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初衷

王慧敏风吹过的街道边

不改初衷

作者：劳罕（王慧敏）

《新闻战线》约我谈谈坚守新闻理想。起初，我没敢应承——因为，从业以来，自己只是在尽媒体人的本分。

前不久回报社开年会，在报社大院里碰到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事，他问我：“当记者，前面几年劲头会很足，后来兴趣慢慢也就淡了。你怎么老是那么有激情？”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回首来路，我给了自己这样的解释：因为走上新闻这条路，我比别人有更多的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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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记者梦”

我的 “记者梦”，从中学就开始了。高中的政治老师是个 “老革命”：曾参加过 “延安整风”，当过随军记者，和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是战友。后来由于 “政治运动”，阴差阳错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

他和我很谈得来。我有事没事总喜欢缠着他讲当年的记者生涯。每一次，他都说得眉飞色舞；而我，则听得心驰神往！

1984年考大学时，第一、第二志愿报的都是新闻系，不期却被录到了兰州大学历史系。心中的落寞是可想而知了。

新生开学不久，从学校的阅报栏里看到人民日报社新闻智力开发中心函授部正在招生。我欣喜若狂，便报了名。记得学费是73元——这在当时可算个大数目。

有同学笑我：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怎么还去念函授？

我不以为意，学得非常认真。书包总被函授教材塞得鼓鼓囊囊，一有闲暇就会拿出来认认真真展读。最初的新闻学知识就是从那些教材里学来的。

人民日报的函授教材，编得很认真，尤其讲究 “实战”。即使讲新闻学原理，也是通过实践去阐释，让你觉得可摸可触。而一线记者的采访心得，更让人觉得过瘾，我仿佛随着记者来到了一个个新闻现场。

函授部还不时推介一些好的范文。记得有一期是《国内外新闻作品选评》，厚厚一大本，前面是原文，后面附资深记者、编辑的点评。

无论是原文还是点评，我全部都背了下来。像《森特雷利亚五号矿的悲剧》《从一分钟看三十五年巨变》《伦敦泰晤士河出现海豹》《审判萨文柯夫旁听记》这些篇什，至今我仍能全文背诵出。

可惜的是，不到一年，函授便上完了。我又陷入了失望！这时候，“记者梦” 已从 “腠理” 深入到了 “骨髓”。我给校长写信，要求转系。

当时，转系，学校还没有先例。辅导员批评我专业思想不稳固。班上一个团支部委员还来谈心，劝我放弃 “不良念头”。我不管不顾，仍一封接一封写。先是写给校长徐躬耦老师；徐校长调走后，我又写给继任校长胡之德老师。尽管一封封全都泥牛入海！

不觉已经到了二年级下学期。一天，系办公室老师突然通知我到新闻系去一下。我的心怦怦直跳。

新闻系主任张默接见了我。他透过眼镜好奇地打量了我好久，和蔼地问：“你给胡校长写了好多封信，要求转系。信都转到我这里来了。胡校长被你的执著打动，批示我们了解一下你的情况。你现在就给我详细谈谈为什么要转系？”

我热泪盈眶，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把 “记者梦” 这段历史，详详细细和盘托出。一讲就是大半天。

事后，自己也很惊讶：一向木讷的我，为什么那会儿讲得如此流畅！

也许被我的诚心打动，张老师最后说：“这样吧，原则上同意你转系。但你必须从一年级学起。”

我有些得寸进尺了，大着胆子提出了一个要求：“我一直在学新闻函授，自认为掌握得还不错。能不能进行一下测试，如果合格的话能否直接读二年级？”

张老师没有当即答应，说回去研究一下。

过了不久（记得是个星期日），在新闻系资料室，三位老师对我进行了会考——分笔试和现场答辩。很正规，整整搞了一天。

对于结果，看来老师们比较满意。我如愿以偿地直接上了二年级。

不过，系里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在毕业前修完新闻系所规定的全部课程。一个学分也不能少，否则必须推迟一年毕业。”

84级是兰州大学新闻系的首届，学校对这一届的教学质量非常重视！

无论哪个系，大学前两年课业都很重。于是，我一边学二年级的课，一边补修一年级的课。

到了期末就更累了，往往是考完二年级的，又要去考一年级的。有时候，一天要进三四次考场。记得考新闻史时，由于 “连轴转”，中途竟趴在桌上睡着了。监考的老师姓朱，很生气，本想斥责一番。拿起卷子一看，她乐了，没有忍心叫醒我。那门课我考了全班最高分。

