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当代思想纷争访谈录（下）: 世界复调、激进现象学与多元主义政治美学

编者按：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我们无疑将重新提起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的历史争端；但我坚信，我们对这些争端的重演是大有裨益的，这或许因为那些浩繁而难以安抚的至深之声将从这里被听见，抑或因为更丰饶而迂折的行动将从这里把我们指引到一些尚未到来、但无法退却的决断之上。

——@Alan (Dongke Tu)

主持人 / Alan  

主讲嘉宾 / Fred Evans  

主讲嘉宾 / Peg Birmingham  

首先我想感谢Dongke举办了这样一个关于美国思想界多元主义生态的建立，以及这与中国学界的关系的活动。Dongke是我曾经在杜肯大学 (Duquesne University) 哲学系的硕士生，目前他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那也是我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所以，世界真的很小。更巧的是，许多年前我在SUNY的时期，我当时的博导是今天刚刚发言的Edward Casey教授，多年之后我们仍然保持着友谊。

我目前是宾州匹兹堡 (Pittsburgh) 杜肯大学哲学系的荣休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很多的巧合和曲折让我最终落脚在此。1962-1969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获得了本科和硕士学位，在那里我完成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怀特海的心灵哲学》。当时的美国正逢一个动荡的年代，关于种族正义以及反越战的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我加入了一个反战国际支援服务组织，该组织将我送到老挝学习语言。我在那里工作了5年，奇妙的是，我当时离中国非常的近。

后来，我进入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大学(University of Regina) 的心理学硕士项目，在那里实践了一系列临床心理学并完成硕士论文《精神分裂症的自然科学和现象学方法》之后，我于1977年秋天被杜肯大学心理学博士项目录取。这一时期正好与Peg Birmingham当时在杜肯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时间重合。

但我在杜肯大学只读了一年的心理博士，后来自己决定转向哲学方向的PhD，于是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哲学系并有幸获得了奖学金。我在哲学博士阶段的主要方向是完成对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的现象学批判，并于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在石溪期间，我休了一年假（1981-82年），在位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Bogotá) 的大学以西班牙语讲授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的课程，成为该校的访问讲师。在石溪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先后于1985-87年在联合国官方教育机构任教，然后在新罕布什尔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 任教一年，其后是三个在爱荷华州立大学 (Iowa State University) 任职多年，最后落脚于杜肯大学任职，在那里我成为了哲学系的教授，并担任了诠释和定性研究中心 (CIQR) 的主任，该中心也是我的创始项目。在那段时间里，我出版了三本单独写的书：

首先是对认知心理学的批判，名为《心理学与虚无主义：一部心灵计算模型的系谱学批评》；第二本书是对后现代民主政治的批判性研究，题为《复声化的身体》；第三本书涉及民主中的“公共艺术”与“公民性”的部分，题为《公共艺术与民主的脆弱：政治美学论稿》。后两部著作都是在哥大出版社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发表的。在这些书中我谈论了不同的他者、以及不同的声音体之间的生成性亲缘，从而试着对我“复声化的身体”（multi-voiced body，MVB）这个概念不断做出扩展性诠释。每次我踏入一个新的领域，我都会拓展MVB这一概念。另外，还有一本与哲学家伦纳德·劳勒（Leonard Lawlor）合著的作品《交织体：梅洛庞蒂的肉身概念》。我现在正在完成的著作是围绕后形而上学的“声音”(voice) 概念与世界主义异构政体而展开的——《世界之思：全球性团结的政治伦理》近几年将发表并出版。

2020年我获得杜肯大学荣休教授 (Professor Emeritus) 职称之后，虽然退居教席二线，但也一直留在论文委员会工作，并在我希望的时候继续开设硕博课程。正如我说的，到达这里是一条漫长而迂回的道路。

我引用刚才Casey教授的发言：“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使得美国（思想界）由分析哲学取向占据着霸权，蜕变为更加开放而宽容的多元主义取向？”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结合我1960年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经历，系里一开始的思想取向是多元化的。我在那里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

