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堪称诗文大师，他的诗作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像，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在王安石众多的诗歌作品中，以“昭君出塞”为主题的《明妃曲》最引人关注，引起的争议也最大。宋仁宗嘉佑四年即1059年，在京城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写下了两首名字同为《明妃曲》的诗作。然而让王安石始料未及的是，这短短的两首诗作，竟然引得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巨大的争论，有的人高声唱和，赞不绝口；有的人则全面否定，大加鞭挞。为什么围绕这两首诗的评价，会有如此的天壤之别？历史上的昭君出塞，到底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考呢？

历来的文人就拿这（王昭君）说事儿，写了好多诗，最有代表的就是唐代的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的《王昭君》是这样写的： 

    汉家秦地月，流影照明妃。

    一上玉关道，天涯去不归。

    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

    燕支常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

    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  

             ——李白《王昭君》

    还有杜甫的一首，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最后还有白居易的，题目就叫《王昭君》：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知宫里时。

                          ——白居易《王昭君》 

这三首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在说：第一，王昭君出塞和亲是一个屈辱的事，是一个不情愿的事，去了之后受了好多苦。第二个元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王昭君一直思念故土、思念家乡，心里头有怨恨。说白了，这三个诗人写的王昭君这个题材，把王昭君变成了一个怨妇，一个深沉的怨妇，不愿意去硬拉着去，去了以后日子过得不好，心里老想着家人和亲人。这只是三个代表人物，大部分人就是在王安石写诗之前，很多人对王昭君的理解就是这样的。

那么王安石的《明妃曲》会怎么写呢？那是与众不同的，他写了两首。第一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王安石《明妃曲》其一

这首诗特点在哪儿？第一，“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以往的人们认为主要就是这毛延寿坏了事了，他把这王昭君画丑了，所以弄得皇上看走了眼。但是，王安石这诗重点不是批评毛延寿，他认为，人已经都嫁出去了，你再杀毛延寿还有用吗？关键是汉元帝本人有眼无珠，所以他这个批评的指向发生了根本的转移，由对毛延寿的批评直接转向对汉元帝，这是第一。第二，以往说王昭君出塞之后老想着家乡、想着君王，实际上是树立一个忠君的典型，就是她虽然身处胡地，但是心存汉朝。但这儿变了，这儿变成什么了呢？他说，当年汉武帝的皇后陈阿娇，就“金屋藏娇”那阿娇失宠了，所以被汉武帝关在长门宫里头冷落了，打入冷宫了。王昭君多年在宫里头得不到宠幸，基本等于在冷宫，与其在这儿待着，还不如出塞到匈奴去当皇后呢。所以比起这陈阿娇，王昭君的命运其实算幸运的。你看，这一下这角度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挪移。第三条，更厉害，他说什么呢，他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不光说王昭君得不到皇上宠幸的事，人生在世失意的事很多了，哪里分得出是在汉朝还是北边的匈奴呢？“人生失意无南北”，人生在世总归不免要失意的，所以没什么了不起，只要你能够得到你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他等于这诗在为王昭君感到侥幸，这个角度就变得比较阳光了，就不是一个怨妇啰哩吧嗦老在那儿说自己，哎哟，我怎么埋怨、我怎么思念啊，老是伤心。不。这是第一首诗。

第二首说：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王安石《明妃曲》其二

    其二这首诗里边最关键的是后边这两句，叫什么呢，叫“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什么意思啊？说，不是说匈奴的单于对你恩情深，不说这个，也不说汉元帝对你没有情意，他该有情意的他自有情意去，他没有情意他也没有情意，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说皇上对你有什么恩情多还是少，关键是能找到相知相印的那颗心，也就是说，人生得找到知己和知音，这是最关键的。王安石这会儿正在找知音，他上了“万言书”没反应，他不愿意到京

