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法国前总理主动加微信？一文带你搞定“高端访谈”（文末有彩蛋）
时光荏苒，转眼在德国做常驻记者已五年有余，而从事记者职业则刚好七年半。
七年多来，既有刚入行三个月即报道轰动全球各大媒体的“383方案”的“初生牛犊不怕虎”，也曾有在马航370失联现场的守候、在鲁甸地震震中的叩问。
▲中新社驻德国分社首席记者彭大伟，在第四届“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国际论坛。
但回望这2700多个日夜，最令我难忘也最收获良多的，恐怕要属曾经对近百位中外政商学界领袖和文化精英进行的专访，或曰独家采访。
▲2019年3月，彭大伟在欧委会前主席、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办公室内对其进行专访后合影。
由于篇幅等原因，最终呈现的稿件常常无法百分之百地体现受访者的独到见解和人格魅力，在此谨挑选这些年的几则故事，讲述高端访谈背后的乐趣与秘辛。
文末有福利！
帮记者打饭的诺奖得主
2018年6月，德国博登湖上的小岛林道（Lindau）迎来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得主大会”。来自全球的39位诺贝尔奖得主和600名青年科学家在此进行近一周的研讨。
经过认真准备采访提纲，我获得了专访朱棣文的机会。他表示很愿意和我共进午餐，一边吃饭一边对话。
见到朱棣文本人后，才意识到这位曾任美国能源部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竟出奇的谦和。
我们在林道会议中心的自助餐厅用餐，谈话全程以英文进行。打饭时，他主动给我递上餐盘，就坐后还主动替我取来刀叉，让我有些难为情。
▲与朱棣文共进午餐，不光盘的人会有很大压力。彭大伟/摄
每次外出采访时，我心中都装着一些被称为“元问题”的命题，遇到适当的人就会抛出。比如，“中国资本市场距离价值投资还有多远”？
这次，我问朱棣文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告别科技上被“卡脖子”的局面？或者说，类似3D打印或者区块链这样的技术什么时候才会首先出现在中国？
朱棣文说，创新分为不同的领域，诺奖得主大会谈论的是基础研究，而微芯片研发事实上不是科学，而是属于工程和技术的范畴。基础研究需要与发展工程技术有不同的“心态”。
他建议中国“两条腿走路”，同时发展好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特别是基础研究”。出席过五届大会的他感到，中国的研究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他所接触到的中国青年学者都充满好奇心，英语水平亦较10-15年前有显著提升。
我们聊到博登湖地区的特产——白葡萄酒。朱棣文很爽快地给自己点了一杯。他笑着说，“我不能喝多了，下午还要看论文”。
午餐终了，我起身收拾电脑，准备告别。朱棣文突然说：“你的沙拉还没吃，不需要了吗？”
我一愣，忙说，是的。他径直取走我面前的盘子，开始享用。
专访拉法兰
如何在36小时内搞定法国前总理？
2019年9月初的一天，我收到柏林一家智库发来的邮件：“诚邀您出席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演讲交流活动”。
正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选题采访对象犯愁的我很快回复了一封请求专访拉法兰的邮件，并附上了采访提纲。
▲彭大伟专访拉法兰视频，来源：中新视频。
数日后，正当我以为邮件石沉大海时，突然收到了回复。智库方面表示拉法兰愿意受访，但更倾向于采访内容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呈现。
作为正在大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通讯社，一次采访、多种形式输出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于是一口答应，届时会做视频。
然而，紧接着我便意识到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德国分社只有我一人“孤军奋战”，在没有外部雇员或实习生的情况下，要想一边对话拉法兰，一边架起三脚架和摄像机拍摄采访画面，实在是力有不逮。
距离商定的采访时间只有36小时，我火速搜寻起能够救急的摄像师，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某华文媒体做特约记者的孔芳。孔曾在德国包豪斯之城德绍学习设计，拍照和摄像都不在话下。