那时学校里很少有一个学位项目能提供比较多元化的课程分布，同时包含分析哲学、欧陆哲学、美国哲学和哲学史。我从分析哲学学起。但我很快发现怀特海，他既是一个研究逻辑学和量子力学的教授，也非常钟情于诗歌。他并不保持着线性因果论的观点，他不爱说“树是绿的”(the tree is green) ，而是说“树绿着”(the tree is greening)。比起其他分析哲学家来说，这种想法是非常大陆性的。另一位哲学家是罗素。早在1900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怀特海和罗素需要互相介绍彼此。在罗素介绍怀特海时，他对怀特海大加称赞，但最后却说他“思路不清”（muddy-headed）；而怀特海德也对罗素称赞有加，但最后却说他“头脑简单”（simple-minded）。这种“脑子一团浆糊”和“脑子一根筋”之间的对比，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重要差别。而一个多元主义的思想生态则可以帮助不同背景的哲学家之间融贯互通。对我来说，尽管我早期学习了很多分析哲学，但是怀特海德帮助我打开了新的大门，让我意识到来自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也可以彼此欣赏和深谈，这比起分析哲学本身要更加迷人。我随后开始进入梅洛庞蒂以及现象学的研修。

在印第安那大学，当时的院长非常喜欢分析哲学，而且想塑造一个分析取向的院系，因此他任命了一个分析取向的系主任Tom Langen。这样一来，当时系里的6-7位欧陆哲学家于1969年被迫离开了印第安纳大学。尽管最初形势不利，但大陆性思潮和多元主义哲学生态依然在北美如雨后春笋般渐渐生长。离开越战区回国之后，我便从哲学转到了心理学。我父母当时惊讶于我选择去了加拿大进修心理学。因为在那里有践行多元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系，我当时攻读的里加纳大学（Regina University）的心理学系便是这方面的范例。那里的硕士和博士生拥有参与院系管理的权力，也会在聘用新教职员工的过程中参与决定。我们学生能够亲自决定系主任的人选。学生们在引进新师资与选举系主席(院长)的事项上，开始享有同教职员工们平起平坐的权利。曾经有一次，学生与教授们一齐通过选举的方式，聘请到一位偏向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方向的心理学教授，但被系主任和院长私下串谋而否决掉了，院长试图用个人的决定替代选举产生的决定。于是学生与教职工们最终结盟，将该院长逐出心理学系。

这是在我曾经就读的心理学系发生的事情，后来我来到了杜肯大学。杜肯大学的心理学方向和欧陆哲学有很大联系。在当时的美国，以欧陆哲学为基础的心理学博士项目，像是结合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的心理学专业，是得不到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的官方认证的。但是就在不久后事情发生了转折——1977年，杜肯大学的哲学系成为美国首个以现象学和其他欧陆哲学为核心的哲学系。随着杜肯大学哲学系在美国哲学协会（APA）获得官方声誉和威望（另一位参会者Edward Casey教授在2009年曾任美国哲学协会主席。APA的相关信息请参考上篇推文中Casey教授的发言——译者注），以大陆性思想为主轴的杜肯心理学系也顺势在美国心理学协会终获资证。

我随后离开杜肯心理学系，前往石溪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获得学位后便回归杜肯大学，进入哲学系工作。这已经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了。除传统大陆哲学的主轴之外，女性主义、LGBTQ以及非白人群体相关的哲学研究在杜肯哲学系也颇具强势。而这一切除了同上面Casey教授介绍的SPEP的发展根脉相连之外，还和我将要提到的美国激进哲学协会（RPA）的发展丝丝相扣。

现在我大体介绍下美国激进哲学协会（Radical Phillosophy Association, RPA）的总体思想生态。RPA成立于1982年，当时北美许多分析和欧陆哲学家都进入到这个组织，他们共事的领域主要是进步政治领域。RPA围绕对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主义、残障歧视、环境污染以及所有其他统制话语与权威主义的反抗而建立。在那几年，我们和墨西哥的激进哲学学者们也有过合作。当时，我们在美国和墨西哥交替举办哲学论坛，还出版了一些英西双语的论文。来自多个国家的RPA成员投入到更激进的思想议题当中，这些议题包括但不限于女性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与环境主义等。其中，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正式当作欧陆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被重新赋予了具有激进/进步意味的研讨价值。所以我也很好奇，这是否也同样发生在中国，我指的是传统哲学思潮（例如马克思主义）以一种新潮的本地化方式得到重审重解。

最后我希望引用我最近出版的关于公共艺术（public art）与公民性的著作《公共艺术与民主的脆弱——政治美学论稿》(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的前言中的一段来收束我今天的发言（我认为Casey教授比较希望听到我加谈这个，因为他石溪那边有一个以艺术哲学为主轴的硕士项目）：