城来做官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害怕发挥不了自己的作用，他不愿意尸位素餐，所以他这个诗是很有深意的。为什么王安石的诗能突破前人的窠臼，突破传统题材的束缚，自出新意？他不是故作新意，他是什么呢？他是本人的立足点非常高，所以他眼光和角度不一样，他站的平台不一样，任何题材到他的笔下都会焕发新意，不是说在这儿硬憋着想出一个什么新意来，不是。所以你看，第一首诗说什么？说未尝不是王昭君的一个好去处，总比待在冷宫里强。第二说什么呢？第二说你对我恩情多，还是人家匈奴对我恩情多，还是汉朝皇帝对我恩情少，这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关键是谁是我的知己，谁是我的知音。你看这一写，就把自己变成王昭君了，不是在说一个怨妇的故事，是借着说王昭君的事在说自己的心事。

王安石写作《明妃曲》的时代，诗文高手层出不穷，然而，王安石《明妃曲》一出，立刻引起当时文坛的轰动，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文坛的领袖人物竟然纷纷为王安石的《明妃曲》唱和，一时传为佳话。那么，这些文坛精英为什么对王安石的《明妃曲》如此看重呢？

这诗一写出来，在当时的文坛上就引起轰动，欧阳修、司马光、曾巩、梅尧臣，他的这些朋友们，那都是当时文坛的大腕儿，纷纷地唱和这首诗。欧阳修一口气写两首呢，梅尧臣写了三首，曾巩也写两首，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呢。你想这些人他是随随便便跟你唱和的吗？肯定都是有所感发，他才唱和。

欧阳修他这诗写得也不错：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

    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

    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 

    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

    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欧阳修这首诗的核心和立意甚至比王安石更高，他的核心在哪儿呢？说，你汉元帝现在老杀人毛延寿，你拿人家出气，你算什么本事？你汉元帝离得这么近，连身边这些美女长得漂亮还是丑都分不清，由此推论，身边的大臣哪一个是贤能的，哪一个是蠢的，哪个是奸臣，哪个是忠臣，你也分不清，以你这种眼力见儿，你还怎么可能做到决胜千里之外？不可能。你就是个糊涂的皇帝。这个锋芒所指，根本就不在讨论王昭君的事儿了，王昭君你那个怨妇不怨妇的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就讨论汉元帝的问题。这非常尖锐，这尖锐从哪儿来的？那得让王安石那诗转了向，船头的那个方向拨过来才能顺这水路走，如果还是按照李白、杜甫他们那路子的话，这道理出不来。

    司马光的写得也不错： 

    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

    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

         ——司马光《和王介甫明妃曲》  

    什么意思啊？跟那欧阳修有点像，说什么呢？说眼目前这人长得好还是长得不好你都分不清，所以你这个政治上的事肯定会出麻烦。他就说了一个典故，说什么呢？说这个汉宣帝的时候，汉宣帝下来是汉元帝，汉宣帝临去世的时候，专门为汉元帝挑选了一个辅政的大臣，叫萧望之。这萧望之本来是辅佐汉元帝的，可汉元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迫害这个萧望之，最后萧望之实在无奈，吃药自杀了。他就把这个事跟这王昭君的事联系在一起，说你眼睛都是瞎的，你不但认不清人长得漂亮与否，你也认不清楚谁是忠臣、谁是奸臣。

    曾巩的诗大体上也是这么说，他说：

    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

          ——曾巩《明妃曲》二首

画人的像总会留下痕迹的，对不对？你画得好和画得不好，跟本人对照一下我就能认得出来。最难的是，世间的是非是无形的，很难辨认。你瞧，写着写着写哪去了？都快写成哲学论文了。

这你就能看得出来，只要是底下的基础打得好、垫得高，这当时文坛的这些枭雄们，那写出来的意思一辈一辈都翻新了，所以我们说，欧阳修、曾巩、司马光等人继王安石的创作之后，进行进一步的唱和，写出这一系列的跟王昭君有关的题材的作品，就完全打破了王昭君这个题材的传统格局。

