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身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当时的文坛盟主，身边自然不乏仰慕者和追随者，在这些人中间最让后人称道的就是苏轼和“苏门六君子”之间同呼吸、共命运的友谊。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和李廌，这六位出身不同、性格不同，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聚集在苏轼身边，相知相惜、患难与共？而且当时这六个人也都是文坛上数一数二的翘楚，为什么他们都心甘情愿地游学于苏轼门下？他们与苏轼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苏轼个性很豪爽、很洒脱，喜欢交朋友，在这些个人里头为我们大家所非常熟悉的，也为历史上所反复称颂的就是很著名的“苏门四学士”还有“苏门六君子”。我们知道“苏门四学士”指的是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那么“六君子”是后面又加了两个，一个是陈师道，一个是李廌——“苏门六君子”。为什么是这六个人？苏轼为什么喜欢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又为什么喜欢苏轼？

第一，文学。苏轼喜欢他们，他们喜欢苏轼，基于什么基本点呢？就是对于文学有共同的趣味。换句话说都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不是一般人。你要是文学这块通不了的话，对不起，您那儿就七君子、八君子的跟这儿没关系。这六个人对于苏轼文学的造诣那是相当佩服，像黄庭坚就说过：

“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耳。”

       ——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

“翰林苏子瞻书法娟秀，虽用墨太丰，而韵有余，于今为天下第一。”

       ——黄庭坚《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

苏轼的诗文、书法，老大，天下第一，没的说。黄庭坚基本上名气跟苏轼差不多大，在“苏门六君子”里头他是年岁最大，只比苏轼小九岁，他这个评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那苏轼是怎么看这几位的呢？评价也非常高。苏轼讲一段话大意如此：我当初继承的是欧阳修老先生给我传的衣钵，他当年是文坛的宗主，现在我也要做文坛宗主，为什么呢？因为盛世必有盛世之文学，得有人领这个头，但是光有人领头成不成呢？不成，还得有追随者才能成气候。那怎么才能成气候呢？就是我现在看重的这几个人，什么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等，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杰出的代表，我只不过是文坛的盟主而已。

苏轼还讲，我这辈子钱财方面什么都没有，但有一条比较满足，就是我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些人才，他用的什么话呢？

“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

                  ——苏轼《答李昭玘书》

大伙还都没发现他们的才华很高的时候，我独自发现了，我独具只眼了。你看，这就是说，双方对对方都非常地有好感。

像黄庭坚，苏轼对他是有特别的尊重的。我刚才讲了，黄庭坚岁数其实跟苏轼差不太多，差九岁，按说应该算是兄弟辈分，差不了一代，而且在诗歌方面，黄庭坚在宋代已经是和苏轼并称“苏黄”，书法也是并称“苏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黄庭坚在苏轼心目当中的重量级的分量，黄庭坚自称“山谷道人”，所以当时的人把他的诗体叫“山谷体”，那一个人写诗能自成一体这是很厉害了。苏轼有一次就写一首诗说“效山谷体”，什么意思？就是我

模仿您这“山谷体”也来一首，这等于老师跟学生说我觉得您那写得挺好，要不然我模仿您风格来一首？写完之后，黄庭坚受不了了，特别在苏轼写这诗后边加了个注，说这东坡先生他要模仿我的山谷体，这纯粹闹着玩儿的，这是游戏之作，这就好比让韩愈去学孟郊的诗、去学贾岛的诗一样，偶一为之，寻开心玩儿的，千万别当真。但是为什么苏轼不学其他的，不来个秦观体？苏轼去世以后黄庭坚在他屋里头挂着苏轼的一幅像，每天早晨起来得作个揖、敬个礼，有人就跟他说，你看你现在也是腕儿了，而且在诗的方面，你跟苏轼是齐名的，你用不着这样。黄庭坚说这儿哪能乱得了啊？他是我的老师，这是辈分，这是秩序，这是规矩，我敬我的老师，跟我现在诗写得怎么样、名气有多大毫无关系，我对他充满敬意。

