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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2月7日，一个女孩死于异乡，她叫胡秀清，是四川省荥经县宝峰公社杏家大队的成都知青。因修建那条被叫做“百里堰”的山间水渠，从高崖上跌落而死。死时年仅20，死状惨烈。事件的发生地，在荥经县的糟包岩。几天后，她被安葬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她的死，在那段浑浊的时代河流中，仅仅荡起过一朵悲戚的水花，很快就平息了，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她离开这个喧闹的尘世，孤寂地躺在异乡的泥土中，就快要五十年了。同为知青，她和我们一道，是1972年早春来到荥经的，这个盛产砂罐、竹笋和天麻的小县，地处川西南山区。“三年灾害”时期，这个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数量惊人，在四川省名列前茅，乡村中有许多“死绝户”的遗屋，正好用来安置知青。我们便住了进去。1970年，河南林县因开凿红旗渠被拍成纪录片，在全国放映，名噪中华。四川的荥经县，好像被电麻针猛地戳了一下，受到强烈刺激，头脑发热，也决心学习林县改天换地，举全县之力，打造一条盘旋于山间，堪比天河的“百里堰”。工程上马后，山岭沟壑间，轰轰隆隆的开山炮声，此伏彼起，不绝于耳。工程所到之处，原来的青山便改变了模样，拦腰一刀，上半截青色依旧，下半截被砾石所埋，变成了土黄色。那山，就好像人被扒去了裤子，下身赤裸，衣不蔽体。为修筑百里堰，全县乡民出工出力，流血流汗，劈山放炮，凿沟打洞地干了好几年，浩大的水利工程好歹完工了。令人沮丧的是，四川的“红旗渠”却没有“红”起来，更没有被拍成纪录片。据说，由于水利勘测设计上的原因，源头的活水，根本灌不满整个渠道，更流不到堰尾，部分堰沟成了旱沟。改天换地的宏愿，化成了泡影，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付之东流。百里堰如今已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即便是在百度里，也只留下了点滴不着痛痒的零星文字。只是那山山岭岭被糟践的植被，由老天爷自我修复起来，还需要许多时日。对于这种鸡飞蛋打、劳民伤财的决策失误，在某些人嘴里，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当是交了学费。但是，对于正值花季的胡秀清来说，这“学费”却是她永远不可能讨要回来的生命！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个叫做“糟包岩”的山嘴。那个突出的山嘴，狰狞险恶，丑陋无比。兀自凸出的巨大山石，形成了一个隘口，隘口之下，仅有两个脚掌般大小、可以踏步的石阶。行人至此，必须做一个急转身的动作，双脚准确地踏落在那两个石阶上，方可以绕过那块巨石。巨石之下，便是数十丈深的山崖，山崖的底部乱石嶙峋，犬牙交错，整个山势从上往下看，就是一张恶狠狠的大口。这就是我们修筑百里堰时，每日施工必须四次经过的鬼门关。就是这张“大口”，吞噬了胡秀清；那一次的鬼门关，她没有迈过。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公社的王书记，来百里堰工地巡查，中午便和知青们打成了一片，在工棚里皱着眉头，和我们一道吃了顿一成不变的用砂罐熬煮的以豆渣青菜为菜肴的午饭。饭后，胡秀清和另外一个女知青，便各自抱着一包硝铵炸药，朝山上走去。我们走在她们后面，大约相距三四十米，隔着灌木丛，看不到她们的身影。马上就要到糟包岩了，突然，凄厉的喊叫声从山上传了下来：“王书记，王书记，胡秀清掉下去了，她掉下去了啊！”哇地一声哀哭，在山谷间激起一阵阵的回响。那哭喊声，撼人心魄，叫人毛骨悚然。人命关天！