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不少人将这句话当成自己学生时代的座右铭，鼓励自己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要因为对老师的尊敬和爱，就不敢质疑老师的观点。这句名言最早出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之口。他和柏拉图，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名声最为响亮、思想地位最为重要的一对师徒关系。众所周知，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理想的政治设想。

那么，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为什么会为此感到不满并且提出批评呢？

一、质疑老师的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希腊古城斯塔吉拉的一个贵族家庭之中。斯塔吉拉并不处于传统希腊半岛的地理范围之内，但它受到了泛希腊化的影响，形成了颇有希腊气质的文化氛围。斯塔吉拉毗邻当时逐渐崛起的马其顿王国，而亚里士多德一家与马其顿王室也有密不分可的关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御医和朋友。

18岁时，亚里士多德出于对最高学术殿堂的向往，前往雅典的阿卡德米学园（即柏拉图学园）学习，受教于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柏拉图门下。亚里士多德在学园内呆了整整19年时间，他曾经深受柏拉图的赏识，被称为“卓越的讲师”和“学园之子”。但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议题上坚持独立思考，经常与老师发生争执。师徒两人的关系也因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越来越冷淡。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阿卡德米学园的掌门人由他的侄子兼弟子斯彪西波继承。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与部分弟子选择离开学园。有传统观点认为，柏拉图最终选择了与自己学术观点相近的弟子斯彪西波作为接班人，这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不满。于是，亚里士多德负气出走。

这其实不完全对。柏拉图晚期思想更偏向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理论，采用一些更加神秘的数学理念来解释世界，斯彪西波后来继承了这一发展倾向。亚里士多德一直对数理论的解释方向不满，他认为纯粹抽象的数字演绎已经偏离了现实社会的解释需求。亚里士多德意识到阿卡德米学园的整体学术风向已经越走越偏，那么他与学园的决裂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毕达哥拉斯学派理解的数要比今天我们理解的“数学”含义要广得多。该学派认为数是一种可以被感知的客观存在，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带有很强的神秘色彩。晚年柏拉图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

柏拉图以提倡哲人王教育出名。他主张贤能政治、精英政治，认为政治只适合个别天赋出众的精英。这部分人要接受一种特殊的哲人王教育，保障他们在执政时遵循正义与理性的原则。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们在当时颇受希腊各城邦的青睐，许多城邦的统治者希望能够得到柏拉图等人的指导。

离开学园的亚里士多德就接到了阿塔纽斯城邦主赫尔米亚的邀请。赫尔米亚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出身卑贱、白手起家，依靠自己的打拼成为了统治一方的统治者。赫尔米亚为了稳固自己身份的合法地位，特意向柏拉图写信虚心求教知识，并长期接受柏拉图及其学生的政治改革指导。亚里士多德到来后，他也负责教授给赫尔米亚辩证法、天文学等哲人王课程的工作。据记载，赫尔米亚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我的朋友和同伴，我没有做任何配不上哲学或者有失哲学身份的事情。”

凑巧的是，赫尔米亚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有着良好的盟友关系。通过赫米阿斯，腓力二世得知自己原先御医的儿子学有所成。公元前343年，腓力二世正式聘请亚里士多德担任此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的老师。有不少人会认为，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和睦。伟大的思想家造就了伟大的帝王，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的故事是历史中有名的师生佳话。但这一观点是很有问题的。

在亚历山大年轻时期，他们两人的师生关系确实十分融洽。亚里士多德教导亚历山大《伊利亚特》等希腊史诗，还为他撰写了《君主国》和《殖民地》等政治著作。在一段时间内，师徒二人还经常收集希腊各城邦的信息，这些都成为了日后亚里士多德撰写《政治学》的重要材料。在亚里士多德眼里，亚历山大显然是一位冉冉升起的哲人王新星。

公元前340年，亚历山大替父摄政后，他的注意力从哲学转向军事征服。师徒两人的关系出现裂缝，亚历山大已经不太愿意听自己老师教授空洞的哲学道理。公元前338年，年仅18岁的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队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击溃希腊联军，奠定了马其顿领导下希腊统一的格局。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23年，马其顿王国国王。他的老师是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军事能力极强，先后统一希腊全境，进而横扫中东地区，荡平波斯帝国，征服全境约500万平方公里。

