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制造了“性别对立”？（一）

2022年6月10日凌晨发生于唐山一家烧烤店的暴力事件，引发了简中互联网上又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大讨论，而且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出圈”的一次。

当然，网络上的反女权人士也一如既往地将那些为此事发声的女性称之为“女拳”，指责她们故意将一起跟女权无关的恶性治安事件炒作成女权议题，以达成挑起“性别对立”的目的。

那么，如今互联网上这种随处可见的性别对立现象，真的是一小部分人有意挑起的吗？

其实经常上网冲浪的朋友应该都能看出来，即使没有这次唐山事件，“性别对立”都已经是简中互联网上的既成事实了。事实上，“女权”早就是简中互联网上最容易引起所谓“舆情”的群体，没有之一。在今年闹得沸沸扬扬，举国皆知的上外图书馆、唐山、绘本插画、铁链女等事件的传播发酵过程中都离不开她们的贡献。

所以，为什么最近几年，跟女权相关的话题会突然在年轻人中间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个常识——任何一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都是环境孕育而生的，没有民意基础的思想，哪怕真的有组织出钱煽动，也不可能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将一种思潮诞生的原因简单归咎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样的表述过于简化了中间的过程。虽然压迫确实会带来反抗，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十年前的网络上没多少人关心女权，难道是那会儿压迫没现在厉害的关系？也解释不了为什么2015年“嫁给大山的女人” 郜艳敏引发的舆论影响力没有2022年铁链女事件这么巨大。

因此，想要解释清楚简中互联网上的性别对立现象是如何出现的，可能得先搞明白一个问题，那就是，简中互联网的舆论环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今天这样的？

我们先把目光回溯到2009年，那一年，新浪网推出了名为“新浪微博”的社交媒体平台。为了推广这个新兴的产品，新浪采取的策略是邀请社会上的名人在微博上开设账号，认证成功的名人会在ID旁边得到一个黄色的V——这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大V”的由来。

这些大V的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男性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满足于只在微博上分享个人的日常生活，他们会积极地参与各种公共议题的讨论，他们比传统媒体更加接地气，更擅长引导议程设置，用今天爱国网民喜欢说的话翻译一下就是“他们掌握了舆论斗争的话语权”。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新浪微博逐渐成为了一个能让网民参与社会议题讨论的公共空间。网络上的讨论，也确实对现实社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围观改变中国”，就是希望通过微博上网民的转发和关注，形成舆情后，逼迫有关部门解决社会问题。而主导这一切的大V们， 则被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今天网络上人人喊打的“公知”。

但正如前文所述，当初在微博上呼风唤雨的公知们大部分都是男性。从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其实更接近美国的保守主义，不能指望他们为女性来发声，所以女性在网络舆论上依旧处于失语状态。尽管在当时的微博上，也并非没有女权主义者为女性遭受的不公发声。

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很多都是学术和公益圈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比男性更加有行动力，在男性们大多还停留在当键盘侠的时候，女权主义者早就成为了线下的行动派，她们会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并组织各种社会运动。尽管如此，由于缺乏公众的响应，她们的言论和行动却始终没有得到“出圈”的机会，沦为了舆论场上的边缘人。

时间来到2013年后，因为对网络空间的一系列整治，公知很快便成为了谣棍、汉奸、卖国贼的代名词，而当初那些组织社会运动的女权主义者们，大多连一个被公众认识的机会都没有，就随同诸多公知大V们一起消失在了网民的视野之中。

但是，中国的女权主义思潮并没有随着这些早期的行动派、学院派女权主义者们一起消失，反而在时代的推动下，一步步成为了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潮。

在网络空间被整治后，新浪微博彻底改变了原先的运营思路，将目标定为“淡化公知声音，发展垂直内容。”试图减少平台内的时政新闻内容占比，以达到与公知群体切割的目的。

这样的运营策略是安全且成功的，很快新浪微博便完成了“去公知化”，成为了一个被八卦和广告塞满的商业平台。

男性公知的受众离开后，取而代之的是90后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年轻女性。在那个时间段，年轻的女性微博用户还没有意识到社会上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比起社会新闻和各种公共议题，她们明显更关心甚至只关心娱乐圈、时尚、美食等话题。

资本也选择了“投其所好”，比如微博开通了明星打榜功能，引导年轻女性参与饭圈文化，并因此捧红了无数被称之为“小鲜肉”的流量明星，这些饭圈女孩成为了微博的重度用户。

而为了将庞大的用户数量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者，资本开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投放大量针对性的广告内容。不仅鼓励女性为自身的美貌消费，还会要求男性为女性消费，一时间所有的节日似乎都变成了电商节、情人节，甚至三八妇女节也被改了名，成为了“女王节”、“女神节”。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从这一时期开始，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精英、媒体普遍缺乏女权主义意识，又放任资本不加节制地生产那些他们认为的女性会喜欢的内容，结果就是反而会助长了很多女性的容貌焦虑、身材焦虑和年龄焦虑。

