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分裂了，你为什么留在中国？

我叫ale，来自意大利，在华六年有余。最近大家都问我，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南京欢迎你

2014年8月。在《北京欢迎你》发行六年后，中国准备再次为全球做东，在南京举办史上第二届青奥会。我在法兰克福转机，等着汉莎航空公司的LH720航班。我第一次前往东方，也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我要去看看。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有直接上大学。我在美国做了一段时间的环保志愿者，同时写博客。在我老家，一位记者持续关注了我写的故事。半年后我回家的时候，他问我想不想当他助理，一起做体育报道。虽然不是熟悉的足球、而是射击的赛事，我接受。重要的原因，是频繁出差出国的机会——第一年，德国和西班牙的射击世界杯；第二年，中国南京的青奥会。坚持了两年，我最期待的时间到了。

二十岁，手里一张跨越半个世界的机票，我坐在飞机靠窗的座位喝一杯冰啤酒。我望着窗外的云海，想象着南京的样子。

8月15日的中午，我在禄口机场的人群中四处张望。南京的夏天，室内潮湿的空气让我觉得自己在一个游泳馆里。一个穿着绿色马球衫的女生远远出现，向我挥手。她走过来。

确认了我的身份之后，绿色马球衫的女生说出一句 “Follow me”。她转身带我走出机场。

出发前，我查到资料，南京青奥的制服有四种色系：技术官员穿着“正当红色”、青奥组委会穿着“展望蓝色”、安保人员穿着“卓越金色”。而我刚遇到的女生是穿着“青春绿色”的志愿者。

那几天，两万名穿着“青春绿色”的志愿者成为了我见中国的第一面。大多数是一些九零后、在南京读书的大学生，女性更多一点。在奥运村迷路，只要一抬头看到那些鲜明的马球衫，你就有可能不错过下一个工作安排。每次从酒店坐班车去体育馆，她们会面对着我们站在过道上，像一个新手导游讲述一些关于南京的知识点。

青奥开幕后，赛事日程繁忙起来。赛后，我会尽量以高效率写完报道，争取早点收工。有天，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老板主动提出我要不要先走，自己留在办公室应付剩余的事物。

“你有没有在前台兑换人民币？”，我准备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老板问我。他从黑色的商务包里拿出一个装着几张百元钞的信封，递给我。“玩得开心”。

体育馆的前台小哥试图对我解释地铁站的位置。面对着我的疑惑，他明智地选择放弃口语交流，跟我一起走出体育馆。我们走了几十米，直到地铁站出现在远方为止。他说他需要改善他的英语，我不知道怎么说“麻烦你了”。

地铁上，气氛很安静。没有人对我的存在做出回应。我感觉自己误入了一个别人的房间，正在窥视家里的主人化妆、回邮件、整理头发。虽然物理上是一个公共的空间，但所有人处于一种专属于自己，非常私密的状态。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再平常的一次坐地铁。而对我，这是下飞机后第一次脱离自己的工作环境和身份，踏实沉浸于这里的社会。终于没有人注意我，跟我解释，给我演示。我是地铁上的苍蝇。

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实现远离家里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商场里放着筷子兄弟的《小苹果》。上头的旋律很快就穿入我的脑袋。我拿手机识别歌名，回酒店反复听。我用脸书向远在欧洲的同学朋友点击“分享”。还在办公室的老板给我点赞。

走在南京的街头，我进一家书店。在很显眼的位置，我发现《丁丁历险记》的中文版。我买来几本，准备送我爸。他收藏着《丁丁》的各种版本，已经堆满了我们的地下室。现在竟然到了我为他的爱好作出贡献的时候了。

写完赛事报道在奥运村散步，我跟志愿者闲聊。这是我能够真的接触这里的人的宝贵时间。我决定去介绍这次在南京遇到的人。她们用拼音写下自己的名字，我用英文记录她们的故事。

2014年在南京青奥写的报道

南京市民Wang Lu那年三十岁，是青奥村“学习与分享站”的助理。她觉得在青奥会做志愿者的年轻人会因为这次经历而成为世界公民。“他们会更加地了解这个世界”，她说。“这是第一次在南京举办一场如此全球性的活动。他们会有更广阔的视野。”

Xue Ting，当时二十一岁，在青奥村环保主题的“绿色空间”做志愿者。在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的法语和英语之后，她有了机会在现场练习，和来自各地的运动员聊天。“你可以交很多朋友”，她说，“和他们交流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是学语言的，而语言需要练习。毕业之后，我也许会去法国吧。”

跟Xue Ting同龄的Lu Jo来自江苏省南通，在南京学习了两年英语。她喜欢与外国运动员分享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Lu Jo说，“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我们。” 中国结是她最喜欢分享的文化因素。“我们可以展示如何制作，还有我们为什么喜欢它们。它们能创造一种氛围，传播快乐。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家幸福的象征是什么，互相交流。”

当时和我年龄同样是二十岁的Fan Li，跟着Lu Jo在奥运村负责一个综合信息亭。Fan Li来自江苏泰州，在南京上了一年的对外汉语专业。“有时候”，Fan Li说，“运动员来这里，我们就可以教他们一些简单的中文，像‘好的，谢谢，你好’。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认识不同的人。希望这次的机会可以让我们成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Dai Li才十六岁。她加入了一个九人组在青奥村的“世界文化区”介绍非洲第二小的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时候，Dai Li遇到的运动员不会英语，不过她觉得也不是问题。“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她说，“我们可以玩游戏。中国人能跟其他人连接。连接很容易，像玩拼图一样。”

在我看来，这些志愿者呈现我当时的一种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幸福。尽管有文化上的差异，我们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分享个人经验，彼此获得成长。

让我感到最乐观的是一个数字：这次申请做志愿者、跟全球建立桥梁的人数高达十万三千多人。结合和志愿者的交流，这让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渴望和世界连接的社会，是地球村的一部分。我似乎在志愿者的眼里看到了未来：我们会越来越走到一起。

八月底青奥结束，我回意大利。我准备在罗马一所美国文理学院接着读传媒专业。

我进入一段最具有大学生活模样的时期。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上课，和室友出去喝酒，坐在咖啡厅呆一下午和同学闲聊。

宜人的罗马秋季，上午在充满着游客的市区上课，中午走在台伯河边散步，比起读书，我像是来度假的。学校的气氛也如此。三三五五的美国女生提着行李箱来上学，一下课就到火车站，去佛罗伦萨过上沉溺于gelato和红酒的姐妹时光。

小小的校区像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基础、成功实践了全球化的乌托邦。在咖啡机的面前，一个俄罗斯男生和美国同学回忆起上周末的醉后场景，互相吹着牛逼。戴着头巾的北非女性和穿着背心的意大利女生热情地谈论哪一门课比较好过。零食售卖机上面贴着酷儿联盟的传单。2014年10月，在本质上不涉及到政治内容《商务沟通》的课堂上，教授问我们是否在关注某地的社会事件。得到了比较沉默的反馈，她显得很生气。她说，那些年轻人跟我们是同龄人，在争取一些我们不需要争取的权利。关注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一个世界公民的小型社会。一句简单的“Where are you from”有可能得到极为复杂的答案。“是我在哪里出生？还是在哪里长大？还是我的家在什么国家？” 尽管暂时站在同一片校区，每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过去和未来。父母做外交官的学生，早就习惯了隔着几年换个国家生活，到新的地方会避免建立太深的人际关系。

前前后后，我的室友是一个出生在东欧的美国男生和一个日裔的荷兰女生。我的女友乐乐来自西西里。学校里的华人在意大利很久了，说话带罗马腔儿。暑假打开社交媒体，平时一起上课的同学畅游四海，晒图时最常用的文案是“the world is your oyster”（“世界是你的牡蛎”），随便你怎么玩。

罗马小巷的咖啡厅

回头望当时的生活，“世界公民”的概念一点也不模糊。这样的身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朋友、旅行目的地、电影和电视剧、新的学习和工作机会。对于未来的想象力，不再受地域上的限制了。教室里放的伊朗动画片不会让你觉得遥远，而是刺激你去反思还有哪些地方你不够了解。参与地球村不仅是教授所宣扬的社会责任，而是我们眼前的现实。

2016年5月，我们穿着学士服走在雅尼库伦山丘，迎接本科生涯的最后一天。对大部分人来说，山丘下的城市会成为一种回忆，仅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站而已。毕业帽飞向空中后，三五成群的毕业生来合照，纵情欢笑地碰杯，随着起泡酒的溪流谈到自己的“下一章”会在何处展开。机会到处都是，不过需要跑着去追。

我有一种在游戏中遭遇了瓶颈的感觉。在毕业前半年的试错过程，我没有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很满意的方向。我对学校推荐的公关、营销类的岗位不太感兴趣。我找体育新闻之外的报道机会，但是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无薪实习。我宁愿骑着自行车，穿越罗马的大小街道上门教英语。不工作的时候，我写剧本，拍短片。

