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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天
1978年，中国到罗马尼亚访问的中央、地方代表团络绎不绝。这年末，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首席记者丁永宁，成为这些代表团来此地时一定要看的一处“风景”。“原来是你写的那篇文章啊，真大胆！”知情者纷纷向这个49岁的女记者报告国内的消息：“我们去开省人大会议，听说一位中央领导因你的文章作了检讨。”“听说以后中央领导坐专机，会有限制了。”丁永宁这才知道，原来自己这年6月所写的一篇内参稿《女篮是怎么被撵下飞机的？》，在国内已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多年后，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84岁的丁永宁说，正是从此文开始，中共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乘坐专机的办法，开始了大力改革。1978年5月中旬，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参加完国外分社会议后，丁永宁回到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当时，新华社布加勒斯特分社和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共处一座大院里。院子里包括大使馆的一栋办公楼、新华社的一栋小楼和一栋内部招待所。分社成员和使馆工作人员吃住都在一起。“老丁，你可回来了！”丁永宁正在新华社的小楼里倒时差，几名平素和她走得较近的使馆工作人员，急急上门探访。“中国女篮来我们这里转机回国，因为机票不够，让她们搭乘咱们国家领导人的专机回去。没想到，从专机上被赶了下来！”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使馆的人说起来仍然掩不住气愤。“你能写个稿子，把这个事情报告中央吗？”丁永宁感到，如实向中央反映这起严重脱离群众并在群众中引起公愤的事件，她责无旁贷。她决定采访亲历者，将此事还原出来。丁永宁平日里和驻罗马尼亚大使馆的二把手、政务参赞（后任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陆济新关系很好，此事也由他经手，因此她首先采访了陆济新。陆济新向她确认了事件的真实性，同时告诉她，更多的细节需向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了解。因此，丁永宁又找到了李欣民。时年33岁的李欣民，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大学语言文学系，1975年起任办事处的翻译，也负责处理相关的民航业务。这一次女篮乘机回国的具体事宜，全由他经手。听说丁永宁要采写此事，同感气愤的李欣民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五一十说了出来。他知道，让女篮下飞机的命令有可能来自国家领导人本人，但他觉得，这一事情影响到了国家形象，他必须把它说出来。这并非仅仅出于年轻气盛。此后他一直保留着这股“劲儿”，出任中国民航参与投资的一家德国饭店总经理时，曾因看不惯官场潜规则而提出辞职。35年后，李欣民在北京房山区的家中，捧着一沓当年在罗马尼亚的工作记录，对记者重新回忆了这段往事。
这一天，中国民航驻罗马尼亚办事处查看次日班机的乘客名单，发现该航班座位全部订满，尚有十多人在候补的名单之中。当时，中国民航还没有直飞西欧的航班，60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与中国仍保持通航的东欧国家也所剩寥寥。因罗马尼亚通往世界各地的航班较多，布加勒斯特便成为了中国代表团出访欧洲、拉美、中东、非洲等地的中转站。北京和布加勒斯特之间，每周有两趟民航班机，一趟由中国运营，一趟由罗马尼亚运营。为了给国家节省外汇，大家都首选中国民航的班机。因为一周只有一趟，飞机常常爆满。安排不下的乘客，只能在当地等待下一班航班，大使馆院内的招待所经常人满为患，往往要花外汇去外面住旅馆，而且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或者等不及，只能乘坐罗马尼亚的航班，也需要花外汇。而且，这一天等候乘机的乘客中，还包括一个由副部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途经罗马尼亚，急于回国。恰在此时，民航办事处收到了中国民航总局的通知：一位副总理（注：陈慕华）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将结束在罗马尼亚的访问，4月20日当晚乘坐专机回国，要他们做好专机的各项保障工作。