视频的问题解决后，拉法兰助手次日又发来了一个更为苛刻的条件：“为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拉法兰先生只希望以法语受访。你们可以自带翻译。”
我是学德语出身，法语属于门外汉水平，摄像师亦只会德语和英语，爱莫能助。此时距离第二天一早的采访只剩16个小时，且已经是德国的下班时间。要如何在几个小时内找到一位能说法语和中文/德文/英文中任一语言的翻译？
摄像师孔芳联系了她的一位在法国长大的伊朗裔朋友。可惜这位友人因故不在柏林，否则第二天的组合将是“一个中国记者在德国首都通过一位伊朗人的翻译采访法国前总理”，借用蔡依林的歌词，就是“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一番找寻后，我们最终联系上了居于柏林、热心中德文化交流的埃贡先生。老先生早年毕业于历史悠久的柏林法语文理高中，通晓法语。他很乐意为采访提供现场翻译并为我们整理录音。
次日一早，克服万难的临时“摄制组”三人终于如约出现在拉法兰所在酒店的咖啡厅。
▲彭大伟专访拉法兰视频花絮
拉法兰当天心情颇佳，原本商定30分钟的采访一直聊了近一个小时。话题涉及新中国七十年的变化、贸易争端、中法和中欧合作、“一带一路”倡议、中国香港等等。
▲在柏林酒店内专访拉法兰。
采访结束后，我送给拉法兰一本反映中国香港城市风貌的摄影集，他高兴地收下了。
“你有微信吗？”令我颇感意外的是，拉法兰主动拿出手机，让我扫码加上微信。他说，自己用微信已经三四年了，很喜欢通过这个工具与中国朋友保持联络。
▲拉法兰主动邀请记者添加微信好友。
平日里，拉法兰喜欢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他对中国的最新看法。2020年初，中国武汉战疫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我在微信上收到拉法兰发来自己专门录制的一段视频，为武汉和中国加油。
法拉兰说：“我从中国人民身上看到了勇敢、经受考验的能力，他们勤恳、努力……我了解中国政府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及中国人民的巨大能量，这一定能够让你们击败新冠病毒。武汉加油！”
▲拉法兰2020年2月为中国加油，来源：中新视频。
三次采访朱光耀
从人民大会堂到勃兰登堡门
2017年3月18日，当我站在德国西南部名城巴登-巴登的会场内等候时任中国副财长的朱光耀出门受访时，2015年3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等他出现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图为朱光耀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图片来源为中新网。
2015年3月，第一次跑全国两会的我分到了全国政协经济界委员下榻的北京铁道大厦。近两个星期的会期里，我每天除了在酒店大堂试图“拦截”过往的委员，向他们提问和约访，其余时间便是在各个会议室里旁听分组讨论。
“你是哪家媒体？”这天，朱光耀似乎注意到了几天来坐在他身后一直不停敲击笔记本键盘的我，夸了一句勤奋。
朱光耀是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在此前的分组讨论中都坐在一旁，并未主动发言。不过那天，当两位来自香港地区的委员对目前的涉港政策提出了较多意见后，朱光耀主动上前要求发言。
他从1997年自己在财政部国际司时参与中央支持香港应对亚洲金融风暴讲起，详细回顾了回归以来中央给予香港的大量政策支持。会后，朱光耀问我，“你怎么看我讲的内容？”
毫无准备的我想到了在单位报刊阅览室读过的香港报章，结合自己长期报道的沪港通、人民币国际化等话题谈了谈感想。
朱光耀点头表示称许。我顺势提出，请他移步会场外，接受一次专访。
写完这篇《财政部副部长：中国密切关注欧版QE后续效应》的第三天，英国成为首个宣布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作为主管此事的中国副财长，朱光耀一时成为记者们争抢的采访对象。
在铁道大厦遇到朱光耀时，他正要乘车去人民大会堂出席政协会议闭幕会。我抓紧问道，“朱部长，您能再接受一次专访谈一谈亚投行吗？”
朱光耀回答说，可以受访，你闭幕的时候来找我。说罢，没有留下手机号就匆匆离去。
几个小时后，我站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八个出口中的第四个和第五个之间，瞪大了双眼拼命扫视着鱼贯而出的两千多位政协委员。
终于，人群中出现了熟悉的面孔。我大喊一声，叫住朱光耀。这时，其它几家媒体的记者也闻讯赶来，把朱团团围住。