那这六君子里头苏轼最喜欢谁啊？秦观，最喜欢秦观。为什么呀？因为秦观太有才华了，何以见得？他跟秦观原来根本不认识，苏轼做官的时候经过扬州，秦观当时在扬州，他听说苏轼要来，就模仿苏轼的诗歌的风格在扬州的一寺庙的墙上，他知道苏轼要来这儿，写了好几首（仿）苏轼创作的诗，他仿写的。苏轼没写过这诗，结果苏轼来了墙上一看，嗯？我啥时候写这诗了？我没来到这座墙上，怎么这个墙上有我写的诗啊？太像了，莫辨真伪。后来苏轼在他的一个朋友叫孙觉那个地方看到了秦观的诗，一看，就这小伙子，墙上写诗那位。再一问孙觉，孙觉告诉他说这个人叫秦观，是秦少游，苏轼从这儿开始认识了秦观秦少游。你知道苏轼喜欢他到什么程度？苏轼被贬黄州，后来他快离开黄州的时候，秦观参加科举考试没考中，苏轼在这种情况下给已经退居南京的王安石写了一封信，给王安石的信里边特别推荐秦观，说什么呢？说秦观“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顾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苏轼《上荆公书》）

说秦观这人才难得，这样的人要是沦落于世太可惜了。您威望高，说道说道，别让他再考不中了。但是你想过这问题吗？你是谁啊你？你现在自己还顾不了你自己呢，你才刚从黄州调出来，到另一地儿去，地位跟（在）黄州一样。你也就才刚跟王安石见了面，有点“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感觉，人王安石怎么看你，你心里不清楚啊？你怎么到的黄州你心里还不清楚吗？你嘴也太长了。忍不住，为什么？太喜欢了。

秦观去世以后，苏轼特别伤心：“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诗人玉屑引《冷斋夜话》） 

秦观死了，就是万人莫赎，再多再多的人也赎不来这个遗憾了。他感到特别痛惜，给朋友的信里边说，秦观的才华是天下第一，可惜他的才能没有为世所用，现在人走了，一切都没用了。非常地痛惜。

所以你看这六君子里头其他那五个人在民间都没什么传说，只有这秦观有。人都说他是苏轼的妹夫，当然首先苏轼有没有妹妹那是另说的，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苏轼没有妹妹，他有个姐姐，早就去世了。但是你没有妹妹，你为什么非得编排秦观做他的妹夫，大家就觉得像他妹夫，为什么说像他妹夫呢？因为他跟秦观的关系很亲密，而且秦观的风流倜傥，这个好像是其他五个人身上没有的一种气质，这种风流倜傥就跟苏轼的气质特别接近。还编出他

们俩在洞房花烛夜，两个人还对诗来着，秦观对不上来诗还不准进去，苏轼在旁边扔块石头，然后这才对上来这诗，才让他进了洞房。编得有模有样、有鼻子有眼的。都不存在。为什么民间要编排这个事，那就是因为感觉秦观和苏轼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莫名的一种关系。但是我们知道这前提也在那儿呢，你有才华，你看人家词写得多好啊，《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秦观《鹊桥仙》

    写得太好了。你写一试试？写不了啊。“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把这两个人之间那种柔肠寸断，想见面想长久又长久不了，想天天腻在一块儿又不可能，最后给了一个很堂皇的借口，说其实在一块儿也未必长久，只要两心久长，不一定非腻在一块儿。把人的心思、男女的情感都琢磨透了。 

古人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苏门六君子”游学于苏轼门下，他们六人的文学修养和艺术造诣又都各有特色，那么苏轼平日里又是如何与他们交往的呢？这七位各有所长的文人聚在一起，是否能和睦相处呢？ 