“民主始终对它自身内在的一致性进行发难。因此它也默许公共艺术探索出自身的批判性价值，并指明新的价值。但这种对于修正的开放性同时也给那些时不时在暗中削减民主性价值、簇拥权威主义的艺术作品提供了便利。在这两种互为替代的结果中，为了应许第一种艺术的探索前景并遏制第二种艺术的肆意滋长，我在本书中将提出一系列公共艺术（public art）作为“公民行动”（active citizenship）的评估原则。对这些准则的构建，需要在澄清这种准则的同时对民主本身、公民行动与公共艺术三者进行描证，就好像边造船、边开船那样。而且这些准则的运作必须被投放至灵活且开阔的政治生态中，就像民主自身内在的反一致性运动那样；而与静态和幽闭的概念恰恰相反，它们应当拥有被当代大陆哲学家们称之为‘事件/生发’(event) 的那种意蕴。”

我的哲学工作有着政治和美学这两种向度，是关乎与现行“美式民主”截然不同的一种更为激进的政治-美学存有论。我们在谈论艺术的审美侧度时，必须同时意识到与审美活动同体而行的政治侧度，以防止审美批判本身被转移话题。

中国观众Q1：我的问题收到RPA组织生态的启发。您刚才提到RPA自成立以来有许多哲学系以外的人士参与。在中国我们其实也有类似的范围区分，学院派把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哲学活动分别定性为“官哲”和“民哲”，在中文语境里，后者常常被前者赋予贬义而加以排斥，而前者中以分析哲学及其相关学派为代表的幽闭而僵化的现实状况有目皆睹却（因其封闭性）难以撼动。另一方面，我们路标成员中既有许多经受过学院欧陆哲学训练的“学位获得者”在争取一个更加开放而激进的哲学生态，又有诸多非学院派学者的观点对公共哲学话语也颇有建树，大家是一个整体。非学院派的大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工人们都在这里提供了一些令人激动的讨论切口。您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吗？怎么样让各方的声音在不带偏见的平台上被听到、被严肃思考而不让那些有价值的非学院派哲学观点被指责为“非专业”？我们中国有着丰富而庞杂的的民族与阶级分布状况，形形色色的思想也随之遍布；而如何让这些林林总总的声音不失偏颇地被重视起来，便是我们可能需要向RPA学习的地方。

A1 (Fred Evans)：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好。对于RPA而言，一方面我们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不管是从大陆哲学的角度还是分析哲学的角度，比如工会问题，还有工人与种族的交织带来的问题。RPA定期会有一些社会工作者来将他们的斗争内容提上议案。这个和Peg Birmingham教授接下来要讨论内容的相似。RPA加入了许多学院外部，非哲学系出身的人。另外，RPA会议的基本原则是，任何人，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可以平等提交自己论文或论稿给RPA，然后针对自己文案的议题做一个20分钟的演讲报告。20分钟的时间可能有些短，因为是要给那些没有学院哲学背景、来自学院外或者其他学科的人提供更加充裕的表达时间和论述机会。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一个半紧致、也是半松动的公共哲学机体。主要点在于，面对我们当前时代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生存问题，学院内和学院外的人对此都有同样举足轻重的关联和责任。我们复调主义的思想实验让我们能够接纳形态各色的哲学思潮。首先从官方的身份来说，我们是男人，女人，美国人，中国人，黑人，白人，黄种人等；但在这之后，我们就要坐下来讨论，我们的多样性究竟是什么，是什么塑造着我们存有论层次上的原始差异，又是什么让我们遭受各尺度下的歧视的。

Alan：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的思潮形态，例如新儒家和新佛学，虽然我本人对这些不甚精通，但听说它们对当代政治和美学也有相当程度的响应和反思。而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让我们亘古常新的古代哲学在融贯当代的新思潮、新困境时发挥最恰如其分的作用，就像刚才Casey教授指出的传统欧陆哲学在美国的“第二方向”（second direction)，以及您让德里达和德勒兹的绵延-事件现象学在您提出的复调同体（multivoiced body）的观念和公共艺术的境态下赋予了二度生命那样。我观察到，在美国，道家哲学传统常常和现象学联系起来，我也听闻不少美国学者对庄子的思想很有兴趣，特别是庄子的世界论（cosmology）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和梅洛旁蒂“现象场”（phenomenal field）概念之间的内在呼应。但是，您在私下经常会问及您的“世界复调”的思想同中国“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之间可能的哲学联结。然而不得不引起注意的是，传统儒学似乎非常提倡抑制礼乐体制外的人士以及女性的生存空间，虽然新儒学似乎显得更加“进步”，它受到来自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思想的影响，并适当剔除了传统儒学中的一些威权主义政治符号。这种新思潮曾经在中国的确很热门，但当下似乎也渐趋黯淡。我们也不得不去直视儒学本身可能始终存有、且尚未被动摇的等级-威权主义根基。因此我认为未来讨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之间相互“融贯”和“延异”的图景将会变得很有意思，虽然在思想界（不论是否官方）这个话题尚未被严肃讨论。

