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为什么要下南洋？

寸土寸金

福建闽南地区指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漳平市等地，严格来说应该算作福建东南部。

福建省山地丘陵占到土地面积的八成，平原面积狭小，且大都分布在沿海，闽南地区的河流下游也集中了少量珍贵的平原，这些地区也自然成为了福建的人口密集区域。

闽南多良港，促进了附近港口的发育并在历史上成为中国南方的贸易集散中心之一。但这里的土地终归有限，人口自然增加加上大量不事农业的城市人口，就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过剩现象。

在现代，这并不是什么难题，但在农产品产量和运力都较低的古代，就意味着当地人必须开垦更多的土地，但坡地的农业加之较低，大量开发还会造成水土流失，人地矛盾愈发尖锐，由此也引发了族群间对生存资源的争夺。

到了清末，一只脚踏入近代的闽南人，生存状况也并不美好。没有高产良种、化肥、农药、农机的前现代农业，产量并不高，像闽南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而且收获期要等到六月。女人忙家务、照顾孩子，空闲时要纺纱织布，时常一直织到三更，而清早还要在男人起床前做好早饭。普通人只有节日、庆典才会买块肥肉，先保养铁锅后吃是常规操作。

以上还是祖上在山区中成功开荒的自耕农的生活，佃农的生存状态只会更差。

好在除了农业，闽南地区还有发达的商业。泉州、漳州、厦门自宋元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港口，与南洋各岛上的当地人或殖民者贸易，构建了闽南最重要的贸易网络。商人带回了南洋的商品、南洋的银元，也带回了南洋的信息。对于那些无法向土地讨得生活的闽南人来说，下南洋逐渐成为了一条必选的生路。

恰好此时南洋已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列强对东南亚有着强烈的开发动机，尤其需要老练的农民、小商人、吃苦耐劳的劳工和手工业者。愿意从宗主国移民到东南亚的白人毕竟是极少数，源源不断的华人移民则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这些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引起了闽南人的注意，形成了南洋遍地好赚钱的共识。

闽南人的家族与家族观念则是在异域求生存图发展的关键组织。因家族关系而形成的情报网快速传递着来自南洋的发财消息，在南洋扎根的人也会选择带走一些亲戚，宗族内部凑盘缠、船票也很容易。参与过公车上书的黄乃裳就曾经先后动员1118人去泗务垦荒，这样“先去带动后去”的故事在下南洋的历程中屡见不鲜。

于是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早已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零星人口迁移在19世纪洪波涌起，下南洋的大浪潮来了。

筚路蓝缕

《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成为通商的五座港口城市之一。这里与南洋的交通便利，夏季时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越南沿岸流和中国沿岸流自西南向东北，船只自印尼出发顺洋流可以到达厦门，冬季风向洋流则反之，可以从厦门到达印尼，于是厦门成为了闽南华侨出海的集散地。

据统计1841到1875年，闽南约有525000人从厦门下南洋。

此时南洋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很多闽南人正是看重这一点，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同时逃离官府的苛捐杂税，便选择下南洋。这也就注定了这些初代华人要经历一番艰辛的草创时期，他们学习当地人，用木头做柱子，竹子做地板，树叶做墙和房顶，搭出简易的高脚屋，一个屋子里往往还要挤着好几个人。

从修建住房到拥有自己的社区，闽南人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当地社会。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难险阻不足为外人道，逐渐成为了南洋华人间的秘辛。

南洋的气候、生态毕竟与闽南并不完全相同，初来乍到很多闽南人也出现了水土不服、感染热带疾病情况。人们当时对霍乱、疟疾、腹泻都缺乏防治方法，当地还有蟒、蛇、蝎子，以及喜欢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这一切都让开荒的闽南人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个定居点在一场疫病中死亡几十人、上百人的记录史不绝书，更多的小定居点，则连记录都不会留下。

当然，风险越高，收益也越高。种种不确定性死亡的同时，也有通过移民实现阶级跃迁，彻底翻身的可能性。除了务农，不少闽南华人会选择靠手艺吃饭或者做点小生意，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区，并主导了一些当地行业，度过了早期的悲惨生活。

