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焕荣：多出好记者，多讲好故事

▲曹焕荣

高渊在人民日报工作了13年，在解放日报工作了14年。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我很高兴能有机会参加今天的作品研讨会。刚才听了周瑞金老领导（先后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书面发言，很受教育和启发。我们研讨高渊作品，实际上可以设一个主论坛、几个分论坛。因为这是高渊成长之路和所写作品具有的特质决定的。他这些年的采编实践，回答了当今记者面临的多个大问题，比如：

——可以讨论互联网条件下新型记者的范式。上世纪90年代初，老周在领导筹办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时，曾对包括高渊在内的记者们提过三个要求，一是熟练掌握电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有运用互联网的能力；二是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就是要面向世界，具有知晓中外、纵观全球的本事；三是熟练掌握驾车技术。记得当时分社曾利用午休时间办《新概念英语》班，外语好的记者自己当老师；一批人自掏5000多元学开车，成为1995、1996年就拿到驾照的老司机。显然，高渊朝这些方向努力了，有些方面还超出了老周的期待，如他从一个纯粹“爬格子”写文稿的人转型，参与创办了如今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APP“上海观察”（现名“上观新闻”）。互联网时代如何当一名优秀记者，以高渊为例是可以议出点东西来的。 

——可以讨论党报记者的高端站位与平行叙事。高渊的稿子从选题看，基本是高大上的，惯于站在宏观层面，议题常常是顶到“天花板”的，但读的时候你又不会觉得他“耸”着、“端”着，感到很顺畅、不费力。他的那种高大上并不是悬在半空、大而无当，与受众的接受心理、阅读欲望、关注视角，乃至与多数读的人现有的知识水平很适配。双方没有大的隔阂、大的落差，很容易对接，实现了重题材的轻阅读。 

——可以讨论深度报道的专业化呈现。高渊的作品以深度报道为主，通常都有较强专业性。有的记者要是能把自己分管领域、条线的报道写得比较专业，已经很不错了。但是，高渊属于这样一种记者，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无论什么题材，写什么像什么；无论接过什么题材、无论涉及哪个行当，他不用太长时间交出的稿子，都能像模像样，如同出自业内人士之手。在传播界低门槛准入、似乎人人都可以当记者的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新闻化的专业”，呈现在新闻纸上的专业。 

——可以讨论高水平记者的成长之路。高渊很幸运，他到目前为止的职业生涯，基本是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这两份人才济济的大报度过的。不谈本人因素，高渊脱颖而出的外部“密码”在哪？揭示出来，能为更多记者尤其是年轻同行提供一个可供借鉴、拷贝的母版。当年，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直接抓解放日报社的深度转型、融合发展，设“路线图”“时间表”，十分重要的是有配套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其中一条是设特聘首席记者，高渊成为“吃螃蟹者”。这些年过来，实践证明是很成功的。在我的记忆中，高渊在华东分社时任过“主笔”，这个角色大家可能有些陌生，是人民日报华东版时任总编辑吴长生的一种岗位设计，与解放日报后来的做法有相近之处，旨在于让有专长的人心无旁骛地做专业事，高渊那么能写，那就不要去做行政工作了，也不要把主要精力投放在编辑工作上、去改别人的稿子，就专心致志地去写自己的稿子。现在解放日报在这方面已做得比较成型，有值得总结的地方。 

▲10月20日高渊作品研讨会现场

如果从以上四个方面来讨论高渊作品，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收获。回到今天的主题，研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感到同样带有普遍性、十分有意义。谈几点感受：

强调讲故事，不仅是为了让报道软下来、活起来、跳出来，更是为了给思想找寻到一个形象、生动的载体。主流媒体讲故事，目的当然要让报道变得更好看、更耐读，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的定位和担当，决定所写作品的故事必须有思想性。所以，解放日报今天要围绕“写思想般写故事，写故事般写思想”，展开研讨高渊的作品。

这里，我要稍微扯开一些，转述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今年初对我讲过的“三个昭通”的故事。他说，1月，他刚从云南昭通回到上海，马上就遇到黄浦区出现的疫情，社区就在昭通路；市里举行新闻发布会，黄浦区分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副区长和他一起出席通报情况，她正好是云南昭通人。你说巧不巧？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如果写张文宏的稿子，把“三个昭通”当个佐料、当个花絮，当然可以，轻松调侃，一笑了之。但是，一个好记者不会止步于此，还会深挖下去，探寻故事背后还有什么，有没有更深的东西，包括思想内涵。比如，张文宏去云南昭通，既参与沪滇对口合作，还在调研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了解，他头脑里想的是平行的两件事，当务之急是眼下的新冠疫情防控，长线是中国西南部多年存在的大量结核、丙肝、爱滋病等传染病的防控，在完成脱贫攻坚后如不把这件事抓起来，这些患者就会因病返贫。所以他对云南昭通之行是想得很远、很深的。再比如，他作为医生，与黄浦区那位昭通籍的副区长等密切合作，在昭通路范围内精准防控，引用当年陈毅市长的话说，是“瓷器店里抓老鼠”，这在展开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是很有指导性的。这样写，是不是属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写故事般写思想”？