Evans：20世纪60年代有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论著，我记得在那时我也读过一本关于中西方思想联系的著作。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比较研究项。最近，我在撰写世界主义生存论时，也在比较性地参考东方和西方的一些论述。这时我注意到儒学本身有一些内部争论，有的强调其与保守主义、威权主义的暧昧不清，但也有的强调其些后结构、后现代主义的成分。

Peg Birmingham：我想要跳入这里的讨论。我曾与复旦大学的白彤东教授共事过。我们在一次小组讨论上曾比较性地谈及卢梭的权力学说与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其中我们预见了两种传统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关于我们最近对新冠疫情中哲学生态的讨论，他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我可以在会后发给你们。他总体上认为新儒家思想的应用能够更恰到好处地回应当前世界性的疫情危机，他从思辨哲学的向度捍卫一些核心的儒家观念，对“西方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来自世界论上的挑战。

Evans：美国有一位做比较哲学的大陆哲学家Stephen C. Angle，在他的一系列关于新儒学的著作中同样论证了儒学自身的进步性，包括儒学对抗威权主义的潜在的思想环节，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Casey教授多年前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参加过一次现象学和儒家思想的会议，会上围绕这方面主题的政治哲学的讨论异常热烈。中西思想之间的相互通贯和绵延在未来的确颇具前景（promising），而这种希望其实是来自于不同思想机体之间对彼此中的“思想环节”——而不是“思想性质”——进行不断生成性阐释，更迭往复。

我也想向主持人Dongke致以谢意，并感激有这样一个机会直接对更激进的哲学史议题进行讨论。

首先我就不说一些太过细节的东西了，我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自己。我已经从事教学30年，我目前也担任《今日哲学》（Philosophy Today）的主编。我专注于政治哲学和女性主义，特别是阿伦特，我将阿伦特的哲学透射到民主、权力、暴力以及少数群体相关的议题上进行研究。

再次谢谢大家，我觉得我要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进入这一讨论。关于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的对立纷争问题，它伴随着我整个本科和研究生时期；而我想谈到的是欧陆哲学内部对多元主义的斗争如何促成了其整体与分析哲学的斗争，以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多元主义。

我本科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格林湾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Green Bay），当时选择这所学校让我的父母有些失望，他们想让我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这所处于第一梯队的学校，也是威斯康星大学系统的门面。威斯康星大学格林湾分校（被称为“生态大学”Eco-U）几年前已经作为一所实验性大学开设，致力于研究生态学的各个方面，而我想成为这场实验的一部分。我本科在格林湾分校期间曾深受Frederick I. Kersten和Gilburt Null两位教授的影响。Kersten教授是胡塞尔《观念I》的首位英文版译者；Null教授则曾在Aron Gurwitsch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Gurwitsch教授去世后，他便转入J. N. Mohanty的门下。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所属的哲学传统可以上溯至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而是我是这个谱系的第四代学者。所以我自然而然地熟悉欧陆哲学传统，但却不太了解分析哲学。在我学习的早期，Kersten教授邀请我参加他关于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研究生研讨会，他还就他的书《现象学方法》举办过多次研究生研讨会。我还学习了梅洛庞蒂。Kersten会对我说，去湖上划船，一边学习现象学，我很享受。我记得有整整一个学期，我旁听了一门非欧几何的数学课，Gilbert Null也参加了这门课，他告诉我们，不上这门课，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当代思想。我记得还参加过一门为期一年的课程，由Kersten和一位研究悲喜剧的英语系教授共同主讲，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却也在每件事情上都主张不一。关于我的本科阶段，我很惊讶的是没有感受到两种哲学的明显分立，而是静谧地把握到不同学科的广博学识。

后来，我在杜肯大学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我入学时，适逢杜肯大学的一些欧陆哲学家分散至宾州州立大学——比如AL Lingis——以及芝加哥德保罗大学（DePaul University）——比如研究舍勒的Manfred Frings和研究海德格尔的Parvis Emad）。我在杜肯哲学系期间，John Sallis，Lester Embree（他曾是Kersten教授在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的学生）以及Wilhelm Wurzer（他是Eugen Fink在弗莱堡大学的最后一任助教）当时都在杜肯大学任教。

