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非理性决策的四大陷阱
非理性决策的四大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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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陷阱
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受利益支配，因而是理性的。但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人的行为也受信仰的支配。信仰可能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如意识形态、民族主义）。
信仰有一种不受个体控制的魔力，驱使人们做出理性计算难以证成的决策，甚至完全违背自身利益的决策。这种决策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都是理想主义者追求信仰的结果，而不是现实主义追求利益所致。
比如罗马帝国尼禄皇帝屠杀基督徒，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迫害异教徒，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欧洲的宗教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俄国内战和农业集体化，越战，纳粹集中营，阿富汗战争，伊斯兰共和国，等等，无不与信仰有关。
确实，有时候理想主义只是利益的伪装，但不可否定，许多干坏事的人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希特勒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个人生活很简朴。
信仰的魔力来自其目标的善。善的目标赋予行动者一种道德力量。理想主义者总是用目标的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为了崇高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不论这些手段实际上是多么残忍。
信仰可以使人完全丧失人性，变得疯狂。即便大规模屠杀无辜也理直气壮，或者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或者是为了某种乌托邦理想。理想主义可以把自己造成的任何灾难都被解释成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就像“良药苦口利于病”一样。
▲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成为德国人的一种信仰
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也是信仰，经常导致种族冲突、战争，甚至种族灭绝。纳粹在集中营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其手段之残忍，令人毛骨悚然。那些执行屠杀命令的纳粹官兵，作为个体也像普通人一样，有善的一面，但他们为什么会干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勾当？
因为希特勒给他们灌输了一种极端的反犹主义信仰：犹太人是德意志民族所有苦难的根源，他们总是用阴谋诡计颠覆德国，他们污染了雅利安种族的纯洁。
在具有这种信仰的人眼里，犹太人不是人，是害人虫，是撒旦，是魔鬼，屠杀他们就没有了罪恶感。希特勒本人是一个素食主义者，甚至见不得人们屠杀动物。一个见不得屠杀动物的人立志灭绝一个有上千万人口的种族，可见信仰的魔力是多么强大！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党在德国大学里搞了一场“焚书坑儒”运动，运动的主力是学生组成的“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对纳粹党的意识形态坚信不疑。不仅犹太裔的教授被解职，犹太学者的书籍移出图书馆并销毁，甚至像爱因斯坦、赫兹、哈伯这些犹太裔科学家的名字都不能提。
纳粹党提出要建立“雅利安物理学”、“德意志数学”、“德意志化学”；任何国际期刊的内容包含对第三帝国的批评，德国大学图书馆就取消订购，连英国出版的《自然》这样的杂志也不例外。
1933年5月10日，全国19座大学城组织了一场“打倒非日耳曼精神的行动”，学生们按照纳粹意识形态标准，编制了一份“非日耳曼”图书清单，把清单上的书一本一本从各种图书馆搜出来，然后堆在公共广场付之一炬。
▲纳粹德国“雅利安化”运动时的焚书现场（1933年）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本人也成了一种信仰，希特勒就是上帝。许多德国人遇到自己没法判断的事，会满怀信心地说“我相信他”，“他总是对的”。在战争即将结束，俄国人已经到了柏林大门口，纳粹败局已定的时候，一位受伤的二等兵还说：“元首最近刚宣布，我们必胜。他从来没有骗过我们。我相信希特勒。”
正因为如此，纳粹德国战败并不足以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真正让希特勒走下神坛的是战后的纽伦堡审判。纽伦堡审判让德国人了解了真相。没有纽伦堡审判，纳粹的历史很可能在德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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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负陷阱
决策需要信息，但大部分决策需要的信息是不完备的，存在着缺失。特别是，越是重大的、一次性的决策，信息缺失越严重。并且，信息是分散的、主观的、个体化的。这就是哈耶克讲的“无知”(ignorance)。
在无知的情况下，决策依赖于个体的想象力和判断；即使两个人有完全相同的信息，由于想象力和判断力不同，他们也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决策。因此，达到纳什均衡是很难的。
这里，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指不同决策是相互兼容的：所有人的预期能同时实现。（纳什均衡或许应该称为“哈耶克均衡”，因为哈耶克比纳什更早定义了类似的均衡概念，尽管哈耶克认为这样的均衡很难实现。）
无知使得决策变得非常不容易，而更大的麻烦是，许多人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无知，甚至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结果就出现了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fatal conceit)。致命的自负常常导致灾难性的决策。让我用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说明这一点。
1930年代初，德国还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背景和学历的国家。希特勒出身于下层，一个体制外的无业游民，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举止粗鲁，毫无政府工作的经验，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像当总理的料。