亏得当时年轻，竟硬是顶了下来。就这样，1988年夏，我以4年选修课程最多、总平均分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后来，又到武汉大学新闻系读了3年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了人民日报。终于见到了以前只有在函授教材中才能见到的前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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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足然后学

初到报社，被分到了经济部农村组。

经济部业务氛围很浓。当时，人民日报只有8个版，上一篇稿子非常困难。在这种氛围下，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才圆了 “记者梦”，所以，我倍加珍惜。

当时经济部在5号楼办公。为了能尽快胜任工作，我基本上天天待在办公室。后来干脆以办公室为家了：门卫值班室的床坏了一条腿，被弃置在垃圾堆。我用几块砖垫起断腿，在办公室两个书柜后面给它找了个归宿。

一个办公室4个人，男女都有，怕大家有时来早了自己只穿内衣不雅观，写累了，我通常和衣而卧，并在同事上班前爬起来整理好内务。只有休息日，才敢 “宽衣解带” 放松一下。就这样，我在办公室一住就是六七年，直到搬进开放式工作平台。

其间有个插曲。为了赶稿子，我经常通宵达旦。这招来了误解：门卫向经济部领导反映，说235办公室经常下班不关灯，不注意节约用电。

于是，开例会时领导批评了我。特别感谢同一办公室的江夏同志，她仗义执言，当即告诉领导：“不是忘了关灯。人家王慧敏经常彻夜都在写稿。”

在经济部9个年头，我学到了很多很多……许多老领导、老前辈都曾经手把手教我写稿。有时候一篇几百字的小稿子，他们能用红笔帮我修改四五遍。

记得1994年前后，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发表文章说：凭中国的耕地资源，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当时的经济部副主任何加正布置我搞个调研：中国人究竟能不能养活自己？

这篇稿子，耗时半年多，先后写了7稿。每一稿，何主任都悉心指导。尽管这篇稿子最终未能通过，但让我学会了如何搞深度报道，如何写经济述评，如何去积累资料。

这7份草稿，我一直保存至今。

我有个习惯，思路不畅时，喜欢绕着5号楼前那棵雪松踱步。一天深夜，我又绕着那棵树转圈圈，门卫师傅凑过来怜悯地说：“看来你们写文章也很辛苦啊！”

我从小喜欢文学，中学便有小说发表。但写言论之类的思辨性文章，一直找不到门径。经济部有一个传统，言论必须过关。评判标准是：无论你的消息、通讯写得多么出色，如果言论写不好，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还有考核指标：两个月内至少发表一篇言论，否则，其他稿件即使写得再多，也视同没有完成任务。这个好制度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

到经济部不久，当时的农村组组长让我给一篇读者来信配个短评。信是河北邯郸一个农民写的，讲的是：由计划经济乍然进入市场经济，农民遇到了诸多不适应，呼吁政府能予以帮助。

我配写的短评题目是《扶着农民进市场》，大意是：农民受所处环境、能力所限，突然走进市场经济大门，难免步履蹒跚。所以，政府不能撒手不管，最好扶上马送一程。

估计是因为笔力不逮，没有写透，组长看后把稿子撂回我桌上：“都搞市场经济了，还扶着农民进市场？什么乱七八糟的！”

人家可能并没有恶意，但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我！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言论写好。

5号楼边上就是图书馆。当时，图书馆一直开到晚上10点半。只要不出差，无论刮风下雨，每天吃完晚餐我就到图书馆翻阅报纸。专门看言论：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后、编者按……一篇不落地看，看到好的就抄下来。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抄到创刊号，3年多的时间，抄写的笔记本装满了３个 “奇强洗衣粉” 纸箱。

1997年我到河南虞城挂职，就带着这三个箱子。一有空就拿出来反复诵读。县里的干部喜欢串门，我在居室的门上写了个纸条：晚7:30之后，恕不待客！

挂职的两年多时间，是这三箱笔记本陪伴我度过县政府大院的漫漫长夜。

有了这份积淀，回到报社后，写言论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并引起了关注，邵华泽社长多次在大样上批示予以表扬。邵社长还向经济部的同志打听：“王慧敏是哪位女同志啊？” 这份积淀，也为我后来在报纸上开《下乡手记》专栏奠定了基础。

