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研究 | 上海城市规划

1.1  指标构建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结合长三角新型城镇化发展、创新型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4个方面选取11项指标综合评价长三角城镇化发展质量。本文具体选取了如下指标：

（1）经济发展维度。选取人均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选取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表征区域劳动生产率水平，选取城镇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表征城镇化区域土地利用效率。

（2）社会发展维度。选取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表征区域城乡发展差距，选取城镇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和城镇万人拥有小学数量表征城镇公共服务水平。

（3）科技创新维度。选取城镇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表征城市创新能力，选取万人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表征区域企业家精神。

（4）生态环境维度。选取建成区绿地覆盖率表征城市生态基底，选取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表征工业绿色生产水平。

1.2  研究方法

1.2.1  数据标准化

为了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数量级和指标正负取向存在差异的问题，对原始数据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1）

（2）

式中：x_ij为指标原始数据；y_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max(x_ij)和min(x_ij)分别为所有年份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向指标用公式（1），负向指标用公式（2）。

通过等权重加权综合评价城镇化发展质量，公式为：

（3）

式中：x_ij为标准化处理后数据；_ij为i城市j指标的均值。

（4）

式中：Z_ij为城镇化质量得分；W_j为j指标权重。此处采用等权重加权，n=6，α=1。

1.2.2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包括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类。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用于分析城镇化发展质量空间关联程度的总体特征，公式如下：

（5）

式中：I为Moran's I指数，I取值范围为（-1, 1），I＞0为空间正相关，表征城镇化在空间上显著集聚，I越接近1表示集聚程度越高；I＜0为空间负相关；I=0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n为地级市数量；W_ij为空间权重矩阵；x_i为i地级市的城镇化质量；为城镇化质量的平均值。

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用于分析区域内部各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差异程度与显著性水平，公式如下：

（6）

式中：Z_i和Z_j分别为i地级市和j地级市的标准差标准化值；n和W_ij的含义与公式（5）相同。

1.3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年、2010年和2015年作为研究截面，以长三角区域41个地级及以上市为基本研究单元。本文将2015年作为参考基准，对2000年和2010年统计数据进行整合。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6）》、2001—2019年三省一市和各城市统计年鉴，其中2000年和2010年R&D数据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R&D资源清查公报，2000年和2010年人口相关数据来源于2000年和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专利数据主要从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数据库检索获取。

2.1  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逐步提高

利用公式（1）—公式（4）计算3个时间截面的长三角区域41个研究单元城镇化质量，定量评价城镇化发展情况。从计算结果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长三角的城镇化质量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城镇化质量均值由2000年的0.306提升为2015年的0.572；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具有较大提升，分别从2000年的0.090和0.030上升为2015年的0.479和0.893；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呈现下降趋势，分别由2000年的0.437和0.671下降为2015年的0.408和0.558。

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城镇化质量计算值

从省际对比来看，上海、浙江和江苏3个时间截面的城镇化质量相似。从分指标来看，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生态环境均呈现稳步提升趋势，但社会发展维度均偏低，安徽城镇化发展整体质量不高，尤其是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远低于上海、浙江和江苏。

2000年，长三角各地区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平均水平为0.306，浙江南部、安徽西部和江苏北部各地市城镇化质量处于较低水平，其余城市相对较高，但总体差异不大，变异系数为0.133。2010年，长三角各地区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为0.431，比2000年提高40.85%，安徽大部分城市处于城市化质量低级阶段，上海、苏州、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级阶段，区域间变异系数为0.133。2015年，长三角各地区城镇化质量平均水平为0.558，比2000年提高82.35%，安徽省仍有部分城市的城镇化质量处于低级阶段，合肥已进入中级阶段，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南通、舟山等原长三角16个核心城市已进入城镇化质量高级阶段，区域间变异系数为0.189。相比而言，随着时间变化，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差距变得更大，核心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提升幅度显著高于边缘城市，存在一定的两极分化现象，未来在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人口空间布局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2.2  长三角城镇化质量时空集聚特征

2.2.1  全局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GeoDa软件及公式（5）计算2000年、2010年、2015年3个时间截面的全局自相关Moran's指数，并绘制Moran散点图。从Moran's 指数来看，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指数分别为0.260、0.558、0.618，参照Z统计量检验，除2000年通过5%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年份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或较低的区域）在空间上具有显著集聚特征。Moran's指数呈现递增趋势，表明2000年以来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空间相关性愈发凸显，呈现空间集聚发展特征。