亚里士多德原本期待他的弟子完成对希腊城邦的统一后，重新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恢复希腊历史上政治自由与民主的光荣传统。但是亚历山大并没有停下自己的征服步伐，在他父亲腓力二世去世后，亚历山大进一步采取了征服波斯与远征东方的策略，最终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的超级军事帝国。在希腊哲学教育和马其顿骑士精神的选择中，亚历山大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

亚里士多德非常强烈地反对自己弟子过度的军事征服行动。在公元前336年亚历山大正式即位之后，亚历山大加紧部署对波斯和东方的战争计划。此时的亚里士多德意识到自己的哲人王教育已经走向失败，他选择离开宫廷，回到雅典。他在雅典城外的东北部寻觅到了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曾是苏格拉底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在那里，亚里士多德创办了鼎鼎有名的吕克昂学园。在白天，亚里士多德和学生们散步在树林之中，讲授高深的哲学问题；而在下午或晚上，亚里士多德会向公众举办一些普及类的讲座。

吕克昂学园的创办确实得到了亚历山大的支持，据传，亚历山大给了他老师800名助手，方便他收集材料。亚历山大还经常吩咐各地官员向他的老师寄送科学材料。但根据英国学者罗斯的分析，这些数据有夸大的嫌疑。吕克昂学园的大多数工作是由亚里士多德本人和学生完成的。他们还收集了当时各类丰厚的手稿，创建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图书馆。总的来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在亚历山大决定远征波斯之后开始变得冷淡，之后保持着只能说是不温不火的关系。

早期亚里士多德还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在赫尔米亚、亚历山大身上试验哲人王教育。可是赫尔米亚的成就不足，亚历山大剑走偏锋、迷恋于军事征服。基于哲人王的政治实验失败了。由于个体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仰赖单个统治者的城邦很难实现一个稳定的理想政治。在远离政治之后，亚里士多德终于可以沉下心来，专注于自己在政治哲学上的思考。在吕克昂学园期间，亚里士多德讲授并写成了著名的《政治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等著作。在那里他溯本清源，决定向自己老师柏拉图的理论发起批判、反思与修正。

二、压制人性欲望的政治方案可行吗？

当我们今天提到“共产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本能地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联起来。但事实上，马克思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一设想的思想家。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早在《理想国》中就提到了“共产”制度，并把它视作理想政体的形式。

城邦中自然区分为哲人王、护卫者和生产者三大阶层。柏拉图把欲望看作人性中最低级、最低劣的部分，它会阻碍甚至败坏勇敢与理智的发挥。柏拉图持有“精英政治”的立场，认为只有天赋优质的哲人王和护卫者才有资格从事城邦的政治活动，他将广大生产者排除在了政治活动之外。然而，哲人王数量稀少且有足够高的天资，他们可以自觉抵制欲望的诱惑；但是处于中间阶层的护卫者人数众多，他们的灵魂时常在听从理性和欲望之间摇摆不定。因此，柏拉图设计中的公有制主要针对的就是护卫者。为了引导城邦中的护卫者更关注灵魂的高级部分，柏拉图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欲望。他想出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财产公有化。柏拉图认为财产正是现实中个人欲望的体现，只有取消掉私人财产，才能使人摆脱欲望的诱惑。他设计的理想国中，护卫者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他们居住的房子都是属于公有的，粮食也是按照需要定量分配的。护卫者们必须同住同吃，身上不得挂一点金银的饰品，甚至不能用金杯、银杯来饮酒。

古希腊的军队基本由城邦公民组成，财产等级较高的组成骑兵，较低的组成重装步兵、轻装步兵与海军。在《理想国》中，护卫者指的就是这部分人群，也是柏拉图的重要训练对象。

第二个办法是家庭公共化。私人家庭是使人难以摆脱私己欲望的另一大根源，而柏拉图对此的看法在整个思想史上也颇为极端：他认为必须取消私人家庭，将所有的妻子、小孩公有化。理想国中生育的基本原则是，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尽可能多的结合在一起，生下来的孩子由国家统一进行托管教育。