我们知道出大事了，大家急忙从糟包岩的侧翼向山下冲去。顾不得身旁灌木藤条上荆棘的牵绊拉扯，脸上、手上被划出一道道的血口子，本来就破旧不堪的棉袄，也被挂得白絮翻飞。最先冲到谷底的是陈怡平、巫朝礼，我和王振国，单援朝、单援助兄弟随即赶到。先到者已经发现了仰卧于乱石堆上的胡秀清，我们赶到时，她尚未断气，伴随着“噗噗噗”的呼气声，鲜血泛着泡沫，从她的嘴里汩汩涌出，那血殷红得让人发怵，还散发着热气，一个女孩的青春之血，就这样一股一股地流进了她身旁的泥土中！她的两眼直瞪瞪地望着苍天！让我们不敢直视。陈怡平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了她的脸上……实在的说，对于死人，我没有什么恐惧感，这不是因为我太冷血，太心硬，而是因为看得太多。文革武斗的时候，我家所在的学院，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老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的总部。派系斗争中，“红成”派在武斗中被打死的“烈士”，都会集中在这儿。原来的陈列馆大厅，变成了巨大的停尸间。一排排戴着红袖标的、年纪轻轻的“烈士”，龇牙咧嘴、动作夸张地横陈在一块块的冰砖上，供人观瞻。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尸水和着冰水流得满地都是……“烈士”们个个死相都很难看，且大多瞪着双眼，直视着惨白的天花板，惨淡的目光里，似乎只有对敌人的仇恨，没有对人世的留恋。可是，眼前的胡秀清就不同了，她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老老实实的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广阔天地”却保护不了她，一步踏空竟成了千古阴魂。大家都是知青，物伤其类，谁知道下一个踏空的人，是不是自己？下一个遗恨的主角，会不会由自己来扮演？更何况，她成都家里的亲人得知噩耗，怎么承受得起，人同此心啊。山上不时有碎石落下，此地太危险了，得赶快把她从这里抬出去才行。我们试着抬了一下，不行，她的四肢已经瘫软得支撑不起躯体了，我拉起她的手臂，都能感觉到骨头嘁嘁嚓嚓的断响——她整个人、全身的骨头都摔碎了！只有背，才能把她从这里转移出去。陈怡平毅然半蹲了下来，我们七手八脚把她抬放到陈怡平的背上。就在陈怡平缓缓地站起身来，我们帮扶着刚走了几步的时候，一个声音从我们的身后传来：“不行了，不行了，人死了，真的死了！尿都流出来了，没得救了。”我看到一片水渍，在陈怡平的腰部漫漶开来，又滴落在地上。说话的，是一个姓黄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加入了救人的队伍。他曾在大牢里待过，出狱后又被生产队发配到百里堰，继续改造。年逾四十的他，阅历自然比我们丰富得多。应该说，胡秀清最后是死在陈怡平背上的。一个背井离乡的知青，匍匐在另一个知青的背上，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她的遗憾和痛苦，或许多少会减轻一些。踩着满地尖利的石块，我们终于把她背出了山坳，轻轻地放在了农家的菜畦旁。菜畦边长着一笼竹子，老黄用别在腰间的弯刀，砍下几根，扎成了一副简易的担架。我们分成四人一组，另外两人作为替换，抬着胡秀清朝山下的公路走去。山路陡峭弯曲，坑坑洼洼，我们一脚深一脚浅，艰难地行走着。天上开始下起了小雨，路面变得湿滑泥泞。担架扛在肩头上，吱吱嘎嘎作响，胡秀清血糊糊的头，就在我面前晃动，我能闻到那种带着铁锈味的血腥气，我青春的鼻息，第一次距离同龄异性如此的近，但情景竟是这般的不堪。想到我们号为“知识青年”，生命竟是如此的卑微、脆弱，汗水、雨水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十几里山路，我们竟用了两三个小时，才艰难地走完。此时，我们才失望地发现，从始自终，我们都没有看见王书记的身影。