那时候的意大利，平均年龄接近45岁。三十多岁的人被定义为“还年轻”。在各行各业，上一代人还担任着一个看门的角色，保护重要的岗位。年轻人成为了职场上的高学历、廉价的劳动力。付不起房租，他们一大半还在家里和父母住。社会阶层的固化破坏了大家的上进心。

那年夏天，乐乐去了马德里，室友去了华盛顿。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眼前一片迷茫。我只知道自己不想做的，却搞不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我对着电脑，翻着网页消磨时间。我偶遇了一篇《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的报道：

“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40%。2012 年，中国电影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第二大市场日本。到 2017 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 100 亿美元，届时中国将接近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

从南京青奥的经历到我大学毕业这两年，我用力投入到了眼前的现实，没有太回想起中国。有的朋友会问关于在中国的见识，但其实只是想听你说一两句他们已经知道的事。

那两年，我开始借学校的设备拍片子。我拍了一部讲罗马的涂鸦艺术的纪录片。美国教授找我把他的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看完那篇报道，我觉得中国也许和我有关联。

报道还提到，华纳兄弟宣布了与中国投资方的合作，准备为中国市场制作电影。这似乎肯定了我两年前在南京关于全世界走到一起的感触。

我怎么就早没有想过？那些志愿者，现在都怎么样？中国社会经历过哪些变化？对世界抱有开放的年轻人会赶上中国电影的好时代、讲述自己的故事吗？

一个不完整的、但是有说服力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去中国做电影。

走之前，我和乐乐通过邮件，聊到去中国的想法。“你做这个决定用了多久？” 乐乐讽刺我的冲动，尖酸刻薄地问我，“三个月？三天？还是三个小时？”

我认真地回答乐乐，大多数从中国回来的人，会跟你重复他们出发之前本来就有的刻板印象。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搞明白。我不是耶稣，但我经常觉得自己能够帮助不同的人互相理解。东西方之间的隔绝不是一件好事。

“希望你的东西方和平计划能够实现”，乐乐说。

两个中国男人和《欢乐颂》

2016年9月10日，我到达北京，准备学一年中文。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王泳。

走进了留学生宿舍的楼，我在一楼的餐厅坐下来。安静的星期天下午，餐厅里只有我和这位戴着棒球帽、无所事事地抽烟的男生。背往后靠，身子往下滑，他仿佛把餐厅的椅子当作了家里的沙发。我的到来让他的目光从手机屏幕返回现实中。他惊讶地看我几下，接着站起来坐在我旁边。

他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中文。王泳拿出来餐厅的菜单，摆在我面前，眼里期待着我的反应。看完一系列陌生的菜名之后，我选择唯一熟悉的食物：一盘带巧克力糖浆和水果块的华夫饼。我好像没吃饱。

王泳打开手机里面的一个软件：他用中文和手机说话，再给我看屏幕上出现的英文翻译。操作了几下，他又把手机递给我，让我以同样的方式回答。

我们就这样沟通了三个月。这段时间挑战了我对“听多了，就会学会”的信念。在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情况下，把一个四川人和一个意大利人放在北京，他们不见得会互相学到东西。才来中国五天，王泳带我去同学家过中秋。从中午坐到晚，我头晕的缘故不是喝下的酒，而是听进去的六小时的中文。

我和王泳的交流是一系列不连贯、分散的信息所构成的结果。在学校后面的烧烤店，他给我看一个小本子，说里面是给前任写的诗。下一秒，他要一张我的照片，放在一个ppt里。王泳说是给投资人介绍他的电影团队用的。“我们明年一起拍电影”，他的手机屏幕上写着。我心里一堆问号，可我选择应付过去，不为难翻译软件。

有时候，我和王泳像一部不用动脑子、宣传中外友好关系的情景喜剧。有那种典型的画面：他尝试教我如何正确地用筷子，我做不到，但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夹面条。他耸一下肩，放弃教我。我们捧一杯，一起笑起来。本集结束。

12月初的一个周末，王泳说他的同学老徐要拍一个短片，想请我做男主。我说行。

认识老徐的时候，我的中文稍微有了一些进步。加上他还会一些简单的英语，我们有条件尝试放下翻译软件。

“你喜欢中国的什么”，老徐问我。

“我喜欢中国的早饭”，我说。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去学校后门的小店吃包子，喝豆浆。

“你喜欢造反！”，老徐笑起来说。他是一个会讲段子的东北人。

短片是一个瓜子广告。在剧情里，我对一个女生表白，她给我一张上面写着“真心瓜子”的纸条。接下来，我却跑进两三家店里面，挨着问有没有“爪子”。买到了，我回到女生的面前，准备把爪子递给她。

“No, no!”，女生边说边举起来一包真心瓜子。“我要真心的！”

“我是真心的”，我无辜地回答。

这个有可能不会进入电影历史的作品开启了我和老徐的友谊。一周之后，老徐提出要带我去哈尔滨看一个网剧的拍摄，顺便玩两天。工作日的深夜从首都机场出发，乘客很少，飞机大半的座位没有人。和老徐在空中跨越中国的北方，我感到陌生，但踏实。像两个不用靠闲谈来回避尴尬的旧朋友，我们占着相邻的两排，用三个人的座位躺下来睡觉。

在哈尔滨，我发现鼻子里面也可以感觉得到冷。在中文表达能力很有限的情况下，我放弃提前了解每一天的行程安排，当每分钟是一个惊喜。晚上在外面喝了不少白酒，我猜第二天会睡个懒觉。早上六点，跟我住标间的老徐竟然叫我起床去片场了。他让我喝一口格瓦斯，说是俄罗斯可乐。

如果说怀念那个时候，是怀念那种简单、无顾忌、轻松的相处。回北京之后，老徐送我一份真心公司的礼盒，当是我在中国收到的第一个圣诞礼物。春节后的某个晚上，他叫我一起吃饭。全程中文的四人聚，我跟着老徐学习北京特色吹牛逼式的聚会艺术。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练习写中文字的日常。爱写书法的老徐给我点赞。

用中文写的第一封信

中文表达能力依然有限，我无法跟老徐和王泳诉说的是我的精神状态。我时不时会想起和乐乐的关系，仍感到有些留恋和愧疚，心思难以投入到我的新生活。我联系一个在北京做心理咨询的爱尔兰人，抱着直接讲英语的便利，某个周日上午专程拜访克里斯先生。

站在自己的客厅兼咨询室，克里斯先生穿着拖鞋泡两杯英式早茶，又从厨房拿来一盘饼干。

“你从哪里来的？”，克里斯小口喝茶问我。

“意大利”，我理所应当地回答。

“不不”，克里斯摇摇头说。“你从北京哪个地方过来的？”

“哦”，我说，对于在咨询中出现这样的疑问感到有些困惑。“我从海淀区打车过来的。”

克里斯笑一下，似乎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

“怎么了？”，我问他，进一步地困惑。

“你是不是约了太多中国女生？”

刚到北京几个月，我一时跟不上克里斯先生的逻辑。

“我遇到了很多像你一样的海淀白人”，克里斯严肃地说，“在这里上学，一约会就约了十几个女生。一下子太多了，来得太简单，人就变得虚无了。”

那段时间，在学校碰到其他的外国人时，经常会被问到有没有交到“一个中国女朋友”。能听懂中文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男性也在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后来懂了。

有的白人男性不太会中文，但是每天在胡同租的房子接待不同的中国女性，他们还是能看懂邻居的眼神。疫情前的北京，“五天三次”不是做核酸的要求。结过婚、有了家庭的好朋友回想起那段生活说，那时候“还挺累的”。

有次，坐在胡同的咖啡厅写东西，我隔着玻璃发现一个来回走的女生。她最后停留在咖啡厅的门外站了一小会儿，再推门进来。她用中英双语要了我的微信，接着给我看半小时前在胡同从身后给我偷拍的照片。我想了想，也许，克里斯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在北京，我可以靠英语生存，买东西，但是需要用中文生活，和人交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用电视剧《欢乐颂》来学中文。97集，4281分钟。简单的剧情和日常语言给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我发现中国电视剧能够创造一种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应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的酸奶。

《欢乐颂》中合租的三个女孩甚至成为我的一种精神陪伴。我感觉自己跟她们一样，每天出门为自己的生活做点什么，可能晚上回家也觉得没什么进度，第二天要继续。从来都不停下，日复一日地和世界作战。打鸡血式电视剧能让你一直向某种看不到的未来前行。就像《马男波杰克》里说的，“有时候你只想看一部无论发生什么、30 分钟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好的剧。”

在中国半年多了，我感觉自己达到了某种程度上和这里的融合。我可以接受喝热水，还有在雾霾天踢足球。在家楼下的社区食堂，阿姨记得我吃面不要香菜。我还没学会用微信表情包。慢慢来。

意大利人在北京

2017年的春天，我搬到校外住。找房子过程中，我首次面对一个在后面的几年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它的名字叫“外国人临时住宿登记”。这个手续让所有在华的外籍人士向公安申报自己的住址。除了租赁合同之外，需要提交房子的房本和房东的身份证的复印件。突然被租客要求拿出这些，有的房东会很疑惑。有的会嫌麻烦，就不愿意租给外国人。

