会一步到位。这个也是大家对台湾问题存在深刻误解的原因之一。

不过有的人思想到现在都还没有转过来，那就真的是有点后知后觉了。

事实上，2008年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岛内小气候就已经有巨变。

国际大气候的巨变是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失势和美国金融危机。岛内小气候的巨变就是马英九上台实施缓和路线。 

在2008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分裂的现实威胁已经是极低了（马英九反正也不走分裂路线）。当然蔡英文上台的时候还需要再研判一下形势，但彼时中国的反分裂威慑能力比起八年前又有很大提升。

事实证明，即便蔡英文上台，她也根本做不了什么。

因此，从2008年以后一直到现在，不管主观上执行者是怎么想的，客观上执行的效果相当于将以台湾为棋子进行对美博弈作为首要目标。

不然呢？首要目标还能是什么？

反分裂几乎不需要大陆专门做什么，只要政治上不改口和实力不断膨胀就行了。

这个阶段既不愿意主动用武力统一，在和平条件下又远没有到台湾民意由独转统的临界点， 故而如果以实现统一为首要目标则缺乏工作抓手。 

至于以国家安全或者获取经济好处作为对台工作首要目标，那也未免太高看台湾了。

这个阶段内，以台湾为棋子和美国博弈的这一目标的首要性不需要由决策者刻意规划推动， 历史进程会自然把大家带到这一步。

事实上，这两年美国在台海的焦虑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就算没有大陆军机绕台这类的活动，难道美国的巨大焦虑就能消除吗？

还是那句话，只要政治上不改口和相对实力在接近美国之时依然不断膨胀，大陆几乎不需要专门做什么就事实上实现了用台湾牵制美国，并置美国于战略性的两难。

更何况，我们还可以用不断亮肌肉以及与南海的巨大突破相互配合的方式，加大对美压力。

美国海空军近些年拼命在台海南海维持存在感，代价很大，但既不能挑起某些美国国内派别想挑起的台海大事，也不能在对华谈判中获得某些人幻想的筹码，还不能阻止东亚东南亚经济大局继续迈向以大陆为中心。

这就叫躺赢，这就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这是前人的审时度势有所作为和战略定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眼下的对台工作，实际上已经进入可以“静待天时”的境界。

最近几年，甚至连对台政治工作都已经简单化了，基本上不需要搞什么重大的政治统战工作了。

国民党从马英九后期开始统战价值断崖式下坠，而对民进党搞大统战的时机尚未到来（要等到后蔡英文时代可能出现的民进党派系大分裂）。

蔡英文时代的实践也表明，即使没有像样的政治统战，反分裂的任务也可以轻易完成。

在政治统战工作重要性暂时锐减的情况下，经济工作可以比较放得开的在商言商了。

这几年台湾对大陆逆差高的事情建议大家也从在商言商的角度看好了，既不要悲观于“惠”得太狠（实在想不通可以看看美国通过逆差“惠”大陆的数字），也不要沉醉于这是对台湾下大棋的政治安排（已经没有必要为了统战而让利了，虽然不排除局部上有政策惯性）。

眼下我们还处在这个阶段，在短期内多半也依然会处在这个阶段，直到国际大气候再次大变，这就是上文所说之“天时”。

最后，结合历史回顾，再说一下对实现统一之目标的看法。

实现统一和反分裂是差别极大的两个目标，后者已经基本完成。 

上面的回顾认为，除了1949-1950年之外，在其他时间段，其他目标（而非实现统一）占据了首要的位置。当然，第二阶段到第九阶段也客观上无法把实现统一作为首要目标。

事实上，在政治大义上可以讲实现统一是首要目标， 但具体的工作安排没有办法围绕实现不了的目标来合理展开。

第十阶段开始逐渐有机会了，但要配合抓住我国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的大局，所以还是要等。 

难道就不想统一了吗？

不是的。

最靠谱的判断是，如果毛邓以来（不限于台湾问题）的若干伟大博弈传统被有效传承了，那应该还是有所作为和战略定力双管齐下，将统一的实现作为对美国进行世纪马拉松博弈取得胜利的“战利品”而轻松拿下。

这个“轻松”可能是轻松和统，也可能是轻松武统，这个“轻松”不仅是过程实施的轻松，也应该是下战略决心时的轻松。

大争之世，不急一时。等待天时，等待良机，我们才能以最少代价收获历史的果实。

我们有资格有耐心，毕竟天平早已向我们倾斜，否则他们又何须急得频频跳脚拱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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