有的人认为 “新闻无学”。其实，新闻里面大有学问——没有学养绝对成不了一名好记者。

我读的研究生，系武汉大学与经济日报合招。范敬宜先生是我的导师之一。第一次去见范老师，他问我：“看过梁厚甫的哪些书？” 我一下子懵了。在当时，只知道梁厚甫是个美籍华裔报人，对他的作品从无涉猎。

他接着问我：“会背吴伟业的《圆圆曲》吗？” 我背了几句便卡了壳……

他将剩余的部分一口气背完，然后严肃地告诉我：“新闻要有文化含量，记者要有人文情怀。要想当个好记者，文化底蕴非常重要。一个人文笔的高低赖于文化的深浅厚薄。”

从他的房间出来，汗湿脊背。此后的这么多年来，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背书：诗、词、歌、赋、著名演讲、优秀小说、经典新闻作品，无所不背。每过一段时间，我就要给自己归置出下一时期所要背的内容。每天至少背一个半小时。

范老师很重视文笔，他曾说：“现在新闻圈里有一种不好的现象——轻视文字。如果谁要鄙薄一个记者，会在数说了一顿不是之后来这么一句 ‘这人，文字还行’。其实，这是把本末闹拧了。文字是新闻从业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文字基础，绝对当不成好记者。” 他告诉我，他的每一篇稿子都经过反复修改，就是写一篇小消息也不轻易放过。《再给后代五千年》不足500个字，他从晚上10点钟开始动笔，一直写到次日凌晨5点多钟，先后换了7个导语。

遵从师训，我一直把 “敬惜文字” 当做新闻从业的信条。有时候碰上年轻的编辑约稿：“王老师，写这点小玩意，对你来说应该很轻松。快点交稿呀。” 我赶紧纠正：“我写任何东西都觉得有压力。时间能否宽裕一点？”

这绝不是谦虚！干的年头越久，对文字越有敬畏感。有时候编辑已在催稿了，自己还觉得没写到位，迟迟不敢撒手。

2003年7月，时任社长王晨同志布置了一个任务，惭愧的是，我几个月后才交稿。当时的记者部主任杨振武同志替我做了解释。他在业务研讨《提倡 “六易其稿” 精神》中写道：

一篇稿件，实地采访半个多月，精心打磨一个半月，先后六易其稿，这就是11月4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的长篇通讯《热血铸雄关——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军民戍边纪实》，作者是新疆站的王慧敏同志。这篇稿件是王晨社长7月中旬布置的。我与王慧敏通了电话，问他能不能在 “八一” 前交稿？他回答：“现有的材料还不行，要看下去采访的情况才能定。”

王慧敏每次完成任务都很出色，而这次，不但 “八一” 没有交稿，8月底仍无音信。我打电话催稿了，王慧敏说：“很抱歉，稿子写得不满意，正在改。” 过几天，他怕我着急，又主动打电话来说：“还在改。” 一直等到9月22日，稿子来了，并附言：“因为题材和本人水平所限，稿子写得很艰难。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六易其稿。自己觉得还不是很满意，请领导斧正。” 我连夜看完，深为其构思和文笔所感动，7000字的稿子，删改不过二十字。9月23日，在送社长审稿时，我写了这样一段话：“王慧敏同志这篇稿子拖得时间比较长，主要是他想写好，六易其稿说明他尽了力。我们在文字上略作改动，送上，请指示。” 10月22日，王晨同志认真审阅稿件后批示：“这是全国拥军爱民、戍边为民的一个典型。王慧敏同志坚持 ‘三贴近’，下工夫写出此稿。我意可作为特例，择机发表这一长篇通讯。” 10月23日，张研农总编辑在此稿上批示：“一版转，发好。”

一篇驻站记者采写的稿件，社长批示作为 “特例”，总编辑批示要 “发好”，其被重视的程度之高，是不多见的。王慧敏在完成任务中所表现的 “六易其稿” 精神，很值得我们总结和发扬。“六易其稿” 的核心是敬业。记者的敬业精神就表现在把新闻真正当作事业来做。具体说来，就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我们报社，爱我们的报纸，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只有深深的爱，才可能为之奉献而无怨无悔。

……

尽管领导如此宽容，给予莫大的鼓励，但我心里明白：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功夫不到家。在新闻的征程上，自己需要跋涉的路还很长很长。知不足然后学，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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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现场就是记者的战场

