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大变局背后的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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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我的奶酪》的作者，思想家斯宾塞·约翰逊曾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
前现代社会，受到思想、技术的种种制约，人类社会在数千年内几乎一成不变。以至于每一个辉煌的帝国，都认为历史终结了，自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正所谓“中华典章文物完备，祖宗之法不可变”。
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这种均衡的、超稳定的社会形态被打破了，变化成为了唯一不变的东西。现代社会，犹如沸腾的水，变革的速度被大大提升了。
就中国而言，有过两次根本意义上的大变局，一次是历史上的晚清，另一次，就是现在。
晚清，毫无疑问地就是一次大变局时代，1840年以来，中国被裹挟着进入现代化转型的浪潮之中——天朝梦碎的鸦片战争、奋发自强的洋务运动、一战而全民皆醒的甲午战争，以及之后轰轰烈烈的大变革：维新、新政、革命......
李鸿章尝言：“我朝正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真正看透一个时代、把握一个国家所处的变局，是一件极需智慧和格局的事情。其实，不仅身处历史迷雾中的大清朝未能真正领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即使是后人，也未能得其要领。
一般而言，今天人们对晚清70年的历史评价，都逃不开一种观点，那就是“制度论”，以甲午战争为例，为什么一个泱泱大国不敌蕞尔小国？最常见的解释是制度论：日本学习了西方制度，而中国坚持“中体西用”。
然而，研究了近30年的历史学家马勇老师却认为，制度论与与甲午海战一样，仅仅是历史的结果，而非原因，他在《晚清四书》中指出，甲午战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国人并未看懂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究竟变在哪里：
●第一个变局，是国际格局和国家间运行原则的转变。
在国际格局上，西方的民族国家秩序颠覆了中华帝国的宗藩秩序。
简而言之，二者的区别在于，两国之间在法理上是否平等，前者是一种平等关系，而后者是一种不平等关系。
在这场国际秩序的变化中，中国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的国际法范式的转型。大清官员很容易就把国际秩序理解成类似于春秋时代的列国秩序，把大清看成仿佛是周天子的国际共主。
相反，同处东亚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大量派人到西方去学习，很快搞清楚了西方在国际法范式上的变迁，想尽办法以平等身份融入国际法秩序。
当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廷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以宗主国对藩属国的立场悍然出兵朝鲜。日军则借口“改革朝鲜内政”，支持朝鲜成为独立的现代国家，在道义上更高一筹。
结果，当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站在文明的一方，获得国际社会支持，而大清却被当作野蛮国家，在国际博弈上失利。
●第二个变局，是前现代国家组织向现代国家组织的转变。
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国家认同方式的转变。前现代国家是纵向认同，虽然我们是不同的人，但是我们认同一个统治者；而现代国家是横向认同，我们是同一群人，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
两种认同方式，带来了国家凝聚力来源的不同，也决定了中日两国在军费筹集、军队动员的巨大差异。
——当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只能依靠搜刮加外债只筹得战费6009万两。而日本效仿英国式“财政--军事国家”路线，通过全民总动员，发行全民公债，通过筹得战费逾1亿4千万两。
——当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举国之力来犯，甚至连天皇为了筹措军费每餐只吃一个饭团。而貌似强大的大清，只有李鸿章一人在为战争做准备，其余大部分人不是在看戏，就是在不断掣肘。后来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可见一斑。
如果说，一般的研究是站在海拔1000米看历史，马勇老师则是站在海拔8000米看历史。《晚清四书》是马勇老师30年的研究成果。透过这套书，我们能够站在更高的层级上看清晚晴变局，来反观当下。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大清在大变局中未能把握世界之变化，导致甲午惨败，最终帝国覆没。
甲午之殇 殷鉴不远。如今的我们，其实依旧处于大变局之中，官方不断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同洋务运动时期的国人一样，我们也不得不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究竟变在哪里？
对此，青年学者施展老师，在《枢纽》《溢出》《破茧》三部著作中，将大变局总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个变局，是商人主导的经济秩序正在深刻地穿透国家主导的政治秩序
从苏联解体到21世纪，国际秩序中最显著的变化是，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日益分离。经济空间正在深刻地穿透到政治空间中。具体而言，就是产业链的去国化，一部苹果手机，从设计到生产，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而不是存在于单一国家之内。
这一变化带来了以下最主要的影响：
国际上，既有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失效。以国家为思考经济问题的基本单位的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世界贸易的绊脚石。比如，由美国挑起的，旨在缩小本国贸易逆差、维护本国生产的，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战。
对中国而言，是中国的管理机制与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错位，在经济上，中国保持开放，也带来了巨量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特性，导致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
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张力会反噬中国自身。比如，西方世界表示会“不惜代价重建产业链。”
●第二个变局，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政治空间、社会结构的转变。
在信息技术时代，大数据正在穿透国界，并发生与传统权力分庭抗礼的现实革命。
例如，引发大争论的特朗普被封号事件，就是典型。
施展老师认为，这一事件的核心并非“言论自由”，而是数字巨头在虚拟空间中代替国家提供了公共品，它们在这个意义上获得了公共权力。但它们的法律上，从产权上，又是私人公司，有着决定自己是否服务特定客户的权利。
结果是，数字巨头基于它在实体空间的法律权利，行使着虚拟空间中的权力，决定着人们虚拟身份的生死，人们的虚拟权利无法获得保护。于是，在数字巨头这里，本该用以对抗公权力的私权利，却在虚拟空间中披着私权利的外衣行着公权力之实，以权利的外壳对抗着对其权力的制约。
人类历史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颠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很多政治和法律的基本逻辑。施展老师认为，当下世界正处于一种秩序缺失的混沌状态，我们急需重新定义“个人权利”、“公信力”、“正义”，乃至发展出“新经济伦理”，为未来的秩序奠基。
否则，人类未来的社会结构，可能既不是橄榄型，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型，而是是极少数的人通过数据监控全人类、用技术操控全人类，“统治”整个世界。
施展老师说：“在大洗牌的时代，未来需要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大的勇气。”而身处大变局的我们，发挥想象力的前提是，对这个大变局时代，必须要有认知上的根本性把握。
为此，先知书店策划了“把握大变局书单”——马勇老师的《晚晴四书》与施展老师的《枢纽》《溢出》《破茧》。
中国的历史与未来，简而言之，就是由这两场大变局所带来的，前面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让中国开始从前现代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而如何应对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一头一尾两大变局——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晚清四书》是晚清研究大家马勇老师30年呕心沥血之作，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马勇老师站在现代文明大变局的高度，为您重新解读晚清。
而施展老师的思想，在当下既是一针清醒剂，也是一针强心剂，在混沌的历史迷雾中，它帮助我们突破视野和格局的种种限制，把握真实的世界，进而找到通往未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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