提到这些是为了强调无论是我的本科还是研究生阶段的教育都归于我们现在称之为“经典现象学”的一脉，身处这一传统下的教授都能合理宣称其与经典现象学的“先师”有直接的师承联结。我在芝加哥认识到很多学建筑学的朋友；但在匹兹堡，我了解到了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对立，以及杜肯大学与匹兹堡大学（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哲学系之间的对立（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拥有美国数一数二的分析哲学研究项目，而杜肯大学拥有美国顶尖的大陆哲学项目）。但在我当时的学习中，却没有课程是关于女性哲学家的，比如没有关于阿伦特的课程；有一个教授开过波伏娃的研讨班，但也仅止于此。所以我自己读了阿伦特，当Kersten教授读了我关于海德格尔和自由意志的博士论文时，他说：“这是非常典型的阿伦特式海德格尔。”

我曾在纽约市的玛丽斯特学院（Marist College）任教数年，而后在纽约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哲学系任教两年。这两个地方都比较多元，注重本科生的哲学沉思的培养。最后我从1992年开始，来到了DePaul University任职至今。1989年，DePaul University从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聘任David Krell教授，重新启动沉寂已久的博士项目，并授权他负责四个职位的人选。在校方的支持下，Krell还可以完全自主决定哲学系博士项目的新方向。1990年，他聘请了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跟随Casey教授学习的Michael Naas，以及来自堪萨斯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Bill Martin教授。1992年，Krell 招录了我和 Will McNeill 做教授，后者堪称当今最负盛名的海德格尔作品的英文版译者，这是他的老师David的评价。经过一系列讨论，系内决定完全集中在从多元主义立场培养欧陆哲学博士生。包括注重哲学史学习。我在学校既开设阿伦特和女性主义哲学研讨班，又在研究阿伦特哲学的研究道路上，对人权、政治主权、权力和暴力问题越来越感兴趣，这些问题也同我在女权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有深刻交集。

从前只有围绕男性哲学家们的研讨，现在则开始出现了聚焦女性哲学家的研讨。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1995年至2005年），DePaul成为了全美第一的天主教大学，这对于哲学系是个好消息，我们增设了很多职位，也包括招募讲授拉美哲学和亚洲哲学的教授。这也是我们和复旦大学联系的开始。当时很多哲学系的老师们认为女性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不是真正的哲学，而康德、黑格尔之类才是。去年（2020年），哲学系聘请了一位年轻的后殖民理论家Rafael Vizcaíno。让我惊讶的是，哲学系全体老师一致对这位年轻人及其研究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学生们早已就他的研究方向游说了很长时间，正是学生们的坚持才使这一切的转变成为可能。向多元主义的转变以及总是伴随着这种转变的干扰。这一转变与SPEP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沿革可谓是并驾齐驱，今天与会的Edward Casey教授是SPEP的创始成员之一。2001-2004年我荣幸兼职于成为SPEP的执行委员会（Member of Excecutive Committee），2004-2007年担任联合总监 （Co-Director）。

然而，如果不是1986年SPEP发生的那场变革，以上两件事都不可能发生。那场关键性的变革发生在我第一次参加在多伦多举行的SPEP会议期间。在那场会议中，我见证了由Iris Marion Young和Nancy Fraser领导，并被Edward Casey高声支持的一场“政变”，提议让SPEP这个组织转向更具多元主义的开放性步调。会议当场，Young，Fraser和Casey呼吁学会大规模改革，增加一个反映现象学内部多元研究方向的执行委员会，以及一个能反映性别平等的、基于选举的联合主任制度。众学者们应声投票，而当时“改革派”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因而称其是一场SPEP的内部革命绝非托词。

继续这段历史：2007年，Casey教授又在会议上要求改革。这次是在匹兹堡，Casey为现象学的一个公开位置发起提名，挑战两位由执行委员会选出的提名。这两位委员会提名都是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者。而Casey提名的一位年轻现象学学者虽然熟读胡塞尔，但也研究德勒兹、德里达和巴迪欧等人。后来在我的主持下，SPEP不断对女性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酷儿理论、批判性现象学和后殖民哲学等研究领域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而这些领域只是我们现在每年SPEP项目的常见主题的其中一部分而已。由此看来，1986年的革命从未停止。