在一次陷入住宿登记的僵局之后，给我希望的是一个刚认识的年轻女歌手。她说只要花几百块、把护照给她，一周之内就能搞定住宿登记。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居然把护照交给了她。几天之后，歌手给我发一个定位，让我去见她的人。

我站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停车场，烦躁不安等着交接。一辆白色的车开过来，停在我旁边。后座的车窗摇下来，一个男生拿着我的护照，伸出手递给我。

“住宿登记？”，我问车上的人。

“办不了”，他回答。“需要去地铁站吗？”

歌手的计划泡汤了，我放弃在安立路和朋友同住的安排。

我在青年路和两个女生合租。“付三押一”的付款模式一度对我的存款产生打击。在知道房东是在北京有17套房子的人士之后，我不得不感到有些心理不平衡。好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房东抽空亲自来到我们家，了解我的情况。文件凑齐了，我和他开车去派出所，把住宿登记拿到手里。像一个结尾遥遥无期、故事可轻易猜测的电视剧，每一次搬家都一样，会以不同的方式让这种外国人租房的烦恼重新浮出水面。

亮马桥的夜

住宿登记的难题解决了，我可以来想一想考研的事情。我报导演系。作为留学生，英语和政治属于免考内容。剩下要准备的是艺术概论和电影导演专业两个考试，还有提交汉语水平考试五级的证书（总共六级）。对于前者，我每天去上《电影中文》，一门教你如何用中文说电影的课程。对于后者，我趁着地铁通勤的时间在车上做题。

对一个欧洲人来说，艺术概论大概和高中时期学的艺术史重叠。不过，西方人的中文译名常让我懵住。背下来他们每一个的译名不太现实。遇到考题，我采取的策略是在脑海里不断地念出眼前的译名，看看是否会想到什么熟悉的人物。我曾经把一个六十年代的先锋派艺术人士理解成了古希腊的哲学家，还在这种误会之下讲了不少道理。

距离考试有三个来月的时间，我陷入备考状态。上午，我和其他四五个留学生一起上《电影中文》。下午，我回家练习手写。这是我写字最好、最多的时期。除了笔和纸，我用手机上的软件pleco来练习。我有一次用录屏的功能来记录我写字的过程，并在朋友圈感慨：“岛这个字真优美”。我学会写字的顺序，但是能靠记忆就写的字还是不够多。手写的考试，很多字只会说不会写。我在考场急忙地翻卷子，在考试题的内容中寻找自己需要的字。

考完试了，距离开学还有八个多月的时间。我决定去一家留学机构教意大利语。我比较好奇，在中国，什么样的人会想到要学意大利语？

“高考分数低，没钱去英美的学生”，机构的意大利外教跟我说。“我们是留学世界的二级联赛。” 看来留学机构的走廊容纳不下太多的浪漫。

我选择对学生保持希望。在课堂上，我分享一些跟意大利社会有关的普遍现象和个人经验，试试刺激学生对不同文化的好奇心。但我发现，只要不讲语法，学生会玩手机，或直接翻个白眼。我以为自己能成为那种有趣、讲课有点“不一样”的老师。而学生只是觉得讲那些没什么用，反正到了考试又用不上。

我有点失落。讲课的时候，我变得更谨慎、僵硬。学生认真地记下每一个语法点。课间休息，他们在淘宝上找被放出来的考试卷子。能下单，心里就踏实了。

机构的其他外教们还帮我认清一个现实：当决定未来计划的时候，这些子女并非自己说了算。大多数情况下，去意大利读书是一个家庭考虑到多个因素之后作出来的综合判断。提供经济支撑的家长可以不了解文艺复兴的历史，但是需要知道在博洛尼亚房租是多少。学生也不一定是被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打动了，可能只是想换个地方生活。这让我走出某种对人生选择的理想主义。

一个来自湖南的男生改变了我的体验。下了课，他约我吃午饭，聊他的心事。Simo真心期待出国，问我关于在意大利的生活。我感觉终于打破了自己和学生之间的那堵墙。那几天，我爸妈要来北京了，但是他们落地的时间和我上课的安排有冲突。Simo提出，他可以去机场接。

我们四个一起去Simo的老乡开的湘菜馆。Simo和我爸一样热爱历史，他们就在饭桌上聊起过去。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爸是一名大学生。他赶上了意大利学生运动的浪潮。当时的年轻人有强烈参与到政治和进行公共讨论的欲望。对中产阶级有所不满，他们到广场喊着：“马克思万岁，列宁万岁，毛泽东万岁！” 他们相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正宗的共产主义”。

我爸也被中国的社会主义梦想冲昏了头脑。他在家中和父亲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可不一样了”。他的父亲是参议员，代表着正在执政的天主教民主党。“他们在几千公里之外，他们有六亿人，他们是一个遥远复杂的现实”，他镇定地回答了我爸，“你懂什么？”

五十多年后，我们在帝都吃小炒黄牛肉。中国的现实依然复杂，但没有那么遥远了。说到底，它就在我们眼前。

在北京的几天时间，我爸努力寻找历史的痕迹。跟毛泽东时代有关的一切吸引他的目光。在潘家园的旧货市场，他买一套百张毛泽东的生活照。中午去一家革命主题餐厅，他喜欢带着年代感图案的瓷杯。结账的时候，他问是否能买，但服务员说不行。这对我爸似乎是最佳的结果：他觉得革命的精神没有输给消费主义。在王府井书店再补充几本口袋式的中文版《丁丁》之后，我爸总算是没白来过一趟。

我妈喜欢在胡同里漫步、买画。坐地铁到我家，眼看着密集的居住空间和飞快的节奏，她觉得自己“应该不太能长期在这里生活”。在我们这几年的交流里，我妈总认为我处于某种过渡期，有时给我一种自己没有在生活的错觉。她默认我现在在坚持，也算是在积累一些蛮有趣的经历，但我早晚总要回到一个比较舒适、更加安逸的状态。她对我的评价可以总结为“暂时挺好的”。在这种微妙的否定之下，我已经生活了很久。

父母回了意大利不久之后，我收到考上研究生的消息。

正常电影

在最近流传的播客节目《开局的终局》，主持人反对对前些年的中国电影过度的怀念。他说，“原来也没有觉得那么好”。但是跟现在有一个核心的区别：那时候“有盼头”。2018年，我也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

那年是我在国内电影院观影体验最丰富的一年。涉及到不同地区、社会阶层、生活处境的各种剧情促进我对中国的了解。

春天，北京国际电影节迎来了修复版《末代皇帝》、讲农村寡妇的《北方一片苍茫》和藏语片《旺扎的雨靴》。姜文、贾樟柯、张艺谋、毕赣的新片陆续在全国上映了。四位80后导演拍了非常合格的类型电影：韩延的动作漫改《动物世界》、白雪的青春题材《过春天》、饶晓志的小人物剧情《无名之辈》、文牧野破30亿的现实主义商业片《我不是药神》。主旋律《红海行动》拿了春节档的第三高票房，但并非是电影院里唯一的菜。想在商场消磨点时间，我去看一场《超时空同居》，也挺有趣。

那年，我参加过香港的国际影视展。来自世界各地的影视公司面对着百年历史的维多利亚港买卖版权。一家杭州的制作公司带着自家产的动画短剧，寻找全球发行。一部有同样需求的乌克兰电影讲森林之魂马夫卡和人类卢卡斯的奇幻爱情故事。香港本土公司创艺国际发行范冰冰主演的历史大剧《巴清传》，将其介绍为“历年来投资金额最高的中国电视剧”。走到影视展的放映区，我赶上前不久获过柏林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的《大象席地而坐》。

从香港回北京我觉得，中国电影是有未来的。

一批青年导演正在扩大电影产业的类型范围，讲更多故事、吸引更多的观众坐到银幕前。根据一种市场逻辑，我推测商业片的收益有潜力支撑票房更低的作品，像文艺片或导演处女作，探索更多种创作。那年的暑假，戛纳金棕榈《小偷家族》落到了国内的影厅。票房将近一个亿，它成为了国内历史上最卖座的日本真人版电影。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以接近14亿的票房，迈进了年度前十。“内地识货的观众，还是慢慢增加的” ，记者马泽望判断。

奔着对国内社会的好奇心和对中国电影的乐观，我和朋友决定用中文做一档播客。在总共制作了九期的节目中，我们谈到那年所看过的中国电影。我喜欢《寻狗启事》，一部讲别扭父子关系的东北话电影。一期节目回顾王家卫和电影专业的学生的一次线下交流。

四月份，我们到三里屯的法国文化中心观看《寻找罗麦》，和导演交流。这是一部中法合拍片，也是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第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上映之后的两天，《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表示不同性倾向“是个体的权利”，而保护它“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我们在节目里聊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和中国动画的走向。每期的听众也就一百多。但我们在记录中国电影、中国社会开花的季节。这对我已经够了。