柏拉图还设想了一种日历识别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亲属关系：“当护卫者中间有一个做了新郎以后，他就把所有在他结婚后第十个月或第七个月里出生的男孩作为他的儿子，女孩作为他的女儿；他们都叫他父亲。所有孩子都把父母生自己期间出生的男孩女孩称呼为兄弟姐妹。”

柏拉图将人身上的欲望视作洪水猛兽，试图采取各种严格的制度设计压制欲望。他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成一种“整齐划一”的公有制城邦状态。理想国中的护卫者严格执行与欲望绝缘的公有制度。这一制度的理想效果是：整个国家就像是一个人。每个人对同样的东西，能够同样地说“我的”、“非我的”。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境遇好，大家都会说“我的境遇好”；任何一个人的境遇不好，大家也都会说“我的境遇不好”。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的“公有”方案当作了批评的靶子。他认为柏拉图的方案非但不能达到他设想的和谐友爱的局面，相反会造成社会萧条动荡的情况。针对“公有”制度，亚里士多德提出一条著名的观点：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因为人们通常是关怀自己的所有物，而忽视公共的事物的。即便人们关注公共事物，那么也只是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公地悲剧》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公地悲剧”这一概念。哈丁在文中举例说，草地假如向所有牧羊人开放的话，单个牧羊人就会带过量的羊来放牧，即便他知晓过度放牧草地是会承受不住的。而当所有人都跟进放牧行为后，就会造成草地最终的枯竭，引发悲剧。公共资源的低效率利用是“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理念，而这一理念恰恰就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公共地悲剧”理论，指的是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使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由于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最终就会因资源有限而引发冲突，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针对柏拉图的家庭公有化设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此举依然无法掩盖人在自然基因上遗传的亲缘性。凭借“亲子相肖”的原则，人们还是能够找出亲属关系的表征的。亚里士多德援引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他指出，当时北非洲奥赛族人采取的就是妇女归公的习俗，但是那里所有的子女最终还是以容貌相似为根据找到了各自的生父。

另外，即便真的能做到柏拉图设想的，每个父亲都把某一月份的1000个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原本浓烈的父爱也分释成1000份，最终就像“一勺甜酒混入一缸清水一样”。亲属感情淡而无味，亲属之间的名分和称号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这种妇孺充公的社会还有一重更深刻的危机：社会丧失伦常的束缚，会导致各类罪恶事件的滋生。在希腊习俗中，违反伦常是亵渎神灵、必遭天谴的重罪。但是一旦亲属之间有名无分，父母不必爱护儿女、儿女也不必孝顺父母，社会秩序面临崩坏的可能性。

柏拉图的财产和家庭公有化制度在历史上不乏支持者，这也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比如亚里士多德在书中形容称，人们听到财产公有以后，会盲目地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关系将会变得亲密无间。当人们听到世界的罪恶都是源于私产制度，就会借此希望平分众人资产，因而会更加感到高兴。民众容易相信这类似是而非的宏观理论，需要耐心与专业知识的具体分析反而被忽视了。

亚里士多德显然认为，企图压制甚至抹灭人性中欲望部分的制度措施，是不可行的且是有危害的。柏拉图的公有制，非但无法达到他预想的和谐、友爱，反而会出现经济效率低下、伦常关系崩塌、社会犯罪激增等负面效应。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亚里士多德对“公有制”的批评：在柏拉图的设想下，每个人一无所有；而那些说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事物，任何人又毫不珍惜。

三、哲人王的全权统治可信吗？

在柏拉图眼里，哲人王是国家的栋梁和希望。在《柏拉图的设计：公共教育与精英教育》中我们介绍过，柏拉图经历了三十僭主的专断横行，也见证了民主派的多数暴政。他借鉴了阿启泰的执政经验，提出了一类全新的政治模式：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现有的这些国王、统治者能够接受哲学教育。社会实行财产和家庭公有化制度等做法的目的在于，哲人王能够毫无阻碍、毫无拘束地施展其个人的智慧，其他阶层也十分服从地接受哲人王的领导。因而，公有制城邦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知识与权力的高度结合。