为什么能打破呢？说白了，不再停留在原来啰哩啰嗦的怨妇的题材上，而是立足现实、立足政治、立足人生、立足感悟，用古代的事情说自己的事，所以它就焕发了新的容颜啊，这应该归功于谁啊？这当然应该归功于王安石。所以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对昭君的题材，他有一个重大的贡献，他贡献在哪儿啊？就是原来王昭君的题材是一个被迫跑到匈奴那去和亲的一个怨妇，心里边老想着祖国、老想着君王，现在变成了一个士大夫怀才不遇，对皇帝的很多的为政之道提出批判意见的这么一个题材了。王昭君摇身一变，变成了怀才不遇的一个象征，既然是怀才不遇，那她到了匈奴那去，她怀才有遇了这不是挺好吗？你也甭管那是胡人的地儿、还是汉朝的地儿，只要她有了知音，只要能够跟她心心相印的人，她找到了这个人，这不就对她来说也是很好的吗？所以我跟你说，你别以为王安石写诗他是故意翻新、故意出奇，不是，人的高度决定了题材的高度，题材的高度决定了题材的新意。就这么一个陈旧的题材，在他手里焕发了新的容颜。

《明妃曲》可以说是王安石诗歌的代表作，从选材、立意到文法，不落俗套，不同凡响，犹如一股扑面而来的清新之风，引出了北宋文坛诗人唱和的高峰。然而，参与这次诗歌唱和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想到，七十多年后的南宋时代，却对这两首横空出世的《明妃曲》大加批判，那么这其中究竟隐藏了怎样的蹊跷呢？

这首诗写在公元1059年，就是宋仁宗嘉佑四年。七十年以后，南宋的时候，宋高宗赵构，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的8月，宋高宗赵构手下有个大臣叫范冲，这范冲就跟宋高宗讲，说我经常看王安石的文章和诗，我觉得这个人有不臣之心，就是这个人他不忠君，他里头有些奇怪的想法非常危险，我一般不跟别人说，但今天我要跟您说说，什么意思呢？说他作那《明妃曲》，历史上凡是写这题材的人、诗人，一般多是写王昭君到了异国他乡之后如何遭受屈辱；如何非常地伤心；如何思念国君，那写的诗让人读了之后心里边觉得非常地难过，揪心扯肺的。可是王安石这个诗不对啊，王安石的《明妃曲》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匈奴那边只要对咱们好，华夏之国的人对我们不好，那就说我跟“胡恩”这边、我跟胡人这边有相知之心。这明显认贼作父啊。孟子说，你看他又来了，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就是如果都不认你爸爸妈妈了，也不认国君了，你就是禽兽。那像王安石这种言论那禽兽不如。他又引经据典说，靖康之变，抗金的时候，有一个贼臣叫刘豫，这个人叛变了，本来是我们大宋朝的官员，后来叛变了，投奔了金国，而且金国人把他立为傀儡，在河北建立了政权，帮着金国人一起打宋朝。那如果按王安石这种理论的话，那刘豫这种人那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叫做“汉恩自浅胡恩深”。那只要是胡人对他好，他就认贼作父，你说这王安石是不是心术不正啊？难怪我们大家都反对他，看来他早就有这预谋。

这人要想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范冲说这些事实有很多地方根本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站不住脚？第一，首先大家要明确一个道理，王昭君和亲的时候是汉元帝，汉元帝的时候是汉朝强大，匈奴弱小，也就是说这次出嫁去做和亲，不是在重兵压境

的情况下、被逼无奈地去和亲。不像刘邦那时候，刘邦那时候和亲，那就是打不过人家了才和亲的。这是什么呢？这是他们到朝廷里头来请求和亲，他们要求要和平，我们才派人去的，而且王昭君本人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愿的，所以这就根本上粉碎了他这种说法，就不存在王昭君是很屈辱地跑到匈奴去。第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王昭君到了匈奴之后，所得到的礼遇是非常高的，他封你做皇后了那还能怎么样？不是说去给人打杂的、做饭的、叠被子什么的，不是丫鬟，是皇后，所以这个基于基本的历史事实，他就说得不对。再者说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对王安石来讲，我刚才说了，他写这诗的目的很明确，他主要是写自己，我有点怀才不遇，我没有碰到知己，所以拿这事来说事。就是说无论是说汉恩浅还是胡恩深，这都没关系，关键是找到知己知心最重要，这跟认贼作父、什么无父无君为禽兽也这有什么关系？纯粹是风马牛不相及。