而身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老黄，却一直陪伴左右，形影不离。公路上拉煤的货车来来往往，看见山匪一般的我们和那一具遗体，都不愿或不敢停下车来。天色渐晚，无奈的我们把遗体横放在道路中央，在遗体旁站成一排，硬生生地挡下一辆货车，把遗体抬了上去，径直往荥经县城驶去。我们把胡秀清的遗体直接拉到了县医院，医生例行公事地检查了一番，即宣告死亡，遗体被送往停尸房，停放在一个半米高的水泥台子上。此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中午的豆渣饭早已消耗殆尽，大家又累、又饿、又冷，饥寒交迫，都快要瘫软在地上了。县里已经知道了百里堰摔死知青的事，派人安排我们到县招待所，先把饭吃了再说。招待所的阿姨，看到我们这群人不人鬼不鬼的知青，竟也流下了眼泪，忙不迭地给我们盛饭。交谈中，我才知道，她的孩子也在百里堰的工地上。县商业局慷慨地给我们拿来了两条香烟，一条金沙江，一条春城，这突然而至的慰问，让我们感受了“春城”一般的暖意。不知是谁说的，那刚死去的人，如果有猫、狗、老鼠等动物从旁边跑过，会引起“诈尸”，那死人便会一惊而起。假如发生了这样的事请，便是对死者和丧家的大不敬。于是有人提议，晚上到停尸房守尸，这个提议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我们在招待所借来被子和草席，又回到了停尸房。此时，我看见胡秀清的遗体已经肿胀得变形了，与生前的她判若两人。大家把停尸房的地面，草草地打扫了一下，撒上些生石灰，就算是消了毒。铺开草席，躺了下来，裹上棉被就和衣而眠了。停尸房的灯光雪亮，直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是我们实在太疲惫，不一会儿就鼾声四起，响成一片。就这样，在初冬时节淅淅沥沥的雨夜中，在荥经县的停尸房里，伴随着鼾声，六个男人和一具女尸，共同度过了一个令人悲凉的夜晚。早上醒来，我们裹着棉被，从停尸房的后门出来透气。停尸房外是县运动场，一些人正在晨练，看到几个白花花的动物，从停尸房里拱了出来，彷佛在晨光下看到了六个厉鬼，吓得哇哇哇地惊呼起来，顿时炸锅一般，一哄而散。为了不让死者的亲人，看到胡秀清惨不忍睹的模样，我们请了一个入殓师来给她妆扮遗容。入殓师是个四五十岁的酒徒，鼻子红得都沁出了血，早上到停尸房来，已经是浑身的酒气。他用含混不清的口齿对我说，去打一斤酒来。我问他打酒干啥？他说要给遗体喷些酒，这是规矩。酒打来了，酒徒入殓师端起盛酒的海碗，扎扎实实地喝了一口在嘴里，我们以为他要喷了，哪成想，他喉结骨碌一动，竟然把酒吞下去了，另外端起了茶缸，含一口茶喷了出来。入殓师偷梁换柱的勾当，一下子就把大家激怒了，六个人十几个拳头，一齐向他砸去，打得他鬼哭狼嚎，跪地求饶。那几拳头，纾解了久久压在心头、又无处宣泄的郁闷之气，倒霉的入殓师成了可怜巴巴的替罪羊。打完了入殓师，同伴中有人蹲在一边，抽抽嗒嗒地哭了起来，哭得很伤心，那哭声不大，但却是发自心底的悲伤，令人难以承受。同伴的肩头在一下一下的抽搐，我的心弦也越绷越紧，我觉得自己就快要崩溃了。很快，在县城民众当中，“成都知青”、“百里堰”、摔死、“造孽”，这些词汇迅速流传开来。身穿破袄，腰系草绳，浑身戾气的我们，走在街上，不时有大婶、大娘过来拉着你的手，嘴皮一努一努的，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就先自流了下来……胡秀清的家人终于来了，就三个人：父亲、妹妹和姑妈。从医院的大门到停尸房，还有一小段路，胡的家人，被男男女女的知青和县里的干部，簇拥着来看遗容，我们几个知青在停尸房外等候。老远，就听见他们一路哀哭着走过来。到了停尸房门口，胡的父亲，已经悲痛得无法行走，被人架着，只听到他“秀清——”一声长长的嘶吼之后，便没有了声息，人已昏了过去。胡的姑妈、妹妹，被人搀扶着进去，又搀扶着出来，满脸的泪水，嘴唇抖动着，声音都哭哑了，旁边的人也都约束不住自己，一片声的哭了起来。