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证宏观段超 |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大变局——兴证宏观·全球价值链系列开篇

原创段超王笑笑陈嘉媛段超宏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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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联系人

段超（duanchao@xyzq.com.cn）

王笑笑（wangxiaoxiao@xyzq.com.cn）

陈嘉媛（chenjiayuan19@xyzq.com.cn）

王涵

内容摘要

Summary

为什么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观察：超越出口与生产

乱花渐欲：2010年以来，伴随工厂外迁、贸易份额下行，产业链、供应链外迁讨论已久，大变局+疫情背景下热度再升；
拨云睹日：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出口、工厂并不对应本国价值增值，生产繁荣也不等于价值链竞争力，出口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与GDP对应的国内价值创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能够对产业链、供应链转移进行更本质的观察。

从全球价值链看世界变局：“逆全球化”的价值链现象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生产、贸易活动的重要载体，联合国报告显示，全球约有80%的贸易发生在全球价值链上；
“逆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现象之一：生产和贸易价值链参与率上升停滞；
“逆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现象之二：各国各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缩短化。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出口：对出口竞争优势的观察与讨论

低技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更多反映升级与外溢，但高新技术制造业面临发达经济体替代需要警惕；
中国与东盟价值链同质竞争不强，合作大于竞争；
扩大“内循环”成为全球需求提供方，有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剔除外国增加值以及外国知识产权、服务创造的无形收益，传统贸易指标高估中美贸易顺差32%。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政策调整超预期变化。

正文

Evidence&Analysis

为什么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观察：

超越出口与生产

乱花渐欲：产业链、供应链外迁讨论已久，大变局+疫情背景下热度再升。从2010年前后开始，先有跨国公司陆续关闭中国工厂；再有中国在全球出口份额下滑；再到近年“逆全球化”变局演绎为中美大国博弈，叠加世纪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阻塞，美国提出“再工业化”，美、日政府鼓励跨国公司回归本国。2022年6月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推动外贸保稳提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有媒体关于近期国内部分行业存在订单流出和产业外迁的现象的提问，再度使得产业链、供应链外迁问题引起聚焦。2010年以来，对产业链、供应链外迁问题讨论，主要是基于社会层面观察到的三类现象：

现象一：跨国公司关闭中国工厂。最早在2010年前后，随着海外服装行业跨国公司耐克、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工厂，将生产工厂转移到东南亚，产业链、供应链外移问题就开始引起关注。之后，诸如飞利浦、三星、佳能等家电、电子等行业的跨国公司，陆续关闭中国子公司/工厂，产业链、供应链外移问题持续引起讨论。

现象二：中国全球出口份额下滑、出口订单走弱。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快速发展，2000-2008年，中国全球出口份额持续上升。2008年全球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陷入“缺需求”环境，2009-2013年，中国全球出口份额上升趋势停滞、开始走平。2014年，在“一带一路”带动、以及全球经济复苏向好影响下，中国全球出口份额短暂上台阶。之后，从2016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疫情之前，中国全球出口份额持续下行。于此同时，PMI新出口订单分项指数2010年以来也经历明显下台阶。这些现象加大了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担忧。

现象三：“逆全球化”变局+世纪疫情冲击，产业回迁、备份显性化。2018年以来，美国大力推行“逆全球化”，从特朗普政府的中美贸易战，到拜登政府的中美战略竞争，“逆全球化”变局不断演绎。在此背景下，2020年以来世纪疫情冲击的发生，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阻塞问题凸显，叠加俄乌冲突冲击全球资源、能源、粮食供给稳定，产业回迁、备份议题显性化。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拜登政府格外关注产业链安全，鼓励跨国公司回归美国，日本也鼓励跨国公司迁回本土。2010-2019年越南出口增速整体高于中国，同时2017-2019年东盟吸收外商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或也反映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至要素成本更低的东南亚。“逆全球化”大变局+世纪疫情冲击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外迁问题更受聚焦。

