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中性别战争简史》（上）

前文回顾：

谁制造了“性别对立”？（一）

谁制造了性别对立？（二）—— 林毛毛：她改变了女权

第三部分内容介绍：

来自键政圈的性别对立现象

其实早在2015年、2016年，简中互联网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性别对立现象了，但规模通常仅限于“键政圈”。

“田园女权”这个称呼就是2016年左右美国大选期间从“知乎键政圈”内流传出来的，这个词的原意，是喜欢键政的男性网民（政治立场大多倾向于右翼）对那些理论水平欠佳的网络女权们居高临下的嘲讽。

最初使用“田园女权”这个词的男人们，通常也不会直白地表示自己是女权主义的反对者，他们只是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定义“什么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

但当“田园女权”一词在传播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女拳”、“拳师”后，这个词的主要使用者就逐渐变成了那些反女权主义者。

特别是在“野生泛女权”们频繁介入微博上的“爱国键政圈”，不仅经常与保守的爱国大V们开战，甚至开始主导议程设置后。更多的爱国男网民们为了避免“舆论阵地沦陷”，也加入了反女权的阵营。他们的特点是不忌讳于直白地反对女权主义，坚信“女权”是境外势力刻意煽动的思潮。

营销号对性别话题的炒作

2017年之后，因为性别议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大，而且相关讨论当时也被普遍认为是“去政治化”的，所以这种安全又有流量的话题开始受到营销号的关注。

一时间，微博上的营销号们都开始“投身女权事业”了。这些营销号的运营者，通常不会有自己坚持的价值观，他们奉行的是哪里有流量就往哪里蹭的商业逻辑。如果说真的有谁在故意通过炒作性别对立话题牟利，那只能是他们了。

营销号的炒作虽然提高了性别议题在互联网上的能见度，但这种没有理论指导，没有价值观，一切为了流量的推广方式，也让网络女权运动逐渐失焦。因为简中互联网上最有流量的内容，肯定不是“穿衣自由”、“完美受害人”、“强奸迷思”等需要网民深度思考的女权议题，男女婚恋才是真正的热门。比如说结婚要多少彩礼合适这个问题，其实本不应该属于女权议题的讨论范围内，但在简中互联网上却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且常常跟“女权”挂钩的热门话题。

这一时期不同性别网友之间关于婚恋话题的争论和因此产生的焦虑感，也为日后简中互联网大规模性别对立埋下了伏笔。

昙花一现的“米兔”

“米兔”，即中国版的Metoo运动。

2017年，在美国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事件被曝光后，美国的女性开始在推特的#metoo标签下诉说自己过去被性侵性骚扰的经历。

这场反性侵的网络社会运动同样波及到了中国，2018年1月1日，陈小武事件的受害者罗茜茜首次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喊出了Metoo的口号。

后来，中国的学院派女权主义者们将Metoo翻译成了“米兔”、“我也是”等中文词汇，试图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力量来帮助那些被位高权重者性侵的女性维权。

然而，受我国国情的影响，打着米兔标签发起的运动实际上并未得到足够的曝光度。所以虽然中国的“米兔”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但影响力却仅限于学术圈、公益圈、“公知”圈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们的熟人圈子。

等到真正出圈的“朱军案”出现后，“米兔”却因此在互联网上陷入沉寂，朱军案的当事人弦子更是只能通过与女权主义者们割席来自保，以维持案件的后续讨论热度。但即使如此，她也未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将国外的社会运动照搬到自有国情再此的简中互联网上，是不可能复刻其在国外的影响力的。中国的女权运动想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就必须另辟蹊径，否则只能沦为“殉道者”。

不过，虽然打着“米兔”标签的运动消失了，但米兔造成的影响力却并未完全消失。此后数年间，更多的中国女性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针对男性的性侵指控。

2020——女权元年

时间来到了里程碑式的2020年，这一年是简中网络女权运动真正“出圈”的一年，也是反女权运动正式崛起的一年。

2020年初武汉疫情期间，女性网民们目睹女医护剃发出征前线，在没有卫生巾的情况下忍着月经工作，感同身受的她们参与了由梁钰发起“姐妹战疫安心行动”项目，向前线医护捐赠卫生巾等女性必需品。还因主旋律抗疫剧《最美逆行者》没有表现出女性抗疫工作者的牺牲和付出而替她们鸣不平。

