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靠什么养活本国2亿6800万人？

过于密集与过于稀疏

印尼是一个由1.7万座岛屿组成的超级群岛国家。这些岛屿大大小小，有人居住的就有6000座，但没有一座的实力能真正与作为核心的爪哇岛相抗衡。这个国家的农业，也最先出现在这座面积并不大的核心岛屿上。

众多印尼的历史遗迹也在证实这一点。

作为印尼最负盛名的几处建筑文物，婆罗浮屠和巴兰班南石雕上，人们不仅能看到农民利用水牛耕作的形象，还能看到当时的土王对农民征收农业税的画面。在印尼的其他岛屿上，则很难看到这类遗迹。

尽管和几乎所有其他国内岛屿一样，爪哇岛上的地形说不上平坦，但其中分布的火山却为这座岛屿带来了生命的希望。火山在喷发过程中会熔化地底的矿石，将其中含有的微量元素带到地面，并经过沉积形成对植物具有营养价值的矿物。

在爪哇岛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源自熔化辉石、角闪石和长石的铁、镁和钾。镁是植物叶绿素的主要成分，镁还能促进植物体内酶的生成，对于种子的成熟有刺激作用；钾对农业的作用更大，缺钾元素的植物根系脆弱，生长缓慢，容易倒伏，严重影响作物的产量。

这样的土地再配合印尼的高日照系数和高降水，供给一个先进的农耕民族确实不令人奇怪。

但这个国家其他岛屿的农耕条件就没有那么突出了。这毕竟是一个由一连串岛屿构成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其领土上的平地相当有限。事实上，印尼的适耕地只占到和国土面积的13%，其中12%都已经是永久性的农田，这其中还包括了不少超出平原地区的土地极限利用案例，比如印尼著名的旅游胜地巴厘岛。

这是一座靠近爪哇岛的小型岛屿，因山海之间的美丽景色闻名于世。然而当地的先民却没太多心思享受现代人津津乐道的美景，因为他们必须想办法在这座山地面积超过90%，只有南部有少量平地的岛屿上填饱肚子。

其成果，便是巴厘岛的世界遗产苏巴克（Subak）——一套围绕梯田开发和供水而展开的农业设施和社会结构。

这套梯田最早在公元10世纪出现，通过运河、暗渠等水利设收集山泉和雨水，供应给梯田系统。全岛一共有1200处集水区，每个区域为50~400户农家的水田供水。在水网系统中，巴厘先民还大力种植树木，防止水土流失。

同时，为了让供水系统能长治久安，巴厘人甚至将运河维护融入了宗教系统中，由古寺庙的僧人负责管理整个系统，破坏者不仅会受到世俗的惩罚，还将受到道德和神明的谴责，这才让整套系统运转至今。

唯有通过大规模的前期基础建设并设计相匹配的社会制度，巴厘人才能吃上饱饭，而其他岛上的居民也不会比他们活得更轻松。印尼的农作物想要自给自足，难度可见一斑。

殖民者带来的“好”东西

16世纪，飘洋过海到东方寻找商机的葡萄牙人来到了印尼，成为了这里出现的最早的欧洲殖民者。然而葡萄牙人的好日子没过多久，荷兰就独立并且崛起了。印尼这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十字路口的土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荷兰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虎口夺食，并很快控制了这个群岛。

今天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在历史上被称为“巴达维亚”，而这正是荷兰的拉丁名字。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为印尼带来了来自新大陆的全新作物，包括能在山地种植的玉米、马铃薯，和能令食物更有风味的辣椒、番茄等。由于印尼的雨热优势特别突出，这些作物往往稍加培育就能快速成长，其传播速度比在中日朝等东北亚国家更迅速。

然而印尼人的吃饭问题却没有被完全解决。因为对于这些欧洲殖民者来说，到东方的目的就是要寻找香料帝国，而印尼的势力范围，正好是香料的极佳产地。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控制印尼，几乎垄断了当时东西方之间的胡椒和肉豆蔻贸易，并开始强推甘蔗、烟草、棕榈等经济作物，以补足荷兰在欧洲与比利时、英国竞争造成的亏空。