哲人王的统治带有很典型的“全权统治”的特征。由于柏拉图认为只有哲人王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社会上的其他人都缺乏这一能力，那么哲人王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的大脑。换句话说，哲人王一个人就负责了全社会的思考任务。他的思考十分周全，其他人只要乖乖听从即可。同时，柏拉图认为权力的监督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哲人王自身的理智涵养保障了他永远着眼于公共利益。哲人王的政治权力呈现高度集中且不受制约的状态。

相应的是，柏拉图并不重视甚至并不在乎法律制度。他认为在理想国中，哲人王的智慧远高于一般性制定的法律。人们也会自知如何适度地做事，完全不需要法律的外在强制。当然，柏拉图在晚期的《法律篇》中还是适当肯定了“法治”的积极作用，但这只是缺乏哲人王政治后的替代选项罢了。哲人王领导下的高度统一与整齐，是柏拉图日思夜想的理想模式。

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理想国》中哲人王的全权统治在许多地方上表现出反人道的恐怖面目。比如在培育儿童的公共教育部分，柏拉图主张用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人为选择。他说道：“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培育，如果品种要保持最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之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而另外一段论述更加触目惊心，柏拉图写道：“至于一般或其他人生下来有先天缺陷的孩子，他们将秘密地加以处理，有关情况谁都不清楚。”

柏拉图认为，哲人王可以凭借智识上的优越甚至可以欺瞒民众，人类历史上也发生过极为相似的事件。在纳粹德国时期，纳粹德国为培育纯种雅利安血统的后代，曾有过一项名为“生命之源”的计划。“生命之源”协会在1935年12月份正式成立，该协会是这项计划的主要负责单位。例如在挪威，“生命之源”协会于1942-45年间兴建了大批产房和儿童房。纳粹强迫挪威具有北欧血统的妇女与占领区军人发生关系生下孩子，孩子出生后就离开父母，由家园统一抚养。据不完全统计，3年内在挪威的“生命之源”家园共计诞生12000多婴儿（这一数据仍存争议），其中有超过6000是非婚所生，部分有身体缺陷的婴幼儿遭到了秘密处理。而存活的绝大多数人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他们的身世，也不清楚自己的出生日期、地点等信息。

“生命之源”计划也称纳粹德国的育婴计划，它是纳粹德国为培育纯种雅利安血统后代、提高生育率和促使人口增长而在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区的妇女和儿童身上实践的一项种族优化计划。

当今世界这类反人道的事件也没有彻底消失。2015年12月14日，根据伊拉克当地组织Mosul Eye的消息，“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颁布法令，杀死了38位患有唐氏综合征、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和儿童。哲人王的全权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权政治。在这样的模式下，统治者可以打着智力卓越的幌子，做出反人道的恐怖事件。

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对哲人王政治提出质疑的思想家。他在《政治学》中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最好的一人统治与最好的法律统治，孰优孰劣？支持哲人王统治的人可能会说，法律往往是呆板的，人是灵活的，尤其在一些国家危难的时刻体现的更为明显。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在某些情况下，哲人王的智慧要比法律更加具有优越性。但是他提醒说，任何一个统治者的灵魂中都包含着个人情感、欲望的部分。不凭感情因素治理的统治方法总比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更加优良，而法律恰恰就是没有感情的。因此，即便是再优秀的统治者，他的政务还是必须建立在法治基础上。任何对法律意志的颠覆或取代都可能构成暴政的源头。

从理论上讲，只要有一人高于法，那么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最终仍归于人治。这种法也只能说是一人奴役万人的工具。亚里士多德认为即便存在智力超群的哲人王，也不得贸然将自己的个人意志置于法律意志之上。普遍性的法律意志是全体城邦公民都必须遵循的东西。全权统治的哲人王政治并不是最优良的政体，它也并不可信；相反，它可能成为滋生暴政与恐怖政策的温床。

四、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需要吗？

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维持整齐划一的公有制城邦的关键在于哲人王。因此，对于下一代哲人王的培育与教育是整个城邦教育体系的重中之重。柏拉图是持有“精英教育”立场的思想家，他在《理想国》中曾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即哲人王是金子，护卫者是银子，生产者们只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他认为只有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可以接受哲人王教育。理想国对哲人王的教育是十分特殊和苛刻的。概括来说，有天赋的年轻人从一开始就要到某处远离群众的世外桃源，在传统诗歌、修辞、音乐、体育等科目的基础上，还得学习算术、几何、天文、辩证法等哲人王教育的专属科目。