李欣民说，当年国家大飞机少，专机都是从民航班机里抽调的。他当时想，这架飞机能坐150人，而代表团成员也就一二十人，如果能安排一部分没有座位的旅客搭乘专机回国，既能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又能给国家节约外汇，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李欣民将此想法汇报给了大使馆领导。政务参赞陆济新听说后，立刻表示赞同：“给国家省钱的事儿谁都愿意干，我去跟代表团商量。”不一会儿，陆济新告诉李欣民，他已和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魏玉明商量了，魏玉明表示同意，但建议最好不要安排散客搭乘专机，而是安排一个团体，便于安全管理。李欣民查看手头的乘客名单，发现正好有一个合适的团体——国家女子篮球队。女篮是去拉美进行访问比赛的，出国前已经订妥了从布加勒斯特转机回国的航班座位。这是一个20人的团体，人数合适，也不包含其他闲杂人员。李欣民找到女篮的领队、教练，希望他们改搭专机回国，将第二天的民航班机的票让给其他散客。对方表示服从安排。征得代表团和女篮的同意后，李欣民通知了专机机长，机长没有异议，但提出应该取得罗马尼亚航空公司的同意。这是因为，一来，过边防的时候，边防人员一眼可看出，原本十余人的代表团忽然多出了20人，不好解释；二来，原本这多出来的二十来人，是有可能乘坐下一班由罗马尼亚运营的班机的，牵扯到了业务权的问题。李欣民找到罗马尼亚航空公司主管业务的副总经理，撒了一个小谎，说女篮队员要去新疆乌鲁木齐比赛，而副总理的专机正好会经停乌鲁木齐。如果搭乘民航班机，女篮就需要先从西向东飞行9个小时到北京，再由东向西飞5个小时去乌鲁木齐，既耽误时间又消耗体力，比赛成绩会受到影响。对方很友好，听后一口答应。时任国家女篮队长宋晓波说，她们得知要坐领导人的专机回国，下午等待的时候一直都很兴奋。4月20日晚，副总理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内举行告别宴会，答谢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的盛情款待。与此同时，女篮的20人办妥了一切出境手续，在候机室等候。他们的行李全部经过了仔细检查，由专人集中看管。当晚8点，代表团主管礼宾的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忙赶到机场，通知女篮：为了安全，专机只能上人，不能带行李。女篮队员虽觉得有些麻烦，但也同意了。李欣民一直陪着女篮过边防，处理乘机事宜。因为行李和人分开后有可能丢失，他立刻联络班机和北京机场方面，跟诸多部门协调后最终确定，女篮的行李于第二天搭乘民航班机到达机场后，将会被集中放置在机场的一个地方，等候领取。不料此举却引起了罗马尼亚方面的怀疑和不满。他们提出，女篮比赛所需的运动服等肯定都在行李里，这样分开走，怎么比？到底还比不比？李欣民不得不找理由加以解释。同时，女篮被告知，必须在代表团抵达机场前，提前上飞机等候，以免对礼宾仪式造成影响。有着多年民航系统工作经验的李欣民说：“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到机场后，当地要搞欢送仪式。在这之前，飞机要做好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等代表团主要成员一上机，飞机关门就走。因此，一般的随行人员都要先上飞机等待，更何况搭机的女篮队员呢？”大约在晚上9点多，女篮成员上了专机，坐在机尾。此时，距离专机起飞，仅半小时了。就在这时，代表团工作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处长马炳信和外交部礼宾司处长邵明辉匆匆赶上飞机，要求女篮立刻下机。马炳信问道：“怎么回事？谁同意你们上飞机的？”女篮众人面面相觑。李欣民慌忙解释，此事已跟代表团的魏玉明副部长协商过，使馆的陆参赞也知晓并赞同。但对方坚持：“首长不同意这些人坐飞机，让他们赶紧下去！”李欣民不满地问道：“你们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考虑不考虑对外影响？这样又怎么向罗马尼亚的同志解释？”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李欣民说自己“气不打一处来”：“他们一句话就把我们忙了半天的工作都否定了。他真是不知道我之前是怎么处理的。跟罗方，瞎话也编了，出境章也盖了，就这么退回去，大使馆的面子往哪里放？”双方起了争执，李欣民坚持让女篮留在专机上。对方也甩出了狠话：“首长的安全你们能保障吗？女篮乘专机，首长就只好改乘班机了。”罗马尼亚的诸多工作人员目睹了这一场景。边防方面几个和李欣民相熟的人惊讶地问道：“刚出了境，怎么又回来了？不是要急着比赛吗？”他不记得事后是怎么和罗方解释的，只清楚地记得，布加勒斯特机场有一个国宾接待室，一面大大的落地窗面对着停机坪上的专机。