我由此想到高渊写的另一篇特稿《长三角最敏感工程面纱轻褪（坎坷九年洋山梦，洋山港牵动长三角格局新变，嵊泗的心思）》，小洋山岛对面大洋山岛那家旅店上马下马、建建停停的故事，至今让人忘不了。可以说，他是把围绕洋山深水港建设的“期待”“矛盾”“反复”这些词，都写在一位旅店老板的身躯上了。

强调讲故事，不只是非得把笔头练得很“花”、把文采搞得很浓，而是要学会虚实结合、形象与抽象思维的统一。我们每个人都活在故事里，所有人都在编撰故事、演绎故事，关键是如何发现、怎么描述。这就涉及一个思维定势的问题了。我这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从风格讲，高渊作品大多不属于很花哨、很艳丽、很动情的那种，总体看很平实、很淡雅、很质朴，叙事也是那么从容不迫、不疾不徐。那么，他靠什么抓眼球、打动人呢？还是在报道中嵌入了一串串具有思想含量的故事，或者说整篇报道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比如，他写过一篇“开心人”大药房，讲上海一家廉价连锁药店，就体裁来说属于工作通讯吧。但是，他从药店上午一开门，老百姓像进超市般蜂拥而入写起，四五千字，通篇就讲一个故事。我当时曾对他说，“你这不是观点加例子，而是例子带观点，更像是例子包观点”。

比如，这次我又读高渊写上海杨浦区旧区改造的通讯《杨浦有股劲》，时任区委书记陈安杰特别满意。这篇通讯的结构和“开心人”大药房不一样，里面的故事是成串的，每个故事与议论粘合在一起，严丝合缝又单独出彩。

他在文中写“大众浴室”，上海人无论如何不会忘记以前冬天洗澡有多难，上澡堂是要排长队的，如今老工业区改造，“大众浴室”保下来了。他写上海老公房那种“筒子楼”合用的厨房厕所改建，也让人产生联想，以前早上起来排队大小便的滋味同样是忘不了的。

我真是觉得，今天把“思想”和“故事”两个词并列，平行放在一起，但我们真正缺的是思想，而不是故事；首先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故事。思想有了，就能有意识地去发现、去选择；当然，故事本身反过来也会启发人，促使记者去提练，但你缺乏应有的思想基础与高度、不掌握应有的思想方法，它很可能就从你眼前溜过去了。

所以，我们要肯定高渊是一个乐于、勤于、善于思考的人。因为参加这个会，我自然记起20多年前和他讨论过的一些问题，里面都有故事。仅在市政建设领域，就可以举出多个。比如，为什么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人们曾经有“车子跳，上海到”的说法？他多次在稿子中围绕这六个字，讲上海抓工程质量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沪宁高速公路不直接沿武宁路通到中山西路，与内环线相接？他从许多上海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写了上海城市规划的一些故事。再如，为什么长江口航道“束水冲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问题？他对此钻得很深，掌握了很多材料，包括不少故事。

由于有了知识和思想储备，我与他商量就航道整治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建议上马建设洋山深水港写一个内参，他很快成稿，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可以说，现在上海建成世界最大现代化港口、成为国际航运中心，记者也是作了应有贡献的。

总之，我们不难发现，他在提出、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时，脑子里都是有画面、有人物、有矛盾、有冲突的，这从一开始就满足了故事的基本要素和主要构件。他完全用不着靠华丽词藻，就能写出很好的故事来。

（以下为会议结束前的补充发言↓）

我能不能补充几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没想到解放日报领导对新闻业务的研究这么重视，从社长到总编辑全部参加，在家的都来了；全程参加，会开到现在齐刷刷地都在听；全部发言，讲得很专业、很到位，我听后学到很多，在李芸、陈颂清同志作总结发言前，想再谈两点感想。

一是多出高渊这样的记者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首先，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好记者。其次，互联网传播格局需要更多的好记者。“自媒体”这么多，“全民记者”的概念也形成了，我们不多几个高渊，还刷什么脸？作为专业的报、台、网还有什么存在感？这种必要性明摆着，十分清楚，也就不展开了。

另外，从媒体自身发展看，也提供了这种可能。以前我们进人民日报时，只有8个版。那时，对记者尤其是年轻记者成长的想法蛮矛盾的，既怕你不写、写不了，又怕你写多了，出去采访前领导甚至会提出今天有点不好理解的要求“多看多听不一定多写”。为什么？版面有限，容不下，稿子发不出去。像高渊这样的记者多了，版面压力大，受不了。

