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汉：为什么中国人答话时, 总是含糊其辞、答非所问？

李景汉金融观察家

金融观察家

编者语

李景汉先生是中国早期社会调查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先驱、社会调查的拓荒者、现代社会调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社会调查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主轴，他一生所从事的社会调查主题众多、地域广阔，在那一代社会学人中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无论是早期的北京调查，鼎盛时期的定县调查，还是后来的边疆调查，都体现了他对社会调查异乎寻常的执着追求和强烈使命。对李景汉先生而言，社会调查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一种毕生信仰，是改造国民性、寻求民族自救的出路、培育国人理性思维、提高人民公共精神、推进社会学本土化的手段。正是这种崇高的使命感驱使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走向田野，孜孜不倦而又乐此不疲的开展一项又一项看似枯燥的社会调查。本文推荐李景汉先生发表的文章《中国人的普通毛病》。敬请阅读。

文/李景汉

我因为在近二年里专从事社会调查，所以与普通人们多有接触的机会，就不得不理会他们的性质和习惯。

社会调查者的最大本分是要实地调查社会的状况，搜集赤裸裸的事实，分析所得的材料，作出统计，供学者的研究。若所搜集的材料去事实甚远，社会调查就算完全失了它的功用。准确的事实无论在天下什么地方本是不容易得着的，自然在中国不能是例外。不但不是例外，恐怕在这一方面中国要列为天下第一了。

实地调查最常用的方法是编出问题表来，向人们去询问，再记录他们的回答。若一个人不高兴告诉所询问的事，他自然是不肯回答，即或回答而不说实话，或故意用含糊其辞的话。可是中国人大多数的回答，就连他肯回答和欢喜告诉事实的时候，也是与不回答和不愿说实话几乎相同。兹从我差不多每日所遇见的回答里举出几个例来。

你若到一个工厂或店铺询问它的经理现在共有多少工人或雇员，虽然他知道准确的数目，他的回答仍然是“有几十人”或“有几百人”。这种回答使你无法记录，因为三十人是几十人，八十人也是几十人，相差太多。稍满意的回答是“一百多人”或“一百来人”，至于到底一百“多”若干或“来”多少仍然放你在五里雾中。再稍好一点的回答是“三四十人”或“一百上下人”。你必须用很久的工夫和各样的问法才能挤出一个准确数目来。

你若问一个车夫昨天拉了多少钱，他的回答是“几十枚铜元”或“一百多枚”。问一位久居本村的老者关于村中的户口数目，他的回答是“人家不多”、“不少人家”或“有百十来家子”。你若旅行的时候问本地的乡人关于前面的村庄有多少里，他的回答是“十五六里”。及至你往前走了二三里路，再问一个人还有多少里路，他的回答有时是“二十多里路”。往往自甲村至乙村的里数不等于自乙村至甲村的里数，山路的十里不等于平地的十里，相差不止一倍。

以上的回答还是被询问的人明白了你的问题，才有如此的比较好的结果。还有许多时候简直是所答非所问。你到一个工人的家里问他家中的主妇昨天吃的是什么米面、并且一共吃了几斤，她的回答是 “二斤玉米面”。及至你惊讶问道:“怎么六口人会吃这么少?”她回答说“这是早饭”，她没把晚饭计算在内。你问卖白菜的人一天卖多少斤白菜，他的回答是“能卖两筐”。你问一个卖果子的人:“像这样大的苹果你一天可以卖多少?”他的回答是：“十几斤。”

还有时人们的回答和没回答毫无分别，可是回答的人觉得已经给了满意的回答。你问一农人为什么本地不种棉花，他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不种棉花”。你问一个人为什么这一方的人多种树，他回答是 “是，我们这里人多种树。”

中国普通人们的这种模模糊糊、所答非所问的习惯不但是一种普通的毛病，也可以说是成了一种神经病。不过我们自幼活在这种环境里，也就不觉得它的存在、讨厌和重要。到过中国的西国人士就立刻感受它的不便。