在苏门内部，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的风气是非常开放的，可以说是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样一个局面，老师和学生，文坛盟主和文坛主力互相之间可以挑刺挑毛病，叫做教学相长。举个例子吧，苏轼有两句诗，叫“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走万里路，他说的是和尚、行脚僧走到万里路的时候，在一个寺庙歇了脚，头上正顶着大太阳。他用的是“白头”对“天下”。那黄庭坚说不对，“白头”怎么能对“天下”？应该是“日头”才对。他还跟张耒说这个事，争辩到底用“白头”还是用“日头”。后来张耒就去找苏轼说，他要改您这诗，要把“白头”改成“日头”。苏轼说那也没办法，他要改就让他改吧，我能奈他几何？讲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是好的，苏轼是不会强人所难，他们互相这个气氛特别融洽。

有一次张耒和晁补之跟苏轼在一块儿聊天，苏轼就把自己的词拿给张耒和晁补之看，说你们觉得我的词跟秦观比怎么样啊？那咱要一般人说，您的好啊，您肯定（好）。没有。这二位说了两句不疼不痒的话，谁听了都不会很高兴，说您的词写得像诗一样，秦观的诗写得像词一样。基本是各打了五十大板，为什么呢？说苏轼的词写得像诗一样，这在当时的风气当中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词在北宋的时代、在苏轼的时代还是以婉约为正宗，词就要写什么呢？男欢女爱、小桥流水、月下小桥、月下小花朵，写这种东西，没有人拿词去写出诗的气概的，所以说你词写得像诗一样，这是在否定你。至于要说秦观的诗写得跟词一样，那更否了，你诗都写得跟词一样。因为诗是言志的，词是缘情的，你诗都写得跟词一样，那不就有女人气了吗？各打了五十大板。

有个很有名的笑话，说的也是苏轼跟人家说，我这“大江东去”写得怎么样？旁边有个人说“大江东去”？我们这个词，柳永的词，要由一个二八年华的少女拿着红牙板唱说“杨柳岸，晓风残月”，您这词得由一个关西大汉，身上有好多那种毛什么之类的，拿一大铁板敲着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完了苏轼一听，为之绝倒，笑得都不行。为什么呢？我们以往认为这是好话，这不是好话，你们家唱词的时候会用一个一米八、一米九的大个子拿个大铁板这样敲着唱吗？不会。词就是二八年华的少女唱的，这说明当时的风气对苏轼这种词风认同不认同呢？主流是不很认同的。人家说的这两句，苏轼也没怎么着，那像就像呗。他本来是想说，我在柳永和秦观之外又特创了一路词风，没想到他的弟子们不是特认同。

那他跟黄庭坚之间的斗嘴也很多，他们俩诗写得好，黄庭坚诗写得好，很刚劲有力。苏轼说你的诗写得就是好，你的诗就跟海鲜一样，弥足珍贵，就是引诱着人不停地吃，但是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容易发。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黄庭坚的诗确实写得好，但是写得好是好，如果写得多了难免有点重复，风格有点单一化，所以你的诗写得就像海鲜一样，挺好的，非常好吃，不能多吃，多吃了容易发，容易上火。黄庭坚说您的诗也很不错，可是跟古人比起来的话还是有差距的。苏轼说，您的书法也不错，您的书法是相当不错，不过这书法看上去有时候就好像挂在树上的蛇一样。黄庭坚说，您的书法也很好，不过有时候就感觉是好像压在石头底下的蛤蟆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苏轼的书法和黄庭坚的书法在北宋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苏轼的书法比较扁平，所以说好像石头压的蛤蟆似的。黄庭坚的书法呢，横胳膊拽腿的，笔划都横直竖长的，那看得多了，可不就像树枝上挂的蛇一样吗？

这就是开玩笑，朋友们，但是你看，很轻松地就把问题给你说出来，谁也没恼，不带恼的，气氛特别融洽。融洽代表什么呢？和谐。和谐代表什么？和谐代表对对方的认同和尊重。

苏轼和“苏门六君子”，除了在文学上相互欣赏，彼此视为知音之外，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还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第二，苏轼和这六君子个性都比较相近，都是比较诙谐和洒脱的人。甚至有时候他们的行为方式和言语方式有点不合礼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反对儒家的。错了。恰恰相反，他们只是想要在遵守儒家的思想和理念的前提下，保持自己活跃的个性。