“我今天接受中新社这位记者的采访。你们改天吧。”朱光耀摆摆手，让我跟他一同去衣帽间。
随后，站在大会堂台阶上，我们聊起了亚投行的未来。
朱光耀披露道，“还有很多国家都希望加入”，亚投行对域内外国家都开放。至于是否可能吸纳美国加入，朱光耀说，只要认同亚投行备忘录中确认的原则，亚投行“对所有国家开放”。
题为《英国加入亚投行引美不满中国副财长回应称还有多国希望加入》的稿件发出后四天，德、法、意等国亦宣布加入亚投行。
▲图为朱光耀。彭大伟/摄
时隔一年多，2016年12月，我已转至德国柏林常驻。朱光耀当时来柏林出席二十国集团财政和央行副手会和系列会议期间接受了中国驻德媒体的群访。采访中，他认出了我，还特地起身与我握了手。
那时，特朗普已经胜选，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中美关系走向引发全球关注。次年3月，在巴登-巴登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上，中美两国新任财政部长肖捷和姆努钦首次会面。
会议是闭门会谈，未开放给媒体，我使出浑身解数来到了会谈现场。会议甫一结束，出来向媒体吹风的人正是朱光耀，我感到一块石头落地。当天的稿件《中美两国新财长举行首次会谈强调有信心通过合作解决问题》成为海内外唯一一篇详细披露中美新财长首晤细节的报道。
▲中美两国时任财政部长肖捷（右）和姆努钦（左）首次会面。彭大伟/摄
卸任财政部副部长后，朱光耀又于2018年9月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组织的代表团（团长为周小川）访德，与德国顶尖智库对话。
这次对话的地点是在柏林最具标志性的勃兰登堡门旁一间酒店内。对话结束后的茶歇时间，朱光耀再度向我打开了话匣子：“双方在国企补贴、技术转让等议题坦诚展开了政策交流，中方阐述了立场，德方也提出了要求。但在大方向上，我想双方是一致的，都是要捍卫多边主义，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让记者回归记者
读研学国际新闻时，对CNN著名记者Amanpour的同名栏目《Amanpour》印象颇深。每当看到Amanpour先采访了对某国、某事持批评态度的人士，然后话锋一转，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国家的外长是如何回应的——镜头瞬间切入这位外长的现场连线。
▲应德国总理府之邀参访默克尔办公室。彭大伟供图
在学生时代天真的想象中，一度以为存在一种类似“打响指”的操作，一语不合就对话一位大佬。
而当真正从事新闻职业后，才明白这种连线“国际大佬”的背后是事前无数的沟通和协调工作，往往需要提前数月甚至数年去做努力。
▲2020年1月彭大伟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前往瑞士达沃斯报道了两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我不禁思考，记者职业究竟意味着什么？记者个人的采访突破能力与其所供职的媒体平台美誉度之间是何种关系？如何才能不因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何出发，不因采访了太多身处聚光灯中央的人物而生出“可以代表整个大洲”这样的冲动？
记者职业可能更像一场马拉松，途中时而经过迷人的风景、喝彩的观众，但大部分时光总是一个人孤独地坚持。
▲报道柏林新机场启用。彭大伟供图
写到这里，想起国内如今越来越常讨论的“职业倦怠”（Burnout）。2020年一场新冠疫情，让东西方的人都体会到身心倦怠的沉重。流媒体视频平台网飞在年底推出的戏谑纪录片索性直白地取名曰《永别了，2020年》（Death to 2020）。
从业数年，每当想要偷懒时，总会想起学生时代一次在北京单向街参加与何伟（Peter Hessler）的对谈。他当时通过出版“中国三部曲”已经曝得大名，被誉为“描述中国的最受瞩目的作家”。而在当天的活动中，何伟笔记本不离手，随时记录对谈中的任何闪光点，甚至包括观众答问环节也不例外。
更不用说去年武汉封城后，我社众多奔向前方的“逆行者”们了。有了他们的冲锋陷阵在前，我即使在德国疫情最吃紧的时刻也没有选择“躺平”，而是继续做着约访和外出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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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欣赏彭大伟德语版欢乐颂！
作者：彭大伟
编辑：孙翔
表情包：游雪斌
首席与头牌：你们派出国的“梅兰芳”快回来了（文末献唱《锁麟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