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报纸版面大幅增加，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背景下纸媒的文字报道不宜短小，就应该长、追求深度。因此，给有才华的记者提供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办了一批网、端，还有公号、个人账号，无论出多少个高渊、有多少作品都能容纳，而且多多益善。可以肯定的是，从今天的外部挑战和内部条件看，更多拷贝类似高渊的好记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二是怎样才能多出高渊这样的记者？从管理角度，觉得有三点要提一下： 

 ——稿件定额。这涉及新闻单位的考核问题。我想，高渊比较幸运的是，当了这么多年记者，基本上没受到过严格的定额考核，规定一个月必须写多少篇、多少字，在人民日报时基本没有，在解放日报时也基本没有。许多时候，他不存在篇数、字数的压力，能将更多时间放在学习、调研上，把全部心思用在稿件质量上。陈颂清总编辑20多年前就是华东分社的部门领导，应该有这个印象，当时我们办人民日报华东版时，不光是高渊，对所有人都不设定额。有一个从省报新调过来的记者叫郝洪，干得特别出色，很快就成了一位名记者、大记者。她原来所在的报社讨论“郝洪现象”，分析多个重要原因，其中一个是我们不给记者规定数量，主要看稿件质量。结果是，没定额比有定额出的作品还要多、还要好。他们反思自己的记者陷在定额里了，被框在多少篇、多少字里了，整天考虑的“记工分”。这种现象怎么看？值得研究。我一直认为记者考核是一件极难的事，弄好了能得“软科学”奖。如果没有定额，懒懒散散的，弄不好每天的版面都可能填不满；如果靠硬性的定额，他凑凑合合，一交了事，办报质量肯定也上不去。因此，我们要好好想想新闻单位的考核究竟怎么搞，没定额不行，但简单化地完全套用经济活动中的计量方法，来考核创新型的脑力劳动，恐怕也不行。能不能探讨，如对初中级记者实行完整的定额管理，对中高级记者实行部分的定额管理，像高渊这样层面的记者就全部放开？如何在定额中加入质的概念，增加好稿的权重？ 

 ——条线分割。刚才有同事谈到，高渊这些年是什么题材都写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有什么条线、口子、区域之分去限制他。我觉得这一条也值得琢磨。新闻单位的内部分工长期受制于计划经济，有人说最早是从苏联真理报学来的。这些年变化很大，但仍留有以往的痕迹。尽管经济报道、政治报道、文化报道等实际上都有内在联系、都是打通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但我们从管理角度，对记者仍是按条线、按大口、按区域去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我跑工商口，就不能触及文化口；他从事上海报道，就不能越城池一步，把手伸到人家的地盘去。这种分法是不是在限制新闻生产力？新闻单位内部要有相对分工，但分工不是设障、划界。我们不应该用条线把充满活力的记者框得死死的，把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空间搞得小小的。现在完全取消记者分工，恐怕还不行，但可以考虑分得粗一些甚至模糊一些；同时，讲明允许越线、破圈，鼓励不分部门、职务、职级人人都可以为出更多好报道跨界越线；至于高渊这样的特聘首席记者，我相信报社领导一定会继续把他作为不受任何条线、地域限制的机动记者来用。 

——岗位轮换。在刚才的讨论中，也有同事提到：年轻记者入行，先干什么为好？我感觉，高渊能够取得今天这些成绩、达到今天的高度，跟他最早接触评论、后来又不断接触评论有关。在人民日报，几乎所有人都把评论看作自己必须保持的“基因”，报社和部门领导都以是否擅长评论写作作为判断一个记者、编辑有无“未来”的标准。所以，一进华东分社，高渊就把精力下在评论上，后来还负责“华东时评”等的固定栏目。到解放日报以后，他负责过观点版。这些评论经历，对他后来撰写其他任何作品，都极有帮助。现在我们所处的互联网舆论场，说到底是一个发表评论、阐发观点的场合，哪怕在网上发一个表情，什么笑脸、拱手、献花的，与网民的每一次互动，本质上都在表示看法、表明态度。因此，每一个记者都离不开评论与被评论，都要和评论打交道。还有重要的一条，年轻人到新闻单位工作，一上手就搞评论，练的是写作、更是思想，掌握的是观察、分析的方法。方法论的问题解决好了，在写通讯、消息等任何体裁、题材时都受用无穷。从高渊等好记者的成长看，我感到，不管从事哪个条线、哪个领域报道的记者，都要轮岗，到各种岗位上去历练，但首先应去过评论关。建议报社领导多给大家特别是年轻记者创造这种条件。

 （作者系原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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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编辑：吴  丹  璐

内容来源：解放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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