一位久居中国、善操华语的美人尝云:“中国人说话……悬于空际，四围没有着落。”他也尝引用几件事情表明中国人的言语含糊和麻木不仁的状态。他一次问及某人身高几尺，及至某人回答以后，旁边听见的人都很奇怪，因为看他的身材比他所说的尺寸一定还高许多。后来才知道，此人并未将他的头算在其内，只高至肩膀为止。因为他曾当兵，军队中只注重躯干的长短。一次问某乡人的本村离城多远，他的回答是九十里，但后来继续谈话才晓得，他说的是来回九十里，其实是四十五里。

某人至医院买了入门证，从候诊室按着病人的次序进入看病室。医生为他用了很久的工夫看病配药。他出去以后，过了很久的工夫又自候诊室进来。问他，不是已经看完了么，他的回答是:“但是除去方才所看的病，还有一样别的病!”

又有某人在颈上生了一个茶碗大小的疙瘩，住在病院医治，日见痊愈。到院后十八日忽然他告诉医生，他的腿使他疼得不能睡觉。及至医生一查看才发见，他的腿上也有一个与颈上大小相似的一个恶疮。这个病人的意思是先治好了颈上的再治腿上的!

我在从前读了这一类的故事，以为若不是有意糟蹋，必是言过其实。及至我有了这许多与普通人们接触的机会，使我不得不有几分同意。这实在是人们的普通毛病。我恐怕这种毛病不止限于知识简单的普通人。

陈翰笙先生在《新教育评论》第十二卷第十二期里发表了一篇 “呜呼中学的历史程度”。他研究科学和整顿教育的热诚使他深为投考历史的学生非常可惜。不但答错了的占大部分，而且所答的笑话极多。若陈教授作几天社会调查的事情，或者他能得着不少的安慰，不至于为他们的成绩如此的着急。诚如陈先生所说“：五十年或一二百年的差别，在中学毕业生的记忆中许是毫无意义。”

我很疑惑是否这许多地点、人名或年代的答错与我们中国普通人们的模模糊糊的性质很有关系。普通人们所知道的事情尚且不能给一个明白回答，或很显然的问题尚且听错；何况历史的事实没有记得清楚，无怪乎所答的是与题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从中国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准确的毛病来。每逢描写一个美人的时候，不是用“闭月羞花之貌”，就是用 “沉鱼落雁之容”，不然，就是“倾城倾国之色”，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告诉我们她美的真相。

报纸上的通电也叫我们摸不着头脑，看不出他是主和还是主战。固然有许多是滑头，故意叫人弄不清楚。有人说中国人的言语文章是“八仙桌盖井口，随方就圆”。无怪乎中国各处的度量衡不相等，货币不统一，编制的统计出笑话。我在十几岁念地理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四万万，现在仍然是四万万，还有说五万万的，也有说三万万的。美国人口的总数才有一万万，我们人口的差数就等于二万万。

这种不精密的毛病与向来中国的科学不发达或有很大的关系，恐怕也要阻碍我们将来科学的进步。因为科学必须是极准确的，决不是“大概齐”的人们所能发明或改进的。我信这种毛病决不是中国人生而就有的性质，乃是环境所养成的习惯。这一种差不多已经成了第二种天性的习惯，若不设法纠正或铲除，与我们社会的进步很有关系。

至于铲除的方法，我不得不希望从事教育事业的人，尤其是小学教员，在儿童应对或作文章的时候要造成他们的精密准确的习惯，将论理学和统计学列入中学与大学的必读课程里。若任凭这种毛病继续下去，不但我们的社会调查工作感受极大的不便，就连我们民族的精神都受影响。

再小而言之，以这些模模糊糊的人管理汽车、火车与各种无情的机器，恐怕也不见得妥当！

完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智囊视角”，2021年10月5日，原载于《现代评论》1924年第4卷（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篇编辑：王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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