当时政府代表团已经抵达机场，他相信他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女篮队员范桂兰，是人大代表。李欣民听到她说，当年2月开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时，自己和这位副总理在一个小组，怎么现在同乘一架飞机就不可以呢？“我们又气又扫兴又遗憾，都是中国人，而且我们是代表国家出去的，完成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为什么我们会从专机上被赶下来？很不能理解，觉得不可思议。”女篮队长宋晓波说。在机场折腾了4个多小时后，女篮成员回到市里。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原来住的旅馆房间已退，根本找不到住处。他们被接到使馆里，随便吃了些东西，在会客厅的地毯上睡了一夜。有队员感慨地说，如果是周总理，一定会高兴地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同机回国。座位已经让出去了，第二天的民航班机也坐不上了。女篮队员们滞留了一周，才搭乘下一班中国民航班机回了国。
了解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后，丁永宁觉得，稿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女篮上了飞机被赶下来，副总理本人是否知晓？事涉国家领导人，必须确认。她判断，既然是临时变卦，极有可能是告别宴会期间做的决定。除了政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和经济参赞也参加了宴会。但她不能冒险去找这两位核实。“副总理当时主管对外经济联络部，是经济参赞的顶头上司。当时的驻罗大使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如果我正在调查、写稿的事被大使馆主要领导知道，很有可能会受到干扰，稿件最后就发不出去了。”丁永宁说。丁永宁想到了另一个人。她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自己的信源是谁，稿件中也没有写。但她认为，现在可以说了。这个人就是宴会上的翻译，时任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一秘。这位一秘和丁永宁的关系不错，虽然也由外经部派出，但丁永宁认为，他是一个有正义感、能分辨是非的人，做点思想工作也许能成功。事实正是如此。一秘私下告诉丁永宁，当晚宴会刚结束，代表团成员向副总理汇报了此事，不过他并没有听到副总理是如何回应的。丁永宁推断，魏玉明虽然同意了，但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觉得不合适，于是向副总理做了汇报。至于副总理说了什么，她至今不知。确认了这一点后，丁永宁立刻下笔写稿。她向记者出示了稿件的打印版本。文章中，所有人都是真名实姓，包括副总理。文章在事实调查部分的最后一段写道：“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代表团内部当晚在使馆就这件事作了研究，副总理在场听取了有关汇报。”为了加强可信度，她特意加上了这一句：“这是使馆同志亲眼看到和听到的。”在稿件的第二部分，丁永宁还写了此事的影响：“现在凡副总理、副委员长，甚至个别副总长出国均是专机。这里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迫切希望中央领导重视这个问题，并迅速改革这个制度，使专机的使用范围尽量缩小到少数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她还引用了李欣民提供的一组数字：专机在布加勒斯特机场停留一周，要花费几十万美元，这还不包括飞机闲置带来的损失。同时，她搜集了罗马尼亚方面的情况，写道：“在罗马尼亚，除齐奥塞斯库同志（罗共中央总书记、总统）外，其他领导人出访一般均乘班机。”1978年6月，丁永宁将手写的稿件装订好，交外交部信使队带回。因为是内参稿，不能通过一般途径传送。收件的信使告诉丁永宁，据他所知，此事在欧洲多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内已经传开，大家对此也是意见强烈。数日后，稿件到了新华社总社国际部内参组定稿人卫广益的办公桌上。看完后，卫广益立刻同内参组的几位资深编辑研讨稿子。大家一致觉得，这篇稿子应该发，但范围要小，发“手抄件”。卫广益当时主管对外经贸和其他涉外问题的内参报道，印象中的这位副总理，思想开放、处事缜密、为人谦和。因此他曾考虑过，是否要隐去副总理的名字。在他看来，照常理，这也许会是秘书出面协调的事情。但他还是决定，尊重记者的劳动成果。“这个事情，如果是别的记者，可能就不写了。毕竟指名批评一位国家领导人，写了也许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既然丁永宁写了，也肯定做过深入调查，相信她是认真考量过的。”