2002年我到新疆驻站时，杨振武同志给我说了这么一番话：“驻站记者要想在当地打开局面，必须靠稿子说话，多出精品，打造名篇。” 他还传授了出精品的秘诀：“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站在田埂上找感觉。”

确实，“新闻靠脚板走出来，靠田间地头聊出来。” 回头看看，自己写的有些 “温度” 的新闻，无不是源自新闻现场。

199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写的长篇通讯《太行七贤》，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河北省委、省政府还把这条路命名为 “七贤路”。在当年的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委、交通部也把 “七贤模式”，作为经验向全国推广。

这篇稿子，的的确确是 “靠脚板走出来的”。这条新闻线索来得很有戏剧性：一天，我要擦桌子，随手从办公室即将销毁的废稿堆里取了张纸。废稿的题目引起我的注意——《太行7个山民集资修通致富路》。来稿是条简讯，不足200字。

我想：时下一些先富起来的农民，要么建了楼房建别墅；要么生活上攀比奢华，甚至吃喝嫖赌……7个山里的农民能把血汗钱拿来修路，很有导向意义。

于是，我向部领导请求前去采访。当时，我正在值夜班，为了不耽误拼版，领导让利用双休日快去快回。

周五上完夜班，我坐火车赶到石家庄。马不停蹄又颠簸几十公里赶到灵寿；一打听，距离要去采访的地方还有近百公里，且全是山路。一口水也来不及喝，我又迅速赶往油盆村。

油盆村位居太行山腹地，周围四座大山环绕，从 “盆底” 到 “盆沿” 的山路沿着峭壁而修，有20多公里长。这路，往上看，危崖高耸；往下瞅，谷不见底。

县里同去的司机担心安全，说什么也不愿往前开。

为了体会山民修路的艰辛，也为了确保新闻真实，我决定徒步走。

山上雪花飘飘，狂风怒吼，我冻得浑身直打哆嗦，用了6个多小时才走完全程。来到路的尽头，过度疲劳、山上缺氧，加之一天多没有进食，我再也支持不住了，软绵绵晕倒在地……

稿子刊出时，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同志亲自撰写了一篇700多字长的《编者按》，结尾处这样写道：

为了采访 “太行七贤”，我们的青年记者王慧敏和灵寿县委宣传部的两位同志，徒步跋涉20多公里深入那个海拔2000多米、乱石嶙峋、沟壑纵横的山村。过度疲劳和连续采访使王慧敏一度休克。他是含着热泪写成这篇报道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感染了他，他又力求通过自己的笔感染更多的人民群众。

时任社长邵华泽同志也批示：“王慧敏同志的行为是真正的老八路的传统，是真正的人民日报的风格。值得大家学习。”

写《热血铸雄关》也是如此。这篇稿子就题材而论，不算新——军民戍边。采访时，克州州委、军分区准备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座谈会也开了好几个，但大家说来说去无非是部队帮群众做了哪些好事，或是群众帮部队做了哪些工作。

如果仅仅把这些东西诉诸文字，任你有生花妙笔，恐怕也很难打动读者。

我向军分区领导请求：能不能沿边境线实地走一走？军分区领导不同意，说：“边防连队住宿很困难，有的地方压根就没有路。” 我向领导保证：“绝对不给部队添麻烦。没有住的地方，就和战士们挤一挤；没有路，战士们怎么走，我也怎么走！”

禁不住我软磨硬泡，领导终于放行了。

克州位于祖国西陲帕米尔高原，山地占全州面积的95%，平均海拔3000多米，是新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州。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说的就是这个地方。尽管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但身临其境后才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环境的严酷程度。先不说这里的三四千米的海拔和砭骨的寒冷，光那份荒寂，就压抑得人难受。在边境线上奔波了半个多月，只看到过3个游牧的老乡。四周除了山还是山，而山体寸草不生，永远是那种毫无生气的单调的灰黄色。这里的绝大部分官兵，从入伍到退伍，没有离开过大山一步。一个浙江籍战士告诉我：“在这里，别说见到人，就是看到一只野兔、一只老鼠都会让你高兴得跳起来。”

在某部边防6连，战士们吃饭时，大多得站着或蹲着，因为凳子不够。一个宿舍8个人却只有6张铺板，战士只好并在一起打通铺。那夜，我借宿在战士宿舍。临睡前，辽宁籍战士小谭从箱子里拿出一只甜瓜，执意要让我尝尝。说是过 “八一” 节的时候，连里发的，自己一直舍不得吃。