拨云睹日：超越出口与生产的全球价值链视角观察。近10余年来，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外迁的讨论，主要是由于近年来观察到出口走弱、工厂外迁等现象。但是无论讨论一国GDP概念，还是讨论企业价值创造，实际上非常关键的是增加值。虽然当前观察到全球在往“逆全球化”方向演变，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来，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生产跨国分工，使得制造业生产链条和商贸供应链条在全球能够跨国分布，仍是当前跨国生产的主流形式。在这一跨国分工形式下，跨国贸易除了最终商品贸易形式，还有规模巨大的产业内中间品贸易，商品增值过程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串联而成的生产链条上，这即是全球价值链（GVC）。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出口、工厂并不对应本国价值增值。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审视国际贸易，出口指标是一个类似“生产值”或“销售收入”的概念，其中既包括国内创造的增加值（这一部分增加值计入本国GDP，体现为一国的经济竞争力），也包含从国外转移的价值（这一部分增加值不计入本国GDP，不体现为一国经济竞争力）。同样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工厂只是承载生产过程的场所，虽然也体现价值增值过程，但并不是全部生产过程所创造增加值的承载主体。

微观案例：iPhone手机生产利薄，反映生产繁荣不等于价值链竞争力。从IHS Markit对售价999美元的iPhone X（64G版本）的成本拆解来看：设计和经销环节，占据了628.75美元的成本（占比62.94%），这部分主要由苹果公司完成；而广泛分布于全球的制造和生产环节，只占据了370.25美元的成本（占比37.06%）。其中中国主要参与基本生产（也即代工组装）、电池组等环节，而这两个环节占据的成本分别仅为8美元、6美元，合计仅为iPhone手机生产成本的1.4%。而从苹果公司的利润分配看，由苹果公司自己承担的设计和经销环节分得了58.5%的利润，虽然有诸多苹果手机产自中国、销往全球，这部分虽然对应为中国的出口、体现为工厂生产繁荣，但中国劳动要素只分得了苹果公司利润的1.8%。

宏观指标：出口指标并不能准确反映与GDP对应的国内价值创造。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审视出口指标，可以从增加值创造的角度将总出口拆解为两大部分+两个修正项：两大部分是，国内直接创造的增加值（A）+体现在中间品进口中的国外增加值（B）；两个修正项是，国内增加值经由国外增值后再以进口中间品形式返回国内进行再加工并最终出口部分（C），以及在复杂的价值链生产过程中由于中间品数次在不同国家增值多次进出口而产生的重复计算部分（D）。但实际上能够直接体现为一国GDP的部分主要是A部分，B、D部分实际上与本国GDP并无关系，C中也仅有较少一部分再增值过程计入GDP。因此，实际上，一国真正意义上体现为本国竞争力的出口主要是A部分。

善事利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创造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分析方法

为什么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观察：对产业链、供应链转移更本质的审视。基于前述分析，可以得出几个结论：（1）生产的垂直专业化使得跨国分工普遍存在，生产过程延展分布于全球诸多国家，形成全球价值链。（2）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承担最终组装的工厂实际上并不能体现所有的生产增值过程，出口指标虽然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实际上并不能与本质上是本国增加值概念的GDP指标对应。（3）对于审视工厂外迁、出口份额下滑现象，看似可以“见微知著”的反映产业链、供应链转移问题，实则“有所偏颇”，更为重要的是观察这些现象背后带来的国内增加值的变化，这才是观察及理解一国产业链、供应链变化背后对经济竞争力影响的本质所在。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析。全球价值链观察视角，实际上是在垂直分工、跨国生产的现实下，从本国价值创造（也即国内增加值）角度对于国际贸易的细致观察，能够更加准确的分析一国在国际生产、供应链条中的价值创造能力与竞争力情况。从分析工具上看，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为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产业链、供应链、增加值出口分析提供了较好的数据与工具基础。世界投入产出表从生产视角，将国际商品贸易数据、国际产业内贸易数据、国内投入产出数据进行了关联，给出了世界各国、各产业和最终使用者之间的要素、商品交易、流通数据，能够反映分国分产业的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需求信息。能够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很好的将总值出口指标进行国内外增加值拆解，从增加值创造角度对产业链、供应链问题做更本质的观察。