九月份，我研究生入学，搬到学校住。留学生不多，所以同学经常找我演戏。那几年，我在校内外扮演过这些角色：马克·  扎克伯格、外国男朋友、耶稣、美军、夏洛克福尔摩斯、绝症患者、宇航员、在沙漠中与外星人作战的国际士兵。我从镜头前观察了电影梦想的幕后。

演一个mv的剧照

一些青年导演相信睡前读塔可夫斯基、适当地去电影资料馆、通宵拍片是通往好作品的必经之路。在食堂交流经验可以学到东西，提升自己的能力，再到图书馆琢磨剧本。这种上进心让我觉得很新鲜，是在同龄的欧洲人中少见的活力。它让我想起美国早期的城市开拓者的心态：靠自己努力、坚持目标，是可以证明自我价值、创造成功的机会的。

下午课后，校园里的食堂、咖啡厅成为建立学生剧组的基地。最热门的课堂满到需要保安在门口拦人。在附近读小学初中的小朋友会被家长带到剧组里做演员。北京的冬夜，我们会围着铜锅取暖，透过水蒸气和导演聊角色。一次刷夜拍戏，遇到了创作瓶颈，导演叫演员私下沟通一小时，整个剧组在门外耐心等待。如果这是中国电影的的未来，我想，那是有希望的。

那年三月份，正好我在香港参加影视展的那几天，在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中国电影的管理工作被划入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归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这当时主要是业内人士才会关注的新闻。但它确确实实决定了中国电影的方向。

后来一天中午在学校，同学约我去食堂，说想让我演他片子里面一个外国记者。片子的剧情围绕着虚构的河西大学的学生会选举——讲台上，候选人付强同学列出自己最近一年的成绩，其中包括“把电影社团划归在宣传部旗下”。由于没有提前报备而直接对候选人何鸿进行了采访，我扮演的外国记者被赶出了现场。

这部影片叫《正常》，在2020年6月入围了独立电影批评家张献民的第二届“十荐”评选。导演叶星宇接受采访说，在创作过程中“没有遇到阻力”。他的导师反而对他说过一句：“将来你出去一定会说假话，但是我要先教你怎么说真话。” 

确实，在校外《正常》遭遇了一定的阻力。在有官方背景的电影节，它都没有入围。在厦门hishorts短片节，它入围了，但是送到当地宣传部审查时，被官员点名，并被赋了三个不：不能评选，不能公映，不能提及。

在喜欢玩隐喻的学生短片中，《正常》因它比较直接的风格而突出。在短片的豆瓣条目底下，这似乎是最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因素。有些评论认为《正常》的表达方式过于直白。翻着评论，可以找到导演本人的回应：“原来直白的政治表达是一种缺点。早知道我就应该和你们一样，暧昧不清或默不作声了。”

拉丁语有一句话说：“口味不容争辩”（“De gustibus non disputandum est”）。但我估计这不是口味的问题。创作者习惯于自我审查，观众“脑补”被阉割的作品。这跟审美、或所谓含蓄的表达都无关，就像《隐秘的角落》比较隐晦的结局称不上个人风格，而是必然的选择。

中医，主旋律，美国人

2019年7月，研一的暑假，我到东莞的一个剧组里做制片助理，负责协调剧组和演员的沟通。

投资方是讲广东话的美国华裔。电影有大量的舞蹈片段，所以从国外请来了几十个舞蹈员。第一次做演员，他们明星感极强。晚上十点多，会有演员找我要一个巧克力棒。

因为外籍演员没有手机卡，手机上不了网，剧组选择通过比较原始的递纸的方式来通知他们工作的安排。我是执行者。广东湿热的夏天，我从酒店跑到拍摄现场，再到附近街道的餐厅和咖啡店找演员。一个一个找到了所有在名单上的演员，天已经黑了，我准备走回酒店。在这个时候，剧组联系我，说拍摄的计划有变动，需要再去通知演员。

第二天到片场，我对剧组已经有情绪了。比较累的时候，我走到监视器前面的椅子，坐下来喝水。

“不要坐那个椅子”，一个副导演小声好心地提醒我，“那是老大的椅子。” 我继续坐着不动。当天下午，公司的HR找我谈话。

“你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他一副吃惊的表情跟我说，“从来都没有人坐过他的椅子。” 

果然，那是我在东莞剧组的最后一天。

后来，我再接到一个工作，准备在电视剧《三十而已》的拍摄现场做意大利摄影师的翻译。我一页一页地翻译完43集的剧本，在家等待一个月后的开机。

但是，摄影师提前联系我说，她跟剧组闹矛盾了。她不干了，我也不用去了。那是一个不适合意大利人在剧组工作的夏天。

就在那个时候，两年未见过面的老徐叫我去腾格里沙漠。我们要跟拍一群广东孩子的夏令营，做成一个纪录片。童瑶见不到了，我去找老徐了。

翻译《三十而已》的笔记

老徐来接我。我们在车上的时候，并不急于问对方这两年发生了什么。老徐跟我谈中医。他给我安利一档讲《皇帝内经》的播客。一切开始于老徐感到一只脚疼痛时。接下来，他决定了杜绝冷饮以及消耗过多“元气”的食物。

早上出工前，我们在酒店吃早餐。安静的气氛，老徐低声地对我说，“日本人牛奶喝得太多，会抑郁。”说完，老徐心平气和地继续吃蒸菜，似乎他说得一切已经够清楚了，不用再解释了。我实在想不到要怎么反驳。我的沉默让老徐有说下去的动力。

“牛奶会消耗身体很多的能量，消化之后会比较累。做事情会更费劲，觉得生活没意义，最后你就自杀。”

我边吃一个茶叶蛋边思考老徐的论点。从早上喝牛奶到想不开，怎么也得跳过了一些逻辑步骤。但是，眼看着老徐心满意足地喝着豆浆，我只好点点头，表示理解，再站起来拿一盘水果。

“其实寒凉食物也不是说物理上是凉的”，老徐边吃边说。“你在吃的西瓜也是凉的。”

“西瓜怎么了？”，我问老徐，心里开始担心在这个自助餐没有几个食物是安全的。

“它会消耗你的元气，降低你体内的热量”，老徐用客观不动情的语气说。我仔细观察我手里拿的西瓜，仿佛变成了一个致命的武器。“没事，你吃吧”，老徐说，站起来走。

那顿早餐使我变得很谨慎。西北干旱地带，四十度以上的沙漠，我一整天避免了冷饮。虽然不知道元气长什么样，但我这么做总算是能保护它吧。

那天的拍摄，我和老徐负责不同的现场。再见他的时候，就是收工后在酒店的电梯。

“我今天喝了很多牛奶”， 老徐说，像孩子承认做错事的时候。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 我惊讶地反驳。不是早上才说的吗？先是寒凉的西瓜，后是喝牛奶的老徐，我今天已经被背叛了两次。

忏悔完毕，我们到酒店对面的一家烤肉店，坐在室外的桌子。天黑了，环绕着我们的空气依然是暖和的，像一个低压吹风机。

“你是不是要喝啤酒？” 我翻着菜单的时候老徐问我。自从19楼下电梯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要喝。喝冰的。带着自己即将犯错误的意识，我对老徐承认我的计划。

老徐会心一笑，点了点头，接着叫来服务员，要了一个冰啤酒，另外还要了酒单。看了几下，他给自己点一瓶白酒。第二天要早起。不过，老徐说，白酒不消耗元气。

疫情之前，那是我最后一次和老徐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不用做核酸、不用查地方政策就订了一个航班。

接下来的半年带来了电影行业想都想不到的打击。含金量最高的春节档被刚爆发的新冠疫情吹走了。影院停业60多天，三月底有报道声称：“每天巨亏100万、2996家影视公司倒闭”。影院的复工缓慢，投资的意愿降低，到了年底，倒闭的影视公司有5000多家。

这个时候，行业大量的资源被投入到了主旋律制作。中国影史上成本最高的电影《长津湖》在这一年开机了。在抗美援朝开战的70周年，讲出那段历史成为了国内剧组的命题作文。中美贸易战进行了两年，这些影视作品有一个共同的潜台词：我们曾经打败了人家。再打一次，又怎么样？

但是，想要说这个事情，是离不开美国人的。而因为防疫政策，请美国演员过来变得很难。在国内找，会有一些问题。疫情之后，很多外国人离开了。留下来的，大多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拍戏。那么，谁来演拍摄周期长达半年的电影和电视剧？

北方县城的街头

大概，唯一符合要求的群体是那些和中国女性结过婚、平时不上班的美国男人。再加一个条件：不怕冷，能接受零下二十度拍一夜的戏。还有：不嫌弃扮演一个最终会输惨的坏人。

抱着观察电影拍摄工作的态度，我到剧组里当了一个普通群演。

进剧组的时候，所有群演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剧情需求、演员的表现、或其他不可预期的因素，每个群演的命运有望改变。安逸的大多数不太在乎，甚至希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任务极为简单的小群演。剩下的，不管自己是否承认，是有志向的。在拍摄现场，他们到处走，跟谁都插两句，加个微信。现在，你跟大家都一样。不过只需要一次机会，一个镜头，一句台词，你会成为“角色”。从而不平凡。