此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社会上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以及针对对女性的恶性新闻。特别是在“杭州杀妻案”和“抖音网红拉姆被前夫烧死”这两起极端可怕的性别暴力事件发生后，针对女性的恶性新闻开始频繁登上热搜，恐婚恐男情绪在互联网上不断发酵。

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林毛毛等“野生泛女权”提出的反男、反婚、反孝等中国特色女权口号，也开始在那些原本岁月静好，几乎完全不关心时事的女性网民之间广泛传播。而以女性用户为主的豆瓣小组更是呈现出“女权盛世”的局面，几乎所有的豆瓣小组都在谈论女权话题。

这一年，女性网民还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发起了 “姐姐来了”、呼吁出台“拉姆法案”、反对离婚冷静期等网络女权运动。

女权带来的巨大流量也引来了资本的关注，以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为代表的“她经济”成为了当年最炙手可热的概念。

但当一种思潮占据主流之后，反对的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像“蝈蝻”、“杀男”这样的激进派、极端派的女权口号也必然会引发男性群体的反感。

2020年，网红Papi酱因为生孩子随父姓而遭到极端派网络女权博主的辱骂，随后Papi酱方面疑似动用微博上的营销号资源为自己叫屈，不料却因此激化了女性网民内部的矛盾。

在女权阵营陷入混乱之时，反女权人士果断利用此机会走上台前，借机批判网络女权为极端主义、邪教，指责豆瓣小组以及一些女权博主的微博评论区是网络暴力的发源地，并将“极端派女权”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的现象形容为“加速”，他们认为国内的女权运动必将因为越发极端的“拳师”们而自我毁灭。

但反女权阵营的男性网民同样不缺口嗨的极端派，一些极端的男权人士甚至会用“化粪池警告”来辱骂网络上的女权主义者。（因为2020年杭州杀妻案的凶手把自己妻子的尸体用绞肉机搅碎后丢进化粪池中毁尸灭迹。）

女权主义者通常不会谴责口嗨男性的女网民，她们认为极端派女权的“口嗨”是对千百年来父权制压迫的一种回击，网络上的口嗨也远远没有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来的可怕。男性网民中的极端派则认为自己只是对“女拳”对等还击。

双方也因此各执一词，互不相让，2020年8月，脱口秀演员杨笠因为一句“普信男”，便不幸的成为了“男拳”的靶子，杨笠被抵制事件也宣告了简中互联网上的性别战争从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而下一个战场就是前文提到的“米兔”。

是“米兔”还是诬告小作文？

在“去政治化”后，简中“米兔”运动虽然失去了原本的标签，却被实质性地保留了下来。

但这样的网络维权行为也遭到了各方的质疑。比如在朱军事件后，中国著名的女性政治学者刘瑜就曾批评Metoo运动有点像过去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坚守程序正义原则的她认为受害女性在“诉诸网络鸣放”前先应该走法律途径。

事实上，大部分被送上热搜，引发舆论关注的简中米兔事件，都无法避免被质疑为诬告。

最早被证实为诬告的同类事件，发生于2019年。当时微博女性网民“春秋两不沾-”发视频哭诉称自己被一男子长期性骚扰，但警方调查后发现“春秋两不沾-”只是因为卖假货与该男子产生了纠纷，最后“春秋两不沾-”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此新闻一出，很多“苦女拳久矣”的反女权人士开始在评论区内“反串”女权主义者，到处复制粘贴一段阴阳怪气的话——“看到这句话我气得浑身发抖，大热天的全身冷汗，手脚冰凉，这个社会还能不能好了，我们女孩子到底要怎么活着你们才满意？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这个国到处充斥着对女性的压迫，女性何时才能真正的站起来。”

