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需要一个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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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关心政治不能当饭吃。但也有人说，“我关心政治，是为了我的孩子将来拥有关心数学、文学、艺术的自由和权利”。就当下而言，关心政治，最直接的表达，就是对现实中国有什么评判，对理想中国有什么期待。

关于现实中国，大致可分为三个维度：

●短期看，近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从最初的中美贸易战到关乎主权的香港、台湾问题，有人说，中国的外部环境处于三十年来最糟糕的时候；而疫情三年以来，无论宏观经济数据，还是对待经济、投资的态度，以及围绕“疫情”相关政策引发的争议和舆情，“润”成了当下的流行词，不能不引人深思。

●中期看，1949年以来的历史，以1978年为界，本来就明显地呈现出分别由政治和经济主导的前后三十年两个阶段，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按照开放程度，也可大致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所以，出现挫折或者反复，完全正常。

●长期看，对于一个有着2000多年帝制传统的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转型，中国不仅始终受制于外部的大环境，更受制于丰厚却又和现代文明冲突的历史文化遗产。因此，任何时候出现现代化转型的停滞都很正常。

与之相应，对理想中国的期待，大致也可分为三种：

●悲观的。这又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无法理解人类文明都已进入信息时代，怎么可能还会出现近些年诸多荒诞怪相，比如，每次公共事件发生后，互联网上那些反智、反社会的言论，比如，为何会出现那么多以“正义”为名，恣意剥夺人们出行、就医、工作的自由与权利，甚至因为极端的政策而导致更多次生灾害。另一类是在洞悉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并且看到技术进步更有利于限制个体自由的现实后，对未来更加悲观。

●乐观的，认为虽然中国历史文化基因中，有着强大的抵消现代化的因子，但两百年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大势，长期看是不可逆的，更何况技术进步对社会转型的推动作用才是主流，而技术是不可逆的。

●不悲不喜的。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变量太多，所谓的趋势、规律，都是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的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理想中国”可以畅想，但不必强求。

总之，中国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关心政治的了，无论分析评判现实中国，还是畅谈阔论理想中国，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和方法论，然而，唯独缺少了最关键的一环：怎样搭建那座从现实中国通往理想中国的桥？更悲哀的时，如果问及这一问题，绝大部分人的回答往往是：“我只是发表看法，具体的操作，那是政治家、知识分子的事”，更简单粗暴的答案则是“需要再出个一代雄主。”而这些，才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波折的根本原因。

因此，比是否关心政治更重要的，是如何关心政治？比评判现实，畅想未来更重要的，是如何躬身入局，找到一个能真正理解如何从现实到达理想的桥梁。诺奖得主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无疑是搭建这座桥绕不过的一个选项。

理解一个国家的现实，莫过于三个要素——经济、制度、思想。影响一个国家的未来，亦是同理。然而问题是，我们往往对这三者理解的十分割裂，看不到三者之间的联系，或是只谈抽象的概念，抓不住三者从理论到现实的核心症结。

而诺斯通过制度变迁理论抓住了经济、制度与思想的三大核心问题——经济密码、国家悖论与思想内核，更将三者融为一体：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取决于什么？如何通过制度让国家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而非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如何跳出一个国家固有文化思想对经济与制度土壤的影响与限制？

今天分析相关问题必不可少的“路径依赖理论”“国家理论”“搭便车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概念、范式无不来源于他。中国经济学天花板的周其仁、张五常、吴敬琏、张维迎、韦森等知名经济学家，皆深受他的影响；华人世界“离诺奖最近的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亦从他那儿得到了启发和借鉴。

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的：“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我们需要一个诺斯”。但遗憾的是，尽管诺斯有如此重要的理论贡献，然而他的影响力在中国仅限于学界，很少有人能认识到他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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