梅森做到了。经过两周的军训、四个月在镜头前站位的枯燥工作，他终于被注意到了，被选上了。他要当一个将军，对中国的志愿军说几句很恨的话。他会有特写。距离那场戏的拍摄只剩那么几天，他在做精神上的准备，逐步地进入角色。某天下午，他跟我说他想要拿一个奥斯卡奖。

“梅森，你在说什么。” 我是真的想这么回答他的，但我没那么说，只喝了一口咖啡。

“这是我的机会”，梅森说，“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获奖感言：去你的，吉尔伯特·拉姆齐。”这是曾经欺负梅森的初中同学。

我们坐在北方县城的一家咖啡厅。讨论的既是一部国内的主旋律电影，又是美国的奥斯卡奖。我望着窗外走路去买菜的路人，深呼吸这个奇特的反差。

坐大巴去片场的时候，群演之间的气氛让我想起小学班级去外地春游的感觉。所有人的关系都很简单。除了谁喜欢罗马队和谁喜欢米兰队，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一百多群演，五个月的集体生活，天天一起工作，吃饭。我从没看到过有人插队，直到那天晚上。

“将军来了，将军来了”，半夜十二点放夜宵，梅森拍完了他的戏冲进食堂说。他的前面，有五十来个人已经在排队，也没有人对他的到来做过任何反应。“将军来了，请让路”，梅森边说、边沿着长达二十米的队伍往前走。队伍里的人向他看几下，似乎不知道在发生什么。梅森走到打饭的位置，拿一份就走。

中国电影变了，但它不是突然就变了。就像梅森一样，主旋律从远处走过来了，等到时机成熟，冲到了最前面。

今年，我尝试买电影票发现，淘票票里面多了一个实名登记的要求。它不支持护照，需要填国内的身份证号才能购买。

我让影院检票员帮我下单，再把票钱打到他的微信上。让我有些心酸的不是这个系统没考虑到过外籍人士的需求，而是应该没几个人发现了这个问题。

全球分手

读研究生那些年，两个人构成了我的精神支撑。校内，我的室友何东，来自英国。校外，中文班的老同学本杰，来自澳洲。在陌生文化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他们给我一种舒适的依靠，让我随时能够切换到最熟悉的交流模式。

何东见证了我在日常中的本土化走向，说我是他认识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在网上查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发现我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在外面走路，我把“天桥”说成了“sky bridge”，沉默了几下之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在大钟寺吃烤肉，我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倒酒。何东认真地和我对视说，“这有点太中国了吧。”

那时候，我可以用中文生活，但是依然难以表达自己的幽默。我会尝试开个玩笑，接着遇到一片沉默。一天下来只说字面话，让我很难受。会觉得生活缺乏层次。幽默交流这种需求，我仿佛外包给了何东。没事，我们就坐在寝室煮一壶咖啡，吐槽最近遇到的事情，不担心说的哪一句话会引起气氛的尴尬。

本杰已经有工作，在一家官媒做英文内容，过着首都白领的生活。他是我对社会的窗口，让我跟校外的世界保持连接。他周末值班，我们喜欢周一晚上到亮马桥的大跃啤酒。在学校，平时大家忙着学业，或者发言比较谨慎，不太会聊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而本杰是一线新闻工作者，他可以跟我分享编辑室的内幕。我们借着酒精尽心聊，聊到十号线的末班车为止。

研二的寒假，也就是著名的2020年1月。武汉封城的时候（1月23日），学校已经放寒假了。国内的学生都离开宿舍回到了老家。

何东和本杰准备回国。这跟刚在武汉爆发的疫情无关。何东是趁着寒假回一趟英国。本杰需要回澳洲处理一个签证上的问题。他们都计划二月份就回来，衣服、个人物品也都放在北京。我打算留在学校，利用放假的时间来专心写剧本。

1月27日，大年初三，我们约最后一次饭。那时候，武汉积累了2714新冠病例。北京才80例。首都部分餐厅不营业，是因为春节假期。三里屯一家墨西哥餐厅在微信上发通知说，假期期间正常营业。海报上写着一系列的承诺：及时消毒桌子和打扫卫生间、让员工戴口罩和测体温。对于到店的客人，他们不提出任何要求。科罗娜啤酒25元/瓶，120元/桶。

本杰还是觉得眼前的情况不太妙。在我们三个人的群，他劝我们在外面的时候“戴口罩，勤洗手”。他说往北京方向的公交已经停运了。他建议我们不要跑那么远，还是留在学校周围更安全一些。我那天上午在五道口的一家咖啡厅办公，我顺便骑车溜了一圈，找家还开着的店。

我们决定去汗巴巴。这是自从16年刚搬到北京就会常去的一家巴基斯坦餐厅，中午38元的自助餐会吸引附近高校的学生，整体气氛朴素热闹。那天，我们是店里唯一的客人。没有健康码，没有核酸证明。巴基斯坦老板亲自走到我们桌子，给每个人测体温。

本杰从公司拿来了一包口罩，在餐桌上给我们分。何东第二天飞英国，说没事，让我多拿几个。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出现过新冠导致的死亡病例。疫情依然是比较新鲜的话题，大家对此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见。我们只有个别的案例。一个波兰留学生去过武汉找女朋友，不知何时能出城。本杰说上海的一所学校通知了家长，2月18日前不开学。

到伦敦之后，何东在群里跟我们报平安。他说首都机场都很正常，“除了戴口罩和填一个小表格，没有什么特别的”。当时大家会觉得在长途航班摘口罩是存在隐患的。“最后我还是把一切都吃光了”，何东补充一句，“除了那份沙拉，看起来很恶心”。“我应该也会吃的”，本杰回答。

在伦敦机场排队入境， 何东说自己的心情相当复杂。是要继续戴着口罩保持安全，还是摘下来、与来自全世界的乘客融入到一起。这一句2020年说的话，放在今天居然意味如此深长。

2020年，北京街头

罗马时间1月30日晚，总理孔特宣布意大利首次确认了两例新冠病例，是两名中国游客。意大利选择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成为欧盟第一个采取“防疫”措施的国家。

那两名中国游客是一对六十多岁夫妻，1月23日跟团从武汉飞米兰，到达几天之后开始出现症状。他们酒店的经理接受媒体采访说，当时是太太联系了前台，说丈夫发了高烧。酒店叫了救护车，夫妻前往传染病研究所接受隔离治疗。同行的19名游客一样被送往医院进行医学观察。

这对于在意大利生活的华人不是一件好事。我18年在北京教过的学生现在在米兰读书。她说，商场的柜姐和中国人讲话都戴上口罩。地铁上，很多的乘客看到中国人就会远离，把围脖竖起来遮住嘴巴和鼻子。需要和朋友、老师解释，中国人不吃蝙蝠。当时，世界卫生组织还没有选择全球后来会使用的名称“Covid-19”。不管是媒体还是普通人，大家就叫它中国病毒。

“怎么着，你回来吗？”，远在意大利的舅舅发消息给我说，“再这样下去，机场会不会关？”

我对于那些在意大利生活的中国人的遭遇感到心痛。至于我的安全、要不要离开疫情重灾区的中国，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猜测这个问题，过了几个月怎么也会解决。我暂时留在学校，写写剧本，也挺好的。别说想到会持续一、两、三年。我那时觉得三月份反正是要开学的。

1月底，留在学校过寒假的留学生不多，气氛很安静。我在房间里看着新一季的《马男波杰克》，听到有人敲门。是楼下前台的小姐姐，挨着门去通知学生，从今天起，原则上不能出学校，出学校需要说明理由、提交申请、等待批准。去机场、回国不受影响。就是说随时都可以走，回来，就不一定。

二月份，我踏实在学校呆着，宿舍食堂两点一线，了不起就在校园里散散步。这是全世界最怕新冠的时候。宿舍只剩下17个留学生，还不如一个去意大利的旅游团人多。

我偶然和一些封在学校的校工交流。有一天我坐在校园的长凳上吃韭菜饼，食堂的打菜小哥走过来坐到旁边。封控后，还去食堂吃饭的人不多。小哥总是心情大好，会边打菜边报菜名。这天他没穿工作服，是因为他要走了，去山西，做“艾灸的生意”。

我跟他说，我很喜欢做艾灸。在沙漠再次见到老徐之后，我回到北京办了推拿馆的会员卡，试过各种疗法。那是19年的冬天，疫情爆发前。我说着说着就觉得，那是另一个时代，甚至另一个自己。是曾经活着的一个人。

小哥说他是年前来食堂打工的，一进校就封了。现在为什么要去山西了，我都不问。有时候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走。像他说的，“去转转”。小哥说加我的微信，到时候跟我介绍艾灸的操作。