这段话后来被简化为了流行语“气抖冷哭”，专门用于讽刺网络上的女权主义者。

但性侵、性骚扰案件的复杂性就在于，能像“春秋两不沾-”这样被简单证明为诬告或者直接“石锤”被指控者确实性侵的事件并不多。

当舆情发酵、公权力介入调查后，很多同类事件不但会经历所谓的“反转”，有些事件甚至可能反转多次，最后沦为“罗生门”。

比如在刘强东美国明州事件中，当2019年4月刘静尧对刘强东发起民事诉讼后不久，刘强东方面就将刘静尧挽着刘强东手进公寓的视频泄露给了中文媒体。该视频曝光后，此案件的舆论便在简中互联网上发生了彻底反转。

还有2020年初的鲍毓明性侵养女李星星事件，因为李星星最初被描述为一名受到养父性侵的未成年女性，所以一度在简中互联网掀起了名为“姐姐来了”的女权运动浪潮，韩红、章子怡、姚晨、海清、马伊琍等女明星也在微博上为此事件发声。

在警方调查结论公布前，财新网发出的一篇指控李星星说谎，可能别有所图的“唱反调”报道也被女性网民攻击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但众所周知，最后的调查结论并不像公众预想的那样。李星星不仅被证实更改了出生年龄，在遇到鲍毓民时已经成年。而公布在网络上的双方聊天录音也印证了财新网报道中记者对李星星为人的描述。

所以鲍毓民李星星案公布调查结果后，简中互联网上的舆论是对鲍毓民和李星星各打五十大板。一些自媒体发文评论称，如果以后这种“狼来了”事件多了，会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性侵受害者得不到发声的机会。

但到底谁才是真正需要被帮助的性侵受害者呢？

如果一个社会在执法、司法、舆论层面都对性侵受害者极度不友好，动不动就指责那些不完美的受害者是“心机女”，觉得她们是因为“价钱没谈拢”才举报男方性侵的。那么这样的环境真的能帮助那些“真正需要被帮助的性侵受害者”吗？

如果一个社会的公众普遍缺乏对性侵受害者同理心，也不懂性犯罪方面的法律常识，那么自然就很难相信公众能分辨出哪些是“真正需要被帮助的性侵受害者”。

虽然学院派的女权主义者们总是借这些“米兔”事件一次次的普及“no means no”乃至“yes means yes”这样最进步的性同意标准，但男女之间，特别是中国人之间，通常绝无可能遵守这样的性同意标准，这才是造成“不完美的性侵受害者”的真实原因。

令人遗憾的是，在之后的梁颖控诉罗冠军date rape事件、主持人钱枫被举报性侵事件中，舆论依旧陷入苛求完美受害者的“公平世界谬误”，没有丝毫进步。

而像都美竹这种比起在法律层面维权，更乐于索要一笔钱的性侵受害者，也迎合了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

但彻底让反女权人士抓住把柄，让很多男性开始将“米兔”一律视作诬告“小作文”，从此无脑站男方的事件，却是一桩本不应该受到如此关注的高校内部纠纷——清华美院学姐指控学弟性骚扰事件。

（未完待续……）

下一篇：《简中性别战争简史》（下）

关键词：粉红女权、女权男、男性凝视、拳塔一体、阶级叙事、性别隔离、Girls Help Girls、MGTOW

作者注：《简中性别战争简史》的篇幅有点长，不得不分成两段来发

对第二部分的一些补充：

上一篇文章发出后，有人私信批评我说，林毛毛并不是婚驴、小吊子等词的发明者，她被推崇的最大原因也不是反男反婚而是提出了“反孝”这一概念。

确实，婚驴、小吊子等词汇最早的发明人现在已经不可考，但这些词能变得今天这么流行，我认为绝对离不开林毛毛和她几十万关注者的贡献。

之所以选取林毛毛作为野生泛女权博主的代表，也是因为她的微博关注数多，粉丝粘性大，出圈效果好。而且在同期的果子狸、小鳄鱼毛毛、木大妈、午后的水妖等博主相继被禁言后，只有她依旧坚持在小蓝鸟上每天输出内容。

至于毛毛姐最被女权圈认可的“反孝”理论，我也会在这一系列文章的第四部分，分析简中网络女权运动的现状和未来的时候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