从全球价值链看世界变局：

“逆全球化”的价值链现象

全球价值链是全球生产、贸易活动的重要载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大约有80%的贸易发生在由跨国公司组织和协调的全球价值链上。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进口的50%、出口的30%是企业内贸易。经合组织（OECD）2018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价值链贡献了约国际贸易的50%，全球GDP的30%，全球就业的23%。对于当前百年变局下的“逆全球化”演变趋势，除了从一些热点事件切入进行点状观察，从承载全球生产、贸易活动的价值链视角能够提供更加经济角度的观察。

“逆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现象之一：生产和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上升停滞。自1950年以来，全球经历了三次产业中心转移，即“美国——日德——亚洲四小龙——中国”，在此期间，每一次产业转移都使得全球生产分工向着垂直专业化、价值链不断延伸的方向发展。从2010年开始，中国在基本完全加入全球分工链条后，开始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东亚及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但是，短期内这些新兴经济体难以提供与中国规模相当的生产和需求体量。2012年比之前人口规模更大的经济体加入到全球化分工的链条中，这也使得全球价值链的进程在2010年之后也有所放缓。无论是基于贸易计算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中间贸易在总出口中的占比）还是基于生产计算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国内增加值在出口商品总增加值的占比），都结束了此前快速上升的趋势，到达平台期，不再继续上行；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逆全球化”加剧演绎，叠加持续多年的疫情冲击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阻明显，基于生产、贸易计算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从2018年开始出现明显下滑，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生产、贸易呈现全球化下行特征。

“逆全球化”的全球价值链现象之二：产业链、供应链缩短化。我们在《20220627-东边日出西边雨——2022年中国宏观中期报告》中曾提到，“逆全球化”背景下，为了降低生产和物流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各国将生产和消费都向国内迁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缩短化”趋势，带来全球价值链缩短。从各国情况看，2018-2020年，全球多数经济体生产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消费依赖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均有所下降。从行业情况看，2018-2020年，除电子光学之外的所有行业也都经历了生产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消费依赖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下降。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出口：

对出口竞争优势的观察与讨论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产业链、

供应链转移与竞争优势变化

近年来，部分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低技术制造产业链确有替代。从全球增加值来看，自2016年后，中国在纺织品、皮革制品行业的全球增加值份额出现趋势性下滑，而部分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孟加拉、越南、巴西等在相应轻工制造行业的全球增加值占比则有所上升。这一现象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更为明显。虽然中国当前在轻工制造上的全球增加值占比仍然位居世界第一，且远远领先其他国家，并且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的份额短暂出现回升，但整体而言，中国轻工制造全球增加值占比走低的趋势已经确定。

低技术制造业的转移或更多体现为中国产业的升级与外溢。低技术制造业由中国转移至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并非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才开始的，而是自2016年就已出现相应趋势。这其中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产业升级带来的自然结果。从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创造增加值的分布来看，越南、印度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初级制品和轻工制造行业创造增加值的能力更强，而发达经济体在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增加值创造能力更强。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将工厂由中国外迁至东南亚国家、甚至一些中国工厂也加快海外建厂，实则反映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一方面是劳动、土地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有所上升，一些海外跨国企业的中国代工厂开始迁出中国，一方面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环节由代工生产向研发、销售环节升级，也将全球价值链中间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海外。

外交学院学者施展在《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一书中，通过对越南3个大城市、3个重要工业省份、4个工业园、20家企业，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广泛调查、走访，发现中国对以越南为代表的的东南亚经济体这种工厂转移现象，更多的体现为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以及中国制造业已经具备一定能力对东南亚等经济体形成产业外溢。

