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前方记者，我是如何报道孟晚舟事件的

加拿大温哥华时间2021年9月24日凌晨2点半，我接到中国新闻社国际部主任来自北京的电话：“孟晚舟案可能会有重大进展。”传递的内容不多，显然背后的信息量很大。我一边记着自己需要做什么和不需要做什么，一边已在推断最可能出现的重大进展是什么。

作为中新社前方记者，这个时候我需要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目标其实很明确：必须抵达最关键的现场；必须拍到关键内容发回去。

根据经验，媒体有可能“捕捉”到核心人物孟晚舟的场合分别是其住宅门前、法院门外（且分正门与后门两个通道），以及机场。单枪匹马的记者其实很难兼顾以上几个地点。我首先要做的，是得尽快弄清最重要的是哪个点。我瞟着电视新闻，刷新着加拿大各主要英文媒体网站，同时打了一圈电话，尝试向华为公司、当地媒体同行、侨社人士等进一步了解信息。此时，兵分多路的一些当地媒体已拍摄到孟晚舟一行人一早出门参加与纽约法庭的远程连线出庭的画面。花了一些时间，我终于确定，孟晚舟将于下午2点左右在位于温哥华市中心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门外与媒体简短见面。法院楼前已有若干媒体到位。一个麦克风架子静静伫立在正门前，提示记者这里稍后就是“新闻战场”的中心区。架子前还有位置。我先用三脚架占了一个已能够最接近中间的机位，等不及支好摄像机，赶紧拿出带着中新社/中新网标识的无线话筒准备架上去。

不久，孟晚舟已抵达法院，并依惯例由后门进入。一些旁听人员也开始由前门登记入场。话筒架前，各路媒体的长枪短炮已围成“包围圈”。此时，我手中的摄像及摄影设备、录音设备，均已准备就绪。果然，开庭后不到20分钟，旁听人员陆续走出。很快，透过玻璃门，大家看到孟晚舟与华为同事向外走来。现场人群朝前涌去，一时出现混乱。拍摄到孟晚舟在拥挤人群中“突围”般走出法院的画面，我赶紧挤回自己的机位，在狭窄空间中调整摄像机构图。

当孟晚舟在麦克风前站定，她原本克制的情绪被现场支持人群的欢呼声激发，一时凝噎。她手捂胸口，热泪盈眶。身旁的华为同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帮助她抚平情绪。之后，她开始宣读一份声明。这些画面，都记录在了我的三个机位的画面中。在法院门前简短的最后亮相结束后，孟晚舟登车直接赴机场。

9月24日，即将回到中国的孟晚舟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门前向媒体发表声明时难掩激动。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从孟晚舟事件曝光的第一天起，我便开始对此事密切跟进。时间越长，越深知其中的复杂、微妙、敏感。而对真实性、准确性的要求，更需放在首位。大到基本事实，小到某个涉及法庭表述的词汇，反复求证成为我在关于孟案的报道中做得最多的工作。

9月24日孟晚舟离开加拿大这一天，仍有某些网络媒体、自媒体一味求快而忽视信息的准确性。比如，有媒体报道称“加拿大法院宣布孟晚舟无罪释放”。这样的内容自然可轻易获得大量浏览量和转载，但这个表述是错误的。这一事件从法律层面而言，美国是原告，加拿大的法庭审理的是引渡程序。因此，加方主审法官的职责是判断她的行为是否达到引渡门槛，而非判决她是否犯罪。某些网媒这一表述上的错误，让读者不能正确理解事件中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的例子在孟晚舟事件持续的1000多天中还有不少。2020年5月下旬，当法庭将对孟案作出是否满足“双重犯罪”标准——这是能否开展引渡的先决条件——的判决前夕，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了孟晚舟与华为前方团队在法院门前合影的新闻，并配发多幅现场照片。这立刻成为加拿大和中国国内舆论的热点。有国内自媒体在尚未开庭时便刊文《快讯：加拿大法院做出裁决，孟晚舟女士最快四天回国》，国内某传统媒体旗下的新媒体不甘落后，在未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发出快讯《加拿大法院做出最终裁决，孟晚舟女士无罪释放》。某些转载CBC照片的网文，更将华为员工弯腰为孟整理“电子脚镣”的画面解释为当众“剪脚镣”。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的截图。英文图片说明：孟的友人在帮她整理“电子脚镣”。

在舆论攻防中，我们需要的仍是理性与严肃，而非“自嗨”式的爽文。罔顾事实的“狂欢式”的“报道”，扰乱视听，损人不利己，媒体同行当引以为戒。

有时，我们还会碰到看上去像是事实的情况。

2020年1月下旬，孟的引渡案展开首轮正式聆讯时，法院出入口处出现了一群以静默示威方式打出各种标语牌“支持”孟晚舟的洋面孔年轻人。他们是何许人也？这是真请愿还是“行为艺术”？这群大多看似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却拒绝回答包括我在内的现场记者们提出的问题。在不掌握底细的情况下，我们的报道中回避了这一内容。

加媒对法院门外“假示威”的报道。

在着力确保事实准确的基础上，驻外记者更要注意报道的定位、立场。面对涉华题材时尤为如此。

2018年12月5日孟晚舟事件被媒体披露后。我经过多方查证，多渠道搜集信息，发出的第一篇稿件是消息稿《中国驻加使馆：已严正交涉 要求恢复孟晚舟女士人身自由》，从中国驻加使馆的表态切入此事，再带出事件基本信息以及孟晚舟的相关身份等背景。

作为通讯社，中新社对此事的报道主要是对事件进展的客观报道，尤其是关键节点的消息稿。在此基础上，为了向受众更好地梳理、说明复杂的案情及审理程序，我适时发出解释性报道，譬如，《孟晚舟案首轮引渡聆讯解析：控辩争议点何在？后续有何走向？》《孟晚舟案抗辩思路及庭审进展》，甚至为新媒体稿件制作了简单的思维导图以助说明。而要做这样的稿子，我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尽快去理解、“消化”涉及法律、司法体系等方面的内容。事实证明，孟晚舟事件是一起政治事件。政治问题终须靠政治解决。这一点，在中新社发出的一系列报道中，也反复得到了体现。

2019年5月，余瑞冬在孟晚舟位于温哥华的住宅前拍摄采访。

站稳立场的同时，我们的报道也需要立足于媒体自身的定位特点，掌握好调性。中新社的报道一向追求“中新风格”“中新视角”，力图以平和、客观的报道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立场。中新社今年以来推出的《东西问》栏目，也是在力图解答一些东西方的差异问题，促进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

面对孟晚舟事件这样的题材，我们的媒体处理报道时需要的是理性、严肃、冷静，需要用客观事实让受众看到事件的真相和本质，而非简单地情绪化，甚至是刻意地“带节奏”。孟晚舟事件关注度高。但对它的报道不应该沦为博眼球、赚流量的卖点。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手段服务受众，不应该意味着低俗化和简单的“萌化”。对孟晚舟事件的报道，则可以是观察、思考、体悟当今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样本；也是帮助我们反思自身工作、不断提升自我的一个样本。如果只是简单地翻译、引述当地媒体，那就失去了驻外记者存在的意义或必要性。抵达现场、求证事实、站稳立场，把握调性，是我作为驻外记者对自身工作的要求。

我们的报道、特别是对外报道，应该思考如何不断地促进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包括对我们的国情、政策，以及中国和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民族性格的了解。同时，我们也需要更多地思考怎么和外部世界打交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我们每一位新闻同行都有责任在各自岗位上作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