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线索全面厘清就业：压力来自哪里？（长江宏观于博，刘承昊）

原创于博刘承昊于博宏观札记

收录于合集

作者：于博，刘承昊

核心观点

高层频繁强调稳就业，但就业压力应当如何测量？调查失业率数据波动较小，且作为均值数据信息量不足。我们搭建了中国就业市场观察指标图谱，基于图谱，我们尝试对失业率进行拆分，并结合求人倍率、个体感受以及工资收入数据，从四条线索研判当前就业压力。

我们发现，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分年龄来看青年就业压力居高不下，分行业来看疫情冲击导致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代表的传统“蓄水池”吸纳能力明显弱化。我们认为，解决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不在于寻找增加就业的局部解，而在于稳住经济增长。结合政策动向，我们认为“政策底”已现，明年一季度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值得期待。

以下是正文

高层重提“就业优先”，首提“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梳理近期高层在重要场合的表态，“就业优先”、“稳就业”出现频率颇高。更突出的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带动力”，足见稳就业在明年宏观政策中的重要性。

如何全面衡量就业状况？

调查失业率看似“风平浪静”，稳就业想要解决的压力究竟何在？根据统计局数据，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至5.1%，31大中城市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1%不变。对比历年同期来看，这一失业率水平并不高，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甚至略低于2019年同期。这一现状与高层频繁稳就业的表态在直观感受上存在差异。

单看失业率或许不够，系统性观察当前就业压力需要拓展数据源。从指标本身的计算过程来看，调查失业率这一均值数据可能在“取平均”的过程中忽略了不同年龄层、不同就业群体、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在疫后复苏不均衡的大背景下，单看调查失业率对于判断就业的结构性压力显然不够充分。因而，我们需要拓展更多数据源，刻画真实的有结构性特征的就业市场。

从数据来源这一视角切入，共有五套官方数据来源可用来判断就业与失业的情况。

一是，统计局月度披露的调查失业率数据；

二是，统计局工业统计制度下的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这一数据不包含服务业的情况，且口径仅覆盖规模以上企业；

三是，PMI调查中的从业人员指数，这一数据的问题在于样本量较为有限，数据值小于50时，可能仅表示样本企业用工收缩，不代表行业整体用工收缩；

四是，人社部的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这一数据单独使用时的缺陷在于这一人数不区分该就业人员是否为失业再就业或重返劳动力人口的非劳动人口；

五是，上市公司披露的员工人数，这一数据的问题在于上市企业异质性较强，且部分细分行业的上市公司个数有限，上市公司较少的行业的数据代表性可能较差。

总的来说，这五套数据都从某一侧面表征了就业或失业的结果，但分开使用并不能形成一个判断就业市场的完整逻辑闭环。

因此，我们做了两方面改进。

一是，将总量数据下沉到结构层面，通过不同数据源、不同细分口径来观察就业与失业的结构性特征，尤其是分年龄、分行业的就业与失业情况，弥补全国口径数据的信息量不足问题。

二是，将视角扩展，在失业率指标之外，增加了观察就业市场景气程度的前后两类指标。在前端，我们采用求人倍率相关指标，观察劳动力供需匹配的过程中，求职方与聘用方之间是否存在结构性矛盾。在后端，我们结合工资收入数据与就业景气的微观个体感受数据来验证已就业人群的工作弹性，以此，来估计求职方主动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及聘用方主动解雇劳动力的可能性大小。

为了便于理解指标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将指标整理为一张中国就业市场观察指标图谱。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图谱中，失业率仍是核心指标。但是，失业率作为判断居民就业压力的有效指标存在一系列前提，类如：1）就业摩擦保持稳态，供求双方能够实现有效接触；2）适龄劳动人口不出现大的变动；3）已就业人口工作时长和工资收入基本保持稳定；4）经济的产业结构保持基本稳定等。

因此，在图谱的辅助下，我们可以利用劳动力市场、工资收入、多视角的就业与失业信息，刻画某一失业率水平下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同时弥补失业率这一指标的信息量不足问题，得到更完整的对于就业市场的判断。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基于指标图谱，尝试从四条线索出发，对当前就业压力进行研判。