瓜打开后就放在我床头的一块板上。谁知这只瓜惹了祸。草原上鼠患成灾。入秋后觅食困难，见了瓜，老鼠便炸了锅。熄灯不久，老鼠便争先恐后爬上那块放瓜的板。我打开手电一照，七八只老鼠围着瓜饕餮，地上还有老鼠涌来。有的老鼠竟爬上了床铺。光柱下，鼠眼贼亮贼亮。我一挥手，老鼠们蹭地跳到了地下，但随即又争先恐后地爬了上来。如是者再三。

后来，老鼠干脆对我不理不睬了……那夜，我拥着被子任凭老鼠在我枕旁咯吱咯吱嚼个不停，一直到天亮。在一分一秒数时间的过程中，我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全面的拷问。我们太幸福了！

文章见报后，报社一位退休老同志给我写了封信，说：“在都市待久了，很多人的思想都麻木了，老是怨这怨那。看了这篇文章，我很受震动，在饭桌上我把文章念给全家人听。”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记者的采访条件越来越好。但新闻队伍中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不少记者走出校门便跨进了现代化设施齐全的编采大楼，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了解社会靠的是网络。即使下去采访，也是星级宾馆听汇报，隔着玻璃看庄稼，围着饭桌话桑麻。如此，笔下的新闻，难免与现实有着距离。距离推开了受众，群众有怨言也就在所难免。

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是打通这段距离的有效手段：只有到基层，才能把握社会脉搏的律动；只有到基层，观察、思考问题才能深入；只有到基层，写出的新闻作品才有感染力、生命力和吸引力。

目前，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新技术催生下发展势头迅猛。新媒体在刷新人们媒介接触习惯的同时，也对传统媒体带来了强力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媒体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

我认为：媒体竞争，说到底，是传播内容的竞争。也就是说，内容永远是核心。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播形式，离开了吸引受众的传播内容，恐怕都不可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因此，传统媒体欲在竞争中占领先机，必须在传播内容上下工夫，将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以精对新，以深对快。” 而要做到精、深，记者就必须 “沉下去”。

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邀我去做访谈，主持人朱军问我：“你能为 ‘记者’ 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吗？”

我这样回答：“记者，就是把新闻现场作为战场的战士。”

是的，只有把自己置身于新闻现场，记者才有用武之地，新闻这个职业才有存在的意义。“记者永远在路上！” 这是一条颠扑不灭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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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 “苦” 和 “甜”

这些年，分社都成立了新媒体，单位进了不少新人。我常给他们讲：不要把新闻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应该作为毕生坚守的事业。有了这样的定位，你才能从职业的 “苦” 和 “甜” 中，品尝到人生的乐趣。

曾是《大公报》主笔的王芸生说过：“新闻这种职业，看似人人皆可，但又非常人所能，一个克尽厥职的记者，须具备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和冰霜的操守。”

确实，不具备坚贞的人格和强劲的毅力，绝对当不好记者。因为记者这个职业很辛苦，也有危险。

2003年12月，民工任文华到人民日报驻新疆记者站反映工钱被包工头拖欠一事。为替民工讨回公道，我决定展开追踪报道。

这个欠薪，是一环套一环，牵扯到县政府、派出所等多个机构。里面利益纠葛，盘根错节。有人劝我：“你一个驻站记者，捅这个马蜂窝干什么？” 也有人说：“新疆可不比内地，小心把小命搭进去。” 还有人深夜打匿名电话威胁……

面对这一切，我不为所动，四上米泉，两上昌吉，四下玛纳斯，在风雪中跋涉了2000多公里，发表追踪报道9篇，为任文华讨回了公道。同时，促使该地区展开清欠民工工资大检查，也引起了全社会对农民工欠薪问题的关注。

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了 “7 • 5事件”。当时，我已经调到浙江分社工作。报社一声令下，我回到新疆任人民日报前方报道组总指挥。我们提供的有关情况，为中央研判和处理新疆问题起了重要作用。7月8日零点15分许，报道组在返回驻地途中，车行至乌鲁木齐市河滩路与新医路立交桥南时，遭到埋伏在路边的上百名手持利斧、砍刀、铁棍的暴徒的袭击。