希特勒1933年元月能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很大程度上拜德国精英们的“致命的自负”所赐。正是德国精英们普遍认为希特勒“成不了气候”，让希特勒成了“气候”。保守派把希特勒扶上总理之位是为了让他出丑，没想到是引狼入室。
▲希特勒（左）与兴登堡（右）
当时的德国，政府内阁由国家元首任命，无须征求国会多数派意见。兴登堡总统及其幕僚以为，给希特勒个总理头衔，相当于把这个“麻烦制造者”关进笼子里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出局。
内阁里，除希特勒本人外，纳粹党只有威廉·弗兰克一人入阁，执掌内政部，帕彭（曾任总理）及其保守同僚属于多数派。帕彭任副总理，周围尽是他的朋友，兴登堡总统对他又是言听计从，所以他认为自己绝对能降服希特勒。他对个别心存疑虑的同僚说：“我们已经把他收归我们所用了。” “不出两个月，我们就会把他逼到墙角，让他只会尖叫。”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前总理施莱谢尔自信地说：“如果希特勒打算在德国建立独裁体制，军方将是独裁体制内部的独裁集团。”
但他们的预期都落空了。希特勒上任不久，就利用“国会纵火案”迫使总统签署了紧急状态法，取缔德国共产党，停止实施魏玛宪法中的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紧接着，希特勒又通过《总统授权法》，获得不经国会同意并且不征求总统意见的情况下的任意立法权，解散了除纳粹党之外的其他政党，取缔了工会。
到1933年6月，希特勒已经建立起了事实上的独裁统治，年迈多病的总统兴登堡变成了个摆设。1934年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的职能合二为一，担任“国家元首”，成为名副其实的独裁者，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为所欲为一路狂飙，直到柏林陷落前几天自杀为止。
许多德国人对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其中最早懊悔的或许是德国共产党。1932年11月选举成立的议会中，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是第二和三大党（分别占121席和100席），合计席位大于纳粹党（196席）。社民党和共产党同属于“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水火不容。如果共产党当初不是按照莫斯科的旨意，错误地将社会民主党当作“头号敌人”，而是与其合作，共同对付纳粹党，那么，希特勒不可能有上台的机会，共产党也不会变成一个“非法组织”。
如果说希特勒上台是因为德国精英们的“致命的自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希特勒自己的自负所致。
希特勒没有想打一次世界大战，他甚至没有想打一次欧洲战争，他设想的最大规模的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局部战争。即使在入侵波兰后，英国和法国发出最后通牒，希特勒仍然不认为这两个国家真的会向德国宣战。
之前，无论德国军队进入《凡尔赛条约》规定的莱茵兰非军事区，还是德国吞并奥地利，英法两国什么话也没有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的时候，英法两国还与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让希特勒如愿以偿。
经验告诉希特勒，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是没种的胆小鬼，根本没有胆量向德国宣战。但这一次，他错了。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9月3日向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这是希特勒上台后第一次失算。
希特勒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斯大林毫无准备，惊慌失措，苏联毫无还手之力，损失惨重，也是“致命的自负”所致。
斯大林知道纳粹德国与苏联必有一战，但他认为苏联至少还有一年时间备战。他的推理是：希特勒是个聪明人，不会在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在与英国签订停战协定前就对苏联开战，是非理性的。因此，斯大林把来自丘吉尔的警告当作“离间计”，置之不理，对自己情报人员的警告也不屑一顾。可惜，他的判断完全错了。
▲纳粹德军在西欧和苏联的的双线进攻
希特勒确实希望与英国签订停战协议，但屡屡被丘吉尔拒绝。希特勒认为，自己已经赢了战争（这当然是他的错觉），丘吉尔之所以拒绝签订协议，是因为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只要打垮了苏联，英国就会乖乖签订停战协议。所以必须先对苏联开战。
显然，斯大林的预期和希特勒的预期是不兼容的（因而不是一个纳什均衡），结果对双方都是一场灾难。据说斯大林事后得出的一个经验是：当你做决策的时候，从来不要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那样做你会犯大错！而把自己放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正是理性决策模型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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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陷阱
每个人都有自尊心(self-esteem)。常言说的“无功不受禄”，就是自尊心的表现。在生存竞争中，没有自尊心的人，难以生存并繁殖后代。自尊心使得一个人自强、自立、自律，受人尊重，因而获得更多与他人合作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尊心是一种演化理性（不同于工具理性）。
但自尊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表现之一是，自尊心使得人们常常拒绝接受批评，尤其是公开的指责和来自地位比自己低的人的批评。自尊心越强的人，越容易被批评冒犯。他们习惯于把他人的批评看作是对自己人格的不敬、能力的贬低、身份的羞辱和威信的损害。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他们常常会对批评者发起“复仇”行动。在做出反击的时候，他们很少进行理性计算。出于自尊，他们宁可“鸡蛋碰石头”，“胳膊拧大腿”。中世纪欧洲贵族间盛行的“决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自尊走到极端就是自恋(narcissism)和偏执(paranoid)。自恋者和偏执狂不仅不接受批评，拒绝认错，而且会用新的、更大的错误掩盖旧的、相对小的错误，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结果是，错上加错，欲罢不能，灾难不断，直到没有机会再犯更大的错误为止。
对芸芸众生而言，自恋和偏执损害的只是自己的财富、事业、生活，最多是个体的身家性命，因为他们可用的资源有限。麻烦在于，由于政治游戏更青睐自恋狂，位高权重的人往往有远高于常人的自恋倾向和偏执倾向。他们呼风唤雨，支配大量社会资源，甚至拥有生杀大权。他们的自恋和偏执，他们的错上加错，常常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甚至生灵涂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