来源：笔者根据公式（5）计算得到。

2.2.2  局部空间集聚格局

为进一步分析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内部区域差异，利用局部Moran's指数分析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局部空间分异特征。利用Geo软件和公式（6）分别计算2000年、2010年和2015年长三角城镇化质量的局部Moran's指数，并进行可视化显示。HH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身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均较高，空间差异较小；HL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身城镇化质量较高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较低，空间差异较大；LH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身城镇化质量较低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较高，空间差异较大；LL集聚区表示地级市自身和周边地级市城镇化质量均较低，空间差异较小。

如上图所示，2000年、2010年和2015年城镇化质量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和上海，2000年城镇化质量热点区主要位于浙皖苏省际边缘区的宣城、杭州、湖州、嘉兴和无锡。2010开始向上海方向移动，城镇化热点区主要包括上海、湖州、嘉兴及苏锡常3市，城镇化质量热点区在空间上固定，至2015年未有空间移动。HL集聚区较少，仅有2000年的滁州和2015年的芜湖。LH集聚区仅有2010年和2015年的宣城。LL集聚区数量呈现增多态势，2000年仅有浙江丽水和台州2市，2010年转移到安徽中部和皖北地区，数量扩充至5个，包括合肥、亳州、阜阳、淮北和蚌埠，2015年呈现向皖西和苏北扩散的特征，例如安徽的池州、六安和江苏的徐州、宿迁。

重点分析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对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同时考虑制度规范、传统要素驱动两个控制变量的作用，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驱动因子回归分析模型。分别选取人均R&D投入、单位工业耗电量、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土地利用率、万人大学生数6个指标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创新驱动与绿色转型对长三角区域的城镇化质量提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对不同城市的作用差异较大。比较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创新投入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与经济发展差异大体一致，而绿色转型与经济发展呈现出相反的空间差异。

具体来看，长三角区域41个城市的创新投入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从省域层面来看，创新投入对浙江和江苏城镇化质量的影响远远高于对安徽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从市域层面来看，创新投入对城镇化质量主要呈现出正向促进作用，但六安和阜阳的创新投入与城镇化质量则呈现出反向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化水平提升滞后于创新投入。其中，相对于边缘城市，创新投入对上海、常州、苏州、南京、杭州、无锡、宁波等核心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提升起到更强的作用，对镇江、扬州、绍兴等城市的影响一般，安徽省内大部分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与创新投入的作用关系不大。同时，江苏和浙江绝大部分城市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均受益于创新投入，创新投入能否促进城镇化质量提升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强的关联。绿色转型对长三角城市城镇化质量的影响与创新投入类似，也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绿色转型对安徽和上海城镇化质量的影响明显高于其对江苏和浙江的影响，一些发展水平不高且对外经济联系不强的城市，绿色转型驱动城镇化质量提升效果较显著，如安庆、六安、黄山等；同时，一些发展水平高、对外经济联系强的城市，绿色转型驱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效果也较为显著，如上海、宁波、合肥、南京、杭州等；而那些发展水平一般且对外经济联系也一般的城市，绿色转型驱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作用较弱，如常州、南通、芜湖等；还有一些城市，如嘉兴、池州、滁州、连云港、马鞍山等，绿色转型与城镇化质量提升呈现负相关；其余城市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发展阶段，在发展的过程中消耗了大量资源，且对环境污染较大，离高质量发展尚有较远距离。

为了更好地展示创新投入、绿色转型与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质量的关系，本文根据相关系数的0.5/0.2聚类标准，将长三角41个城市分为高高（HH）、低低（LL）、高低（HL）、低高（LH）4个类别。结果显示，上海、杭州等较发达城市在城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均较为明显；舟山、泰州等中等城市在城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创新驱动和绿色转型的推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苏锡常、南通等城市在城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创新驱动的作用明显高于绿色转型的作用，未来应更加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效应，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宿州、亳州、六安、丽水等城市绿色转型的作用显著高于创新驱动，未来应充分发挥生态本底作用，做大做强生态产业。

创新与绿色驱动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区域聚类

综合来看，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呈现不断提升的态势。

（2）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相关性较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发展特征。

（3）创新投入、绿色转型对城镇化质量提升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创新驱动对长三角区域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更大。

建议在新型城镇化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将社会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尤其需要重视城市绿地、生态环境改造。同时，根据城市科技创新和生态资源禀赋特征，推动生态环境资源丰富的城市发展文旅创意产业，实现长三角区域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转化。此外，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建议进一步加强城镇化与创新、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机理探讨，以及不同类型城镇化模式效率比较等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