顷刻间，汽车的保险杠、引擎盖、车灯、窗玻璃被砸得一片狼藉，车顶多处凹陷。有人还企图爬上车顶从顶窗施暴。

司机一边猛打方向盘左冲右突逼退靠上来的歹徒，一边迅速倒车。歹徒一边闪躲汽车一边伺机发动新一波攻击，一拨被逼退另一拨又冲上来，嘴里还大声呼喊着：“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汽车右侧的玻璃被斧头砍出一个洞，一把钢刀从洞口直捅进来……

命悬一线间！

后来，公安部门出动数批干警增援，大家凌晨4时才最终撤出危险区域……

事后有人问我：“当时，你想到了什么？”

我回答：“当时什么也来不及想。只盼着突出重围活下来。事后，倒是想了许多——既然全须全尾活了下来，今后就更应该尽职尽责工作。”

当然，当记者也会有很多乐趣——当你的报道对激浊扬清有所帮助、对工作有所促进时，那种快慰是无与伦比的。2014年昆明 “3 • 1事件” 后，我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了《像石榴籽那样紧抱在一起》。文章被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现在，新疆许多公路边的广告牌上，民居的墙上，都写着这句话。1995年，我发表的通讯《山这边，山那边……》，引发了安徽省长达半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大讨论。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卢荣景批示：“这篇稿子是一剂猛药，找到了安徽问题的病灶。” 我写的内参《塔里木河治理面临搁浅之虞》，被中央多位主要领导批示，争取了53亿资金，使塔里木河治理起死回生……

记者这个职业还能天天带给你新鲜感。我给单位的年轻人算了一笔账：记者的职业就是走南闯北，穷究万象。其间，你会看到色彩缤纷的不同风景，你会听到光怪陆离的不同人生。这种阅历，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也是其他行业艳羡而不可能做到的。

其实，人生不就是一种体验嘛！

记者这个职业，还给了你 “平视” 世界的机会。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尽管我们不认为记者是 “无冕之王”，但在具体的采访活动中，无论采访对象是什么人，你确实都可以和他平起平坐。去年，我受命采访一个近年来声名鹊起的企业家。因为知名度高，这个企业家出访，外国元首都趋之若鹜待若上宾。可能由于业务太忙，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他不太愿意配合……为了顺利完成采访任务，我给他发了一则短信：“当别人不把你当回事时，一定要把自己当回事；当别人太把你当回事时，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在命运对你格外垂青时，一定要学会惜福，知道敬畏，懂得退让……”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他，我顺利完成了采访任务。最后大家彼此成了朋友。

新闻从业的乐趣，还在于时间久了，你会从新闻实践中悟出一些从业之道。作为学人来讲，这种收获更会让自己回味无穷。譬如我认为，无论写什么体裁的文章，无论是消息、通讯，还是言论，都要学会讲故事而不是做报告。因为听故事时，人们会支棱着耳朵；而听乏味的报告时，人们则会昏昏欲睡。

我把这个感悟分享给朋友们，大家都觉得很受启发。一位市长朋友说：“我现在的讲话，特别是一些即席讲话，都在使用你的办法——从讲故事切入。”

再譬如，我在新闻研讨会上提出了 “采访对象未必知，记者未必不知” 这一概念。我认为，记者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不称职的记者，不能到位地反映新闻事实，往往是采访对象看了文章后，连皱眉头；第二类是称职的记者，可以不走样地描摹新闻事实，采访对象看了文章后，会说 “噢，是这么回事！”；而第三类记者，不满足于新闻事实本身，目光具有穿透力，能把采访对象潜意识里想表达而未能完整表达的思想挖掘出来，采访对象看了文章后禁不住称赞 “对，这正是我想要说的！”

这一提法，“学院派” 未必认同，但我想，一线的记者和躬身社会实践的干部群众可能会认为有些道理。有例子佐证：新时期，浙江注重经济发展质量，逐渐弱化GDP。我总结出了 “由里往外美” 这一概念。文章见报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说：“我心里影影绰绰有这个概念，可不知用什么准确的词去表达。你总结得真好，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今后这句话将会写到文件里。”

再譬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疆固疆的柱石，也为新疆生态优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一些敌对分子却攻击兵团 “屯垦戍边” 破坏了生态。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写了篇消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力筑大漠生态屏障》，肩题是 “既作国土卫士又作保护生态卫士”。“两个卫士” 的提法得到了时任兵团司令员张庆黎同志的称赞。后来这一提法，被收进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白皮书”。