中国中高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有下滑，主要源于发达国家竞争，也需警惕。2016年之后，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比也出现下滑，主要原因是来自于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竞争。尤其是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压力。具体而言，中国在机械设备和电子光学设备上增加值占比的下滑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日韩的挤占，其中美国在新冠疫情中其份额也并未受到影响，保持上行。运输设备和化工产品的替代则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欧洲的挤占，印度及东盟虽然在2017年后相应的增加值占比也有一定提升，但是目前而言提升速度已放缓。

整体而言，中国轻工制造业向外转移更多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自然结果。中高端制造业占比的下滑，更多反映来自国际高端产业的竞争和逆全球化的压力，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对中国“卡”脖子技术的封堵和高端制造业回流政策影响下的结果。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与东盟的

对外合作与中国内循环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国与东盟价值链同质竞争不强，合作大于竞争。根据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可以把出口大致拆分为国内增加值、海外增加值两个主要部分，其中国内增加值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真正赚取的利润。在一个以制造业出口为主的国家中，国内增加值率（国内增加值/总出口额）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国出口的产业竞争力越强，能在出口中赚取更多的利润；相应的，如果海外增加值比率占比过高，则意味着该国以代工、加工为主，其出口额中的利润将被其他国家瓜分。

从2020年的国内增加值率来看，中国的国内增加值比率高达84%，略低于日本（85%）和美国（89%），高于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中，除了印度由于其农业等大宗品出口较多拉高其国内增加值率之外，其余新兴经济体的国内增加值率皆较低，尤其越南仅为0.50。这种差异意味中国与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同质替代关系并不强，东南亚经济体以更低廉的成本承担了国内转移的代工和加工环境，双方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合作多于竞争。并且，东盟及印度出口的海外增加值也多由中国获得，这意味着中国深度参与了这些国家的产业链并且能从这些国家的生产中获利。而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电子、汽车等行业）面临来自美欧、日韩等发达国家的竞争则是未来更需要考虑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对外应继续稳定并加强与东盟等相关经济体的经贸关系，对内增加研发投入和支出，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向上迁移、提升竞争力，才是未来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

扩大“内循环”成为全球需求提供方，也有助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进一步拆分国内增加值比率，其包括“最终出口至其他国家的国内增加值比率”和“出口至他国最终又转回本国消费的国内增加值比率”。如果出口至他国最终又转回为本国的国内增加值比率越高，说明该国为全球提供更多的需求。从该拆分方法来看，发达国家的最终出口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比率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则普遍偏低。美国最终出口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比率高达6.5%，中国次之（约为2.9%）。而印度、越南、墨西哥仅为0.6%、0.1%和0.3%。我们在《东边日出西边雨——兴业证券2022年中国宏观中期报告》中曾提过，“逆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链“本地化”将使得产业链向需求端转移。因此，通过不断扩大“内循环”，发挥强大市场的优势，提升国内的消费能力，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本地化”的背景下争取更多的筹码。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中美贸易顺差

是否能够真正反映贸易失衡

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再评估。通过前面的分析，能够很清楚看到传统总值出口指标中包含海外增加值部分，这一部分本质上并不是中国创造的价值，因此用传统总值出口计算出的贸易差额情况，无疑会高估中国的贸易顺差。美国就是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规模较大带来美国贸易失衡为由头挑起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从价值链视角观察并不如此，全球价值链知名研究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Meng Bo等202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传统总值贸易（总值贸易口径）、仅考虑国内增加值贸易（增加值贸易口径）、进一步剔除增加值贸易中与外国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有关的“外部价值”（要素收入贸易口径），与要素收入贸易口径相比，传统贸易口径对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高估32.0%，增加值贸易口径对中美贸易顺差仍然还是高估了17.4%。

风险提示：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政策调整超预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