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来自诗经

原创尔新汉嘉女1

晚年改称老张同志

张闻天

这个人小毛润之7岁，却做过Z共最高领导人。他叫张闻天，名字来自《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是启蒙老师替他取的。他后来果然名声响亮，声达于天。但也因为坦率发声，被一贬再贬，甚至姓名也不准公开，就连病逝后，花圈上也只能写“老张同志”。

然而，就是这个老张同志，在毛泽东身处困境时，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为毛泽东站台说话。关于这段历史，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谈话时，告诉身边的人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正是在这段时间，1933年1月，张闻天进入中央苏区，与毛泽东有了接触。第二年广昌战役后，张闻天负责主持苏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与毛泽东都住在瑞金的沙洲坝，同在一地办公，住的院子相邻，双方有了更多了解。面对根据地反围剿失利的原因，两人通过交流，发现彼此看法比较接近。

在接下来的长征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成为后来掀起巨浪的“三人团”。此时的毛泽东，对行军路线、指挥作战仍然没有发言权。但张闻天和王稼祥作为政治局委员，两人有。当时，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行动，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

对于这个问题，张闻天与王稼祥之间有个著名的“橘林对话”。在一片橘林中，王稼祥问：“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吧！”

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的这些话告诉了彭德怀，然后又转告给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军队。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这样评价说：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召开。他不提出来，也没人敢提。过去苏区有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谁敢轻易说话？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毛泽东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张闻天促使遵义会议成功召开，让毛泽东重新走到前台。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随后，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对此，毛泽东一再肯定，在七大的一个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张闻天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五任书记。在总书记任上，是他把毛泽东扶上了第一领导的位置。遵义会议后毛的实权并没有一步到位，只是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张闻天后来看出周恩来军事能力有限，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在总书记领导下分管军事，从此毛周就调换了位置，周成了毛的军事助手。

这段时期，毛泽东与张闻天关系密切。他看见35岁的张闻天对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心有所动，便提议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将刘英调到中央纵队。李富春给刘英写了一张便条，要她立即到中央纵队接替邓小平的工作。刘英报到后，感觉有点奇怪，转身找到毛泽东。毛泽东说：“你知道谁提议你来的？”刘英说：“是李富春呀。”毛泽东摇摇头，说：“是我提议你来的。在后梯队太累，你一个小女子要拖垮的。小平上前方了，这儿有个女同志就行。

毛泽东说的是实情，但刘英分明感觉到，毛泽东这样做，是在替张闻天搭鹊桥，为他们两人谈恋爱创造条件。等到长征结束，红军来到陕北，张闻天和刘英的恋爱之树，便已瓜熟蒂落。

在瓦窑堡，张闻天分到一孔窑洞。两人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合在一起就成家了。毛泽东听说后，从直罗镇赶来瓦窑堡，那天刚好打了胜仗，毛兴致很高，兴冲冲地闯进窑洞里来，大声说：“刘英，你结婚不请客我可不承认呀。”接下来，毛泽东随口念出一段打油诗：“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洛甫作皇帝，又爱江山又爱美人。”算是闹了一回新房。

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张闻天接替博古做总书记，到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正式推定毛为主席，完成组织交替，张在总书记任上的时间长达八年。八年期间，自始至终，张闻天对毛泽东都是尊重的，大事都同毛商量，毛的主张、方针、策略，在张闻天手里通行无阻。两人合作愉快，毛泽东感谢张闻天对他的全力支持，当着众人的面称张闻天是“明君”，叫张闻天的妻子刘英为“娘娘”。

为顺利完成交接，张闻天还在担任总书记期间，就已经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张闻天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张闻天的实际工作，逐渐转移到了宣传教育部门。

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然而，也是在权力顺利移交的过程中，两人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许多老同志有意见。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王世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项英也从南方根据地发电报表示反对。这些意见汇总到张闻天的窑洞里，不能置之不理。中央几位领导希望张闻天出面劝阻，毕竟他是第一把手，说话有点分量。这让张闻天非常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外人不便干预；但大家的意见也有道理，领导人的婚姻还是稳重点好。考虑再三，张闻天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