我在SPEP执行委员会和担任联合总监期间，继承了Young、Fraser和Ed Casey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包括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 Kelly Oliver和女性主义/非殖民主义思想家Linda Alcoff所开创的工作。通过持续不断的多元主义斗争，SPEP已经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欧陆哲学年会组织，也更是成为了一个颇具异构性声调的大陆哲学协会。

接下来请允许我简要提及我作为《今日哲学》主编的工作，然后再转到我对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当代多元主义斗争的一些结论性的想法。我把编辑的工作看作是这场斗争的一部分。2015年我从时任《今日哲学》主编David Pellauer手中接过该杂志的主编职务。《今日哲学》创刊于1956年，DePaul University对其具有所有权，而DePaul的哲学系正是该期刊的根据地。David Pellauer在任期间的工作非常出色，但从我来看，他似乎对大陆哲学的潜在格局的把握还是相对狭窄了一些。当我接任《今日哲学》的主编时，我决定《今日哲学》的出版工作需要更聚焦于大陆哲学与政治理论、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等一系列跨界、跨学科的合作，并由此在各个领域内部引发更加广袤和深邃的讨论。而我认为扩大我们期刊理论范围的最好办法就是邀请客座编辑，共同制作特刊。我本人特别愿意邀请更为年轻的新生学者来做我们的客座编辑。

而对于女性主义哲学而言，重点不应该是区分女性主义的哲学话语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欧陆哲学”；在女性主义话语下细分这两者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二分原则主要是在方法论上的分别，而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点则是一致的。对于各种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兴领域而言，欧陆-分析的二分法并不适用。这也回应了我所说的，对多元主义思想生态的争取，是从欧陆哲学内部一直持续到欧陆-分析哲学之间，并和他们之间的方法论分歧相交错。

我曾在美国哲学协会（APA）的选举提名委员会任职过，尽管当时跟我一起在委员会的其他四位学者都是非常分析取向的，然而最终Edward Casey教授被提名，并成功当选APA的主席。随之而来的是他为APA正式带来了宝贵的多元主义生态。

总的来说，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谁对谁错”的争论是一场陈旧的争论，已经无法胜任今天的思考任务了。那些仍坚持认为一方或另一方已经赢了的想法，不过是一种表明以丧失某种思想方式为代价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在我看来，真正的“斗争”是在一个“斗争性的哲学空间”（agonistic philosophical space）中争取一种持续的多元主义之生成。在这个空间中，我们会对适当的方法论、认识形态、经验性（Erfahrung）、以及对推构式存有论的需求等问题产生分歧，而且这些分歧的讨论往往是充满激情的。这是我们一直将持续的话题。我们同分析哲学的分歧并不在与“谁赢了”这个问题，更像是一对老夫妻在讨论“谁在掌权”。

在这个激荡而多元的空间里，永远是你们学生们站在最前沿，推动前辈们进行更加开放，更加激进的质疑，更加充分地允许沉思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兴概念。永不放弃，矢志不渝!  

挪威奥斯陆大学Filosofisk Supplement杂志采访Peg Birmingham教授时为后者画的肖像。

中国观众Q1：您刚谈到了女性哲学家的出现，以及性别议题随着多元主义斗争在北美逐渐受到关注。您能否简要地给出一个对于当今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和思潮最为恰当的描绘？

A1 (Peg Birmingham)：在美国，我认为女性主义思潮让哲学界重新审视和思考了普遍性、存在性等贯穿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基础概念。我认为女性主义从整体上打开了一个围绕这些基础概念的可商榷和可争执的话语空间，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斗争性的哲学空间”，它毅然决然消解着那种传统“确定性”的论断空间。我同样也很好奇中国女性以及刚刚提到的中国新儒学和的女性主义融合的潜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围绕该议题的后面两段现场对话予以省略——译者注）

中国观众Q2：在上海，我们路标很注重海德格尔（尤其是他的后期思想以及早期和后期的联结成的思想整体）我们在中国其实总体上并不太了解美国学术界如何接受和诠释海德格尔。您在演讲中提到美国本科生不被倡导读海德格尔，刚刚您也提到了Parvis Emad教授，我知道他的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英译本很优秀。请问美国思想界对海德格尔（尤其是1935年之后的晚期思想）的接受程度如何呢？