新华社高级编辑、79岁的卫广益说。内参报道是分层级的，有的可以发到司局级，有的到部级，有的仅供政治局常委阅读。卫广益认为，此稿应该限于最小的范围内。第二天，他带着稿子和处理意见向新华社国际部值班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看后，表示同意。卫广益没有将稿件交付排印，而是找字写得好的编辑，手抄了两份清样。当时国际内参每周出两期，清样则随有随发。一份清样呈送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另一份报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当时实际上担负着秘书长的工作，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当时，中央领导人对新华社国际内参稿件的批示，都由办案人员呈交有关领导或部门阅处，并不告知新华社，因此，卫广益并不知道胡耀邦对此事的具体批示。后来，国际内参编辑室从中办和外交部得知了此事的下文。外交部给卫广益打来电话，大赞：“一篇稿子通了天。”卫广益说，对方在电话中称：第一，中央领导要求这位副总理在人大常委会上作检讨，副总理也确实很诚恳地作了检讨。第二，决定以后国家领导人只有四个人可以坐专机，包括时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第四位，卫广益不能确切回忆起。其他领导人出访应坐民航班机。不过，外交部也告诉他们，听民航总局说，虽然胡耀邦做了批示，但具体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因为，涉及特权的事往往会遇到强大的阻力，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1979年5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应邀前往巴西和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新华社派出总社高级编辑申德诒随团采访。6月26日，申德诒回国，来到国际部内参组汇报情况。他告诉卫广益，康世恩此次出访坐的是普通班机的头等舱，而没有乘坐专机。而且，这是康世恩主动提出的。卫广益立刻要求他，写一篇内参。“这是好事儿，不用发清样，可以发在保密等级较低的内参上。”当天下午，申德诒写好了稿件。最后署名时，他思考了一会儿提出：“这次我是临时当记者，可否署化名？”最终，内参编辑组尊重他的意见，署名“沈立”。记者联系了已88岁高龄的申德诒，但他对此事已没有印象了。不过，卫广益却记得很清楚。稿子刊登后，他将稿件做了剪报，粘贴在两张稿纸的背面，珍藏起来。“你看，稿件字数达两页，当时发在了版面头条的位置，可见领导也很重视。”他说。这篇题为《康世恩副总理乘坐班机出访节约大量外汇深得好评》的稿件写道：“康世恩副总理五月下旬和六月上旬访问巴西和美国，乘班机票价折合人民币共九万三千九百多元，较乘专机大为省钱，特别是节约了大量外汇。”稿件还具体写道：“康副总理的随行人员，去巴西的共13人，其中3人访巴后回国，10人随康副总理由巴去美；另有7人由国内直接去美。此行由北京去巴黎、由巴黎赴美、由美经东京归国，往返机票由我方自理。而北京至巴黎、巴黎至北京、东京至北京三段，所乘飞机均为我国民航，不花外汇。康副总理、宋振明部长、李锐副部长和警卫员均乘头等舱，其他人员乘经济舱。”稿件提到，一名新华社驻波恩记者对申德诒说：“你发消息时，应该写副总理乘民航班机来的，这是创举。”卫广益告诉记者，文章刊出后，他们收到很多部门的反馈，说效果很好。“尤其是外交部和民航部门都跟我们说，之后领导人坐班机出访，就逐渐成了一种习惯。”1980年5月，丁永宁稿件中提到的副总理再次率政府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人民日报》关于这两次出访的报道中，1978年4月12日写道：“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1980年5月22日的报道中则写道：“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一字之差，可看出明显变化。副总理乘民航班机来到布加勒斯特时，丁永宁也在欢迎的队伍里。副总理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轮到她时，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的丁永宁。”副总理问：“你就是丁永宁？我以为是个男的呢。”丁永宁几次用“淡淡地”来形容副总理的语气：“我也笑一笑，谁都没觉得尴尬。事情已经过去了，解决了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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