有一个例子，那一年司马光去世了。司马光去世主持办丧事的是谁呢，是程颐，程颐跟苏轼一样都曾经给宋哲宗当过老师。正好那一天，朝廷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祭奠神灵的。大家注意，这朝廷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这个礼，古代的礼分了很多类型，这种礼叫什么呢？叫吉礼，吉祥的吉。那么这个活动持续很长时间，这一天这吉礼的活动算是进行完了，祭祀的活动结束了，大臣们就赶紧换衣服，干吗去呢？去赶紧祭奠司马光，到司马光家里边去给人家守灵，或者是表达沉痛的悼念之意。程颐说，今儿不行，说为什么不行呢？说“子曰：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儿个你参加过一些悲伤的葬礼的活动，你就不能再去唱卡拉OK，弄这些很活泛的事。你今天很悲痛、很沉痛地参加了一个活动，不能一掉脸就去参加一个KTV的活动、唱歌的活动，这于礼不合。可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孔子说的是哭完之后不能去笑的，不能去唱歌的，可是并没有说笑完了以后不能哭啊，当时就有人给程颐指出这一点。为什么？我们知道任何礼法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的，一个人哭天抹泪的，你让他马上高兴这不太现实，但是有乐极生悲一说，就是笑完了以后是哭，这比较符合人的感情的基本流程，任何的礼法都是从生活中来的。所以当时就有人跟他说，您说得不对，孔子话说的是那样的，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孔子说的是哭了以后不能歌，但是并没有说歌完之后不能哭。那程颐一听，这不对！然后就粗着脖子红着脸，就跟人争起来了。这事本来跟苏轼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你想这种场合苏轼能不发言吗？苏轼本来就不喜欢这种恪守礼法、死守僵化的礼法的做派，他反感这个，当然他也不太喜欢程颐，他冷眼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就冷不丁说出一句特偏激的话来，说您这一套玩意儿就好比是“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这话什么意思？鏖糟陂是什么东西？鏖糟陂是一块沼泽地，就在开封郊区，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你把它理解为沼泽地、垃圾堆都可以。他说你这个人讲的这套玩意儿，就说程颐，就好比是开封郊区里头、从那垃圾堆里头、从那沼泽地里头爬出来的村学究一样，就是你们制定的这礼法。因为叔孙通是西汉的一个儒者，他就说你是个假学究。你想，本来在这朝堂之上程颐正在争论，跟大臣们争论，到底今天应不应该参加这个司马光的葬礼，在那儿正争得非常认真的时候，苏轼在旁边冷眼旁观地撂了一句说，这就是一村学究、假学究的酸腐气。

这一下矛头呼啦一下就转向苏轼了，不是程颐转向他了，就是程颐的那些徒子徒孙们从此就跟苏门就结下梁子了。

我们现在不争程颐对还是苏轼对，我们只说苏轼的个性是这样的，你注意他是这种类型的，这种类型他是会得罪人的，但是他的“苏门六君子”里边这些人的个性、做派跟他都很相似。大家都知道赵明诚吧，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跟黄庭坚共过事，他是山东人，赵挺之文章写得不错，特别爱表扬自己，有一天跟黄庭坚坐到一块儿，就说我们那儿乡风民风都很淳朴，凡是给他们写点文章，他们都会送很重的、很厚的润笔，我们知道润笔嘛，稿酬，说那润笔送得多，都拿车推。这就把两头都夸了，一个是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所以老家的人都很看重。第二，说明我们老家重文章，文化气氛好。黄庭坚在旁边撂了一句，都是些萝卜和白菜之类的吧？你说这个你不是讨人嫌吗？就爱抖这种机灵。他其实是因为对赵挺之有意见。