与此相反的是，柏拉图并不重视“低级公民”的教育问题。他认为剩余的人只需要接受普通的公共教育即可。公共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哲人王审定的音乐与诗歌，以及进行身体的体质训练。公共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培育出他们勇敢、节制的品德。普通公民在哲人王的引领下，为城邦无条件奉献付出。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尖锐批判柏拉图“教育有别”的观点。一个城邦内部当然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但是如果教育促使两者之间的区别永恒化，那么城邦中低级公民与高级公民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大，城邦也极容易发生动荡甚至革命活动。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倡一种平等的公民教育，即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接受一致的教育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设计也非常有趣，他将公民教育依据年龄高低分成了两个编组。根据轮番执政的经验，青年人往往是城邦中的被统治者，而年长者会是城邦中的统治者。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青年编组的教育环节是以“服从”性教育为主的。青年们要学习城邦中的各项物质技能，而且要听从年长者的指派，甚至去干一些较为琐屑的事情；而在中年或老年编组中，这部分就要学习“自由人统治”的科目与技艺，包括军事学、法律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科目。所有公民在一生中会接受两个不同阶段的编组教育，这也会分别帮助他们适应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角色。

当然，亚里士多德的教育体系中也包括了一种特殊的“闲暇教育”。只有人收获了一定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后，公民才会获得一些闲暇的时间。他将人的闲暇类型区分成了三类，满足欲望的享乐生活，满足勇敢品质的荣誉生活以及满足理智品质的哲学生活。拥有闲暇时间学习哲学的生活是最高级的生活类型。亚里士多德本人是非常欣赏闲暇教育的，他和他的弟子经常在吕克昂学园中边散步边讨论哲学问题，因而也被称之为“逍遥学派”。但是闲暇教育并不构成公民教育的对立面，它只是公民教育的一个补充。闲暇教育是与任何政治参与、政治利益无关的，它更像是人们安静坐在自己的书房而从事自由思考和批判的学习活动。

《尼各马可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另一部著名的伦理学著作。在该书中，“闲暇”被作为关键的概念提出，它提供了哲学生活的可能性，是最高级的生活类型的必备条件。

专门为了培育政治精英的特殊教育模式是不必要的。教育不应该成为“阶级固化”的帮手，恰恰应当是体现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最好途径。在亚里士多德的设计中，教育不分精英或是平民，每个人的政治生活都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轮流转化。通过教育，公民既要为成为一名合格守法的服从者，也要为成为一名积极创制的领导者做好准备。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政治上的精英与平民已经丧失了绝对界限，公民中间并不存在可以将自身权力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哲人王。但是城邦公民之间仍然存在不能被政治消除的贫富财产差距。富人会倾向于采用金钱的方式建立起寡头制，穷人则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尝试采取民主制。因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他心目中最适合作为统治者的公民群体：中产阶级。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产阶级很少具有野心，它不必受到欲望的诱惑，也能摆脱荣耀和权力的蛊惑，愿意听从理性的引导。其次，中产阶级较为稳定，并不持有蔑视或仇恨的极端心理，而愿意以团结和有爱的方式结交他人。最后，在中间阶层较为庞大的地方，公民之间很少出现党派纷争，政体也趋向稳固。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当社会中中产阶级的实力强大到足以抗衡其他两个部分，政体就会长期稳定存在。这也被亚里士多德称作为“持久的共和政体”。亚里士多德描述的“橄榄球型”社会结构，也通常被我们今天视作良好社会应该追求的方向。

从今天的观点看，亚里士多德对他老师柏拉图的批评拥有极为积极和深刻的意义。柏拉图想要追求的整齐划一，不仅不合于城邦的本性，相反可能造成城邦的动荡乃至消亡。任何人以“超群”的智力为名，代替社会民众做出单一的经济安排、政治安排与教育安排，都孕育着暴政与恐怖政策的高度风险。每位公民的合理欲望、智力条件、政治参与潜力都需要得到充分的尊重，只有建立在个人平等权利上的多样与多元才是城邦健康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