春天，随着国内疫情的好转，学校外面的世界逐渐恢复原样。我在朋友圈看到朋友吃火锅。我尝试和学校交流。我想，当整个北京都正常了，为何学校要继续封控。但是，我始终无法和有决定权的部门进行沟通。我得到学校和系里老师的安抚：几个关心电话、一些零食和可乐礼包、一次心理咨询。咨询师说，我状态“还挺好的”。

在那几个月，我认识了宿舍楼里的维修大叔。他甘肃口音比较重，我经常听不懂他说的，就“嗯嗯”点头微笑。大叔标志性的道具是一辆黑色的电动车，要在宿舍楼值夜班的时候，会骑着电动穿过宿舍楼的玻璃门停在楼里。晚归的话，会看到他躺在前台的后面睡觉，旁边的电视机播放着CCTV6的战争片。

早上下楼、电梯开门的时候，我听到维修大叔刷抖音的声音。他在听疫情新闻，兴奋地向我冲过来。“亚历，亚历”，他举着手机对我说，“看到了吗，美国新冠死了五十万人。”

可能是那时候学会了听到使自己难受的话装作没事的生存技能。“是吗”，我平静地回答，跟大叔的过瘾心情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仿佛在演一个不想演的剧本。我站在咖啡机面前，接一杯咖啡。

“意大利那边怎么样？” 维修大叔接着问我，这次情绪平稳很多。

“还行”，我说，聊的话题迅速从抽象的美国转移到了具体的意大利，“现好些了。”

我意识到国内主流媒体对普通人的影响力。在几乎无人的学校，校工大半天是闲着的。他们从煽动排外情绪的短视频了解世界。那年夏天，离开学校之后，一个准备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的北京阿姨跟我说，“毕竟我们现在确定了，新冠是美国搞的”。那句话的后半部分我没能听进去。

2020年底，我到一个北方的小县城参加主旋律电影的拍摄。和意大利朋友走在路边去超市的时候，两个骑着电动车的初中生靠近我们喊一句：“Fuck you！”，喊完便在红灯亮起前冲过去，消失在远处。

我感觉自己比较无力。路人对我的印象，很有可能取决于今天在抖音上流传什么视频。其实也不会难受，更不觉得我可以和他们进行讨论。他们骂的不是我，而是某个自编的敌对势力。我和朋友摇摇头，像两个不再与社会有共鸣的老人。

县城生活

对于小县城的居民，大量外国面孔的出现是会引起一些疑问的。不过，他们的反应，我是确实没预想得到的。他们会直接打电话报警。表面上善良的出租车司机也会在你下车了之后进行举报。为了能顺利到几公里外的足球场，我们外籍演员根据经验列出了一份出租车司机的“白名单”，需要时直接联系。

这一年，世界似乎分裂了。各国的边境管控阻止了人的来往，减少了跨文化的交流，为误解和偏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下子，全球化的进程倒退了十几年。依然坚持以世界公民的视角看待社会的人变成一个少数群体了。

那几天，我坐在县城的麦当劳，时隔七年重新翻出了那篇关于南京青奥志愿者的报道。我流下了眼泪。

我意识到，自己预见的世界没有实现。我还发觉，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通过浪漫的滤镜看待生活。我那时候作为世界公民的信念，你说现在没有，也不是没有。你说有，也不完全有。

不知道，Xue Ting后来有没有去过法国，Dai Li是否还在“玩拼图”。

安全港

2021年的夏天，主旋律电影的拍摄结束之后，我收拾好东西，坐一夜的绿皮车从北京搬到上海。疫情之后，很多像何东和本杰那样的朋友被困了在国外，一直没能回。少了一些人际关系，北京变得更加的陌生。心理上，我始终没走出封控给我留下的阴影。和陌生人聊天不再那么轻松。大家刻意地提到国外的事情，尝试得到你对国内的肯定。这种伪交流的特征是它的单方面：对方自行总结问题，得出结论，再问你“是不是这样”。而你根本没兴趣聊这个话题。

一切都在说，也许我们差不多了。从南京到现在这些年，我的世界公民的幻想也持续够久了。该醒醒，接受现实，不是吗？回家，找个工作。高中同学的孩子都会讲话了，我在干些什么？陷入了这种迷茫，我只剩一种直觉：不能这样就结束了。我内心中的编剧提出一个想法：要不再试一次，看看还有没有机会？

超过两年没有回家，我尝试寻找一些熟悉的感觉。物质上，上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我租的房子，我可以走路去买一瓶老家产的起泡酒。我在厨房备着奶酪、萨拉米、摘不完的罗勒叶。我从感官上成功回一趟意大利。上海还有我在剧组认识的一个罗马人。听他的口音让我感到很亲切，瞬间想起大学那些年。

在北京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在接受一座城市。到上海，我想试试成为它的一部分。朋友推荐我去706，一个举办线下活动的青年空间。这种想法适合我当下的一些渴望：参与城市生活、突破原子化的日常、和具体的人建立关系。

八月一个周六下午，我去706听一个社会学讲座。发起人是一个在杭州读书的女生。在天平路的小小的客厅，她讲到中国性工作者的现状，十几个观众有序地进行问答。我想，原来还是有跟我一样喜欢观察社会、彼此交流的人。在罗马读本科的时候，这种平等、开放性的公共讨论是我不断地探索世界的手段。来中国一些年以后，我想找回来一些旧习惯。

国庆期间，706的城市客厅全面开放，接受大家自主发起的活动。我想到在罗马那些年，那家藏在小巷里的嘉宝酒吧，每周带作品去参加的《Suddenly Every Wednesday》（《突然每周三》）。在灯光暗淡的小酒馆里面，客人轮着走到最中间的位置，坐在凳子上念出自己的文字作品。有人弹着吉他读一首在公司写的诗。有人拿着十几张纸念自己写的小说。有人再点一杯金汤力。很快，白天的现实消失在酒杯里了。站在嘉宝门外的小巷，大家抽着烟聊着多年没写完的小说、准备要排演的小成本话剧、借着酒精刚构思的电影剧本。这些作品会不会真的做出来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在琐碎的日常中给人带来的希望。

我还想到大学里的创意写作课，那种大家围成一个圈子坐着，对彼此的作品提供意见和建议的场景。我想创造两个空间的融合：一个没有像大学里那么严肃、又没有像在酒吧那么酒醉的交流空间。我只给活动定两条规则：“一，必须要带上自己的作品；二，没有带作品，需要带一瓶酒。”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挤着二十来人的客厅不剩什么活动空间了，大家坐在地上的垫子上。我觉得很奇妙：这是写作俱乐部的第一次，但大家好像一直都在等它，很自然地融入它的节奏。有的人对我的身份感到好奇（“一个中文写作的活动居然是一个意大利人发起的！”），而我很好奇都会有谁来。有人在分享作品之前说，她这一天都在公司，就没怎么说过话。有人说，上班之后很难写东西，一有写作的灵感就被老板打断了，后来也就忘了。一首诗，《车厢里》，讲述上班坐地铁的枯燥：

突然有一股巨大的无聊

在车厢里

将人们弥漫

绳子

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空气友好的将其承接

有人

打了一个喷嚏

打了一个喷嚏

打了一个喷嚏

从墙壁上的孔洞

传出了友好的提示声

车厢里

绳子自帽前的孔洞伸出来

我的目光

友好的将其承接

“滴 滴 滴”

车门打开了

更多的无聊

涌了进来

（作者：日晒）

写作俱乐部的夜晚 (作者：桌刘 Leo) 

我感觉写作俱乐部挖掘了点什么。比起说表达，在这里你是可以被倾听的。这似乎是大家的一种很强烈的精神需求。我决定继续办下去。但是，才办了两次，706因为扰民被邻居投诉。失去所租下来的空间，刚找到了家的写作俱乐部需要另外想办法。

来上海才三个月，我觉得真的和这个地方连接了。这也许是我一直都想做的事情。我决定把写作俱乐部带到我家。

三层的老洋房，楼下是八十多岁的夫妻。在隔壁，三个做代驾的男生挤着一个小亭子间，我们之间的隔音几乎为零。以避免天平路的收场为目标，我决定把写作俱乐部的人数限制在15人以内。很快，我发现这一点也不现实。除了在群里先抢到名额的人，私下会有人问我能不能来，能不能带朋友。我一边感觉两名警察深夜来敲门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一边无法拒绝他们。

那天晚上，我忙着调酒和切法棍的时候，大家帮我给陆陆续续地到场的朋友们开门。调了几杯之后，我转身看到的画面让我联想到一个地下组织。二十多个人布满了我的整个视野，人均空间大概是一平米。椅子、沙发、床上地上都是人。我基本看不到木地板的表面。

我能想到的、对大家说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国家，感谢党。” 我的中文幽默终于管用。