A1 (Peg Birmingham)：我确实也进行本科阶段的海德格尔的教学。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我的导师Kersten的说法，我认为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阅读海德格尔而不必事先了解哲学史。对海德格尔的完整思想的把握，必须要同时理解他早期和晚期的思想，以及它们之间的贯通性（而不是分开来看）。我认为他和维特根斯坦并列，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海德格尔在美国也是最受欢迎的大陆哲学家之一，即便是他晚期思想在美国远不如早期的《存在与时间》那样被研究得十分透彻。举个例子来说吗，我女儿是在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她们的哲学系非常地分析取向，但她们在形而上学的课上也常常研读海德格尔。从大陆哲学界来讲，海德格尔也是最普遍被研究和思考的哲学家之一。

Alan：补充一下，我认为海德格尔从早期到后期的转向，与我所从事的音乐与声音领域的一些前沿问题具有本质性关联。我认为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是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指引性开端。因为他从早期对存在问题的追问中对于亚里士多德的logos作为用话语性方式使某物“让看见”的生存论澄明，过渡到后期对存在问题的一种“震荡性/颤动性的抓握”（本有），我愿意把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转向称作一种“声音性转向”。当前美国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的思潮和海德格尔的很多后期思想都有呼应，比如一些“前存有论”（pre-ontology）的思路；我在我音乐领域的导师Judy Lochhead教授去年开设的“新唯物主义与新音乐”的课程中了解到的Jane Bannett的“vibrant matters”这个概念便是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我们本可以更早些进入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中，只是海氏遗嘱规定的出版时间不允许。不过这或许有海德格尔自己的考量和布局在里面。

同时，我也十分好奇《今日哲学》是否在今后有兴趣发表和出版更多有关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研究文稿（包括我自己将要撰写的这方面的文章）？

Peg Birmingham：是的。当然有兴趣。十分欢迎！

Fred Evans: 让我接着Peg的问题。当前路标的哲学方向是非常地海德格尔（Heideggerian）吗？路标同其他的中国的欧陆哲学家的联系/互动的状况如何？若你们稍稍谈论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今中国欧陆哲学之境况。

Alan：首先，虽然我们“路标”（Pathmark）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海德格尔的Wegmarken这个概念，也拥有很深厚的海德格尔研习传统，我自己去年也曾在路标主讲海德格尔《哲学论稿》的系列研讨班，以弥补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研讨空白，但我们也有同样深厚的精神分析、法国现象学、德勒兹、巴迪欧（甚至是齐泽克、斯蒂格勒）等哲学话语的研讨传统，可谓是“德法兼备”，我们也同时在艺术哲学、政治哲学、后殖民研究等方向上有着扎实的跨学科基础。但海德格尔的哲学对于我们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石之一，我们的许多较为激进的思想主张以及组织内部的团结性都一定程度地建立在他的后期哲学之上。

对于您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路标内部许多成员就是来自国内外各个大学哲学系的欧陆哲学学者，有同济、武大、复旦、多伦多大学、谢菲尔德大学等诸多海内外高校的哲学学者。我在武大完成哲学本科，后来杜肯哲学系的时候是您的硕士生，所以我当然也算作其中一个。我们目前与国内一些主要的欧陆向的哲学系的学者们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我们也听说国内有部分研究欧陆哲学的学者思想能力稍稍欠佳，并且与分析向的学者类似，钟情于小圈子以及操控话语垄断（其中也不乏有研究德勒兹的学者）。在中国，你无法将自己完全与体制或者说权力机构相疏离。因而我们总体上与所谓的学院派哲学保持着微妙但独立的关系。

Peg Birmingham：我觉得听起来挺不错的。美国的欧陆哲学发展历程中有一段时期和你们现在的处境有些相似。

Fred Evans：在美国，由于盛行的特朗普主义（Trumpism）以及经济上的阻滞，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对人文社科领域的“反冲”式的攻击，这是我所担忧的，从我所在的杜肯大学相关学科的资助状况就能看出来。战斗无处不在。我们看看欧陆与分析哲学之间的事情就知道了。我们必须要记住，在大半个世纪以前与分析哲学的战斗中我们险些粉身碎骨，但我们现在势力早已渐渐壮大了，我们也曾经认真的担心过我们会不会被“赶尽杀绝”。但从现在看，中国的形势并不太坏，你们似乎没有遇见我们所担忧的那种状况。