胡秀清的父亲，是成都大学一个老实巴交的校工，生离死别的惨痛已经击倒了他。胡秀清的姑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我们哭诉，她嫂子死得早，胡秀清两姊妹，都是她哥哥独自一人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到头来，女儿却凄惨地走在了他的前面……听了姑妈的哭诉，再看看胡秀清爸爸，这个鬓发斑白泪水长流的长辈，一些知青走上前来拉着他的手，结结巴巴地说：“胡叔叔，秀清不在了，我们就是你的儿子、女儿，我们一定会给你养老送终的。”话是如此，可这样的承诺，谁能真正兑现呢？近五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大家各自为生计，劳碌奔波，有的“插友”甚至早已先行一步，化为了尘土，谁还顾及得上这个身着劳动布工装，脚穿军用胶鞋的老人呢？那时，口口相传的“肉电话”，比现在的“群呼”还快。得知成都女知青修堰摔死的消息，全县的成都知青几乎倾巢出动，都涌到县城来了。县招待所摆起了流水席，那几天，成都知青在招待所吃饭是不要钱的。县城里的知青越聚越多。这让县领导也感受到了压力。当年正值福建的李庆霖为自己当知青的儿子告了御状，领到了三百块钱“聊补无米之炊”的敏感时期，各级政府都加强了对知青动态的观察和重视，这关乎仕途平安和大局安稳，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就胡秀清死亡事件，知青们推举出了自己的代表，针对知青在农村的生活、住房、待遇等问题，向县里提出了好些具体要求。其中，“在县城为胡秀清举办隆重的追悼大会，并由县里出面告知上级知青办，胡秀清的妹妹不再下乡，由他父亲所在单位安排工作。”这两条，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县里成立了“胡秀清同志治丧委员会”，县里的两位常委也名列其中，这个我们倒真没想到。我和单援朝等人，草拟了追悼会的悼词，悼词用了当年的惯用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和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追悼大会在县委礼堂举行。礼堂不大，里里外外全是人，连街道两旁也挤满了人群。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层层叠叠，摆满了会场，无数花花绿绿的祭幛，或挂在墙上，或被人用竹竿高高挑起。出殡那天，鼓乐、灵柩在前，花圈、祭幛、人流在后，充盈满街，缓缓而行。全城的百姓都拥到了街道上，一些人含泪说，这阵势在荥经县从未见过，先前给一个德高望重的老红军送葬的场面，都不能与此相比。人们嘴里都发出啧啧之声，感叹知青出殡的空前盛况。然而，再大的阵势和排场，也不可能唤回那条年轻鲜活的生命。胡秀清的墓地，选在了荥经县车站后的打锣坪上，随着盖在她坟头上的最后一锹泥土落下，哀乐声戛然而止，荥经县有史以来最隆重的葬礼就此结束。据文件所载，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展以来，全国有大约1700万青年，从城镇奔赴农村和边疆。他们当中，有51380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场运动中不幸夭亡。五万多条鲜活年轻的生命，化作了孤魂野鬼，在异乡的荒野上徘徊游荡，许多人的名字和容貌，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遗忘。然而，五万多个逝者的家庭，尤其是逝者的十多万父母，却为此背负了一世的哀痛。犹如沉重的十字架，伴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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