压力或被低估，结构性矛盾凸显

首先，如何刻画劳动力市场的冷热情况？求人倍率是一个较为直观的指标，通过将岗位数量除以求职人数，刻画了就业匹配过程中的供求关系。从数据上来看，不论是人社部的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人倍率或是人大编制的中国就业景气指数，近三个季度的数据均大于1，指向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

但如果将数据拆细，则不难发现，供不应求可能是一种错觉，真实的状况是供需两弱。从人社部数据来看，劳动力供给显著不足，且在三季度有持续下探的趋势，说明劳动力人口的就业意愿可能不足或无法有效接触岗位信息。而另一方面，今年岗位数量虽然在一二季度反弹，但在三季度也出现了向下的拐点，或说明企业的招工意愿也在降低。供需两弱，供给更弱，造成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假象”。

同时，不同行业的细分劳动力市场景气存在明显差异。从全市场来看，求职人数与岗位数量轧差的不断拉大，或说明求职者与岗位之间在技能、经验、年龄要求等方面存在结构性不匹配。而从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的分行业数据来看，今年Q2以来分行业就业景气指数之间的分化（以变异系数为衡量标准）已达到了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指向行业间劳动力供需冷热不均，从侧面印证了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不均衡。

劳动力市场供需两弱，反映出用工需求没有求人倍率所反映的那么好。那么，劳动力市场需求真实情况如何？

城镇新增就业超季节性放缓，稳岗压力也随之增强。从人社部数据来看，城镇新增就业已经连续3个月低于近4年同期均值，指向企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在逐月下降。如果将企业部门比作“海绵”，那么当前海绵的吸水能力弱于近年同期平均水平。而从新增就业的另一面来看，用于稳岗返还、职业培训、失业补贴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逐月上升，指向稳岗压力也在边际上升。

从微观个体感受来看，居民已经感受到就业开始变得困难。从央行的城镇储户调查问卷来看，三季度城镇储户已经明显感受到当期就业状况转差，比城镇调查失业率更早反映出就业压力。从感受指数的具体变化来看，当期就业感受指数由44%回落至40.8%；从具体选项占比来看，回答“形势较好，就业容易”的人数占比也从15.1%回落至13.1%。从趋势上看，主观的就业感受与客观的调查失业率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通过微观主体的感受，我们倾向于认为，就业压力真实存在。

接下来，我们下沉到结构视角来观察就业的压力究竟在哪？

首先，分年龄来看，两大年龄段调查失业率分化严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从统计局数据来看，11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续升至14.3%，明显高于2020年同期；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亦反弹至4.3%，但低于近三年同期。另根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扬参与央视专访时给出的数据，10月20-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接近20%[1]。青年就业压力明显高于整体水平。

更进一步地，考虑到6月是高校的毕业季，往年6-10月青年失业率会经历季节性波动，毕业生就业也带动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在6-9月存在季节性波动。从今年状况看，结构上10-11月青年失业率偏高与总量上9-11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偏少相互印证，反映毕业生就业状况弱于往年，结构性压力居高不下。

[1] 详见白岩松李扬访谈视频：https://new.qq.com/omn/20211211/20211211A0A2NV00.html

其次，行业间的就业状况亦不均衡，主要行业门类中，服务业就业收缩最为明显。一方面，从PMI从业人员指数来看，疫情之后，建筑业就业情况好于制造业，制造业好于服务业。而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2021年三季报数据指向各行业内企业选择裁员的比例具有明显差异。结合各行业员工人数较疫情前的降幅中位数来看，我们发现，疫情的影响仍在延续，受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文体娱乐、批发零售等行业用工规模收缩明显。

在制造业内部，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收缩更为显著。结合城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两年平均增速和上市公司三季报员工数两年平均增速两个数据源，我们发现，在制造业中，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规模的收缩最为明显，例如：皮革制鞋、纺服、纺织、文体用品（含玩具）。我们认为，行业用工规模的收缩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行业盈利负增长带来的裁员，另一种则是由于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困难，厂家选择以机器替代人工。但客观上，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用工规模的收缩会使得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难度加大。