大家说那这不有病吗？那范冲为什么这么说？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没原因咱们还在这讲什么呢。你知道范冲是谁啊？范冲的爸爸也姓范，叫范祖禹，范祖禹是谁啊？范祖禹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其中唐代的部分全部由范祖禹来负责。说到这大家就知道，这范祖禹跟司马光是一条战线的，显然那是反对新法的，他反对新法不要紧，他儿子肯定也反呢，子承父业。尤其最重要的是哪呢？就是到了南宋的时候，整个对王安石的评价完全一边倒，宋高宗赵构对王安石的评价非常低，认为北宋灭亡就是王安石造成的，甚至后来南宋的很多士大夫认为，这王安石跟秦桧一样坏，王安石的坏处是把统一的国家变分裂了，而秦桧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分裂了以后没法再统一了。你想，范冲这是范祖禹的儿子，他所处的时代的大的环境对于王安石的改革变法、甚至对王安石的人品都是全面否定的，这背景太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范冲看着他写的王昭君这诗，他能有好的评价吗？不可能。

从赞不绝口到全面否定，《明妃曲》的遭遇与它的作者王安石一样，历尽磨难，几经沉浮，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又应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明妃曲》呢？

王安石写这个《明妃曲》的时候，是在宋仁宗嘉佑四年，又过了十多年以后，他才开始主持改革变法，对不对？也就是说当时他写这诗的时候还没变法、没改革呢，所以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当时都和他这首诗，这帮人都是后来坚决反对改革变法的人，可是后来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这些人也并没有站出来说当年我唱和你这诗是错了的，没有一个人这样说。我为什么说这个事？也就是说对于王安石这首诗，只要是个有水平的人，只要是个有眼光的人，都会认同他。如果我们说王安石一个人写这首诗，他自个儿就这么写，可能还是个孤证，但是问题是欧阳修水平不低吧？司马光就更不用说了，这俩都是大史学家，曾巩那也是当时的散文大家，梅尧臣是宋诗的重要的开创者之一，这些同等量级的人物，都是站在时代的先锋的人物，他们能够认同王安石的诗，并且唱和它，而且唱和之后这个诗的主题跟王安石特别地接近，这说明什么？说明王安石的见解在当时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即便是后来改革变法出现了分歧，欧阳修等人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个事后悔跟他唱和这诗。

这就说明，我刚才反复强调的，一个人要想突破传统，不是故意要突破传统；一个人想要破旧立新，也不是挖空心思故意地破旧立新，关键是他得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上。对于王安石来讲，他写昭君这个时候，就是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上。什么叫时代的最高点，就是在当时他面对北宋王朝一百年来的这样一种因循守旧的局面，他心里很着急，他要发挥作用，但是没有回声，没有回声的时候就把昭君的题材拿出来，拿它做文章，所以这个高度那远远超出一般的人，不是李白杜甫等人能达到的。欧阳修等人在当时那也是积极和热心于改革变法的人，当然到后来观点有所不同，有的人就比较守旧了，这是后话。所以你看，我们说，王昭君在北宋到南宋那一时期所引发的创作上的话题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有的人在突破，有的人

把突破的地方扎个篱笆重新给它围起来，这就再一次证明，任何伟大而优秀的作品想要获得新的生命力，想要在历史上站住脚跟，就必须、他的创作者站立在时代的最前锋，而如果一个人始终囿于门派和门户之见的话，他就永远无法客观地、公正地评价历史的现象和文学的现象。

很多人把王昭君这首诗作为翻案的一首诗，其实我是不能认同的，我觉得这不是个翻案的问题，而是由于眼光和高度的问题，是境界的问题。当然了，王安石他的诗和文章，也有很多的翻案文章和诗，写得非常地好、非常地漂亮，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接着讲的，谢谢大家。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在文章和诗歌创作上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将历史上有定论的人物和事件纷纷推倒重来，重新提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十八集《翻案诗文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