但是你发现了，我讲到这儿你注意，苏门的人都有这个脾性。又是程颐，有一次逢着一个祭日，祭日注意，不是葬礼的日子，这个概念不一样，祭日比方说某某周年是某某人的祭日，我们在祭日的时候，顶多比方说默哀一下或者说祈祷一下就完了，这天正好在朝堂上大家吃工作餐，祭日嘛，举行完仪式之后，一看，都是素的，苏轼就说程颐什么时候念佛了？想吃素了？程颐说不是，这个祭日跟丧葬日不一样，但是也差不多，属于丧葬日的一种延续，属于小丧葬日，所以也得吃素，不能吃肉。苏轼说是吗？凡“（为）刘氏者左袒”（班固《汉书·高后纪第三》）。

什么意思？当年周勃，我们知道刘邦死了，吕后不是要专权吗？周勃就号令刘邦的部下起来反吕后，以什么为标志呢？就是左袒，把左胳膊都露出来，就好像缠一块红布似的，这就是记号，咱们是一拨的。凡为刘氏者左袒，凡是拥护刘邦的，把左边露出来。苏轼说凡“（为）刘氏者左袒”，意思说凡是吃肉的把左边露出来，他不可能真露出来，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凡是程颐那拨的都吃白菜，凡是秦观、黄庭坚这拨的苏门的人都在那儿吃肉，这就是北宋很著名的那种意气之争。

这些故事你不能光听它好玩儿有意思，你得探究它背后的东西，它反映了北宋时期两种不同的性情观念；两种不同的做人风格；两种不同的对待礼教的态度。我一再强调这不代表苏轼等人蔑视礼法，没有，没有人会这么讲，谁会蔑视礼法呢？没有。这代表着对待礼法的不同理解，礼法是用来规范人性的，但不是用来束缚人性的，如果是束缚的话，苏轼他们就写不出那么活泼的、生动的、可爱的、为我们所喜爱的那些作品了。

 我们常说：人生难得一知己。苏轼和“苏门六君子”，不但有共同的爱好，相似的个性，而且相互欣赏、相互信任，甚至在面对磨难、面对困境时，依旧肝胆相照、同舟共济，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之间的友谊如此牢固呢？

刚讲了文学、个性、性情，还有什么呢？处事之大节。就一个人，你看一个人、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立朝之大节。司马光有个学生叫刘安世，他这么评价苏轼，这个评语非常重要：

    “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刘安世《元城先生语录》

    什么意思？苏轼这人了不起，立朝有大节，政治上有相当的独立性。在王安石的时代，人人都想宰了他，因为他不跟着大溜儿走。到了司马光的时代，他跟老先生又议论不合，这我们原来讲过的，他对于全面否定新法是不同意的，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和在这个时候，他都不随人上下，而要坚持自己独立的个性。对不对两说。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苏轼立朝的

大节。这个立朝的大节非常地要命在哪儿呢？就是说，在“苏门六君子”来讲作为一个群体，那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舟共济、彼此提携，当然也有句话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是由于有这个坚定的信念在，使得他们在政治问题上、在政治观念上起码是立得住的，是个君子的做派，不是小人做派。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给朋友写信，信中是这么说的：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苏轼《与李公择书》

我虽然现在又老又穷，一文不名，可是我的骨髓当中全是忠义，我的心肝里边全是道理，那就是说我人穷了，理不穷，我是倒了，但是我的忠义并没倒，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就叫大节。

秦观去世了，被贬滕州，他的儿子和女婿扶着他的灵柩北返，走到长沙的时候，碰见黄庭坚将要被贬，也在被贬的路上，你明白这意思吗？那时秦观已经被贬死了，他的子女们扶着他的灵柩北返而过长沙，黄庭坚是被贬，贬到益州去，经过长沙，黄庭坚拿出钱来给他们说，拿这钱去办丧事。秦湛，秦观的儿子说这怎么能够呢？您现在还顾不了自个儿，你要去哪儿，您还不知道那儿情况怎么样，您怎么把钱给我呀。黄庭坚跟他讲，说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俩情同骨肉，就像一家人一样，像亲兄弟一样，现在我也落难了，我不能够亲自去埋葬他，更不可能扶着他的灵柩，我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现我对我兄弟的怀念，你们收下吧，这什么也不代表，是代表着我对他的一番忠义之情。