在写作俱乐部，有各种不同生活的人通过文字作品而发生连接。创造这样的机会，推动这种交流，是办俱乐部给我带来的最真挚的快乐。在现场，有高中生和上班族，有准备去美国读书的和没上过大学的社会人士，有写科幻小说的和写小镇往事的，有做金融分析的和做行为艺术的。我就是连接他们到一起的中介。

我注意到煤球，一个来自安徽的男生。他从俱乐部的第一次就开始参加了，但是一直比较沉默，主要坐在角落里听着大家念作品。后来，我试探性地点到他，问他要不要来读。我能感觉到他在紧张的同时，是希望分享的。他临时拿出一篇两年前写的片段，是讲小时候在房顶看星星的事。

他用很轻的声音读出来，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他低着头，不敢面对现场的目光。有人根据刚读完的片段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人追问他更多的细节。煤球觉得自己被看懂了，因此决定继续写。在后面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写到十年前刚来上海住群租房被偷电脑的故事；写曾经在上海街头推销英语课程的同事；写家乡小镇里的澡堂，写中学时班级里的“古惑仔”。

而“被看懂”的魅力是双方的。“有个女生的诗里描述了一次做饭过程”，煤球说，“使用的却都是相当凶狠的字眼，浓烈而压抑的情绪直击人心。”

每周三，在我眼前发生无数次不用说出来的精神连接。

它成为周中的周末。一杯酒一盘奶酪和火腿，大家上完三天班的心情能获得一些缓解。每周会有人把酒撒到地上，但我慢慢学会不在乎。就像在罗马的小巷，白天的社会身份是一种记忆，因此能让大家放松。经常会有新的面孔来参加，但不一定会自我介绍，也许会直接分享作品。哪怕每周都见面，有的人会不清楚彼此的工作。如果真的暴露了正式职业，可能说完了会笑笑，仿佛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在白天活着的另外一个人。

某种意义上，写作俱乐部帮我了恢复一种“正常”。正常和一群朋友线下见面、喝酒、闲聊。我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位置：在一个客厅，给一些可爱的人倒酒，听他们讲故事。走出自己的小世界，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交流。

春节假期之后，706租下来一个新的场地，我们到那边活动。3月13日，新年的第三次写作俱乐部计划举行。那几天，上海开始出现了新冠病毒的变种奥密克戎。在写作俱乐部的群里面，陆续有人说自己无法来参加活动。

“[苦涩] 我们附近有一例确诊 这两天我也出不来了 祝大家愉快”

“我们小区开始隔离了[苦涩]今天也出不来了，好遗憾，希望疫情快过去下次有机会再一起玩儿。”

然后，就封城了。

润吗？

那天下午，我坐在永康路85号街角的咖啡厅，时不时发呆，看着窗外的人流，等着Sylvia的出现。我们在Tinder上聊了几天。她看了我写的东西，说我让她想起《我的天才女友》的尼诺。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好事。

Sylvia赶上了互联网行业的好时代，毕业后那些年，她在北上广进入各大厂工作。最近一年多，她辞职了，边在国内和朋友到处玩，边做去国外读研的计划。她直接活成了两个热门词：现在躺平，未来要润。

我工作快做完了，开始有点饿了，但是Sylvia还没到。她是改主意了、不想见面吗？来都来了，我再问她一句。

“有点晚了，要不去吃一个日料？”

“好 我走在你后面”，她秒回说。

我迅速收拾电脑，出来过马路，我发现真的有人走在我后面。“Sylvia?”，我停下脚步、对她说。“对啊”，她说。原来，她一直坐在咖啡厅。她发在网上的照片没那么清晰，我没对上人和脸。她生活中更好看。

由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会分离，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过不同的生活，我们的关系一直比较轻松。我们尊重彼此的人生方向，同时珍惜在当下相处的机会。

2014年7月，我们都在罗马。我那时边读书边做记者，准备去南京，而Sylvia正在坐火车游历半个欧洲。她录了一段街头艺人演唱的视频。我认出来她拍的小广场的位置。要是再走几百米，到嘉宝酒吧喝一杯，我们会提早八年相见。

一直到现在，我和Sylvia仿佛坐在了同一辆车的不同车厢。虽然她来自广东省，我来自威尼斯大区，她看tvb，我看网飞，她做互联网，我做电影，但我们都觉得走上世界是有好处的。从粤语歌到意大利小说，我们看清了开放社会的潜力。关键，我们觉得这样很正常。这就是我们长大、建立价值观的大环境。我们是曾经的世界公民，今年三月在陕西南路一家日料店认出了对方。

3月27日，上海宣布，次日起要按照两个阶段实行封城。浦东先来，封到4月1日，再轮到浦西，封到4月5日。我和Sylvia都住浦西，住得很近，基本就在环贸广场的两边。那天晚上，Sylvia准备来我家看电影。投影仪已经开了，她给我发消息说进不去。我穿着短裤和拖鞋下楼去看情况。

Sylvia站在小区门口和保安交谈。因为她没有24小时内的核酸证明，保安不让她进。我一看保安坚定的态度就觉得没戏了，但Sylvia坚持辩论。“叔叔”，她拿出来手机说，“发一个红包行吗？”保安跟被骂了祖宗十八代一样愤怒，说怎么可能，不可能，直接走回到保安亭不谈了。我无奈地和Sylvia对视几下。

“出去散步，怎么样？” 她突破沉默说。我低头望着自己穿的拖鞋，想着家里没关的门。“行”，我说，便走出小区。

即将封城的上海，很安静。我们结合微信群里看到的消息分析，路上为数不多的车辆在去浦东，飞速到公司拿电脑和文件，带回浦西。我们走到Sylvia的小区，成功走进第一个铁门。但是到了公寓楼的门口，我们又被叫停了，非本小区不许进。像在游戏过不了关卡的时候，我们再次被送回原地：外面的路。

在环贸附近的便利店，我们买点酒，坐在一个路边的小公园。公园内的长椅几乎都被占满了。有穿着外卖平台工作服的男生，也有看起来平时就睡在外面的人。晚上十点，他们有的已经睡了。我和Sylvia找一个没有人的长椅坐下，小声地聊起来。这似乎是最不适合约会的夜晚。

那也是最后一次约会。上海封控的大幕如期拉开，小区的铁门一关上，像一台相机的快门声把前一秒还存在的现实永久地送给历史。

我初步对上海的封控保持了一种镇定、甚至乐观的态度。4月8号，跟几个意大利朋友线上聚会，我举起酒杯公开地猜测了最晚4月15号会解封。当时，我家里有咖啡和酒。有一大桶水。没有很新鲜的菜，但是有大米，还有冷冻的肉类——是我前几个月办山姆会员时买的，盒装都很大。当时我想用它们来做圣诞盛宴。没想到，这种很随意的消费会形成我在封控时期的安全网。

每天早上做完核酸，我到阳台打开电脑，煮一壶咖啡。微信团购群里很繁忙，一不看手机就几十条消息，比较消耗时间和精力。我决定先不参加，靠原有的库存生活。

封控期的早晨

现实中，我和Sylvia之间只有几分钟的车程。那两个月，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联系，相互分享官方通报、国内外新闻、微博帖子和“聊天记录式”的小道消息。我们尽可能地保持信息同步，努力破解明天会怎么样。她闪送给我一包茶叶，还帮我在京东上买意大利咖啡（买进口产品需要用大陆身份证注册的账号）。我闪送给她两瓶葡萄酒。

相识一个月不到，见了几次面，我和Sylvia突然处于同样的痛苦中。我们的交流不再是普通约会对象相互了解的过程，而是带有保证双方精神不崩溃的使命。面对着使内心难以承受的社会事件，也许需要的是能够和你一起痛苦的人。那两个月，隔着几公里，我和Sylvia陪伴了彼此。

有时候，到了晚上还没有人发过任何消息，也许意味着双方都需要一些精神上的解脱。我们既知道关注现实对自己重要，又意识到它一帖一帖地在消耗我们。深夜打电话，听Sylvia的情绪到了极限，我会建议她暂时减少刷手机的时间，试试做点别的。

但其实我自己也做不到。整个四月份，我唯一的活动是建立一个文件夹。名称是《上海疫情》，大小一日复日地从MB转变为GB。我收藏上海封控时期转眼就会消失的文字、图片、电话录音和视频。

试图及时地了解整个上海的社会现实成为我那段时间的目标。我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渠道尽量填满现实中的信息空洞。这就会占我一整天的时间。线上的其他活动不太吸引我。朋友好心送我的瑜伽试课券静静地过期了。

我还建立了一个子文件夹，叫《Sylvia的小区》，里面是她给我发的一些小区的日常。

某天早上，她的小区里，要给居民发的菜包已经送到，但没人去分，一堆菜包摆着在地上晒着太阳。在小区群，7号楼的居民发来一张照片：是站在阳台、默默地看着楼下的菜包的邻居叔叔。他发完照片还附一句：“望眼欲穿”。紧随着，有邻居重复表示要相信政府。4号楼的居民说：“相信哈 但是也相信菜会烂掉的”。Sylvia说，小区群从来没那么精彩过 。“我感觉我老了还在这里”，她说，“就是会变成讲话阴阳怪气的老太太”。