毛那时住在凤凰山底下，他把信给罗瑞卿看了，罗又给杨尚昆看了。据杨尚昆后来回忆，张闻天的态度很坚决，不赞成毛泽东同江青结婚。当时中央的同志，别人都默不作声，只有张闻天明确反对。这让毛非常反感，一拍桌子说，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宴请宾朋，来宾中唯独不请张闻天。

为这事，妻子刘英曾数落过张闻天，说你为什么以个人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呀。其实，以个人名义固然得罪人，但以中央名义，恐怕就更欠妥了。总之，人已经得罪了，不可挽回。此后，只要有选择机会，张闻天总是选择远离毛泽东的地方。

抗战胜利后，抽调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张闻天主动要求前往。从中央核心圈子，下沉到地方工作，张闻天先后担任过省委书记、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49后，周恩来征求张闻天意见，是到中央部门任职还是出任驻苏大使，张闻天选择了后者。有人认为以他的资格和身份，出任大使是大材小用，内中定有隐情。其实远离北京是他内心的选择。1954年底，张闻天任满回国，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切看来都还比较安定。

1959年，召开庐山会议，张闻天人生出现重大转折。因为在会上赞同彭德怀的意见，作了剖析“大跃进”错误的深刻发言，被定性为反党集团成员。还在发言前，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田家英、胡乔木等人都打来电话，劝他少讲。但张闻天认为，从当时的特殊情况来看，只有毛泽东出来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便“犯上”也要把话讲透。

没想到却因此受到批判。他曾想过和毛当面交换意见，但在“美庐”院外，他的请求遭到拒绝，答复是：主席很忙。

不久，张闻天收到毛的一封信，信写得很挖苦。信中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大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后来，批判进一步升级，追查根本不存在的“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张闻天对此非常伤心。他对妻子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我里通外国，真是活天冤枉！

再后来，他被停止工作。这让他感到万般悲凉和痛苦。他几次三番给毛写信要求工作，都没有答复。他找到邓小平，邓建议他研究国际问题。他找到刘少奇，刘说国际问题，外交战线，暂时还是回避的好。建议他搞经济。

他按刘的意见找了当时的经委主任李富春。李同张在东北局财经委员会曾一道当过陈云的副手，听张闻天一讲，非常欢迎，说我们这儿正需要你这样懂得经济理论的人，欢迎你来。谁知过了不久，张闻天就接到李富春来信，告诉他请示未获批准。

上面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他闭嘴。

张闻天这才明白，庐山之后退出政治舞台，这还不够，哪怕研究经济理论的心愿，也不允许。他到上海、浙江、湖南调查，写了一份《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拓展流通渠道、调整工农业产品比价等政策建议。

报告送上去不到两个月，上面就发出指示，重点批判“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决定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进一步审查。张闻天的报告成了新的罪证。1965年进行“社教”运动，报告再次成为批判对象，指斥为又一次向党进攻，其性质超过了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随后，文革降临，张闻天受到软禁和批斗。1969年10月，他被逐出北京，发配到广东肇庆。参加过长征的妻子，10年前便受丈夫牵连，撤销了党内外职务，此次又随同丈夫下放，一同承受被淡化、边缘化，乃至闲置的命运。

1973年，继第一次写信请求回北京未获允准后，张闻天和刘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重复以前的多次请求，希望早日回京，结果仍未获得批准。直到1974年7月，张闻天写给毛泽东的信，经王震转呈，于10底送达毛泽东案头，信中仅仅提说“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 “能有机会到各地参观学习”，再无别的要求。毛阅后，让身边的人员签批：“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

这个地方后来确定在无锡。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同妻子离开了幽居6年的流放地肇庆，迁居无锡。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心脏病猝发，倒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