再看服务业，受疫情冲击越严重的子行业，收缩越显著。同样结合服务业分行业PMI数据及上市公司三季报员工数两年平均增速两个数据源，我们发现，服务业整体收缩较为严重，下半年以来用工规模或在持续收缩。同时，分行业来看，受到疫情冲击的住宿、影视、零售、文娱、餐饮等行业员工数降幅居前，指向这些行业在局部疫情反复的影响下，主动收缩了用工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政策环境变化，2020年贡献49.6万人城镇新增就业的教育行业在今年三季度也明显收缩了用工规模，或加剧服务业整体用工收缩。

就业市场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各行业收缩程度的不均衡上，还体现在关键就业群体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上。正如前文所述，建筑业就业景气度高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农民工外出规模在疫情后持续收缩。从数据上看，疫情之后，农民工外出劳动力人数同比及两年平均增速持续为负，但月均收入同比增速却持续走高。横向对比，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月均收入增速已经超过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并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速的趋势上扬。这反映出，农民工这一特定群体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我们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规模的收缩，缘于局部疫情反复导致跨境流动或有成本增高，使得农民工外出务工意愿下降。

破局路在何方，稳增长“一力降十会”

总的来看，当前就业存在全局及结构性的多重压力。从全局来看，劳动力市场整体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正在下降。从结构上来看，一是青年群体就业压力大，二是大部分服务业、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用工规模正在不断收缩。

往前看，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在疫情反复的背景下，传统上新增就业的“蓄水池”吸纳就业的能力在下降。从三季报数据来看，住宿、零售等行业营收增速与用工增速均落在负值区间，这类行业普遍处在“疫情导致经营不利-经营不利导致用工收缩”的过程中，这些行业存在持续裁员的风险。在疫情之前，这些行业本是安置低技能劳动力及高校毕业生良好的“蓄水池”。

高景气行业对于解决当前结构性矛盾的作用或有限。而向图中的右上角看，科研、专用设备等行业营业收入和用工规模虽然都在增长，但这些行业在用工上普遍带有专业技能要求，其经营景气对用工规模的拉动并不能有效解决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也就是说，立足当前看，低技能劳动力、初入职场的青年群体的就业难度正在日益增大。需要指出的是，从企业部门来看，缓解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可能性仍在，主要有两个路径：1）依靠仓储、计算机通信电子（消费电子代工）、农副食品加工等对劳动技能要求不高，且景气支撑用工规模扩张的行业，成为新的就业“蓄水池”；2）待疫情逐步消退，服务业部门恢复吸纳能力，进而带动劳动力需求整体回升。但这两个途径的实现均需要极强的前提条件，前者是经济景气度再度抬升、承托消费品需求，后者则是疫情消退，而在短期实现两大前提的压力较大。

如何缓解就业压力？高等教育和公共部门能否作为蓄水池？从人数来看，今年考研和考公的参与人数又将再创新高。而从录取/录用比例来看，今年的竞争较往年将更加激烈。从吸纳能力来看，考研大约能吸纳100-150万青年劳动力，但其作为应急手段，延长教育阶段仅仅是延后了青年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而公务员考试的录用规模实在有限，今年公务员招录大约能收录3万-4万名劳动力。即便考虑仍有部分基层工作岗位属于公共部门但不占公务员招考名额，整体看，公共部门解决就业的能力也是“杯水车薪”，仅能在边际上缓解压力，也不能化解矛盾。

那么，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退休潮能否解决当前结构性矛盾？我们认为，或许不行。从不同年龄层就业人员的就业身份和受教育程度来看，青年群体与接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在就业形式、技能结构上差异巨大，退休人员退出所留下的机会或许并不能被青年劳动力直接填充。正相反，退休所留下的职位空缺或使得16-24岁年龄组和25-59岁年龄组的调查失业率差距进一步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