经验性报道，记者时常要遇到。然而，很多人却写不好。有的年轻记者面对一大堆材料不知道如何下手；有的写成文章后，材料堆砌，逻辑混乱，读之味同嚼蜡，不知所云。

我认为，这是归纳、提炼、表述的功夫不到家，存在着 “红薯、洋芋分不清” 现象。我在分社实施了年轻记者新闻生涯起步 “观察日记、消息、言论” 三步齐走的训练方法。也就是说：新闻从业的起步，从写观察日记、消息、言论抓起。因为，常写观察日记，会让你的描述更加精准到位；常写消息，能提高你的归纳概括能力；而常写言论，会让你的行文逻辑更加严密。

用这样的方法培训员工，我发现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

想一想，如果从日常的新闻采写实践中，不断有这样的憬悟，你能不感到快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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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往哪里安放

现在的新闻传播，进入了新的阶段。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各个社会群体都可以通过网络对政治施加影响。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 这种情况下，一些捕风捉影的猜测，就能迅速掀起轩然大波。此外，在中国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一些负面情绪的滋生难以避免。

记者如果只出于 “吸引眼球” 考虑，放弃客观理性，层层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那就是在放弃媒体责任。投资大师芒格有这么一句比喻：要是你手中只有一把锤子，那在你眼里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像钉子。

同时，另外一种倾向也应该引起重视：作为一个主流媒体的记者，一个分社的领导，会面临着一种特殊情况——报纸的发行、地方关系的处理等问题，都需要时刻面对。该怎样去履行职责？

避害趋利，是人之常情。如果想讨好地方，倒也容易。你说什么我写什么！但如果出现了问题：譬如矿难了、严重污染了、拆迁死人了……该怎么办？是藏着掖着？还是秉笔直书？这个时候，现实利益与记者的良知，难免会发生冲撞。心到底往哪里安放？

客观地讲，无良记者毕竟是少数，有些记者笔下的新闻之所以失去客观理性，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好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之间的关系。

用一个极端例子来说明一个观点或图解一项政策，并不难。但这种微观的真实，放在宏观背景下去考量，往往未必真实。一件新闻，单个看可能是真实的，但整体来看未必真实。记者在取舍新闻时，决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既要把握微观真实，又绝不能忽视宏观真实。

我始终认为，只有把握了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的统一，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才能秉持新闻真实的原则。这就要求，新闻从业须臾不可脱离以下几点：不为利益所诱；不为高压所屈；不跟风起舞。这是一个记者的职业品格，更是一个媒体人必须秉持的道德操守。

有了这样的品格和操守，在新闻采写中，就能多一份清醒，多一份责任，更深刻地感知社会脉搏的律动。有了这样的品格和操守，就能自觉远离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不正之风，端持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不去与世俯仰，不被大众裹挟，坚守人格独立。

从业这些年，曾有很多次 “高就” 的机会：1999年，一家部委的领导点名调我出任下属机构的正厅级一把手（当时我刚30出头）。我谢绝了。不止一个省、区的领导希望我能到地方工作，并指出了 “光明” 前景。我也谢绝了。

也碰到过许许多多的诱惑：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知名的农民企业家就提出给50万年薪，让我帮他去搞文宣。当时我一年才挣1万多块钱。我谢绝了。去年，一个互联网巨头希望我加盟他的团队，开出的年薪很有诱惑——在人民日报一辈子也挣不到。但我仍谢绝了。

因为，少年时代就萦绕在脑际的 “记者梦”，至今仍未醒来。我经常提醒自己：人的一生非常短暂，能做的事，非常有限。趁着头脑尚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吧。

一个多月前，适逢杭州大雪，连下三日方停，低温连破极值。雪停后，艳阳高照，我沿西湖散步，信手在手机上写下了一段感怀：

艳阳初露头，沿湖信步游，心怀苍生方觉湖山秀；灵峰寒梅香，孤山茶花稠，晨昏伏案无视嬗节候；奔走城乡间，满脚沾泥土，叩问渔樵民瘼尽吃透；一件老头衫，从春穿到秋，沙发一蜷揉眼又一宿；不嗜烟与酒，诗书置前后，韦编屡绝仍然不撒手；定位孺子牛，伐恶效狮吼，荣华富贵与咱全无由；残阳已夕照，晨诵夜句读，扪心自问工夫可下够？仰止司马迁，秉笔重操守，不改初衷至今心依旧！

（刊于《新闻战线》2016年3月号，责任编辑：冷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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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劳罕（王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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