这段历史在印尼被称为Tanam Paksa，意为“强制种植”。荷兰东印度公司规定，农村必须交出20%的土地用于经济作物种植，或者交出可以在政府种植园里工作60天的农民，并严格限制土地的买卖和农民人口流动。在一些印尼史学家的考证中，荷兰人甚至征用了爪哇接近100%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实际未知）。

殖民者虽然会带来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当地土著居民却很难从中收获利益，甚至要为殖民者的错误决策买单。在之后的历史上，印尼人再次见到了这个历史教训。

1942年，南下的日军占领了印尼（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一次他们倒是没有强制让当地人大量种经济作物，因为糖和烟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尽管日本人仍然保留了印尼的天然橡胶种植能力，但水稻种植还是在日本驻军的主导下回到了正轨。

悲惨的国家记忆，让光复独立后的印尼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拓殖运动。

吃饭要积极

1949年独立之后，印度苏加诺政府提出了“移民计划”，要求将农民从人口稠密的爪哇岛、巴厘岛和马杜拉岛等大规模迁移到加里曼丹（婆罗洲）、苏门答腊和苏拉维西岛上，将千百年来未曾开发，仍然保持原始雨林状态的国土变成良田。

这并非苏加诺政府的原创，早在荷兰殖民时期，荷兰人就已经开始将爪哇人迁到其他岛屿，加强开发力度。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荷兰人在40年代末撤出印尼都还在持续。而在苏加诺之后，与其政见完全相反的苏哈托政府也在继续这个计划。

此后的印尼最高权力，一直在苏加诺和苏哈托的政治传人之间传递，大移民计划也始终在坚定不移地执行。

超级大米计划的执行地就在加里曼丹南部，旨在将100万公顷的沼泽森林变成稻田，以缓解印尼日渐严重的粮食问题。中央政府斥巨资，在这一地区挖掘了长约4000多公里的水渠，为水稻田做准备。森林是一个阻碍，不过当时的人也将森林看作创收的原材料，一边挖渠一边砍伐木材，仅从经济效益看甚至形成了良性循环。

但修建的过程总是快于森林砍伐的过程，到了项目中期，急于求成的政府开始默许工人焚烧森林为管道开路。

而在大火过后，沼泽森林化为一片焦土。失去了植物的保水和蒸腾作用，原本在雨季积水可达两米的森林此时竟出现了干旱。意识到闯下大祸的印尼政府终于停下了疯狂的“超级大米计划”，但为时已晚，因为泥炭沼泽森林的生态极为复杂脆弱，需要数个世纪才能复原。

不科学开发的另一个恶果，则是上行下效。有政府的错误动作在前，很多被迁到岛上的印尼农民也有样学样，在干旱季节到来前砍下林木晒干，然后在旱季点燃，将草木灰作为肥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此往复数年，直到肥力耗尽，他们又转移到下一块田地继续这样的循环。

由于加里曼丹等地区的未开发土地还有很多，地广而人稀，农民并没有动力实施轮种，这更加恶化了当地的水土情况。

此外，放火烧山的直接后果还有山火。由于气候变化异常，去年全球各地山火不断，印尼的山火同样来势凶猛，在整个东南亚都造成了令人窒息的雾霾，而这只能归结于人祸。

印尼政府此时也意识到了粗暴的开发并不能让粮食供应长治久安，反而会造成新的问题，因此在2015年终止了移民计划，并开始逐步对农民烧山进行惩治。

可近3亿人民嗷嗷待哺，办法还是要想的。政府通过补贴灌溉计划、农药、化肥、高产种子等方式，硬是让大米单产翻倍，总产量年增长超过了7%，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从世界第六大粮食进口国变成了不太需要进口粮食的国家。

但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吃上饭的控价系统，也带来了伤农的后遗症，对印尼国家政治的撕裂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反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成长，看来真像一场闯关游戏，需要在不断变化的问题中，不停寻找新的解决方法。谁能把这些问题逐个消灭，谁才能站上下一个台阶。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图片来自：shutterstock@Bonnie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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