南洋各地早在17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数百到两三万人不等的华人聚居区，到清末，华侨已达四百万之众，他们在越南、缅甸北部、婆罗洲等地开矿，在爪哇岛与马来半岛承包甘蔗、香料种植园。其中，闽南人黄奕住算是一个传奇，从剃头匠一路逆袭，终成印尼糖业大王。

除了乡邻间有组织的下南洋之外，还有一类是华人契约劳工。这些工人在一定时期内没有人身自由，处境更为悲惨，奋斗史也更为曲折。仅仅1849-1875年。便有约236500名契约劳工下南洋，占到下南洋闽南人的一半。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以什么契机下南洋，只要他们在当地能够成功立足，就往往会带着宗亲一起下海，和在老家一样，通过宗族和同业社区立足于陌生的环境，应对天灾、野兽和其他族群的侵袭。

人丁兴旺又手有余粮的闽南集团，在与当地势力的交往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这种发展路径的强化，便是他们继续承袭传统文化：通过修家谱、修祠堂、祭祖等方式来强调长幼尊卑，明确每一个人在所属宗族中的身份地位，以巩固其宗族的向心力。

到清末民初，闽南裔华侨在暹罗数量最多，人数可达百万。按比例算，闽南华侨在菲律宾华侨中占比最高，可达八成。印尼华侨和新马华侨的占比也很高，且对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力。

衣锦还乡

华侨在外乡依靠坚韧和智慧成功致富。而在当地被歧视、被政治势力盘剥的经历和浓郁的家国情怀，激发了他们更强的国家认同和乡土意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衣锦还乡之后，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和祖国做出贡献，成为了国家在积贫积弱时代一股重要的援助力量。

当然，衣锦还乡也免不了要解决财产保值和自身享受的问题。作为通商口岸的厦门，自然成了他们置业的首选。其西南角更小的鼓浪屿风光秀丽，相对僻静，可满足富豪们的居住需求。在20世纪初到40年代之间，这里逐渐发展成了归国华侨住宅区。

此地的建筑融合了古典、现代、南洋多种风格，因为成本高且规划用心，大多避免了仿西式建筑东施效颦的尴尬，反而显得别具一格。从某种程度上说，占厦门GDP四分之一的旅游业，有很大比重都是靠这些历史建筑撑起来的。这是后话。

落定了自己的生活以后，南洋华侨们就开始了对家乡城市的投资，毕竟买了一座城市的房就成为了它的股东，谁都希望这座城市能越来越好。

这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

民国初期经济脆弱，政局不稳，加之长期内战，政府并没有多少能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服务，一些本应是政府份内的事便由市民阶层自己去实现。这正好是南洋华侨回馈乡里的好机会，简单的做法如捐资助学，更有能力的富商则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黄奕住牵头一众华侨、厦门绅商筹建的厦门自来水公司。

当抗战爆发，爱国华侨还纷纷组织筹赈会、义卖、义捐，为抗战捐款。截止1941年，各地华人捐款不下三十亿元，而南洋华人捐款占其中的三分之二。各个社区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地下组织，展开爱国活动，更有人直接回国参与机场地勤、医疗队、维修队、运输车队，成为当时中国极为珍贵的技术人员和高素质兵员。

在之后的数次历史转折点中，人们总能看到闽南华人审时度势，做出正确选择的情况，作为一个规模庞大又与故乡始终相连的群体，在已经民族国家化的21世纪更显出其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潘澎. 南洋闽南籍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D]. 华侨大学, 2013.

2.林俊杰. 过番——浅谈清末至民国时期闽南人下南洋[J]. 卷宗, 2014, 4(1): 254-255.

3.高伟浓, 泓莹, 曾筱霞. 下南洋的闽南人[J]. 中国国家地理, 2009 (4): 126-137.

4.苏黎明. 南洋群岛的闽南家族文化[J].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8 (2018 年 03): 17-21.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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