在我的小区里，十几个外国邻居建立了一个互助群。物资紧缺的时候，我用葵花子油来换鸡蛋。物流通了，我们一起点了披萨。我蹭机构给外教发的礼包，吃到了自热锅和巧克力。一个热心的美国女生参加各种团购，买的食材多到自己冰箱不够用，我帮她放。需要时，她提前叫我拿出来，做好了，她给我们邻居分。另外一次，她叫我到她家里抓老鼠。我们黄埔区的疫情不太乐观，但是邻居之间的氛围提供一些情绪上的缓解。

四月中旬，我办了一次线上的写作俱乐部，但是效果远不如线下的形式，就没有继续办。在我们的微信群里，5月初有人说自己“被封了一周，还剩一周”。大家以为她的楼被封了，而其实是她的微信账号发完朋友圈受到了限制。我们提出“实际封锁”和“精神封锁”的概念。

封城将近两个月了，Sylvia有些焦虑。旧护照过期了，她还没有拿到新的。负责这些业务的机构跟着上海一起停摆了。社交媒体上出现护照被剪掉、出境被刁难、海关劝返相关的帖子。Sylvia边查政府的网站研究政策，边开玩笑问我考不考虑假结婚。

润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话题。做YouTube博主的朋友已经在浦东被封了两个多月，他计划去东南亚继续拍视频。做电影的同学准备考托福、去美国读研。我曾经的学生Simo已经在佛罗伦萨三年了。他给我打电话，我们用意大利语聊他的心事。我老家的高中同学发消息说，“快点回来吧，这下可能米兰真的要拿冠军了。”

确实，2022年5月22日，时隔十一年，米兰再次夺得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上次，是2011年5月7日。我那时是高中生，坐了五百公里的大巴到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一场无聊又决定性的零比零。忙着躲开罗马球迷向我们扔的啤酒玻璃瓶，我当时没想到，下一次夺冠军，我只会在上海的一个阳台从远处给球队敬一杯。

解封后第一个早上，街上很忙碌。有骑电动送外卖的，有走路去上班的，有开出租的。城市的机器似乎一下就启动起来了。过马路时，我尝试找回封控之前的那种惯性，却难以找到。我在写作俱乐部的群里面问大家应该怎么形容这种感觉。我收到的答案是：“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解封之后，我和Sylvia再也没见过面。我到北京办事，她回广东准备出国。八月份，她到了伦敦。我说可以给她介绍一个中文很好的、在伦敦做摄影师的朋友。他叫何东。

地狱

“你去过周围许多地方，见过很多标志，能不能告诉我，和风会把我们吹向未来的哪片乐土？”

在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忽必烈大汗向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提出这样的疑问。答案使大汗有些失落。马可·波罗说，他无法“在图纸上绘出航行路线，也不能确定登陆日期”。

“如果最后的目的地只能是地狱城”，大汗说，“那么一切都没有用，在那个城市的底下，我们将被海潮卷进越来越紧的旋涡。”

今年，春天在上海、夏天在海南、写字此刻在陕西，我经历过各个季节下的封控措施。有时会和忽必烈大汗有同样的念头：何时才能前往那些想象中的乐土？塔莫埃、新拉那克、伊卡里亚，归根结底离我们还有多少海里？我们还要在涛澜汹涌的海浪航行多久？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还选择留在这里生活？这里有什么东西还在吸引你吗？也许不如返回故乡，那片沉溺于感官享受的意大利？

有的是疑问，而没有的是答案。惯性使我继续航行了。我去过南京西路，在地铁口和好友聊起了广东的工人和香港的神父；迷路在安徽，一个骑着摩托的光头大叔载了我一程，并安排了我到下个目的地；在帝都，我坐在了胡同的露台，用一把带星空图案的雨伞望着星星；我在海南的小镇依靠过看云来计算几点会下雨；在魔都坐出租，老家江西的司机和我回忆起意大利足球的黄金时代；走到义乌，我访问了收藏碟片的韩国商会长。

我想，这些正是马可·波罗对大汗说的、可以拼砌成一座完美城市的原材料：“剩余的混合碎片、间歇隔开的瞬间和不知谁是接收者的信号。” 

“生者的地狱是不会出现的”，马可·波罗接着说，“如果真有，那就是这里已经有的，是我们天天生活在其中的，是我们在一起集结而形成的。免遭痛苦的办法有两种，对于许多人，第一种很容易：接受地狱，成为它的一部分，直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第二种有风险，要求持久的警惕和学习：在地狱里寻找非地狱的人和物，学会辨别他们，使他们存在下去，赋予他们空间。”

我用中文和大家分享非地狱的人和物。从米兰到兰州，各地的华人通过邮箱收到我写的日记。就像2014年的那些青奥会志愿者，读者们和我诉说自己的烦恼、无奈、希望、片刻的幸福。我跟他们没见过面，大部分以后可能也不会见面。我们从远处通过文字交流生活、社会、未来。这是我来华六年最大的收获。“汉字是你的朋友”，老师曾经和我说过。当时我总不记得怎么说“再见”，只能心里一笑，觉得中文字顶多能成为一个遥远的亲戚。但现在它不仅成为了我的朋友。在使劲走向封闭的时代，中文是我和世界保持连接的绳索。

润不润，似乎不重要了。天大地大，堂堂正正地做ale就行。

成都

2022年11月1日，早上八点。经过一天两夜，从上海站出发的K282列车即将完成它的使命，到达成都西站。我从10号车厢的16号中铺爬下去，坐在已经没有人的16号下铺。我估计它的乘客在天还黑的时候就下车了，床单还没有被乘务员收拾。我靠着床边的墙坐着，享受中上铺的居民无法体验的舒适程度。在我的对面，有一位身体姿势几乎和我一样的男人。他应该是最近才上车的，面部表情也没有那种长途火车带来的疲惫。

“我们是做布料的”，唐先生边说，边从商务包里拿出来一份公司营业执照。“留一个电话吗？”

我很久没有跟别人互留电话号码。我念完了手机号之后，唐先生给我拨了一通电话。我举着手机给他看。唐先生看一眼我手机上的来电提示，但还是不挂电话，似乎多打一会儿，我更能收到他的号码。

唐先生希望我给他介绍一些合作伙伴，帮他提升业绩。他说，我肯定会认识一些同行。我说没有的时候，唐先生觉得我只是想谦虚，因此坚持再问一遍。我是真没有。

他们公司总部在成都，工厂在杭州，出口到阿根廷。“日韩不做”，唐先生解释。“美国也不做。西方国家都不做。” 看来，西方国家的布料不来自于唐先生。

快到站的时候，唐先生发现我行李很多，主动帮我推其中一个大箱子下车。“吃个早餐再走吧”，唐先生对我说。“我们很喜欢交到国际朋友。”

我说，一会儿朋友会来接我。“那我们再联系吧”，唐先生说，有些失望。

出站排队做核酸，打开四川天府健康通，我发现自己无法输入护照的信息注册，因此没有绿码。工作人员让我去“开单子”，一个让没有手机的人也能做核酸的发明。一群准备上工地的工人排在我的前面。一个稍微不耐烦的防疫工作人员在处理他们的情况。

轮到我，他表情很困惑地翻着我的护照，就像第一次看日漫、不知道是往哪个方向读的样子。我和站在旁边的另外一位防疫人员帮他弄清楚哪个是姓、哪个是名、哪个是护照号码。

结论是因为该核酸站输入个人信息的系统仅支持汉字，我需要去医院做核酸。

“我帮你叫警察吗？”，站在台边的工作人员问我。瞬间，我想的是“被带走”，“集中隔离”，以及一系列的不妙现象。其实她只是想问我需不需要让他们开车送我。

我一抬头，发现唐先生还在。他做完了核酸，现在站在社会和铁栅栏的另一面，看着我。心里觉得应该说一句“不用等我”，“您先走吧”。但是我正处于和防疫人员的交谈中，我有些忙不过来。

人口两千万的城市，火车站怎么没想过会遇到外国人的问题？注册健康码为什么不能用护照？我说着说着，暴露出自己的烦躁情绪。站在我对面的防疫人员让我打开支付宝、把手机给她。

操作了几下，手机上出现四川天府健康通的绿码。我想说“操”，但我最终选择仅仅用面部表情来表示惊讶。

“我是不是很厉害”，防疫人员张开双臂说。

“是”，我充满感激、还有些内疚地回答。原来，用微信扫天府健康通只能用身份证注册。但是只要用支付宝扫码，就可以用护照注册了。

仿佛是临时的天赐之物，我拿着绿码飞速去做核酸。出了站，唐先生不慌不忙地在原地等我。我们打个车，把早餐吃完了，微信也加了。分别后各自回各自家，他给我发消息说，有机会给他介绍客户，加两个呲牙表情。 

“以后我们永远是朋友。”

*文中图片由作者提供。作者想感谢：刘水。

作者———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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