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两千多年帝制血泪史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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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秦朝的评价，中国人向来分成两派，一边是盛赞秦后大一统的历史功绩，一边却认为前者是为暴戾无道的秦朝唱颂歌。

秦国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它在战争中发展出一套严酷的统治手段。秦朝对这些东西过于自信，而其他社会力量对它也没有制衡能力，所以它不知道自己力量的极限，很自信地走向了悲剧。

但其实，无论丰功伟绩还是贻害千年，在历史深处还有被我们所忽视的一点——就是秦朝这套体制究竟是如何出现、发展？直至成为中国历史2000多年来很多问题的罪魁祸首。

据赵鼎新老师在《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一书中所说：秦朝灭亡只不过是一个结果，而奠定这个结果的原因，早在东周尽头，儒法帝国冉冉升起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灭亡的基础。

读这本书，不光是读历史，而且是学习看历史的方法，赵老师的方法论与国内的同类著作有很大不同，非常给人启发：

◎战争是形塑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在赵鼎新老师看来，虽然历史带有偶然性，但社会加速发展的首要动力，是人类在组织和个体水平上的冲突或竞争。秦朝这样高效率的战争机器，其崛起与灭亡，是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效率导向型战争”的必然结果。

战争是形塑历史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春秋战国时代的竞争，就是战争驱动型竞争。说白了，就是打仗。春秋战国时期，从几百个封建诸侯国，打成战国七雄，然后统一。

◎千年帝制的真正根源：

在战争的推动下，富国强兵的逻辑压倒了一切，封建制、贵族制和礼制等一切温文尔雅的东西，逐渐让位给效率至上的郡县制、科层制和中央集权。

而此时，正值中国政治哲学形成的黄金时期，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的政治哲学和国家治理逻辑，便种下了浓烈的帝制基因。

此后，虽有汉朝独尊儒术，却不过只是为了帝制的国家机器，披上一层合法性外衣。

杀建功立业的重臣，却送邻国土地——越王勾践的典故，就是这种逻辑的突出体现。

◎无信无义的结果就是野蛮战胜文明：

春秋战国从几百个诸侯国，打成战国七雄，然后秦统一成为战争的唯一受益者，这中间就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文化：实用型的效率文化。

这种功利计算的实用主义文化，也就更支持集中人力、财力，统一权力和意识形态而举国作战了。

谁拳头硬谁就是老大，只有野蛮才能战胜文明。能在霸主竞争中取胜的，很大程度上都是率先在战争中讲效率，重实用，而轻礼仪的野蛮国家。

◎儒法国家：塑造中国的历史发展形态

赵鼎新的新书《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对公元前11世纪至清朝灭亡的中华帝制的历史进行了一项全新的讨论：

这项研究首先揭示了一些可以解释“中国如何以及为何在公元前221年秦王朝一统下发展出官僚制帝国”的因素。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宗教、技术和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但是儒法体制却延存了两千多年。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韧性体制的存在，尽管中国从北宋时期开始就经济繁荣、技术先进，但是并没有像西欧那样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

在考察这一政治体制的本质时，赵鼎新教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审视中国历史，即强调结构性力量与社会机制在塑造历史动力方面的重要性。

本书对两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给出了引人入胜且并非毫无争议的解答：

其一，为何中国在秦代便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官僚制帝国？

其二，为何秦汉时期形成的帝国体制与意识形态会在此后两千余年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

赵鼎新抛开无数教科书中单薄、简化的历史叙事，将复杂的历史过程别开生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有人说，以什么样的视角和洞察去回望历史，决定着我们用什么样的视野和智识来关切现实，塑造未来。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这两本视角独特、视野广阔、极具洞察力的好书。收藏这两本书有以下三点理由：

◎权威：在海外华人学者中，论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取得的学术地位，很少有比赵鼎新老师更高的。他是芝加哥大学的终身教授，他的研究既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同时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高度：读这两本书，不光是读历史，而且是在一种新的眼光下——用实用主义、效率战争、儒法国家等等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历史。因此，即使是那些我们很熟悉的历史事件，在这种解读下，也产生了全新的意义。

◎反思：赵老师讲中国帝制起源，从春秋战国效率导向型的战争讲起，不能不说视角独到老辣了。要从根源反思中国几千年的帝制文化，推荐读读这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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