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中院“书面讯问”上诉人开创法治先河

原创刘金龙家属刘金龙家属

2022年9月21日，江城民营企业家刘金龙蒙冤入狱的第1055天，我们家属终于见到了武汉中院的法官。

讽刺的是，连刘金龙在内的全案14名当事人，至今都还没有见过武汉中院的任何一名司法工作人员，他们可能连审判长王建敏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被送进了监狱。

我的弟弟刘金龙被诬告陷害后，我没有一刻停止过喊冤。三年来，我们四处交材料、信访、申诉，武汉公检法的门槛都快被我踏破了。几天前，我和同案其他家属终于接到了武汉中院的电话，说是要当面听取我们的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我喜极而泣，终于有机会向领导当面陈述冤情。

今天一大早，我们一行十几人来到中院，门卫说是因疫情防控需要，只允许5人进入。接待我们的是刑一庭的周伶俐法官，不同于以前见到的领导，周法官展现出来的耐心，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要是当初合议庭法官能够有一点点耐心，也许就不会造成冤案了。

我们向周法官详细反映了案件在实体认定、证据采信和审判程序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尤其是，本案完全是由民间经济纠纷引发，刘金龙被迫维权，没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绝大多数罪名都不构成，更别提恶势力犯罪集团了。

本案自侦查阶段开始，就严重不公，刘金龙等当事人和律师的辩护权都被剥夺和限制，例如，当事人之一喻宗杰的老婆以在公安局跳楼相求，才让律师完成会见。我们本以为案件走出江岸区，上诉到中院，就可以沉冤昭雪。

谁知道，武汉中院王建敏、袁锐、田炼法官在办理刘金龙案过程中，不仅不开庭，还未通知辩护人阅卷，不告知合议庭成员，甚至都没有去听取上诉人的意见，还在审讯笔录和裁定书上造假——刘金龙等十几人在法官面都没见上的情况下，就被武汉中院“依法”维持了原判。

刘金龙等人也丧失了正常刑事诉讼程序中最后的机会，被迫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对此，我们要求必须对违法办案的王建敏等人立案调查，严肃处理。

周法官就我们反映的部分问题都进行了“维稳式”的简要回应。关于未依法讯问上诉人、审讯笔录造假的问题，周法官称与合议庭进行了核实，王建敏等人承认没有面对面讯问，但他们竟然说，基于疫情防控需要，可以“书面讯问”，“算是听取了当事人的意见”，“合同也分为口头合同和书面合同两种，讯问也可以分为口头讯问和书面讯问”。

这个回应让我们大跌眼镜！

把刑事诉讼中的“讯问”理解为可以“书面讯问”，这简直是武汉中院法官的一大“创举”。

按照刑诉法规定，上诉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异议的，就应当开庭审理。本案多名被告人和律师自始作无罪辩护，并提出上诉，二审本应开庭。这也是我国宪法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案件的规定以及“以庭审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

退一万步讲，即便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法律也明确规定必须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从开庭审理退到书面审理，甚至退到“书面讯问”，基本等于退到了一审终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两审终审制被彻底架空。

这种倒退现象在疫情时代愈演愈烈，但疫情防控并非违法审判的万能借口，现在看守所都安装了供法院提审的视频设备，为的就是应对这种情况——即使不能当面讯问，也可以通过视频讯问，哪里有“书面讯问”的任何空间和余地。

“讯问”当然应“当面”进行，不论是现场方式还是视频方式，都至少应当见到人，进行的是一问一答的交流，否则刑诉法也不需要到处规定讯问必须两人在场了。

事实是，本案十几名上诉人不仅连法官的面都见不上，还只允许在“书面讯问”的笔录上写“同意”或“不同意”、“是”或“否”，且相关工作人员早已提前用铅笔写上答案要求照抄，多一个字都不行。这种办案方式充分体现了中级法院个别法官的办案水平与职业操守。

有人戏称：这样的书面讯问方式，应当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必将极大地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未来还可以考虑书面勘验现场、书面扣押证据、书面坐牢……

据悉，王建敏法官获得过“十佳政法干警”、“十佳政法女杰”，这样的荣誉尽显讽刺。

虽然王法官即将退休，但数十个破碎的家庭还会找你，坚持到底，至死方休。错案追究、终身问责的司法责任制早已全面推行，希望王法官能够自查自纠，赶紧向有关部门主动交待问题。也希望武汉中院尽快推动再审程序的启动，还刘金龙等十几个当事人，十几个家庭一个迟到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