当二十多岁的女性就被叫做“剩女”，甚至连那些公认的美女明星都害怕被网友挑剔年龄、身材和容貌，不得不永远活在精修图里的时候，普通女性感受到的焦虑必然是空前巨大的。

消费主义文化也强化了社会对女性群体的偏见，受这样的社会文化影响，男性会更自然地去物化女性，将女性与“拜金”、“不理性”联系在一起，甚至沉迷于消费主义的女性群体也会自我物化，无法从消费主义陷进中逃离出来。

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一些感受到焦虑的女性开始在互联网上针对这类社会现象提出自己的反思。微博和豆瓣等女用户占比高的平台上逐渐形成了吐槽男性和社会文化的女性社群，这就是最初的网络女权群体。虽然她们并不一定以女权主义者自居，但她们会将身边遇到的令人不快的大男子主义者形容为“直男癌”，这个词与西方女权主义者常用的“有害的男性气概toxic masculinity”异曲同工。

这就是中国社会女性意识觉醒的开端。

但这种反思和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举个例子，在2015年的时候，微博男性大V“作家周国平”发表了一条“赞美女性”的微博，称“……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结果这条微博却招来了女性的嘲笑。

随后周国平又发微博回应称“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但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这番言论又招来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直男癌”一词就是在女网友批评周国平言论的时候出圈，成为了女性群体间的流行语。

“直男癌”一词，拆分来看就是“直男+癌”，明显是一个针对那些持性别歧视和大男子主义观念的男异性恋者的贬义词，因此该称呼引发了许多男性的反感，这可能就是简中互联网上性别战争的开端，但当时网络上性别对立的现象远远没有今天这么普遍且难以调和。

许多国内的女权主义者一度因“直男癌”这个词的流行而亢奋，她们期待一场性别革命的到来。但随着这个词传播越来越广，它的词义也变得温和了许多，“直男癌”逐渐变成了岁月静好的女孩们埋怨身边男性不懂自己心思的涵义，失去了原本的批判色彩。

再比如，在这一时期，用性别话题编故事的女性情感博主咪蒙成为了自媒体界的顶流。

而各种女性题材的电视剧，包括了大女主古装剧、女性职场剧、女性群像剧等等，也开始疯狂涌现。

很多人将这些统统归类为女权主义的范畴，但很显然，咪蒙的文章只是在教女性如何在两性关系中获取更大利益，跟女权主义可以说是毫无关系。而以《欢乐颂》为代表的女性题材电视剧的内核依旧是女性围着男性团团转的恋爱偶像剧。

所以，这一时期的流行文化，虽然显著提高了女性的存在感，且价值观确实比过去的偶像剧进步了一些，但离“女权主义”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但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了中国女性的声音开始被社会重视，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觉醒自我意识。不管这种觉醒的程度如何，不管这种觉醒是不是大城市高知女白领的Privilege，这都是一种进步，因为过去的文化和价值观实在是太落后了。

大概也就是这一时期，女权议题不再像当初那样无人问津，开始有了“出圈”让更多人看到和讨论的机会。种种迹象都表明，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舆论场上终于拥有了能够生长的土壤，就等有人来种下种子了。

很快，播种人就出现了，她的名字叫做林毛毛。

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女人，但你不得不承认她的理论与这片土壤非常契合。

（未完待续……）

本文共分成四部分，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的内容：

介绍简中互联网上女权主义诞生的环境因素。

第二部分的内容：

林毛毛和她发明的中国特色泛女权是如何对简中网络环境造成深远影响的。平权仙子、婚驴这些词都是什么意思？是如何由来的？这些话术带来了女性意识的广泛觉醒，但是否也造成了女性群体的内部分裂？

第三部分的内容：

战争已经打响，男拳VS女拳，“郭楠”大战“小仙女”，是打破父权制还是“拳塔合流”？到底是米兔还是诬告小作文？从美国吹来的metoo之风带来了girls help girls的口号，但风吹过后，国男也开始争抢互联网上的“舆论阵地”。女权男值得信任吗？女权需要团结男性吗？国男们是如何看待女权主义的，他们的真实想法到底是什么？

第四部分的内容：

未来会如何发展，性别对立需要阻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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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节和妇女节之争的本质——“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