Alan：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会议开始前收到过不少来自国内外分析哲学人士对我们的攻击之辞（可在我们现在的正式会谈现场，他们却不见了踪影，至少到此刻为止是这样）。但我认为这种情况并不能代表反映出中国的分析与大陆研究交织的一些真实现状。因为就我所知，许多国内大学的分析哲学家和欧陆哲学家之间其实维系着较为微妙的交流关系，鲜少直接正面攻击。他们之间可能自己有一套独特的沟通方法，这可能得益于中国特有的一些人情世故的传统，以及这个总体化的学术体制本身对学者间交流密切性的要求。而众多哲学系的学生对这些纷争之现实的反应也相对平淡。我本科时候就读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就是这样的例子。武大哲学系拥有较为深厚的中国哲学（国学）、法兰克福学派（西马）、西方哲学、美学与宗教学的研究底蕴，但分析与欧陆之间的微妙权衡却从未停止过。

我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的现状某种程度上是“福柯式的”（Foucaudian），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与宏观政治（macro-politics）相结合的话语运作，确保了整体意义上的一种安全策略（secure technology）的实施。在这种策略的运作中，许多进步性学者都经历过一种自相矛盾的独特体验，他们从宏观地感受到在时间与场合上的论说自由，但在许多琐碎的地方却感到处处受限。在中国，你需要同时应对来自更高层的指引，比如政府的赞助或管理。而政策的风向变化也是一天一变的。新的进步性力量往往苟且于政策，你必须在总体线路的剧烈震荡下存活。从而，分析与欧陆更为纷争的一面在这里被渐渐分散掉了。

中国观众Q3：Fred Evans教授在论稿中说公共艺术应该起到一种述真性的（parrhesiastic）作用，从而对威权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等神谕式话语进行松土式瓦解。这让我联想起了被国内外的公共网络空间中，网民们创造的许多网络“梗”（memes），围绕这些梗形成了某种独特的讨论空间。问题是，当我们讨论公众性的艺术时，什么是公众？如果公众之间没有共识，如何争取一个“述真化”的民主？我观察到，这些梗所塑造的信息流非常之单一，有时候仅仅围绕一张梗图的讨论，这让这个区域的公共话语完全扁平化了。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联结性（unity）作为多声部讨论的前提条件。但你若是让许多声音进入，好像公共空间中就再没有这种联结性了（或者这种联结性会渐趋脆弱）。关于这一点各位教授怎么看？

Fred Evans: 这种情形下，我们唯一的共识就是我们的空间是“开放的”。这样，商榷和改变才会成为可能。我在论著里讲到的Parrhesia（述真）的概念的核心，是需要创造一个“倾听”（listening）的空间，即“述真化的倾听”（parrhesiastic listening）；我认为这一点比“述真化地说出”（parrhesiatic speaking）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核心，因为这是公众之间打破漠然无殊的自说自话之关键。人们的确会在他们自己的个体环境中重复地、甚至会主动选择式地听到单一化的意见，他们最终也会从“说”上重复他们所“听到的”。我认为你这里所提到的联结性（unity）首先要建立在一个人必须有倾听他者的意愿的基础上，即使那个听者预先知道他可能不同意他会听到的，也愿意留出一个广袤的对话空间。特朗普的票仓说“对我们的话语不感兴趣”，但他们给出的原因却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话语不感兴趣”。这也确实是我们美国的社交网络上的一些极右组织所利用和操纵公众话语的关键，所以主要在于我们怎么做才能敞开倾听的尺度，维系一种非封闭状态话语空间，而又不被这些仇恨言论冲昏头脑，始终持有一种原初性的潜在共识。我认为这也是parrhesia这个古希腊概念的原始意义的一个重要部分。

Peg Birmingham: 没错，这种“联结性”（unity）来自于潜在共识的分享。那些把我们团结起来的可以是某些原则，比如公开原则，比如一致性原则，也比如平等原则。而平等的原则提起了很多“别的问题”，比如刚才Fred提到的平等地“倾听”与“被倾听”等等。我曾经认为我们美国当前的问题是，人们并没感觉“听到”。但是面向这个问题更深、更加历史性的根源——仿佛美国在一个多世纪前的内战时期造成的种族和文化断裂持续至今，看看那些上个月（2021年1月）尝试攻占国会大厦的人，和他们背后南方的经济衰退。种族主义在美国早已病入膏肓，白人男性的统治虽说遭到了挑战，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一些根深蒂固的顽疾早已超越“公开的秘密”的层面了。我也许不该说太多，但包括系统性歧视和四处激发的形式化的派系对立在内，现行的西方民主有着极度黑暗的一面。

（会议记录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