你不要以为苏门的人天天就是开玩笑，说点逗闷子的话，不是，他们有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呢，就是刚才苏轼讲的道义和忠义，这个道义和忠义既是对朝廷的，也是什么呢，对朋友的、对兄弟的、对家人的，所以为什么像黄庭坚、像秦观、像苏轼这些人，有很多的民间故事说他们爱开玩笑，说他们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但是人们一点也不怀疑，他们更多的是身上有这种忠义之气，硬骨头，不然人们不会这么尊重他们。

像大家不太熟悉的六君子里边的陈师道，这是个典型的硬骨头，我今天讲完陈师道你就把他记住了。陈师道跟秦观和黄庭坚比起来名气没那么大，他骨头是够硬的，为什么呢，他这个骨头硬，不光是对权贵，包括对苏轼。苏轼很喜欢他，你别忘了，这些人也给苏轼写信表达崇敬之意，但是有好多人是苏轼自己挖来的，苏轼喜欢他们。苏轼看到陈师道写的诗，就非常喜欢他，说怎么着？到我的门下我们交朋友好不好？这兄弟给苏轼写了两句诗表明心迹：

“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

——陈师道《观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图书》

说对不起，我已经拜曾巩为师了，我是他的门生，您这儿稍待了。很多人觉得这事是假的，一点都不矛盾。苏轼毫不介怀，没事，你是曾巩的学生，曾巩跟我是朋友，并不妨碍你也可以成为我的学生，我们可以成为朋友，你对他这么尊重，为这事还专门写两句诗给我，你对我也不会不尊重。要我们想，苏轼来找你说，到我门下同游如何？您还写这个？没问题，马上来，再捎带买点什么。没有。这还是赵挺之，你说赵挺之这人挺重要的，他不但跟黄庭坚共过事，他跟陈师道还是连襟，明白这意思吧？他们俩是连襟。赵挺之多有钱，大官。陈师道穷得，穷到什么程度？他老婆和孩子住在他岳父家里头。陈师道做官，有一年冬天要参加一个祭祀的活动，是个室外的活动，他身上没有棉衣穿，他老婆就给他借了一件棉衣穿上，他穿上就问这棉衣从哪儿来的，说这是从赵挺之他们家借的，他向来看不起赵挺之这个人，一怒之下，我不穿这个人的衣服！最后受了冻，病死了。他的气节，他的操守，比性命还重要。

所以你看，我们讲到这儿，大家就注意到了，这苏门的“六君子”包括苏轼，都挺独特的，苏轼的独特就不用我讲了，我们后边还会讲很多事，就这六君子你发现既是文学之士，又是道德之士，我们觉得甚至是金刚之士，他都是很有原则的人又有自己的个性，这样丰富多彩的人他们才能走到一块儿，共同形成北宋历史上一段非常富有华彩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有文学、有道德、有个性、有色彩、有忠义，有什么呢，有着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有着硬骨头，所以“苏门六君子”才能够成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而苏轼和“六君子”之间才能做到刚才我说的“相看两不厌”的这种境界。

当然了，苏轼一生当中也不是光认识这六个人，他还认识很多的其他的人，在士大夫里边，他还认识很多很独特的人，这些人在苏轼的生命当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甚至成就了苏轼一生的辉煌和成就，这就是下一次我们要接着讲的。谢谢大家。

仕途坎坷的苏轼却又是幸运的，在他初入仕途时，遇到了大力提携的良师益友；在他官场失意时，收获了不畏强权的患难之交；在他穷困潦倒时，得到了老友的倾囊相助；那么，苏轼与这些友人之间有哪些令人唏嘘、让人感动的精彩故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七集《海内存知己》，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